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迎接华南农业大学110周年校庆，传承大学精神，丰富校园文化，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华农官微将于近期推出“璀璨星辰”系列人物专题，讲述我校创校先驱、学科创始人及院士的人生故事。落其实者思其树，
饮其流者怀其源。
寓“农”一生，
为“土”先驱。
他是一生深根泥土，
脚踩土地的“老农”。
他就是著名农业教育家，
中国土壤学科奠基人之一——邓植仪。2013年10月14日，正是秋风骤起的时节，一位95岁的老人从美国专程回国，在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领导和老师的陪同下来到校史馆。这位老人便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著名华裔土壤学专家、农业科学家林世平教授。他在近百岁高龄回访母校，只为再忆其岳父兼恩师——邓植仪教授最后落根的地方。在校史馆老师的带领下，林世平教授满怀崇敬地来到展示邓植仪先生照片和简介的橱窗前，连连三鞠躬，忍不住落泪，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那一年，恰逢邓植仪先生诞辰125周年。林世平教授而后携同邓英娥女士（邓植仪之女）在华南农业大学设立“邓植仪讲座基金”，用于激励更多优秀人才致力于土壤科学的研究和发展。邓植仪（1888—1957年），字槐庭，1888年6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大良镇，与许多生于晚清的近代中国早期科研工作者不同，邓植仪的家境并不好，世代为农，以耕为本。后来，其父邓庆云弃农从军，家庭境况开始有了好转。即便如此，“国以农立国，农为根本”的意识依旧作为家训而世代相传。
邓植仪青少年时期处在国家动荡、衰颓，社会变革的清末，当时农村经济濒临破产，自耕自织的小农经济遭到破坏，农民缺少科学文化知识，生活困苦，饥寒交迫。20出头的邓植仪目睹了农民在社会历史变革潮流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惨状，怀揣着“科技兴国”的抱负，他于1909年远渡重洋，赴美留学，至1914年，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土壤学，并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以农兴邦，务农兴国”成为邓植仪当时的决心与信念。1914年，邓植仪学成归国，自此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土壤调查研究工作40余栽。1920年，在时任广东省省长杨永泰的邀请下，邓植仪接任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兼任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第二任校长，他深刻意识到中国农业科技水平与世界水平存在的差距，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依旧处于贫穷饥饿的境地。“中国以农立国，农业之盛衰，关系于国计民生至重且大。”邓植仪敏锐地捕捉到中国农业存在缺乏资料详考的状况。作为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他开始组织人手调查广东省的林地、农田等资源，前后花费12年的时间，最后终于在1932年完成了广东全省94个县的调查任务，于1925年起陆续撰写出版了《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上、下卷）。他对广东全省农林业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如何在新时期充分发挥广东自然及社会优势，振兴传统产业，成为邓植仪思考的方向。邓植仪组织开展了以蚕丝、蔗糖等广东本土经济作物的专题调查，编撰出版了《广东蚕丝调查报告书》《番禺增城东莞中山糖业调查报告书》，倡议当局重视甘蔗种植方法的改良，因地制宜，借鉴古法，创新种植及制作工艺，以振兴本土产业。邓植仪的目光除了落在传统经济作物上，还放眼于化学肥料出入贸易的经营，他通过对港埠的实地考察，为研究改良施用化学肥料的方法提供科学依据，并编撰形成《广东化学肥料营业施用概况调查报告书》等。1925年出版的《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及后续出版的《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上、下卷）
1930年，广东土壤调查所成立，邓植仪为创建人之一。1932—1938年，邓植仪带领科研人员从番禺县开始对全省的土壤概况进行田野调查，前后共详细调查了28个县的土壤情况。1934年，他完成了对广东省重要土壤系统性质及分布概况的调查并编撰《广东土壤提要初集》。同年，他对长江、黄河流域各省土壤和农业进行实地考察，撰写《发展我国西北农业之管见》，文中提出对我国西北农业综合治理及发展应采取七项措施的建议，提出以科技振兴农业及农业综合治理的观点。这些观点即使到现在都是非常先进的。1935年，他去英国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和世界教育大会，乘便考察了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瑞士、意大利、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及南洋地区的农业与农业教育状况，撰写了《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暨沿途考察农业与农业教育概况报告书》。邓植仪结合本省农业与土壤的概况，借鉴西方先进经验，以寻求解决农业发展的新思路。直至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邓植仪才不得已暂时放下手头的研究，随学校往西南内迁。尽管全省土壤状况调查项目并没有尽数完成，但这些宝贵的资料后来依然成为广东省治理水土问题、开发土地资源的重要参考资料。1935年国际土壤学大会后，
邓植仪（右）与黄昌贤（左）合影
邓植仪是在条件恶劣的抗日战争时期仍旧坚持学术研究的近代中国著名学者的典型之一。1939年随中山大学内迁云南澄江时，邓植仪和当时著名的农学家丁颖、侯过等学者冒着战争的炮火，沿滇缅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间农村及土壤概况，沿途400多千米，多为沟壑丛生的崇山峻岭，他们一路考察土壤、农林状况，并采集了不少标本。邓植仪亲自撰写《沿滇缅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间农林及土壤概况报告》一文。广东土壤调查所则就地组织师生开展了对澄江县的土壤调查，编辑出版了《澄江县土壤调查报告书》，成为研究西南地区农林概况的珍贵资料。华南农业大学农史学专家吴建新教授说：“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邓植仪从未中断过土壤调查工作，中山大学农学院迁到哪里，土壤调查工作就开展到哪里。甚至在抗日战争时期举校搬迁的紧张状态下，他依然坚持土壤调查。”调查的开展，一坚持便是20个春秋，土壤酸碱性、排水装备利用、珠江三角洲土地科学综合利用，从现象深入本质再到长远的规划发展，邓植仪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农田的利用与新时期的发展工作规划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各地土壤调查的基础上，邓植仪与彭家元合著的《土壤学》成为中国高等农业学校第一本土壤学教材，标志着我国土壤学科体系的建立。直到50年代初期，中国土壤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华南农学院依然将《土壤学》作为基础教材。1950年4月，农业部在北京首次召开第一次全国土壤肥料会议，年过花甲的邓植仪应邀出席大会，并为大会撰写了《广州三角洲土地的利用和沙田部分的生产改进意见》，文中对设置排水装置、稻种改良、机耕、个体经营改为合作经营等提出了可行性的改进意见。
会后邓植仪先后受聘为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晚年的他还继续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做贡献，整理有关土壤的古农书文献资料，撰写了《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五朝代）农业生产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的法则探讨》一文。这些日后都成为珍贵的古农史研究参考资料。
作为中国土壤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邓植仪大半生都在国内呕心沥血、潜心研究、奔走呼号，他为推动中国土壤科学发展、农业教育、农业经济、农业生态贡献了毕生心血。今日我国农业科学土壤学科体系的完善发展，邓植仪功不可没。
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创建于1917年，邓植仪在该校创校之初就从事农业教育，1920年出任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开始主持该校工作。直至1949年，他先后在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任职，其中出任校长、院长21年，出任国立中山大学教务长11年。邓植仪不辞劳苦、任劳任怨，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农业教育从低层次走向高层次、多元化。他开创了广东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先河，为巩固和发展广东省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
自20年代初伊始，除了在专注学术科研之余，邓植仪也一直奋力推进农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他先后考察包括英国、比利时、荷兰等西方国家及南洋地区的农业教育并对其进行概括，在对比之中形成对于农业教育的整体认识。邓植仪坚持“挽救我国农业之衰颓而发展之”，他认为提升农业教育水平和层次是培养高素质农业人才，真正让农业担生产之责，挽救当时农业之颓势的重要举措。1922年，他振臂疾呼发出“本校欲图提高，不能不急于改为农业大学”的口号，成为中国农业教育史的一声惊雷。为推动农专向高层次方向发展，邓植仪领导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师生发动了“农专改大”运动。最终，广东省教育厅经过再三考虑同意农专改办为大学，1924年，时值孙中山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农专改组为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邓植仪受聘为首任院长。1926年，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其农科学院成为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直到1952年新中国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中山大学农学院才分流改组为华南农学院。
邓植仪先后出任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国立中山大学教务长、土壤学部主任等职位，长达33年，其间面临清廷衰颓、战乱侵袭、教学场地被占、生源短缺等一重接一重的严峻挑战。场地受限，便在临时棚厂内办学；经费短缺，便减少支出，向社会募捐求助；生源短缺，改招生办法，吸引生源；师资弱，则聘大师，增加教学力量。困难再大，方法总有，邓植仪如“领头羊”一般带领着全校师生跨过重重困难，历尽艰辛，百折不挠，坚持办学。在抗日战争中，邓植仪曾两次带领中山大学农学院躲避战火，使得农学院能得以保存。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广州，中山大学奉命西迁，邓植仪一人独当，在校长邹鲁远在重庆的情况下，以学校教务长、农学院院长身份克服艰难险阻，带领全校7个学院，2000余名师生携带大批科研资料搬迁。途中辗转周折，最先迁往罗定，后又改迁龙州，最后在炮火连天的危局中迁往云南澄江县，确保了师生和科研资料的整体安全。西迁途中邓植仪四处奔忙，备尝艰辛，为复课和科研积极谋划，在他的努力下，很快便在1939年3月1日正式复课。之后他又亲自带领丁颖、侯过教授到昆明大普吉农事试验场洽谈学生实习事宜，并牵头与澄江县合作建设试验场，确保了一年级新生可以继续到试验场见习，四年级毕业生论文得以按教学计划进行。同时，他亲力亲为，带动全院师生结合当地农业生产进行农业研究及推广并取得成果。1940年秋，邓植仪奉命调农林教育部任技术总监，中山大学从澄江县迁回粤北，农学院则迁往湖南宜章栗源堡。1942年6月，邓植仪又从农林教育部回到中山大学担任教务长，1943年8月重新担任农学院院长。1944年底，日军侵犯粤北，1945年1月，栗源堡沦陷，邓植仪率中山大学农学院和中山大学其他学院部分师生被迫再次搬迁，在炮火纷飞的危险处境下，冲出重围，到达连县，成立了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当时，中山大学本部则搬迁到梅县。即便在饱受战争疾苦的困境下，邓植仪仍然坚持办学，从未中断过学生的学习和老师的教研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才带领师生回迁到广州石牌校区。1945年，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考察了战乱中的中山大学农学院，在他的著名论著《科学前哨》中赞誉：“也许这是我在中国游历期间所见到的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最大、最好的一所学院。”
1932—1938年，邓植仪担任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的前六年，农学院得到较快发展。1935年，中山大学建立了农科研究所，下设土壤学部和农林植物学部。兼任土壤学部主任的邓植仪开创先河，率先招收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农科研究所成为国内唯一招收与培养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为我国土壤学的发展培育了一批新生代的学者。
虽然是学院领导，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还是一名教师，因此，他一直坚持讲授土壤学、地质学、土壤分类学等课程，还常利用寒暑假带领科研人员到农村进行土壤调查，开展科研。以教学为本，邓植仪一生从未离开过三尺讲台。邓植仪提出：“学校除造就农林科技人才外，还负有解决地方农林生产技术问题与改进农林事业之责。”农业教育研究需要真正根植泥土，实践出真知。在育人过程中，仅靠课堂理论教学的模式逐渐被邓植仪所抛弃。他反对当时农业教育“多犯空病”的状况，将课堂教学的目光转向农田实践中。他非常注重学生的专业劳动与技能训练，寓学农、爱农、务农教育于实践教学环节。邓植仪认为农事训练是实践教学和培养学生坚毅品格的重要环节。他要求新生入学伊始，先要到农场或基地劳动一段时间，以“锻炼其精神体魄，免将来易为不良环境所变迁”。暑期实习时还组织学生到校内外农林场进行科学试验，通过农业劳动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树立农科学生坚定的学农信念，培养农科学生坚韧的品格、热爱农业、服务于农业的思想以及提高学生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实际能力。邓植仪不但重视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同时还开拓多种办学形式，农民作为农业的主体力量，也成为他关注的群体。“吾国四民农为最众……独于此最占多数之辈不为设想。”邓植仪深刻意识到政府当局不重视农民教育的弊端。早在1921年他就曾提出设立“乡农学校”的议案。1938年，邓植仪破旧式“农者不可得学”的观念，将农业科学教育传入农村地区，积极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农业教育制度，发挥农民主体性，让中国农业真正“活”起来。他还成立了由他兼任所长的巡回蚕业讲习所，派出教师下乡巡回讲授蚕桑应用技术，送科学技术下乡，扶助贫困地区发展蚕桑业，这种教育形式的多元化深受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欢迎。邓植仪常从理论走到应用科学之中，他很早就认识到知识成果转化、推广是振兴农业重要环节，早在他担任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时就设立推广部，进行农事咨询解答，编印《农业浅说》赠送给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派老师下乡帮助农民推广优良品种。邓值仪真正把“造就农林科技人才，解决地方农林生产技术问题与改进农林事业”落到了实处，他以农为核心，重视培养热爱农业、服务于农业的人才，坚持教学、科研、推广（生产）相结合、农业教育为农业服务的理念，并积极向外推广科研成果，使得农业研究真正为生产实践服务，为农民谋实利。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不仅为一己之力而独自承担，更肩负着培养一批又一批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人才的重任。在中山大学农学院期间，邓植仪知人善任，真诚待人，设法召集了一批“当时在国内外学术造诣深厚，乐于传道授业，并有志振兴中华农业”的著名学者，诸如：丁颖（华南农学院成立后的首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陈焕镛（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张巨伯（我国昆虫学奠基人之一）、沈鹏飞（中国近代农林教育先驱）、侯过（著名林学家、诗人、书法家）、温文光（华南农学院园艺系奠基人之一）、利寅（农业化学家）、黄昌贤（中国无籽西瓜之父）、谢申（土壤学家）、赵善欢（著名农业昆虫学家、昆虫毒理学家、农业教育家）、蒲蛰龙（中国害虫生物防治奠基人）、杨邦杰（桑蚕教育家）、蒋英（著名植物分类学家）、王仲彦（作物遗传育种学家）等知名学者。其时，中国农业科学各分支的奠基人云集中山大学农学院，这批学术造诣专深的学者对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中山大学农学院学科建设，稳定师资队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邓植仪不仅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还非常重视与兄弟院校、科研机构的协作。1923年，他在担任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时，就与东南大学农科、北京农业大学商定，建立交换教授及学生相互转学等合作协议，这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品牌，增强了学校的办学实力。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中山大学农学院独立改组为华南农学院，邓植仪也随之进入华南农学院。尽管作为华南地区农业教育的领军人物，邓植仪还是把华南农学院交给自己聘请过来的著名学者丁颖教授，而自己则甘心默默地在华南农学院继续自己的科研。
1940年邓植仪（前排右一）、丁颖（后排右一）等同事在云南澄江新中国成立后，邓植仪先后受聘为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10月18日，邓植仪正在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室召集有关科研人员聚精会神地规划广东红壤研究工作时，由于过度劳累，突发脑出血，经抢救无效而与世长辞，享年64岁。自归国到辞世，四十余年的生涯，邓植仪过半都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度过的。四十余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但对于邓植仪这位伟大的学者、这位可敬的教育先驱而言，他艰苦卓绝，开基创业，开创了广东近代高等农学教育的先河，奠基近代中国土壤学，为发展我国农业教育和土壤科研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江山千秋永在，先辈风范长存。“邓植仪讲座基金”的设立更是为了缅怀华南农业大学这位伟大的教育先驱，激发更多的华农有志青年创新思维，激励后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发奋图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华南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丛书》编委会，2009. 华南农业大学百年图史1909—2009[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华南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1999. 华南农业大学校史[M].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
3. 吴建新，2014. 邓植仪评传[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缅怀邓植仪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