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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 处女与妓女: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两极关系

2015-11-03 周质平 九州出版社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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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两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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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胡适初回国的时候,相信改造社会必须从文化的层面入手,改造才能持久,才能有效,因此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自我戒约。他的一班谈政治的朋友曾有“适之是处女,我们是妓女”的讽刺和比喻。当然,胡适不久就破戒大谈政治了,处女之身也就维持不了了。


处女和妓女的比喻,当然,只是一个笑谈。但在这个笑谈的背后,却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进退出处上的一个困境:似乎不为处女,即为妓女。这两者虽有清浊之异,但在“生趣殆尽”这一点上,却是两者同然。二十岁以前为处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或许还能博得一定的尊敬;二十岁以后,乃至终身为处女,就难逃“悲惨”之讥了,所谓“老处女”,绝不是一个褒词。老而为处女成了人生之至痛!


我这样说似乎对女同胞大不敬,犯了“性别歧视”的忌讳。其实,维持“童身”的悲惨,绝不独女同胞为然,男同胞又何尝不然。胡适在《我的歧路》一文中,就充分说明了,用不谈政治来维持“童身”,是一件艰难而痛苦的事,因此,谈政治终于成了他“忍不住”的冲动。


从处女与妓女的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眼中是肮脏的,是介入不得的,一旦介入,是会“失身”的。所谓“爱惜羽毛”、“明哲保身”,多少都是劝人不可轻入宦海。宦海凶险,一旦跃入,少有能全身而退的。老庄的许多名句寓言,都为这种想法、做法提供了最高的理论基础。


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政治就其本质言,固然是肮脏而凶险的;但就其形式言,却又是“至高的”。“学而优则仕”、“为王者师”岂不就是历代中国读书人最后和最高的理想吗?


冯友兰一辈子似乎即为“国师”一念所苦,以至演出了在文革期间失其故步的丑剧。多少知识分子的气概和风骨,只要一碰到政治权力中心,少有不化做奴颜和媚骨的。郭沬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这也正是处女和妓女这种知识分子与政治两极关系之所自来。



(冯友兰)


然而,时代不同了,海峡两岸都已渐渐地走出了“民族救星”独裁的笼罩和阴影。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不但已经突破了处女和妓女的两极,更进而打破了“宁鸣而死”的烈女传统。


而今,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既不必为处女,更不必为妓女,而是可以做个行止端庄,操持家务的良家妇女。


梁漱溟曾有“吾曹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豪语和雄文。今日我们重读此文,必须对“出”字有一个新的解释:“出”并不一定意味着成为“当道”;而成为“当道”也不一定即是“出”。


“出”是意味着对国事的关切和对苍生的悲悯。我是苍生,而苍生也即是我。梁漱溟有时或不免以“救世主”自居,而我们在今日则是自救。自度与普度之间原只是先后程度之异。这种自度度人,事事关心的态度就是“出”!


陈独秀、胡适、鲁迅、梁漱溟这些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严格说来,都不曾在“当道”的宦海中有过浮沉。然而,我们却毫不迟疑地觉得他们曾“出”,已“出”。而天下苍生也确曾因“彼曹”之“出”,而有所启迪,有所苏解。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生与老师在北大办公处门前合影。前排左五为蔡元培,左六为陈独秀,左七为梁漱溟;2排左四为冯友兰)


这些前辈的典型已经为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在处女与妓女之外,别立了一个新形象。我们可以参与而不同流合污,可以介入而不为其所吞吃。当然,这是极不容易做到的。但只要心中有此一念,即不至落入处女之束手无策,与妓女之以淫为生。


蒋介石当年曾一再邀约胡适成为国府委员,加入政府,胡则始终未允。胡的主要理由是:他在野比在朝的力量更大。这句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对胡适来说,“在野”正是“出”,而在朝却反而减少了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成了“政府的尾巴”。


我们回看他的一生,胡适的这番话是极有见地的。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大致和他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远近成反比:离得越远,影响越大,一旦自身介入,反而彰显不出他的力量了。


我们现在虽不为“处女”,却可以为“处士”,而这正是个“处士横议”而又没有“鸣而死”的威胁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何忍坐视!何忍袖手!何忍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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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自《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

周质平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周质平先生多年来有关现代学人与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共分三个部分。


人物研究中涵盖了胡适、林语堂、赵元任、余英时等现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者,论述着重在思想史层面的分析。


语文发展的内容,重点关注现代中国汉字命运的探讨以及简化字、世界语等话题,对百年来的语文发展提出独特的见解。


随笔杂文部分,汇集了作者近20年来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内容精练,论断清晰,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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