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祭 ——《我的大学系列》终结篇

Original 苏丹四面空间 2024-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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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照（岳祥设计）▲

对于大学来说，学生们的大学四年就像怀胎，最后一年犹如一段长长的产道，大学生毕业是一个艰难的生产过程。对于学生而言，一方面他在努力挣脱母体的呵护，迫切的想要得到外界的认同，另一方面，他对未来的走向又充满疑虑。大学四年的时光飞逝如梭，但又是由无数点点滴滴的瞬间组成，每一个瞬间都是精彩的或痛楚的一幅手卷，藏在每个人宽大舒适的袖中，唯有在夜深人静之时舒展开来。这些痛点和美好的记忆就是岁月的痕迹，离开母体的那一刻是悲喜交加的一刻。

哈建工毕业证书（照片提供：杨志刚）▲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毕业的前奏曲，仿佛结构力学中的预应力，让一直身处幽静学府中研学的大学生短暂地浸染社会生产的热火朝天。同时毕业实习还是学生和未来用人单位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像一个青涩的姑娘和一个情场老手之间短暂的恋爱，进行相互打量和彼此磨合。

我的实习单位是山西省建筑设计院，这里隐藏着父母的阳谋。在中国社会当代人口大流动之前，大学生的分配总是交织着国家、集体、个人的各种诉求，牵扯着意识形态、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和自我意识，而且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矛盾重重。我的困惑主要在于家庭伦理和自我诉求之间的冲突。由于老大去意已决，父母一直想让我毕业回山西工作，留在他们身边起到养儿防老的效用。他们也早已看出我比兄长有一颗更狂野的心，因此大学期间不断给我各种各样的规定和暗示。在他们看来我在省院的实习就是一次情感上的预热和精神上的准备。

为此妈妈委托她的同学帮助联系，找了当时省院一所的所长吴振洲。由于人手不足外加荐头面子大，吴所长很爽快地答应了。1988年春节后我和同乡兼同学米俊仁一起在省院开始一个月的实习，两个学生在一起并非好事，因为有了同盟之后我们就总会用学校的思维去抵抗现实。设计院就是一个生产机构，实用主义至上，这让我一点精神都打不起来。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帮助建筑师们画图，乏味的总平面、立面、剖立面图。设计院还是一个奉行一招鲜的手法主义之处，即使反复卖弄经验依然非常好使。一次一直出差在外的邓姓总建筑师回来后，亲切地看望我们这两个浑身长刺的毛头小子。友好的邓总先是和我们聊了一会儿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后现代主义或者日本新建筑设计竞赛的获奖作品什么的，然后话锋一转就到了银行金库设计上。他非常骄傲地给我们介绍他设计的几个银行金库的流线和技术要求，我们貌合神离地频频点头。

后来还参加了一个医院的设计表现工作，两个人合力画了一张鸟瞰图。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现方式和流程控制，两个人在一起就相互牵制，最终效果平平。设计院乏味的工作流程在我心里诱发出了诀别这种工作状态的动念，在这里我几乎看不到和创造性有一丝关联的工作，山西省院主要的设计任务来自本省，我也感觉到压抑和窒息。我昔日就读的中学就在省设计院的对面，那是我由此发力冲出重围的旧地。一想到自己经历了四年自由又将回到这出发的原点，我就感到一种严重的挫败，我不甘心这样结束我的自由。

建筑84（1）班的毕业合影，我（二排左二）穿着张崇岩同学帮忙改做的风衣（加了垫肩），挺立着额外宽阔的肩膀，虚张声势；同时使劲儿踮着脚尖，把身旁站着的班里老大侯恒星同学比得像个矮子一般……（照片提供：管小平）

我的导师

回到学校就开始进入毕业设计的环节，首先是分配导师。我有幸跟随程友玲副教授，由她负责辅导我和张新平同学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毕业设计。

程友玲老师上海人，是张家骥先生的太太，在大二的时候给我们教授《建筑设计原理》课程。程老师是一位对学生友善，课堂上积极热情的好老师，给我们教课的时候刚刚结束在英国的研修回国，上课时给我们展示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并传递了许多国际建筑界的奇闻逸事。资讯不够发达的改革开放早期，这一点非常重要，老师的视野就是我们遥望世界的窗口。程老师授课在方法上也很巧妙，擅用周边环境的条件和因素进行例举和分析，深受同学们的喜爱。记得上《建筑设计原理》的时候关于楼梯知识的讲解中，进行过一次小型测验。她要求我们默画土木楼的平面，尤其侧重楼梯的位置和形式的表现。寻找隐藏在周边环境中的楼梯立刻变成了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一时间全楼各个犄角旮旯里散布着寻寻觅觅的建筑系学生。还有一个清晰的记忆就是住宅课程设计的调研，来到程老师家里的时候，程老师热情友好地给我们展示她家里附属于书柜的一张可折叠的书桌，充分表现出了建筑系教师对待生活的热情和解决困境的智慧。还有一个细节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墙面醒目的位置挂着一张沙里宁关于耶鲁大学冰球馆的草图复印件。

但是我和友爱的程老师第一次的交流反而不甚愉快，那一次缘于1987年大学三年级时参加全国文化馆竞赛。当时自己对现代建筑的本体意识已经有所领悟，于是颇有几分自以为是。人处于执迷一道的昂奋状态之中时，往往会有很强的排他性，并总是处处把问题的焦点引向自己所关注的问题之上。建筑系为了在这次竞赛中取得好成绩，组织资深的教授、副教授们对设计竞赛的进展进行巡查。程老师恰好一进教室门就走到我的课桌旁，她友好地询问我项目选址的环境信息，而我却故意表现出对环境信息的蔑视。于是话题就扯到了贝聿铭所设计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厅上来，程老师认为是环境成就了这个伟大的建筑，但我却坚持认为环境是次要的，根本在于他空间观念的创新和空间处理手法的成熟。我这种颇有几分挑衅性的回答激怒了程老师，估计程老师的恼怒一是觉得我无知，不了解贝老设计的思考；二是认为我过于轻狂，冒犯了师道尊严。

时隔一年之后程老师居然在茫茫人海中选择了我作为辅导对象，同时协助她参与设计投标，估计是对我的专业能力也略有耳闻罢。在这一个历时三个月的过程中，我们师生之间有了更多的相互了解，有时候我甚至能感受到一种母爱。非常怀念那段时光。

哈建工教授们合影中的程友玲老师（下排左一）▲

毕业设计和设计竞赛

我的毕业设计方向是高层建筑，题目是当时一个正在进行的设计招标项目——长春工业品交易大厦。记得标书上要求是二十五层、建筑面积三万平米、综合体项目；位置在斯大林大街和重庆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地块。这样的建筑项目若在当下，一般性的高层住宅都会轻易秒杀它，但在当时的中国省会城市，它已经是鹤立鸡群的地标了。

本科毕业设计就遇到这种实际的项目算是比较幸运的了，体量、性质都有显示度，功能和竞赛的属性又具有挑战性。但这样类型的建筑它的技术规范都是课本之外的，需要自己查找资料并访寻建筑设计院的学长。当时程友玲老师带着我和张新平同学，以及刚留校一年的学长柳军以及正在读研的学姐王岩共同设计。现场考察和投标的文件制作是在长春进行的，合作单位是东煤公司设计院。这个过程持续了接近半个月时间，我们就住在长影附近的东煤公司招待所。学院派的设计总是千丝万缕地瞎扯，为了一个地标型的高层建筑我们浏览了长春已建成的所有高层建筑，为的是突破和创造；同时我们也考差了几乎所有的混合着东洋风格和民族主义符号的折衷主义历史建筑，为的是这座城市的文脉传承。

长春这座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和哈尔滨的浓烈和激情气质不同，它非常安静温和。自1931年伪满洲国国务院正式宣布“奠都”开始，日本关东军就开始着手规划和建设工作。长春的城市规划依靠起城市骨架作用的干线道路网的设置构成，道路系统采用放射状、环状、矩形相结合的道路模式，虽然整体形态为向心形城市中心，但在重要场所建设巨大的圆形广场，形成城市次中心，这些分散的城市次中心为城市的便捷和活力产生了基础作用。此外这个城市建造密度小、绿地多，地形起伏虽大但是舒缓。

80年代长春市老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长春市的规划和哈尔滨有近似之处但是建筑风格迥异，经日本传递而来的西洋建筑刚健雄壮的气势衰减了几分，机理的细腻削弱了厚重感，深刻的浮雕变成了肤浅的装饰和图案。华而不实的大屋顶造型比比皆是，它们道貌岸然、气宇轩昂，像是效忠于政治的宣誓。宽阔的斯大林大街是意识形态的表征，流淌着着集体意志的洪流，追随着权力与偶像；高耸的苏式纪念碑是英雄情结的化身，它们庄严挺立、正义凛然，在沉寂中喷薄着不容侵犯的神秘力量；密集的绿植与道路、建筑在地盘的争夺中平分秋色，丝毫没有辜负“长春”这个绿意盎然的名字，张扬着空间规划上的阔绰，招展着昔日伪满洲国新都的壮志和雄心；开阔的公园广场是社会福利的表征，开放的空间属性和闲庭漫步的行为设想，已然渲染出一幅自由富足的生活图景，炫耀着社会主义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有一个流言竟然是关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莱特的，说是他有一个作品在长春，但我却一直没能看到这个珍贵的遗存，不过这里许多建筑似乎都有他的影子，亦或是迷恋东方文化的莱特一度的作品风格带有那一个时代日本建筑的风尚痕迹。

伪满洲国新京（长春）地方法院（图片来自网络）▲

伪满洲国民生部旧址，长春（图片来自网络）▲

纪念碑（图片来自网络）▲

长春街景老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斯大林大街（图片来自网络）▲

调研是为了寻找地方性建筑文脉，但如何从中提炼则需要耐心和经验。此时后现代主义的鼓噪从美国、欧洲两面夹击袭来，经典的样式被传播的力量镌刻成了符号，这些符号犹如催眠的指令在我们脑海中挥之不去，令我们俯首称臣。最终的方案主体是一个贝聿铭和飞利浦·约翰逊作品混合的杂种，我们带着这样的文化杂种洋洋得意进入招标序列，经过一番评审获得优胜奖。这是自己第一次参加社会实践中真实的招标活动，竞争的压力逼迫自己闯入一片陌生的领地学习和创造，效率竟然出奇的高。同时这个半好不赖的结果奠定了我做好毕业设计的信心。

投标方案图局部（照片提供：张新平）▲

分配乱象

对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漫长的大学学习过程的最重要结果就是分配。这是因为中国存在地理和行政区域之间无法无天的差距，此外同一城市中不同部门和岗位之间在待遇上亦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毛泽东所讲的“只有分工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现实中阶级和差别比比皆是。

计划经济用心良苦，国家希望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到底，不论国家大事还是个人的小事。大学的统招统分在最后一个环节却因人性的细腻和质感遭遇纠缠不清的泥潭，每一个个体多变而敏捷，都在精细地策划着一次对命运集体性安置的胜利大逃亡。一时间人心思变，各显神通。狼烟四起，上演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戏剧性逆转。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因文革内乱停滞多年的基础建设和城市建设呈现井喷。而此时中国高等教育建筑学学科依然维持着民国时期的建制，老八校像几头瘦骨嶙峋的奶牛，面对着的是数不胜数饥饿的身躯。建筑设计人才紧俏，建筑学毕业生分配去向很好是一个事实。对于一个不流动的社会，毕业分配几乎决定着个体的终身。对于等待命运安置的个人而言，家庭伦理、职业前途、乡愁、私人情感都是影响主观选择的主要因素。关内的同学不愿留在关外，长江以南的同学不愿待在长江以北，沿海的同学不愿待在内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其中明确提出：要改革大学生招生计划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同时，教育部提出“扩大高等学校分配毕业生权限”即“一部分毕业生由国家直接安排，一部分毕业生在国家分配方针原则指导下，由学校与用人单位直接联系后提出分配建议，,经主管部门审定，,纳入国家计划。”同时，在落实分配计划的办法上实行了“供需见面”，此举意在加强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使分配计划尽可能科学合理且具有一丝人本主义色彩。多元化的分配制度也是是个艰涩缓慢的过程，一路泥泞不堪。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图片来自网络）▲

毕业生派遣证（底图来自网络）▲

而此时的学校在表面上依然执行着“把受教育者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计划分配原则，调子很高，响应者寥寥。大学四年中仅有一次看到了81级的张弛同学主动要求分配青海的请愿，那张巨幅的红色请愿书悬赫然悬挂在建筑系办的外墙上，正对着主楼的华丽大楼梯，构成了一幅极具结构性隐喻的场景，展现了一条逆袭的、令人疑虑重重的人生路径。这件事情当时在全院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大家无不为之震惊和感动，冲动之下低年级同学一个个跃跃欲试，高年级同学却按兵不动。这种事情像是一个时代结束时的尾声，那种激情澎湃很快就变成一股青烟悄然而去。接下来就是两年多的寂静和各种挣扎的传闻，因此尽管大学时代充满欢乐，但毕业分配恰似悬在众生头上的一把利剑，令人时不时的心头一阵紧缩，惶惶不可终日。

83级的李凌高同学在给曹洪舟的毕业留言里写到自己：“一个不幸的人，与你为伍了四年，今朝就将去“地狱”报到：黑龙江省矿业学院建工系”。（照片提供：曹洪舟）▲

到了我们这一届毕业的时候，绝对的统一分配出现了一丝含混，各地用人单位可以持当地人事主管机构函件来学校申请分配名额，然后学校再根据各项规定依次权衡。这种情况下许多用人单位所带的指标是有极强的针对性的，有一种比喻叫做定点空投就是描述学生和地方进行的里应外合。一般情况下，家里有一定条件的多采用这种方式来避免分配和个人意愿所产生的矛盾。当时还有一种绝杀就是所谓的支边（支援边疆），即除了直辖市以外的生源均有可能被一条“支边”的政令而强制进行分配。由于黑龙江属于边疆地区，这一条款总是令大家心有余悸。尤其那些来自长江以南地区的同学，他们对东北的寒冷和民风的泼辣直爽虽有一定好奇心，但若让他们把未来全部投放于此，还是有许多的顾虑。于是个别同学为了避免被强制支边就铤而走险，花样百出。

一位来自江苏的同学按耐不住紧张的情绪，想到学院核心部门打探学院的分配方案。他一番乔装打扮，戴了一顶老气横秋的蓝色鸭舌帽和变色眼镜，身着四个兜儿的蓝色中山装，还特意在左上衣兜里别了一支钢笔，然后手上拎了一只公文包大模大样地直奔二楼的学院人事部门。他向学院的人事干部们一本正经地谎称自己是地方人事局来要人的，希望学院能够给予分配来自原籍的建筑学专业毕业生。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何况一个嘴上没毛的青年。学院人事干部个个都是精通行政文化的老手，几句话下来就感觉到此人行迹可疑，再深入试探几句之后果然破绽百出，于是果断将其扣留。接下来的尴尬场景本人在此就不必多着笔墨来描述了……

毕业分配后，张崇岩同学从所在单位寄给杨志刚同学的明信片（照片提供：杨志刚）▲

如果说以上提及的这位南方的同学采取的措施属于技巧性的，充满悬念的话，另一位东北同学的做法就是赤条条的蛮干。该同学有爱出风头哗众取宠的习惯，擅于制造和利用事件进行自我表达。正当所有人焦虑万分的时候，这位老兄在昔日张弛学长表决心的同一位置张贴红纸黑字的决心书一张，大义凛然地宣告自己放弃大都市勇于支边的壮举。记得那份决心书的开头是如此表述：“谁不留恋都市的灯火，怎能忘记……”，那语气中的慷慨激昂让我联想到了《五人墓碑记》中严佩伟、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在刑场上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的表现。自然这张红色的决心书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一时间成了校园中最热的话题。但我们都在坏坏的笑着，因为该同学的家本来就靠近中苏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溜小跑就到苏联了”。但这个行为艺术还是非常应景，短期内吸粉无数……

工民建81（2）班毕业合影（刘健设计制作）

工民建83（4）班毕业合影（照片提供：刘原）▲

智人贩子

虽然都是国有的企事业单位，属于国家的左手和右手，但在分配这个细节上亲兄弟亦明算帐。供需失衡就出现了卖方市场，改革开放之初这个市场特征非常明显，谁掌控了有限的资源，谁就是王者。但人的交易的确罕见，开创了市场经济在人力资源领域的先河。

上大学之前我就听说全中国的建筑系都在悄悄“卖学生”，即非同一系统内部的用人单位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培养金方可得到急需的人才。建筑系毕业生在当时的价码是三万元人民币起，按当时的物价可谓相当昂贵了，其价格相当于九十年代末期中甲球员的转会费用。更有甚者有些院校直接拿学生和用人单位兑换了各种物资、物品，比如搞基建的学校就用学生换了水泥、钢筋，新楼建成准备使用的时候，就改换成课桌、课椅或是电脑房里的电脑。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上，一下子回到以人易物的状态下可以看作是以退为进的发展策略。这是人类社会的一道错位的人文景观，它就出现在现当代转型的过程中，而我们都是物证。

建筑83（2）班毕业合影（照片提供：蒋培铭）▲

当然这些交易学生在当时是无法知晓的，它属于利益集团之间的秘密。多年以后当有一些同学试图跳槽时，用人单位会冷笑着拿出那张盖着红章的卖身契，想走、没那么容易！如今，同学聚会的时候相互打听当时的“身价”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尤其在物价飞涨百倍之后的今天，当时不菲的作价俨然成为许多人对人生产生骄傲的一份凭据。我们那一届同学中，成交价最高者是分配到大连的两位同学，被卖了八万人民币……

苏丹的毕业证▲

杨志刚同学的毕业证书▲

管小平同学的毕业证书▲

姚庆武同学的毕业证书▲

吴琛同学的毕业证书▲

85级李钫同学的毕业证书▲

留校是个坏消息

尽管1986年确立了每年的九月十号为教师节，但这份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事实上是一张空头支票。广大教师的职务待遇是偏低的，而人民群众的眼睛雪亮。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高校的职务和今天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于建筑学这个炙手可热的专业尤其如此，当时相当职称的建筑设计专业人士在大学任教和设计院工作的收入相差十倍以上，因此最美好的专业教育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年，随后就是专业教师的大流动、大逃亡。

而另一方面逆势上扬的是，专业人才的短缺所导致的对培养人才要求的迫切。哈建工由于是建设部直属院校，在这一点上反映尤为明显。83级之前都是一年级一个班，从83开始两个班，到了85级又增加了一个规划班，87级开始变成了四个班。看得出来哈建工的建筑系在短短五年内，学生数量猛增四倍，它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教师人手短缺。于是建筑系的智囊们制定了一个险恶的“割韭菜计划”，就是在每一年的毕业生里挑选优秀的学生强制性留校，并限制他们考外校研究生，最终只留一条继续在母校升造的途径。这种霸道的做法虽然令人反感但也是那个时代都可以接受的方式，逃避这种类似惩罚式的留校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推诿、躲避、对抗。所以现在听起来光芒万丈的“留校”一词，在那时简直就是一个难以摆脱的厄运。这方面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建筑系86级毕业生全体合影▲

在流言蜚语的作用下，留校风波像瘟疫的影子一样萦绕在同学们意识里面，而大学四年就像是显影的时间，随着毕业分配话题的临近这个影子就越来越清晰了。班里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学都被谈过话，但是被重点锁定的人是绝对逃不掉的。

1988年建筑系的毕业分配是按照分数排队，把学生4年的考试课成绩全部加起来，最后折合成40多分，然后再根据各种条件进行加分，比如分配意向和生源城市吻合度最高加4分，优秀学生干部加2分，三好学生加2分，还有运动会得什么名次加几分，主楼着火灭火志愿者加0.5分等……。最后根据系里公布的单位，大家去挑选。这一个阶段比较紧张，考试课的成绩一目了然，大家都在加分方面搜肠挂肚地寻找加分的由头，一时间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被加上了光环拿到系里请求认定，搞得系主任和辅导员苦不堪言。

被选择留校的同学一开始就丧失了参加分配的资格，对于那些成绩突出的同学来说就显得非常残酷，那一次我意识到了选择是自由的一种具体表现，弥足珍贵。同学刘某成绩非常突出，因此早被内定留校。等到该同学想挣脱的时候为时已晚，于是他就以坚决不合作的方式进行对抗。系里先是和颜悦色地说服，但看到精忠报国的国家主义说教完全失效之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档案扣留，直接转入教职工队伍（其实我也如此）。于是漫长的对抗开始了，戏中有戏、计中有计，可谓悬念迭生、惊心动魄。学生放言绝食进行抗议，然后表现出身体孱弱步履蹒跚的状况。有一次和学院人事部门交涉出门之后竟然作出体力不支跌坐在地之状，身边还有几个同学做托儿帮腔作势，一时间搞得在一旁窥视的辅导员心惊肉跳，生怕出现意外。于是派前几届毕业留校的助教关某去宿舍探望，关某在盛夏里带着一个切成一半的西瓜嘘寒问暖同时察言观色，刘同学则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周围一群同学继续帮衬营造压抑氛围。少顷、关助教告辞，见其远去之后，众人一哄而起“全歼”那半只西瓜……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照片提供：李钫）▲

答辩服

被毕业分配的压力压迫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早已麻木的神经得依靠生活中的趣事来进行调整，以免积劳成疾。单纯乐子也是此时的必需品，即使它被斥为庸俗。对于我这样多少有点叛逆的学子来说，想象的素材俯拾皆是。

社会上流行的样板不停的更换，生活风尚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激光唱片、时髦广告，摇滚的节奏彻夜通宵”，“有人正在拼命地减肥，有人还在大把地吃着补药”。多元化的时代像个流氓一样突然闯入我们的生活，一个活色生香的世界正在形成。在经历了参观实习的走南闯北之后，同学们眼界大开。学校里奇装异服是一种双向的摸索和探究，探究未来也审视自己。具体表现在视觉经验被击得粉碎，食欲高涨、无法无天。秋林甩卖一批圆领体恤衫，据我猜测甩卖的原因就是因为那色彩过于超前——像调色失败的结果，色相不垢不净，性格不雄不雌。圆领体恤的版型松松垮垮，暧昧的紫粉色扎眼、陌生，完全游离于所有人的生活经验之外，犹如一群没有人敢收留的丧家之犬。

先是我们几个同学买来穿在身上招摇过市，这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色彩在校园里引来阵阵骚动和极高的回头率。随着越来越多的同学穿上了这款体恤，校园里刮起来一股暧昧的旋风。粉色的香艳和紫灰色的摇摆不定代表了我们此时矛盾的心情，群体着装对传统美学的冒犯令人疑惑。为了回应其他专业的同学和本专业的教师投来诧异的目光，我们为这种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为啥的选择找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答辩服”。多年之后和日韩学校常有教学交流方面的往来，发现日韩学生在答辩这个环节显得非常隆重，他们一律衣冠楚楚毕恭毕敬对待这人生中重要的节点。相比之下我们的答辩服显得令人匪夷所思，形态上糅合了齐整和松弛，情绪上并置了留恋与放弃，是大学毕业季里的一种亚文化的表现形式。

建筑85（2）班毕业合影（照片提供：李钫）▲

哈建工首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合影，1984年（照片提供：金广君）▲

最后一次表达

哈工大校训是著名的“规格严格，功夫到家”，1959年哈建工独立出走之后虽然并未带走这份口头性遗产，但是由于同出一辙，整体的精神气质和训练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在毕业设计这个环节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哈建工的毕业设计要求之严格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项目复杂且工作量大，我一个人的工作量是三万平方米的高层综合体建筑，既有商业内容又有写字楼性质，同时涉及高层建筑的技术规范和消防规范。其二是设计表达深入、全面，项目的总图、各层平面图和主体剖立面、室内外透视渲染图、各项指标统计、说明样样俱全。为了在观念上和精神上对学生们走上社会进行全面的提醒，毕业设计第一次提出构造与节点设计的要求，并且这些内容将在答辩环节会被认真关照。因此，毕业设计不像是大学学习的尾声，反而像是高潮，每个同学都在做毕其功于一役的拼搏。

哈建工、哈工大校徽胸章（照片提供：周立军）▲

毕业设计是为了荣誉的最后一次突击，大多数同学会主动给自己加码。因此那既是一次相互间的比拼，也是一次自我挑战的过程。我更不例外，四年学习中一直在追求专业方面特立独行的我，当然不会放弃这最后一次表现的机会，尽管毕业分配和个人感情方面几近焦头烂额。当回到图板前的时候，纷乱的心才能安静下来。夜以继日的画图是一种享受，一种逃避。画图的那一段时间不可谓不苦，一轮轮的草图，十一张一号图纸一张张地绘制、修改，1:200的模型亲手做了两个。虽然毕业设计和分配去向已没有什么关联，并且自己因各方面原因前途未卜，但是在对待毕业设计这个问题上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感觉唯有倾心倾力而为之方能安抚自己对大学时光的隆重祭奠。那段时间里内心总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就是要把这最终的设计做一个完美的结束，因而也就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

在日益紧迫的毕业日程逼迫下，爱情的浓浆如井喷一般厚积薄发。大学中的情感世界如一场漫长的人性拷问，自律的背后是学业和分配的压力，但人性的力量最终掀翻了这一个个陈规陋习的遮掩、覆盖，羞涩的蓓蕾在最后的季节里竞相开放，它们散发出浓烈的气息为这个城市的夜色增添了无尽的魅力。然而这些恋爱行为大多更像是一种表白一次宣泄，是对青春和生命的誓言而非爱情本身。现实主义的低靡是暂时的，它在国家铁政的扶持下悄悄地蛰伏着等待反扑的时机。现实对人生嘲弄的处女之作许许多多是从此下手的，它像一个老流氓一样不紧不慢择机而动。浪漫主义总是铺天盖地而来，暴风骤雨之后失魂落魄而去。奔流激荡的倾诉、诀别的血书、站台分手时候的狂奔不过是些动人的场景，在月历上一带而过，划痕是留在个体内心的，整个社会、整个城市、甚至整个校园安然无恙。

答辩现场是最后一次表达的时刻，每个人陈述和辩解加起来要四十五分钟左右，气氛紧张纠缠不休的时候就有可能超过一个小时。每个学生对此都做了精心的准备，尤其是规划原理、建筑设计资料集以及消防规范方面的条例和数据，克服了心理上的不适将它们背了一个滚瓜烂熟。教授们则一个个兴致勃勃、精神抖擞坐在前排不断发问。哈建工的老师最爱问学生一些犄角旮旯的问题，有些很难回答。比如我在答辩的时候，大多问题回答得都不错，正当自己感到即将涉险过关的时候，一位一直保持沉默的建筑技术教研室的老师突然发问。他问我所画的构造墙体中用于隔音的填充材料是什么？我淡定地告诉他是玻璃丝绵，但是该老师接着紧追一个问题道：“它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答辩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毕业答辩现场的老师们（照片提供：刘大平老师）▲

这种故意激怒学生的提问以其刁钻、古怪、冷僻令人防不胜防，不禁感慨人生的短暂和知识的浩瀚。女生大多数都逃过了一劫，因为怜香惜玉恐怕是男性普遍的现象罢。低年级的学生也跑来现场围观，尔后一切尴尬场景都会添油加醋变成恐怖的传说。班里老侯因为经常到低年级指导设计，尤得学弟学妹们崇拜敬仰，因而他答辩的时候围观者人数更是陡增几成。更有好事者高举照相机在人群中闪转腾挪，于是闪光灯频频令人眼花缭乱。事后才知道大多是没放胶卷的空闪，嗨、这帮孙子！

87级毕业答辩现场（照片提供：王红）▲

郭曦同学答辩现场（照片提供：郭曦）▲

郭曦同学荣获的哈建工九一届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奖证书（照片提供：郭曦）▲

大合影是一个必要的环节，它是关于个人履历图像式的证明，亦是未来追忆人生的线索。前排的领导和老师们如释重负，满脸欣慰的笑容。而后排那些年轻的脸上，则写满了迷茫、失落、紧张和倦意。班里一个同学在快门按下的一刹那用手掩住面孔，事后他说这是因为他不愿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的确毕业是一个美好岁月的终结，是人生的一个重大拐点。那次的我则是使劲儿踮着脚尖，把身旁站着的班里老大比得像个矮子一般……

建筑84（1）（2）班毕业集体合影（照片提供：管小平）▲

用手掩面的牟政同学和侧头不看镜头的我，挣扎于毕业祭最后的彷徨失措，不愿面对现实。▲

终于到了遣散的时分，此时每个人的心情不尽相同，毕业分配的结果好似一道道闪电令人不安、惊悚；大学恋爱的变数像一团团乌云，使人揪心。建筑系汲取了上一届毕业生在“散伙饭”席间借酒撒疯为难领导和教师的教训，取消了这原本善意满满的筵席，这让88届的毕业显得如此仓促和灰暗。许多人带着满腹的惆怅踏上了新的征程，在临别赠言的小红本上，同学们彼此勉励，互赠照片，言语中写满了此时此刻无比复杂的心态。

苏丹写给管小平同学的毕业赠言（照片提供：管小平）▲

彭涛同学给曹洪舟的毕业留言（照片提供：曹洪舟）▲

大学四年光阴荏苒，仰天长叹斗转星移，校园里的流行歌曲已经从张行换做了齐秦，这段时间《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天天萦绕在耳畔，而我们这群北方的狼崽子将走向何处呢？冰冷凄楚的歌词令我们不寒而栗。台湾歌手杨庆煌有一首校园歌曲《菁菁校园》也正在热播，该歌曲的内容倒是非常的应景：“菁菁校园啊菁菁校园，何处寻觅往昔的笑魇……梦里的伴侣虽已远去，梦却依然芬芳。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成长的岁月最是令人难忘；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总是那么令人惆怅。”

——苏丹2019/5/1 完稿于北京T3航站楼

感谢：

• 刘大平老师、杨志刚、管小平、曹洪舟、张新平、李钫、刘健、刘原、蒋培铭、姚庆武、金广君、周立军、王红、郭曦、吴琛为本文提供的珍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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