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2017年12月14日，台湾著名诗人、文学家余光中病逝，乡愁永恒，诗意长存。先生，走好！
（余光中《乡愁》手迹）
余光中：古典的现代诗人
魏英杰 | 文
有一位诗人，在台北厦门街的小巷里，高吟乡愁。
有一位散文家，举目望星天，作逍遥之游，在苦苦冥思“我是谁呢”？
有一位评论家，拿起锐利的笔，声称要剪掉散文的辫子。
他，就是余光中，台湾当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评论家兼翻译家。他，就是在大陆毁誉参半而我却十分欣赏的余光中。
余光中集众“家”于一身，有人说他是用右手写诗，用左手写散文，还有一只可疑的第三只手在从事评论和翻译。同时他的作品风格多变，于是又有论者说他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他欣然接受。
余光中先生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出生于南京，抗战时随母亲转移至重庆乡下，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
1947年他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外文系，后来转入厦门大学外文系。在厦大时，他已在当地文坛崭露头角，其《扬子江船夫曲》便是发表在当地刊物上的。
1949年他移居香港，失学又失业，一年后迁到台湾，插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
1952年毕业后，他出版第一部诗集《舟子的悲歌》，得到作家梁实秋的好评，名声大噪，当时他才二十四岁。同时入伍，曾任军界编译官。
1954年，他与著名诗人覃子豪等人创立后来为台湾现代诗三大支柱之一的“蓝星诗社”。
1956年退伍后他入东吴大学任教，与表妹范我存结婚。
（余光中与妻子范我存）
1958年他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一年后回台，先后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外文系。1964、1969年两度赴美讲学。
1974年他由政大赴香港中文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授。1985年回台任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余光中用右手写诗，故诗作最丰。他自大学时代发表第一首诗开始，从未辍笔。至今结集出版有十几本诗集，六百余首。四川诗人流沙河在《隔海说诗》一书中对余诗十分欣赏。他说最初接触台湾新诗时，读纪弦、郑愁予等名家都不太满意，当看到余光中的《当我死时》一诗，受到震撼，从此改变对台湾现代诗的偏见。
在评论界，一般都认为余光中诗歌发展的历程始于传统，发展于现代派，最后回归于传统，因此又有人称他为“回头的浪子”。余光中最初写新诗，是受五四时期郭沫若等人的影响，因此他的诗作是始于“五四”这个传统。这种影响在他早期的诗作都可以看出影子来。
后来，他参与发起“蓝星诗社”，在反对纪弦等现代派诗人鼓吹的“纵的割断和横的移植”理论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席卷台湾的现代思潮的影响，因此，他的诗歌创作开始走向现代派，这在他诗集《钟乳石》中得到集中反映。
不过，余光中并未在这条路上走太久。随着1958年他赴美进修，真正沉浸在现代派的世界中，他重新发现认同了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他的创作自觉进入了对恶性西化的告别和重认传统的新古典主义时期。
回台后，他在1961年发表《再见，虚无》，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第二次修正。这个时期的诗集结集为《莲的联想》《五陵少年》等。以后的余光中，基本是沿着这样一条路在走，即以现代派的技巧来表现诗作中深厚的传统意识，如写于1960年的《五陵少年》，那句式和表现手法是何等现代派：
千金裘在拍卖行的橱窗挂着
当掉五花马只剩下关节炎
再没有周末在西门町等我
于是枕头下孵一窝武侠小说
来一瓶高粱哪 店小二
在这很现代派的诗行中，透露着一股浓厚的故国意识，一种难以消融的中国情意结。
另一方面，余光中也保存了中国旧体诗的一些优点，这一点梁实秋曾赞赏和主张过（见他1976年《略谈〈新月〉与新诗》一文）。
余光中自谓：“有深厚‘古典’背景的‘现代’，和受过‘现代’洗礼的‘古典’一样，往往加倍地繁富而且具有弹性。”（《莲的联想》出版后记）乡愁和浓厚的传统意识是余光中作品中的一大主题，因此称之为“古典的现代诗人”是比较恰当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诗人年龄的增长，他的诗作渐渐洗尽了现代派技巧上的一些荒诞离奇，多了一些对人生的感悟，如近年发表的《三生石》（四首）便是一例。
余光中的散文也具有他诗作的某些特色，难怪有人称他的散文是诗化了的散文。我前几年买了一本大陆版余光中散文选《鬼雨》，此后一直放在身边，不时阅读，意犹未尽。
他有一篇提倡散文变革的文章《剪掉散文的辫子》，在文中提出现代散文的三要素：弹性、密度、质料。这值得用右手写散文的作家们深思。同样，也可以用这三要素去衡量余光中的散文。
读余光中的散文，最令我叹服的是他思想的驰骋千里和句式的变化多端。他的联想是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如《逍遥游》从“观星”联想到“喷射机在云上滑雪，多逍遥的游行”联想到古中国的辉煌历史，又从近代中国的“死去”联想到“我是谁呢？”这一关于人类的大问题。看似离奇却不感生硬，且让人回味无穷。
至于其句式的变化多端，余光中散文中有的句子只有几个字甚至一个字，有的却一句有百来字，比如《逍遥游》中有这么一节：
八股文。裹脚巾。阿Q的辫子。鸦片的毒氛。租界流满了惨案。大国的青睐翻成了白眼。
这简直就是押韵的诗行。
《丹佛城》中还有这么一句长得如此有趣，我抄半句给大家看：
……而新的雪花如亿万张降落伞似地继续在降落，降落在落基山的蛋糕上那边教堂的钟楼上降落在人家电视上最后降落在我没戴帽子的发上当我冲上街去张开双臂几乎想大喊一声结果只喃喃地说……
这一句还没完。虽然长，却使人忍不住要读完它，然后舒服地松一口气。这是余光中散文的一大特色。另外，他那欧化句子的巧妙运用，也令人赞叹不已。用左手写散文的余光中，他的作品真可令不少用右手写散文的作家感到羞赧。
余光中还有一只“可疑”的第三只手在从事评论和翻译，成绩亦是斐然。
1992年，余光中在大陆《名作欣赏》杂志上连续登载评论文章，对“五四”以来朱自清、戴望舒等名家多有指摘，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大陆学者纷纷撰文评述，“毁誉参半”，以至1993年《名作欣赏》第一期以半本杂志的篇幅来介绍评点余光中。其实，那几篇评论不过是余光中十六年前的旧作。
在大陆，最有争议的是余光中的为人为文思想。我在这里尽可能以客观的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分析。
余光中在《在冷战的年代》新版序中曾经说：“我肯定的是中国之常：人民、河山、历史，而否定的是中国之变：斯时政局。……我始终觉得有所选择有所否定的肯定，才是立体、具体……”（他这里指的“中国之变”是针对“文革”而言）
通过这句话，首先应肯定余光中的爱国精神。在余光中的诗作中，常常洋溢着对祖国的呼唤和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追缅怀念之情，“乡愁”式的中国情意结是余诗的一大主题，这是非常难得的。
然而，诗人毕竟处于彼岛的政治现实中，即使撇开余光中的创作高潮期正值大陆政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点不谈（余光中的诗歌创作大部分集中在50年代至70年代末），余光中仍不可避免要受彼岛政治现实的影响，这使余诗中常有着一种对大陆现实的强烈偏见。
这一点应加以注意，但似乎不能太苛求。如果余光中在那里能写出欢呼“马克思主义万岁”的作品来，那才叫奇怪。（当然，如果能，我们真的要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如今，江南依旧多莲多菱多燕子，重庆依旧多鹧鸪，而高吟《乡愁》的诗人却不在了。
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本文摘自：《书山寻路》
作者：魏英杰
出版：九州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的书话与读史随笔集。呈现作者从一个乡村青年，在沈从文先生“向更远地方走去”的激励下，如何成为一个媒体人、专栏作家。
这是大时代里的一份个体记录。它书写了作者对人生的严肃思考，见证了这个社会与人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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