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中国稻作科学之父”，给华农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
为迎接华南农业大学110周年校庆，
传承大学精神，
丰富校园文化，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华农官微将于近期推出
“璀璨星辰”系列人物专题，
讲述我校创校先驱、学科创始人
及院士的人生故事。
丁颖（1888—1964年），字竹铭，别名君颖，著名农业教育家、农学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192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历任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学院院长；1957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晚年主持水稻生态系统研究，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胸怀振兴祖国农业的伟大抱负，鞠躬尽瘁，为开拓、发展我国农业科教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我国农业科教事业发展道路上的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
为振兴中华农业而立志学农
1888年11月25日，在广东省高州县谢鸡镇硕塘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中，父母的第12个孩子呱呱落地，他就是丁颖。终日劳作的父亲丁林泰深感穷人受欺负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决定借债供他上学。作为丁家第一个读书人，丁颖背负了家庭的殷切期望，当他坐在课室时，他不会忘记，是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耕作让他踏入知识的殿堂，他也不会忘记，自己身上承担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改变父亲及千千万万个像父亲一样的农民的命运。
1906年，他考进县里的洋学堂——高州中学。中学时期的他目睹了农民生活的惨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农村经济濒临破产，民不聊生，衣食严重不足，需要进口大量洋米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中学时期的丁颖就已经受到孙中山先生自由、平等、博爱的进步思想的熏陶，并且认识到泱泱农业大国唯有提高国人科学文化知识、加强农业教育才能改变国家贫弱落后的面貌。中学毕业之时，他决心报考农科，为振兴中华农业而学习。
30年代的丁颖
1910年，丁颖考入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1912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公费留学日本学习农科的机会。因社会轻农思想和家境贫寒的困扰，他的赴日求学之旅曾数度被中断，不得不辞课归国，但是为了实现他早期就已形成的理想，最终他还是毅然选择三次东渡日本学习农科。
1914年6月他曾一度回国，后又于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中国学生运动而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此时的丁颖在气愤之余，已不思久留，加之那时家境拮据，他辍学回国，并在高州农校任教，后来又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回国后他再次目睹了祖国被侵略凌辱，农民缺少科学文化、落后挨打的可悲状况后，丁颖深感不再深造就难以实现“科学救国”的夙愿，遂于1921年４月第三次赴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直至1924年36岁时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士学位并返回灾难深重的祖国。他是该校第一个攻读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
兴办农学矢志不渝的伟大爱国教育先驱
振兴中华农业，兴办教育，这是丁颖毕生执着的追求。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丁颖在一次题为《农业教育与农政》的讲演中，就精辟地阐述了他对兴办农业教育的几个基本观点：一是为了振兴农业，复兴农村，安定农民生活；二是为了解决农业技术推广问题；三是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他始终坚持农业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大批热爱农业、服务于农业的科技人才的理念。
当时社会上轻农思想比较严重，很多人不愿报考农科，害怕毕业后到农村从事艰苦的农事，丁颖对此甚为不安。50年代初，他曾语重心长地勉励华南农学院毕业班的同学：“一定要热爱农业，热爱农民，热爱农村，热爱农业生产，牺牲目前的个人利益，献身于长远的农民群众的利益，以求达到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目的。”“以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来承担社会主义农业改造和建设的任务。”并强调指出“这是我们农学家的起码条件”。
1924年，丁颖归国后即在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后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执教。丁颖回到家乡首先向老农民丁德才先生请教，学习中国几千年的农法经验，为编写农业教学讲义、稻作栽培育种和成立广东省各地区的稻作试验场作准备。而后，他毅然担负起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拓荒者的重任。
丁颖教授工作照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的炮火打响，战火从东北弥漫至全国。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山大学三次迁移校址，颠沛流离。1940年秋，丁颖临危受命，出任农学院院长，带领全院师生，千里迢迢，历尽艰辛迁往湖南宜章县一个偏僻小山村——栗源堡。他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在最艰难的时候，只能靠“卖青草”预售良种等方式维持科研、教学工作。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现状，他想方设法延聘一批知名教授来学院任教，又先后创建了北江稻作试验分场和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殖场，改善了办学条件，吸引了一大批有志献身农业科学的青年纷纷前来深造，使得农学院在困境中得到复苏和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企图让校方迁校至海南岛，丁颖深知国民党统治黑暗，极力反对迁校，甚至不顾自己和家人的安危出面保释被捕的学生，积极参加“教授求生存”和护校斗争。他曾代表中山大学“教授会”向国民党教育部请愿，要求改善教工待遇。1949年“七二三事件”后，他还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师生的活动。
1950年，面对饱受战乱而遍体鳞伤的农学院，他义不容辞，接受了党和政府的重托，再次出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团结全院师生，出色地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艰巨任务。至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前，中山大学农学院已成为有8个学系和试验研究机构的较齐全的农学院。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成立了华南农学院，丁颖成为首任院长。在职12年，丁颖进行教育改革，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学校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使华南农学院成为国内少数设有农、林、牧、蚕桑、农机等多专业和多学科研究机构的农科大学，进入了全国知名大学行列。
丁颖作为一名杰出的科教事业的领导者具有极为开阔的视野和胸怀，他强调培养热爱农业科教事业优秀人才的前提是要加强思想品德教育。早在1935年他就曾积极推荐品学兼优的青年教师出国深造。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经先后发表《社会主义时期教育工作者的作用和人物》《如何领导青年教师向科学进军》等文章，提出要注重对青年教师思想品德、学术思想的培养。他一再要求党组织给教师以有计划的共产主义教育；要求教师要自觉地在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中努力提高自己，反对一切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在他的领导和带动下，一批知名资深学者云集华南农学院，成为相关学科领头羊，并以此引领产生了一批实力较强和发展后劲强劲的学科，华南农学院逐渐形成了一支具有良好学风，爱岗敬业的高素质、稳定的师资队伍。同时，他身体力行，亲自培育出多位栋梁之材，比如有“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之称的黄耀祥院士，著名水稻遗传育种学家、曾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的卢永根院士，著名水稻专家吴灼年教授，广东省原副省长李灏等。
1963年丁颖在指导吴炎龙与徐雪宾
丁颖任教伊始，就十分重视教学、科研、生产（推广）三者的密切联系，在教学中注意把三者结合起来，重视系、科与科研试验机构的同步发展。自1927年春开始，他就深入农村，披荆斩棘，开路搭桥，从无到有，经过他的不懈努力，6个稻作试验场陆陆续续被建立起来。这些试验场建立后，相关农学工作得以迅速开展，这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又能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学到学科知识，把理论和实际密切地联系了在一起，教师们也在实践中实现了教学理论的创新，最显而易见的是，水稻科学的发展和学术水平、教学质量得到极大幅度的提高，农学院稻作学走在了国内的前沿。
1952年底，华南农学院刚成立，极具远见卓识的丁颖就提出要与广东省农业厅共同筹建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不久，他的建议由构想变为了现实，研究所成立后丁颖兼任首任所长，农学院副院长李沛文兼任副所长，多数系主任兼任该所系主任。此举拉近了院与所的距离，对学术研究来说是件莫大的好事，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1963年，经丁颖建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华南农学院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联合组建水稻生态研究室，依托于华南农学院，开展全国性水稻生态研究，这不仅进一步促进了农学院的发展，还开启了全国水稻生态研究之先河。
1957年，国务院任命丁颖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任华南农学院院长。1958年，他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59年，他荣膺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
这位肩负历史使命而踟躇前行的拓荒者，纵使头上有众多“光环”，却仍然保持着一名爱国奋斗者的赤诚底色，他为农业科教事业矢志不渝，奋斗终生。
“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丁颖是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他的知识结构非常全面，研究领域也十分宽泛，他对历史学、语言学、古物学、人种学、植物学、地理分布学都有深入研究。他认为要提高水稻产量，培育良种，才能彻底结束吃“洋米”的历史。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水利、肥料、品种和栽培技术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当时国民党政府并不重视农业生产，忽视水利建设，农民也无钱买化肥。着眼于现实，丁颖改变思路，认为提高水稻产量，就要在培育良种上多下功夫。他指出：水稻增产归根结底是改良品种，欲求增产，对原有适应当地环境条件的农家良种的提纯复壮和利用是非常重要和有效的。
黑龙江佳木斯星火集体农庄 1961.9
1927年，他在茂名县公馆圩创建了中山大学南路稻作试验场，这是我国第一个稻作实验基地，之后又陆续建立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东江、北江3个试验分场。丁颖征集当地品种，利用各地创建的稻作场，积极开展水稻纯系育种工作，培育良种，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培育出优良品种：“竹占1号”“东莞白18号”“白谷糯16号”“黑督4号”“齐眉6号”等共84个良种。
1933年他选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新品种“中山1号”，成就了“农人争种中山白”的盛况。
丁颖院长在甘肃省榆中县考察水稻时同大队支书张永川合影
“以冷静的头脑，热烈的心情，坚决的意志，把急切需要解决的广东水稻生产加以改良，使吃亏吃不尽的农民，与科学联系起来。”他常以此勉励自己，并将高度的热情投入到科研工作中，造福百姓，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
在科学研究中，丁颖总是把农民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贪图个人名利。1936年，他从华南水稻栽培品种“早银占”和印度野生稻人工杂交的后代中，选出每穗几百粒至几千多粒的系统，俗称“千粒穗”，这一成果对发掘水稻高产潜力的研究具有启迪意义，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轰动了全世界。但他很快把这项研究工作搁置下来，因为他发现“千粒穗”种性不易稳定，加上当时农民耕作水平落后，难以解决在生产中需要具备的条件，他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解决人民温饱的实际研究中去。在杂交育种工作中，他除了从野生稻自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著名新品种“中山1号”外，用系统育成品种与印度野生稻杂交育成的优良品种还有“东印1号”“银印20号”“竹印14号”；丁颖还将更多力量投入到早熟、矮秆和比较大穗的品种杂交育种上，培育的良种有“逻黑7号”“金竹17号”等，为改善民生做出卓越贡献。
丁颖教授考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科院
丁颖长期运用生态学观点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农家品种系统选育及栽培技术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稻种分类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稻作区域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学术专论：1933年发表《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稻育成之新种》、1936年发表《水稻纯系育种理论与实践》、1944年发表《水稻纯系育种法的研讨》等。在十多年的潜心研究下，丁颖于1957年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论证了我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论据充分，纠正了国外某些研究者对于中国栽培稻来自印度或者中国栽培了几千年的粳稻为日本型的错误论断和说法。该文在他去世14年后，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61年，由他主编的《中国水稻栽培学》付梓出版，中国人终于有了一本中国特色的水稻理论专著。
20世纪60年代初，丁颖主持了“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的研究，他组织了国内12个科研单位协同8个省（自治区）设8个试验和2个附点，观察、研究我国各稻区不同维度、海拔、季节分布的有代表性的157个地方品种的生长发育特性变化与光温条件的关系。其间，通过观察和总结，他发表了《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研究》一文，并编撰出版了研究成果《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的论著。该项成果为地区间引种、选育种、栽培生态学等方面奠定了科学理论和方法，同样荣获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3年丁颖在水稻生态室暗房指导水稻品种临界光长试验
丁颖从事稻作科学研究40多年，创造了多个第一，1927年，他创建华南第一个稻作育种试验场；1936年，他通过用野生稻同栽培稻杂交，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并且首次将野生稻抗病毒、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震惊学界；1957年，他首次系统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水稻的起源和演变；1963年，他创建我国第一个水稻生态研究室……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稻作学界就有“南丁（颖）北赵（连芳）”的美誉，1989年日本渡部武主编的《中国的稻作起源》一书尊称丁颖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真诚的劳动者，乃科学家之本色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是丁颖的一句名言。他经常教育后辈，要取得科学成就，就必须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每逢水稻早期插秧、生长中期调查、收稻的时候，他都会卷起裤腿，与学生、农民一起下田耕作和勘察。“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是他头戴草帽，卷起裤腿，不怕日晒雨淋深入田间地头的真实写照。
在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大吴农场观察水稻时，丁颖发现稻田中间有一小片枯黄的稻株，他蹲下身要脱掉鞋袜亲自下田，同行的人赶紧下去，把整株水稻挖上来让他察看。可他却说：“不亲自下去用脚踩一踩周围土壤，用手摸一摸稻根分布，感触土质的松软度和透气性，观察周边稻株的情况，怎能判断盐碱危害的程度？间接观察和自己下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丁颖对待科研从来都是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其质朴、扎实的作风甚于普通农民。
丁颖院士在华南农学院实习农场与学生们一起规划插秧
丁颖治学严谨，求真务实。他鄙视将文章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在他的心中，科学研究是为祖国、为人民，而非为自己。为了写《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丁颖自1926年在广州郊区发现野生稻之日起即开始思索并陆续征询了历史学、文字学、人类学、分类学等学科专家的意见，直至1957年他才最后定稿。《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一文也是经过10次修改后才交稿，就连校对工作他也不假手于人。
他写的文章必定要来源于实际，并且一字一句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因为在他看来，发表文章必须对科学和生产负责，因此，不能虚构造假。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浮夸成风，但他不随波逐流，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认为搞一亩、几分地的探索是允许的，但大面积地搞要慎重考虑。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切勿忘记农民的地皮是连着肚皮的。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清楚地知道，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搞科研也要兼顾农民的生产、生活。
曾与他共事的老师回忆说：丁颖教授敦厚纯朴，与农民为友；他关心下属，密切联系群众；他谦虚诚恳，平等待人，从不摆领导和专家架子。在学校，不论是教师还是工友、学生，与他交往都感到无比亲切。
丁颖虽然身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和华南农学院院长，但他数十年如一日，他乐观和善，以诚相待，与人合作不抱门户之见，虚心学习不同学术观点。他坚持向农民和书本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对知识仍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废寝忘食，永不满足，直到年届古稀，仍对新知识保持着高昂的热情。他始终保持着农业科学家的本色，实乃真诚劳动者也。
丁颖院士和卢永根院士在田里
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德披乡野
丁颖一贯生活简朴、勤俭节约。抗日战争时期他以红米营养价值高、萝卜干维生素含量丰富为由，教导孩子过粗茶淡饭的生活。他的家里甚至没有什么陈设，除了简陋的家具和一台天津产的电视机，其他地方都堆满了书。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他十分爱惜公物，在实验室地上发现的一把镰刀、一段麻绳，他都一一拾起来交到仓库，甚至一些旧纸、旧信封也要收起来再用。他身上最贵重的遗物是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这还是晚辈在庆贺他60岁生日时送给他的礼物，他一直视为珍品随身携带。
丁颖与子女照片
他对自己“抠门”，对他人却毫不吝啬。有一次，中学同学给他来信，谈及患糖尿病要注射胰岛素，向他寻求帮助。虽然他每月有500元收入，但家里孩子多且年幼，妻子没有工作，经济并不宽裕。然而当他得知这一消息，二话不说，立刻给中学同学汇去了300元。
丁颖清廉作风和为农民造福的高贵品德曾感动过匪徒。有一次，他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来往于农学院与校本部之间的山区，不料遭到土匪拦路打劫，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广东省政府为此给他赔偿损失，他分文不留，如数交给农学院购买兽药防治牛瘟。后来土匪在得知此人是致力研究水稻良种为农民造福的丁颖先生后，匪徒感动于他的高尚品德，羞愧难当，竟自觉把抢劫之物归还给他，还附上一封言辞真挚的道歉信。
丁颖以布衣淡食为荣，不慕荣华富贵，国民党政府曾不止一次向他抛去官高禄厚的金枝，但都被他谢绝了。丁颖一生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堂正如松，德披乡野。
“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
丁颖先生对农业科教事业的热情直到晚年也丝毫未减，他心系祖国稻作研究，仍然积极投身于科研事业，达到忘我境界。1963年，已是75岁高龄的他，还坚持到西南、西北、东北和华北稻区进行考察。常年高强度的工作已使他疾病缠身，他想趁自己的身体还没有特别糟糕，再多考察几片地区，再多开展几次研究，再多培育几个优良品种...... 为了发展我国北方地区的稻作生产，1964年，76岁高龄身患肝癌的他，饱受病痛折磨，有时腹部胀痛到无法入眠，不得不靠着被子坐着。那一年，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更是争分夺秒，将工作排得满满的。5月先后到陕西、山西等地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实地考察，8月回北京参加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9月中旬又去山东考察，就连病发之时仍坚持做完报告，最终病倒在临沂，被护送回北京医治，于1964年10月14日溘然长逝，享年76岁。
逝世前，他还主持着“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的研究项目，虽身患绝症，仍念念不忘工作。但这项研究还未结束，丁颖教授便与世长辞了。
经周恩来总理签阅的首都各界对丁颖教授的悼词称：“丁颖同志的一生，充分表现出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家的高尚品德，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农业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苏联、保加利亚等国的水稻专家也发来唁电，深切哀悼这位杰出的农业科学家。周恩来总理赞誉他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
丁颖陪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与代表们的合影
在丁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别举行了纪念大会和“丁颖学术讨论会”，在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丁颖科学基金会”。1989年，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首次用科学家的名字设立“丁颖科技奖”。1990年邮电部发行了一套农业科学家丁颖的纪念邮票。2007年华南农业大学设立培育优质人才的“丁颖实验班”，学校还设立了“丁颖讲座教授”，修建丁颖塑像，在校史馆三楼建立了“丁颖纪念馆”，旨在继承他未尽事业，弘扬他光辉的业绩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1990年，中国邮电部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二组）
丁颖先生纪念邮票其中一枚
丁颖先生的一生为振兴祖国的农业科教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热爱祖国、热爱党，他教书育人、成果卓著；他严谨治学、心怀民食、求实创新、艰苦创业……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科学家的传统美德和智慧，他是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杰出楷模，他为水稻栽培和农业科学教育留下了无数宝贵的财富——丰硕的科学研究成果与华农人永远敬仰、学习的“丁颖精神”。
我国正处于伟大历史变革新时代。华南农业大学将继续弘扬和传承学校老一辈优良传统，进一步将“丁颖精神”发扬光大，牢记办学使命，精心培育英才，将以辉煌业绩完成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拿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兴农科技人才，加强科研创新、为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三农”事业发展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1.本文部分参考丁松荺等提供的资料整理
2.《丁颖诞辰120周年纪念》编写委员会，2008. 丁颖诞辰120周年纪念[Z]. 内部资料
3.《华南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丛书》编委会，2009. 华南农业大学百年图史1909—2009[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4.中国稻作科学之父——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华南农学院首任院长丁颖教授，《稻花香》，何贻赞
更多华农人物故事
编写 | 陈源 张嘉怡 郭秋意
图片 | 潘浩
微信编辑 | 新媒体工作室 冯潇慧
责任编辑 | 方玮 谢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