深度 | Vetements创始人突然离任，高级时装将回归？
时尚即梦想，特别是在艰难的处境中，人们万万不可低估时尚对恢复消费者信心的作用
作者 | Drizzie
将当前时尚界传递的碎片化信号，由点及线，我们看到了更大的版图。
据时尚商业快讯最新消息，设计师品牌Vetements今日发布一份官方声明，品牌联合创始人兼创意总监Demna Gvasalia将离职，未来会继续专注于开云集团旗下奢侈品牌Balenciaga的创意工作。
Vetements首席执行官Guram Gvasalia在声明中表示，Vetements一直是创造性思维的集合体，未来品牌会继续突破界限，并继续支持拥有创造力的人才，但未透露Demna Vetements的接替人选。Vetements由Demna和Guram Gvasalia两兄弟于2014年创立，一直负责创意工作的Demna Gvasalia在格鲁吉亚和德国长大，在安特卫普学习时装设计，后于2015年加入Balenciaga。
“Vetements”一词在法语中原义便是“衣服”。自Vetements创立起，该品牌借助Maison Margiela解构主义时尚遗风，糅合设计师本人的东欧街头文化成长背景，在时尚行业掀起了一场彻彻底底的“反时装”潮流，令不少人对传统时尚体系祛魅。而Demna Gvasalia此番离职，或也预示着由Vetements在行业中掀起的“反时装文化”告一段落，高级时装行将回归。
实际上，从近期的时尚界动向中，我们已经捕捉到了这一趋势。例如，刚刚过去的纽约时装周获得了较以往稍多一些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这是美国时装协会CFDA主席Tom Ford上任后的第一季，还因为纽约时装周终于出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全新血液。
上一季在纽约时装周一炮打响的日本设计师Tomo Koizumi于上周发布了第二个系列，这名设计师在Instagram上受到知名造型师Katie Grand发掘，又得到美国时装代表人物、前任Louis Vuitton创意总监Marc Jacobs支持，上一季在Marc Jacobs旗舰店发布了首个系列，并一炮打响，成为过度商业化、也越来越令业界感到无聊的纽约时装周新的期望。
Tomo Koizumi的设计十分具有辨识度，彩虹色欧根纱的堆叠，“铺张”地使用50米乃至200米聚酯欧根纱面料，与过去几年来由Vetements、Gosha Rubchinskiy等品牌主导的东欧朴素风格和街头文化鲜明对立。
Tomo Koizumi并不以实穿为目的，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对牺牲创意去制作成衣没有一点兴趣，相反，他更愿意为明星和舞台演员等私人客户定制服装。在上周那场秀上，Tomo Koizumi放弃了传统的走秀形式，而让变性模特Ariel Nicholsen以默剧演出的形式，展示了七件衣服。
设计师Tomo Koizumi与首个系列（上图），其第二个系列邀请变性模特更换7套衣服，以默剧形式呈现
从很多层面上来看，Tomo Koizumi都在以高级定制的思路经营品牌。例如不计成本地使用面料，以及将时装秀作为纯粹展示形象的场景，而非促进销售的环节，这都与高级定制不谋而合。考虑到这名设计师办秀地点在商业气息十分浓厚的纽约时装周而不是高级定制的据点巴黎时装周，Tomo Koizumi自然获得更多的关注。
当然，高级定制是受法国法律保护的命名,只有得到法国高级时装协会La Chambre Syndicale de la Couture的认可，才有资格被称为高级定制，这里所指的仅是高级定制的模式。
Tomo Koizumi出现得更早或更晚，或许都不会走红。
过去几年，街头文化带着颠覆传统时装体系的使命出现，令人们近百年来的传统时装体系产生质疑。作为传统时装权力体系的体现，高级定制成为街头文化品牌攻击的首要目标。1945年开始，法国高级时装协会对高级定制品牌成员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例如建立至少有20个人，规模达标、分工明确的工作室，每一季推出至少50件时装等，这也是时装产业“体制化”的里程碑。而在2016年Vetements受邀登上巴黎高级定制周后，一切都变得有些讽刺，行业进入了剧烈的彷徨期。
三年后的今天，Vetements最初激发的震惊余波散去。在人们对内容空洞的街头文化感到疲倦的当下，造型师Katie Grand敏锐地嗅到了高级定制式“重工”和浪漫主义的回潮。
有数据表明，全球高级定制客户仅两千人左右，但是高级定制所营造的终极时装梦想却“养活”了整个时尚行业。在经济前景不明的当下，人们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制度”所带来的安全感中，越发地需要高级定制营造幻想。也许有人在经济动荡中失去财富，但是永远有新富填补位置。高级定制仿佛一个安全港，这里一切安好。
被冷落许久的Marc Jacobs在本季收获了大量关注
在这一波浪潮中，被主流时装界忽视多年的Marc Jacobs在本季迎来了久违的回归。18年前，Marc Jacobs在当年9月10日发布的一个欢欣鼓舞的系列后，911事件于次日早晨爆发，将人们瞬间拉入悲痛的深渊。但是多年来Marc Jacobs一直是美式乐观的代表，坚持以积极情绪对抗时代抑郁，在瞬息万变的时尚潮流中，始终通过将趣味性、街头感和高级时装质感结合的方式，呈现耀眼自信的女性形象。
Marc Jacobs在最新系列中通过明亮色彩和廓形重新契合了时代的节奏，将人们带回了时尚最初吸引人的一面
这种完美形象反而令Marc Jacobs在过去几年时尚趋势的叛逆剧变中受到年轻一代消费者的冷落。千禧一代和Z世代消费者对Marc Jacobs在90年代的grunge叛逆风格和Louis Vuitton时期的高光时刻已经十分陌生，他们将Marc Jacobs划入“过时”品牌中，令品牌成为LVMH的业绩累赘。有消息称，LVMH集团董事长兼CEO Bernard Arnault 在 2016年度业绩的投资者电话会议上甚至直接表示，“比起特朗普，我更担心 Marc Jacobs。”
不过，Marc Jacobs在最新系列中通过明亮色彩和廓形传递振奋人心的乐观情绪，似乎重新契合了时代的节奏，将人们带回了时尚最初吸引人的梦境，发现高级时装的美好。将视线转移到伦敦时装周，逐步成为伦敦时装周关键品牌的Molly Goddard也借由夸张的浪漫主义风格，获得大量社交媒体关注。其中一件鹅黄色欧根纱蓬蓬裙在廓形上更为饱满，体现出这名设计师几季以来对标志性设计进一步的极致化。
伦敦设计师品牌Molly Goddard 2020春夏系列
当然，在街头文化入侵的过程中，一些有文化根基的街头品牌也在洗牌过程中崭露头角并站稳脚跟，在纽约时装周进行展示的新锐品牌Pyer Moss裹挟着种族多样性和年轻嘻哈文化的“新美国梦”，成为颇具潜力的新一代美国设计师。与前述品牌相似的是，Pyer Moss同样通过时装贩卖梦想。
Pyer Moss以种族多样性和嘻哈文化元素，成为新美国梦的时尚代表
时尚即梦想。特别是在艰难的处境中，人们万万不可低估时尚对恢复消费者信心的作用。
根据Lauren Olds撰写的论文《二战与时尚：New Look的诞生》，二战期间由于物资紧缺，英国政府对服装的面料使用有严格规定。为了节省用于制作制服和降落伞的羊毛和丝绸等材料，英国和美国政府先后通过了限制织物使用和配给衣物的法案。1941年，每个英国成年人都收到了66张衣服券，但这个号码很快降到了48张。1945年，每人只收到36张衣服券。一个女人的斜纹软呢套装单独需要18张衣服券，是年度口粮的一半。除了对每个人可以购买的服装数量设置了严格的限制，政府还要求大衣和鞋子必须具有功能性和耐磨性。
英国贸易委员会于1941年推出的公用事业计划规定了英国制造布料的成本和质量，希望停止时尚的变化，以便衣服不会很快过时，从而节省制服和战争其他方面所需的面料。根据《Changing Trends in Fashion》一书的作者Anne Tyrrell的说法，战争期间的风格是朴素而简单的。褶边和褶边一去不复返，民用服装往往反映了军装风格。由于橡胶是战争必需，因此设计师开始推广不需要腰带的款式。随着女性加入了工厂的劳动力队伍来取代战争中的男人，裤装开始取代裙装。
Christian Dior在1947年推出的New Look成为战后时尚的转折点
二战结束，百废待兴，这样的朴素风格延续到了战后。但是情况在1947年发生了变化，Christian Dior通过New Look复兴高级定制，通过时装造梦，对恢复人们的信心起到巨大作用。
Christian Dior在1947年推出的New Look使用多达30码（1码约等于3英尺）的面料，相当于一件战时服饰的10到15倍，为了在裙子下方创造丰满度，New Look还用几码布料的荷叶边做衬裙。New Look还彻底改变了过去十年的方肩肩直廓形，突出女性妖娆身形，采用柔软的肩部衬垫设计，突出黄蜂腰，裙子轮廓从臀部向外张开至小腿。
尽管政府试图号召人们抵制New Look，一些民众也认为New Look奢侈浪费，但是时装的魅力仿佛病毒般感染着人们。不久后，New Look的廉价版本就出现在了各种百货商店中。消费信心越低迷，人们就越需要看似铺张浪费的高级时装。
眼下高级定制式时装和浪漫主义的回潮，也可以在当下的全球经济中找到根据。
经济好的时候，新富荷包鼓鼓，喜穿华服。提前进入“后物质时代”的中产以上人群在过度丰富的物质中，反而希望穿得朴素，这同样也是与新富阶层区别身份的一种标志。几年前的normcore极简风潮，以及主打基本款策略的优衣库走红，实际上恰恰是消费乐观的一种体现。而Vetements等街头文化，将“贫穷”形象卖出奢侈品价格，也是繁荣时代的一种反叛宣言。
然而以2018为拐点，全球经济周期性衰退到来，金融危机恐慌蔓延，脱欧和地缘政治动荡挫伤了消费者信心。据英国零售商协会BRC周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英国城镇中心的商店空置率升至10.3%，创2015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客流量下降1.9%，创2012年以来最大降幅。其中高街客流量下降2.7%，购物中心客流量下降3.1%，零售中心区客流量增长了1.2%。 密歇根大学8月的消费者信心的调研指数跌至7个月低点，原因是人们听到了更多有关商业环境恶化、国际贸易摩擦和美国股市受挫的不利消息，对经济的担忧日益加剧。
每年7月和8月本来是香港旅游旺季，但从6月开始，香港旅游业受到冲击。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八月整体访港旅客589.59万人次，较2017年同月增加17.4%。去年整体访港旅客达6515万人次，总消费3282亿元。若按四成跌幅推算，今年八月访港旅客“蒸发”236万人次，仅剩余约354万人次，推算单月经济损失约120亿元。
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下，时尚也终于迎来了从朴素向华丽、从实用化向浪漫极繁的反弹，而高级定制则是华丽浪漫的最大化体现。
从时尚行业内部发展的角度来看，快速的大批量商业化生产虽然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利润，但是Virgil Abloh式创意拼贴重组，将已经存在的东西调换包装，这样的时尚已经从最初令人兴奋演变为审美疲劳，不少消费者已经识破了把玩概念、不够真诚的把戏。
人们开始反思，过去几年街头文化对时装文化的“祛魅”已经损害了时尚的造梦内核，有矫枉过正的嫌疑。时尚只有不断造梦，保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才能维持运转。越是在艰难的环境下，人们越是需要做工精美的时装和美好的创意构思，来逃脱现实的苦涩。
作为近年时装体系祛魅的始作俑者，Vetements创始人Demna Gvasalia已开始有意识地让Balenciaga回归高级时装的根源
从上一季开始，Demna Gvasalia掌舵的Balenciaga也开始有意识地向高级时装回归。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他将会在Balenciaga系列中增加更多经典产品和更精致的时尚风格，例如他父亲也能穿的做工精美的羊绒套衫等，同时也会继续探索更多的剪裁、尝试不同的晚礼服风格，让品牌更具包容性，以满足更多人群的需求。这似乎也意味着Balenciaga的目标受众，正在从爆款期崇尚街头潮流风格的千禧一代向经济实力更加稳固的中产阶级理性回归。
值得关注的是，据时尚商业快讯今日最新消息，Demna Gvasalia已经决定离开一手创立的Vetements，专注担任Balenciaga创意总监一职，这或也意味着由Vetements在行业中掀起的“反时装文化”告一段落，而高级时装即将回归。
时尚评论家Vanessa Friedman也在《纽约时报》上一季的秀评中也表示，从Riccardo Tisci的Burberry、Hedi Slimane以1970年代为灵感的第二个Celine系列，以至于Altuzarra、Comme des Garcons、爱马仕等品牌的表现来看，奢侈品牌终于停下盲目追逐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步伐，开始在潮流化和中产阶级审美之间试图寻找平衡点。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市场，情况有一些不同。中国消费者较欧美消费者消费信心更足，沉浸在经济向好、消费升级的情绪中，再加上近期刺激有效需求的相关政策，中国消费者正成为拉动全球奢侈品集团业绩增长的主要动力。微信公众号LADYMAX通过对第二季度奢侈品巨头的财报进行总结发现，全球奢侈时尚行业主要趋势之一，是中国奢侈品消费力的崛起，推动亚洲超过欧洲成为最大的奢侈品市场。
不仅仅是高端时装品牌，高端护肤品牌也继续成为美妆行业的主要增长引擎，欧莱雅集团、雅诗兰黛集团和宝洁集团在最新一季度均录得破纪录的业绩表现。有分析指出，高端化妆品在走俏的背后是年轻消费者开始追求“从有到优”的生活。在美妆产品细分消费群体中，凯度消费者调查研究显示20至29岁的年轻女性已经成为美妆消费的主力军，尤其喜欢高端品牌，其中90后消费者买走了中国一半的高端化妆品。
如果说十年前的经济乐观时代，轻奢是人们青睐的品类。那么在当下则是，越高端，越好卖。
时尚既不重要，也重要。它是剧痛时的一粒短效止痛药，是物质匮乏年代上海人发明的假领子，是现实无法满足的另类幻想。在时尚消费中暂时忘记生活多艰，唤醒生活信心，就是普通人如你我，在时代洪流面前的一种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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