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勇：七个方面看企业自救的“招数” | 战“疫”
企业原来似乎还没有那么迫切的一些需求，一下子为形势所逼，摆在了每一个企业家的面前。
疫情进入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下，企业如何自救？企业现金流怎样维持？员工不上班该发多少工资？危机会否倒逼企业发掘新的生产力？
昨天（2月12日），文汇报记者袁琭璐连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勇教授。他指出，这次疫情把商业文明建设中的很多看似比较遥远的东西，如企业的社会责任、长期主义、商业伦理、环境友好等问题现实地摆在了每一个企业家面前。
保持现金流：一则盘家底卖存货，另则积极开拓融资渠道
文汇报：2月10日，全国企业复工，上海复工率基本处于70%-80%，一方面是积极响应疫情防控需求，但另一方面防控疫情带来的强力措施使得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等中小微企业受到特别影响，资金链、人员、物流都有很大受限。全国防疫一盘棋后，我们也看到从国家的发改委到各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在出台各类经济、金融补救措施，帮助企业共渡难关；为应对危机，企业也纷纷采取了一些如开源节流、灵活用工、现金流管理等的自救措施。以您的观察，目前各类企业的危机应对措施主要有哪些类型，如何解读它们？
苏勇：企业目前的应对措施，首先当然是做好疫情防控，这对每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最生死攸关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企业还是要正常运作，一些特殊行业如生产玻璃的工厂是不能够停工的，不然很多生产设备会损坏，它的生产具有连续性，所以这类企业的正常经营需得到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同意。有些企业采取远程办公或者灵活用工的方式，还有些企业采取了非紧要情况下能缓则缓的措施。
现在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现金流不能够断，这就好比人身上的血，如果都流出去而殆尽，企业也就难保了。受疫情影响，有的企业只有支付没有营收，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是降低成本，二是企业家需要一些担当。现在的企业或多或少都有些积累，虽然眼下面临艰难期，但当初创业时可能更艰难，所以这个时候企业需要好好盘一盘自己的家底，有的存货先卖点出去、能收回的资金想办法收回一些、能暂缓的支出也就先暂缓一下。同时，也要开拓一些融资渠道。现在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也出台了一些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那么企业也要努力争取。
当然，每一个企业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服务性企业是以人来作为一种媒介，所以现在的困境更大，还有些实体企业就必须员工到现场工作，因此，企业家会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采取适合自己的应对措施。
文汇报：同样经历疫情大考的还有一些小微创新企业，产品正处于研发阶段，投入较大，虽有融资补救措施，但依然面临挑战。网上有种说法“轻易不要去创业，才过贸易战，又迎疫情战”。您认为这次疫情对双创行业和创业者会带来哪些影响和考验？
苏勇：社会上对创业的认识是有些误区的。其实创业的范围很广，包括IT这类网络企业、高科技产业、实体企业、还有农业等产业。现在的小微创新企业确实是碰到一些困境，我觉得可以有这样几种思路：
一是小微创新企业可以借助当下这一特殊时期稍微停顿一下，仔细思考一下自己的创业模式和商业运作的问题。在创业过程中，本身也需要注重快慢的节奏，所以被动地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思考原有的商业模式，如果有不太成熟的地方，可以进行一些调整。
同时，我觉得危机可能会催生一些另类创业，比如说二代农民工用此机会熟读网上科学种植技术，通过更多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这样的一种技术，可能会催生一些新的创业机会。
文汇报：2月7日，人社部等部门就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提出意见，同时也呼吁企业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然而人工综合成本成为疫情期间企业成本的支出的大头。2月10日复工后，从网络各类信息中，也看到一些高薪招聘或裁员的招贴，企业是遵循市场原则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劳工利益和企业利益？您长期研究企业伦理，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经历了哪些考验，这次又提出哪些挑战？
苏勇：这里需要区分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国有企业更多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现在说的受影响比较大的是那些民营企业、私人企业，如果说企业没有营收、没有利润，但还要按照原来的标准支付的话，肯定是有困难的，所以出台的一些政策需要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情况，不能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企业主身上。
对于如何平衡劳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我觉得一方面要考虑到员工的切实情况，另一方面也要站在企业所有者、经营者的立场上来考虑。不管是伦理原则还是法律原则，虽然劳动者是响应政府号召进行居家隔离，但要求企业主一定按照工作的标准来支付员工工资，也有欠妥当。企业可以考虑和员工进行劳资协商，一方面关怀员工，包括心理辅导、落实隔离措施等等，了解并解决他的切实困难；另外一方面通过双方协商，在员工居家隔离期间支付员工一定的生活费用，既照顾到员工的生活需求，也考虑到企业的生存需求。
从企业伦理的角度看，这次疫情把我们商业文明建设中的很多看上去比较遥远，或者以前觉得谈论为时过早的东西，比如说企业的社会责任、长期主义、商业伦理、环境友好等一下子推到了面前。以前在讲课中，很多企业家认为这些内容在西方国家谈论还差不多，在中国似乎为时过早，而这次突发的疫情却将这些问题现实地摆在了每一个企业家的面前。
文汇报：您曾有八年时间负责MBA的招生和管理，近年又长期关注企业家群体成长，已连续出版了四本《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精粹》，对企业家做了大量的访谈。企业家往往是社会精英人群中最先应对社会风险的群体，您认为这次疫情中，您关注的这些企业家群体可以打几分？除了社会捐赠外，从您和他们的交谈中，感觉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管理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苏勇：我访谈过三十几位中国杰出企业家，和其中部分企业家最近也有联络，在我看来这些优秀企业家非常有责任担当。在这次疫情中，他们都根据自己企业的情况捐款捐物，这都是社会责任的表现，如果说要打一个分数的话，我觉得至少在90分以上。其实他们平时也就是这样做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访谈过的远东集团，它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安排残障人士在企业里工作，完全超过了政府要求安排残障人士的指标。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企业也很不容易。我们访谈过的企业规模都较大，至少是中国500强，有的还是世界500强。规模大的好处是当地政府都比较重视，会给予较大的支持力度，但同时因为这些企业多为实体企业且用工数量大，因此受到的影响也相对较大。随着近日的复工，我看到很多企业都出台了非常详细的防疫措施来关怀员工，比如说福建圣农集团，制定了详细的规定，来指导员工怎样跟人打招呼、洗手的正确方法等各种行为。这些优秀企业家在对员工的关怀和企业的整个管理上都做得非常到位。
在捐款捐物方面，从企业伦理来说分为功利性和人文性。一是为了功利的目的，即为了打响品牌，获得社会的好感而去做一些慈善行为，这也没错。但我们更提倡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比如飞鹤集团联系的平安好医生做在线问诊等等，虽然不排除这些捐赠或慈善活动以后，确实提升了社会公众对企业的品牌认知度和美誉度，但这至少不是企业的主观意图，所以更加应该提倡。
文汇报：2月10日起，企业开始陆续复工，为防止交叉感染，软件行业在家办公、远程办公、现场办公等线上线下多种办公形式与多样化工作方式，当然制造业还是要在场的，服务行业也需要行动，但与非典时期不同的是，现在互联网很发达，这是否会倒逼企业发掘新的生产力产生？
苏勇：这次危机或许会为企业催生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西贝，以前他可能不太注重外卖这种商业模式，经过这次危机，或许会优化他们的产品研发、配送形式等方面，以弥补以往的弱势，反而在这方面获得更多的盈利。
在疫情之前，也许有的企业会想，为什么要远程办公，做互联网这种电子商务；也有企业认为为什么要上优质的信息系统；甚至有的实体企业会想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机器人，等等，这些企业原来似乎还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现在一下子为形势所逼，摆在了每一个企业家的面前，那么这也会催生企业更好地拥抱互联网，迎接数字时代新的运作方式，甚至催生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文汇报：从中外企业的发展史看，是否也有因公共危机而重生、凤凰涅槃的例子？
苏勇：先讲一个中国企业的例子——飞鹤集团，我访谈过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当时他就给我说了一个很让我印象深刻的事件。2008年因为三聚氰胺的问题，中国的奶粉业可以说全军覆没，飞鹤集团也不例外。在此之前，飞鹤和其他乳品企业的区别在于，它打造了一条全产业链，就是自己种草、种饲料，然后养牛、挤奶、生产奶粉。做这样一条全产业链的好处就是企业自己全程可控，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成为一个重资产的企业。这种商业模式当初曾被人诟病。三聚氰胺事件曝光之后，飞鹤坚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但是市场的恐慌使得行业全军覆没。最后第三方检测机构和权威媒体公布了中国有问题的乳品企业，里面没有飞鹤的名字，其立马恢复了市场销售，且销量节节上升。所以在遇到公共危机或者是行业危机的时候，首先是产品本身质量要过硬，其次是要根据形势的转变及时制定良好的销售策略，我想这对中国的企业都有所启发。
再讲一个国外企业的例子，强生公司也曾经遇到过危机。它有一个治疗感冒的产品叫做泰诺，有谣言说其中有一些可能是有毒的，强生当时及时做出应对措施，凡是在当地有这样传言的，原有产品全部下架，更换新批量的产品。尽管他相信产品没有问题，但为了消除公众的恐慌，及时把公众认为有问题的产品全部下架。这样也能够重拾公众对自家产品的信任。包括上海的光明乳业也曾遭遇过投毒威胁，并因此紧急下架了当地所有乳制品，这样做虽然给企业带来了损失，但为了保证公众的健康，避免谣言引起恐慌，所以企业宁愿承担损失也要重建公众的信任。这些公关的案例，其实从不同程度上都给企业提供了一些思考。
文汇报：这次口罩的需求成了全国乃至全球的紧缺物资，一方面，我们向在一线岗位上加班加点扩产扩能的关联企业员工致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口罩销量前十品牌中，国外品牌占据了六成。3M（MMM.NYSE）、霍尼韦尔（HON.NYSE）等国外厂商的口罩销量在这次疫情中再次居冠，成为人们心目中最靠谱的防护品，虽然它们部分生产厂家也在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是否也让我们关注中国企业的品牌建设，这方面还要更上一个台阶？
苏勇：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尤其对一些实力相对还不是很强的企业来说，代工制造可能是一个主流，但这次的危机让我们感受到品牌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对品牌来说，一是知名度，二是美誉度。很多中国企业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或者觉得创立品牌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财力，对中国企业来说可能还比较遥远。也有些企业关注品牌的知名度，而没有考虑到美誉度。但在非常时期，品牌美誉度的作用就更加凸显出来。
所以，首先我认为中国企业一定要重视创建自己的品牌，而不能够仅仅满足于代工，尤其是行业里面的领头企业更要重视品牌创建的作用。第二，品牌美誉度的提升必须要依靠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我访谈过一个企业——好孩子集团，主要做儿童推车和汽车上用的儿童安全坐椅，他们公司生产执行的标准要超过欧盟标准的两倍。他们相信一个理念“质量绝对不能给成本让路”。现在好孩子的童车在各方面都做到了世界前列，而且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高端市场。这就凸显了品牌的力量，反过来也给企业带来了品牌溢价。
* 转自文汇网，节选自《访苏勇：西贝出借员工给盒马，企业自救还有多少招？| 防疫·专家谈》，作者：袁琭璐、李念
苏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系主任，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企业战略与文化，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品牌战略与消费者行为。鲍勇剑：复产复工，企业董事长的两件手头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