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花：科技公司的最终使命是实现社会期望价值

【科技向善大咖说·第十三期】

陈春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陈春花教授致力于中国企业成长模式研究，致力于管理理论与实践价值挖掘研究，同时也率先了开启企业实证与实测研究，在企业界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以及影响力。

2019年11月11日，在腾讯成立21周年纪念日，正式公布了全新的使命与愿景：“用户为本，科技向善”。 作为长期研究企业文化、数字时代的组织活力等领域的管理学大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教授，是腾讯公司第三次文化升级的关键人。陈教授在半年来为腾讯做组织文化诊断与升级的过程中，深度参与了腾讯此次使命愿景和文化升级。

在近期接受腾讯研究院访谈时，陈教授更加深入细致地回答了互联网对世界、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具体改变，以及它与之前技术革命的不同之处。基于此，陈教授对科技公司如何践行科技向善、如何将科技向善的企业文化与价值观落实到员工行为与具体产品中，给出了清晰的建议。

腾讯研究院：如何评价近20年来，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对社会带来的改变？您认为，其中最大的成就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春花：谈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影响和改变，要回到商业的视角去看。我们对商业的理解，应该围绕它对人的价值和意义去切入。因为商业的核心价值是提供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单纯是为了盈利或者仅为促进自身发展。如果商业不能够帮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那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那按照这个逻辑去看，在商业当中的技术，实际上是拓宽了人的空间。或者说让人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更加舒适，比如说空调就会提升人们的生活舒适度。所以技术本身是让生活空间变得更大、更舒适、更便捷。互联网的出现，也是按照这个逻辑在发展，它也是应用于商业中的一个技术。

和以往的商业技术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互联网技术渗透到了所有生活方式。以往的技术可能只是应用于某一个方面、某一种功能或者某一个维度，比如说交通。但互联网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直接渗透到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它本身就变成了一个生活方式。

过去我们看商业中的技术，会有三个维度的功能：一个是它的工具性功能，一个是它的商业模式功能，最后一个是生活方式的功能。那互联网可能是历史上首次集齐三个功能的技术，它既是技术工具、也是商业模式、又是生活方式。这是它跟以往所有技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在过去20年的发展里，无论是在互联网泡沫期间还是在今天，其实互联网力图解决的，还是怎么让人的生活方式借助于这一技术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当然，首先它是从沟通和连接开始的。

腾讯研究院：你认为沟通和连接是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商业的起始点？

 陈春花：对，从沟通和连接开始。它并不是去解决某一种技术本身的功能，而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连接，怎么样提供一个更便捷、高效、随时随地的沟通方式。所以从互联网一开始，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是从一个社交属性切入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功能。互联网在这20年当中，从提供人与人的沟通渠道开始，接着提供人与物、物与物、人与社会的沟通，再之后就是为人与未来的沟通创造可能。我们看到的很多设想，其实就基于对人与未来的沟通可能性的探索。虚拟世界中很多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就包含有你在跟想象力以及未来世界进行沟通的意味，这是蛮奇特的地方。

之所以我们在今天要特别讨论技术对人的影响，或是技术对伦理的影响，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人类的一个成员。以前技术可能是一个附属，但这一次它是独立的，因为它完全有力量在人的生活当中发挥独立作用。这个时候，它涉及到道德准则与行为约束，所以就要讨论技术对人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腾讯研究院：你认为当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人的生活方式带来的最根本改变是什么？

 陈春花：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称之为“数字行为”。在日常研究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去界定所有资源要素的功能，但是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价值作用的还是人自己。比如说生产力要素，它早期等同于“土地”，而后随着外延扩张又被认为是“自然资源”、“资金”等，再然后则被视为“技术设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出现之后，你发现数字技术也成为了生产力要素，但它与其他所有生产力要素均不同——数字技术与人的关系，并不局限于近距离接触，还延伸到了深度互动层次。 

关于生产力要素对人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我认为可以从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对人类历史中三次重大技术革命的回顾中获得一些解答思路。德鲁克指出，自工业革命开始，所有的技术变革都基于人类对知识的运用。在第一次革命中，人类把知识运用于生产工具，推动了出版业的诞生及工业革命的繁荣。换言之，印刷术取代了口口相传的知识传授模式，使得更多人可以通过出版物获取可复制的知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运用于生产工具”，它带来了一个“生产力革命”。在第二次革命中，人类把知识运用于作业流程，其背后折射的是一种通过分工来促进效率的意识，因而我们称之为“效率革命”。而第三次革命是人类把知识运用于知识本身，即“管理革命”。当人类同时把知识运用于生产工具、作业流程与知识本身的时候，便创造了19世纪至20世纪的巨大产出，这就是知识的作用。到第四个阶段，即互联网阶段之后，前三个阶段都可宣告结束了。这一阶段，人类实际上把知识运用在了整个系统创新，所以我把这次革命称之为“知识革命”。

那么，知识革命造成的最可怕后果可能是什么？前三次革命都是机器革命，并没有对人的身份与地位进行调整。但是第四次的知识革命，在把数据变成生产力要素的同时，也冲击了人类固有的社会结构。前面三次革命中的“人机互动”，都表现出了协助人类改善生活方式的良好目的，例如铁路意味着便利交通，计算机意味着提高工作效率；但这一次革命，技术体现出极强的替代性，它似乎成为了一种可取代人类的存在，比如，生活或工作程序中所有可量化的部分都可让机器代劳了。

在这次彰显“智能化”的革命中，我认为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人机关系的变化，从帮助人到取代人。所以，我们又可称之为“人机协同”。当技术要参与到这个社会的建设中，也就是我刚刚说知识运用于整个系统创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回避它的约束问题、价值观的问题。而对于提供底层技术的公司来说，他们可能要旗帜鲜明地阐述自身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观，也就是一定要回答：科技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腾讯研究院：那么怎样是比较好的“人机协同”关系？

 陈春花：不管技术如何变化，我们首先要接受的是技术与人在互联网阶段是互为主体的，这是因为技术已经是一种可以对人的生活方式做出巨大改变的存在了。但是，人有主观能动性，无论互联网环境对我们产生多大的影响，都不能直接把生活自主权全交给技术，当然也不能反其道而行，对技术变化视而不见。人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而这种意识将决定我们在这个人机关系的互动中最后要实现的结果。 

我和梅亮2019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过一篇讲人机关系的文章，提到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互利共生”，表现为智能技术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第二种是“偏利共生”，即一方单方面发展，而另一方并不因此产生任何正面或者负面的变化；第三种是“偏害共生”，即一方发展，另一方则受损；第四种情况最可怕，它叫“吞噬替代”。杀人机器就是吞噬替代的典型例子，但吞噬替代并不完全是负面色彩的，比如说无人驾驶技术。这四种情况根本上都要求有一个科技伦理，即针对机器发展要有一个共同的约束，而我们人在这个约束制定上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

腾讯研究院：你提到的这四种人机关系，会不会因为人群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精英发明和设置一个算法或产品，来实现对另外一群人的控制或影响？

 陈春花：假设这一小撮人的载体是一家企业，我们可以想想这个企业为什么会存活于这个世界？从经济学交易理论的角度来看，如果把所有的生产力要素给予一家企业，那么这家企业的产出将会是巨大的，它肯定能活下来。但是从企业的角度去看，一个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应该做四件事情：第一，提供好的产品或者服务；第二，提供就业；第三，盈利；最后，实现社会期望的价值。我是用这四个维度来衡量一个企业是否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总之，不管企业规模多大，其拥有多少员工，最终要完成的使命就是实现社会期望的价值。当一家企业违背了社会期望，大众会用自己的选择来给出一个评判，在国内的科技公司中，其实已经有这方面的案例。

腾讯研究院：那么对于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怎么去界定社会对它的期望价值是什么？ 

 陈春花：首先，当一种技术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基本工具时，我们会期待每一个人都能以较小的成本付出来获得这种工具的使用权。以“提供微信服务要不要收费”这个问题为例，从纯商业的角度来讲，面对数亿用户，公司如果选择收费将会快速获得一些利润。但是因为这个产品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收费”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就不可接受。这和“米不能太贵”的道理是一样的。对于人们生活使用的基本工具，我们不能收费，或者只能收取极少的费用——这大概就是大家对它的期望。

简而言之，这种价值取向背后依赖的就是共生关系。企业如果对其提供的生活基本工具进行收取违背社会期望的费用，它不仅会失去用户，而且这个企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外，由于数据自身的“透明性”，我们还会期待企业注重数据隐私、数据安全问题。

腾讯研究院：你觉得公司规模与社会价值践行之间有必然关联吗？

 陈春花：一家企业产生巨大影响力，并不取决于规模，而在于它能否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与改善人的生活方式。换言之，价值是一家企业的立命之本。查阅全球企业发展史，就会发现那些存在时间长达百年的公司并不以规模取胜。企业盲目追求扩大规模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视文化价值的建设。反观那些低调践行社会价值的企业，它会更加长久地运作下去。因为它专注践行的这个价值，恰好就是一小部分用户所喜欢的，然后这些用户会成为忠实的朋友，与企业一起前进。

腾讯研究院：对于大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企业文化如何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产品服务中？

 陈春花：无论是苹果、微软，还是腾讯、阿里，我们评价这些企业的时候，最终都会落到价值观层面。企业文化并不是虚构出来的，它聚焦于员工行为与产品特征。例如在产品特征方面，苹果始终坚持简洁、舒适、漂亮、引领的文化价值观。早期，苹果曾经因为其系统过于封闭而运营困难，但它后来还是坚持封闭系统以贯彻其简洁、引领的价值观，不同的是，它开始面向合作伙伴开放系统。

而微软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是“我要给人类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在此之前，微软首先要提供一个用以观看世界的物体，所以就导向了“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台电脑”。但是，微软实际上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操作系统，而与之相配的硬件来源于其他企业。换言之，微软在赋予力量给每一个人，所以它很早就开始面向公众传达微软系统所象征的意义。所以，当它朝这个方向设计产品的时候，如果能让大家感受到其中的能量，那么这就是企业文化。

就国内企业的产品来说，最早让我感受到腾讯“科技向善”的，其实是腾讯99公益项目。在互联网公益平台出现之前，公益行动主要是有钱人在践行，普通人是比较难参与到公益里去的。然而，人心之善不在于捐款的多少，而在于一种付出精神。有了互联网技术、有了公益平台，极大地降低了普通人参与公益的门槛。每一个普通的人，都能够借助于这个平台，解决很多他之前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再以游戏产品为例，在设计的时候，应该遵循怎样的文化理念？是让用户通过游戏学会与这个世界相处，进而建构与这个世界的更好关联？还是让他们去产生暴力倾向、或者产生在虚拟世界生存进而排斥现实世界的想法。再进一步来看，其实未来我们的很多学习都要借助游戏的方式去推进。我们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在这个方向上投入精力，把现在很多中小学的学习内容，进行游戏化开发，促进他们的学习。其实这些都是科技向善怎么体现在产品上的一些方向。企业文化的真正体现，最后一定会落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产品，一个是员工。

腾讯研究院：对于员工规模庞大的企业来说，怎么防止企业文化的稀释和变异？

 陈春花：它需要企业全方位了解自己的架构、文化等，这囊括了产品设计、制度设计等各个方面。企业文化是需要渗透到每个员工的行为之中，需要传递到员工的日常工作之中。对于员工规模庞大的公司而言，防止企业文化的稀释和变异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企业的价值观是明确的，倡导什么，反对什么都需要旗帜鲜明，这样可以让员工得以明确理解。其次，企业文化一定是会体现在制度之中，体现在规则之中，因而企业需要在制度建设和规则确立中，完整地体现企业文化，体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明文规定可以让员工知道约束与行为。接着下来，需要有可被确立的好的榜样，文化是需要正向传递和显现的，给员工以榜样的力量，员工就有了真实的方向。这就是你在决策的时候，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文化是什么，其实体现的是非常清楚的，一点都不虚。

腾讯研究院：“科技向善”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会和行业的激烈竞争局面相冲突吗？您觉得“科技向善”能否成为科技行业的新竞争力？

 陈春花：它们没有冲突，二者是相伴相生的，根本不是对立关系。如果企业没有竞争力，文化就失去了讨论的土壤；而如果企业没有一个好的文化，则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竞争力。当然，我们可能会说激发人的善，与激发人的恶相比更加困难。但我觉得，企业像人一样，如果要发展、要进步，首先要学会去做一些难的事情。

（以上内容为【科技向善 · 大咖说】精简版，完整版本请期待《科技向善白皮书2020》）

【科技向善·大咖说】往期回顾

科技向善大咖说 · 认知升级

2019年9月，腾讯研究院开始陆续深入访谈全球业界与学界大咖，围绕「何为科技向善」、「如何理解科技向善」的问题，广而寻求见解与共识。包括最著名的网络社会学家卡斯特教授、斯坦福和平科技实验室创始人玛格丽塔教授、创业者/硅谷投资人邵亦波先生、搜狗创始人兼CEO王小川先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女士、北大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清华传播学系金兼斌教授、北师大系统科学系张江教授、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费俊等等，从不同的背景与专业出发，分享了各自的思考。

「科技向善」这场大型社会实验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而且没有终点，而且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它的实验结果。每一个数字公民，都无法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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