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近100年的政治文明探索中，围绕着政治权力这一核心要素，从政治权力来源、分配、控制等角度进行了制度创设，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贡献。探讨人类政治文明解决的基本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解决人类政治文明基本问题的方案及价值，既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也对我们坚定政治自信、确保政治定力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新时代，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对于我们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政治自信、增强政治定力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一个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构成的完整体系。纵观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政治文明始终围绕着政治权力这一核心要素不断发展变迁，主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来源、政治权力分配、政治权力控制等一系列问题。
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是衡量政治文明进步程度的根本标准。政治权力大体经历了从“权力神赋”到“权力民赋”的演进过程。传统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们很难正确认识自然界以及人自身，因而习惯于将政治权力看作是神的赋予，认为服从现实的政治权力，就是服从神的旨意。正如恩格斯所言，“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这种状态下，政治强制无所不在、等级关系无所不在、人身依附无所不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启蒙学者们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引出“人民主权”思想，认为一切权力均来源于人民，所有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员必须是民意的代表。从那时起，“人民主权”思想便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理论基础，并逐步成为东西方社会的普遍共识。“人民主权”是一个宏大而抽象的概念，任何国家都很难使每一个公民长期直接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治地位后，通过民主赋权、法律确权方式，巧妙地将“人民主权”改造成了人民几年一次的依法投票权，政治权力也因选举具有了合法性。
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决定政权组织形式，其实质是政治权力归谁享有的问题。自古以来，政治权力的分配有着千差万别的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传统社会，实行皇权至上的权力分配方式，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西方传统社会在权力分配方面，却呈现出分权特点。国王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不仅受教会制约，还要与下级贵族分享，从而使政治权力分配呈现分散化特点。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王权的扩张，西方传统社会也逐步突破了这一架构，但分权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尽管各国权力分配的具体形式不同，但无论是横向的权力分配还是纵向的权力分配，大都遵循着分权原则，以防止独裁政权的出现。比如美国，政党之间的权力分配实行竞争性的两党制；横向权力分配，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纵向权力分配，联邦与州实行分权，除了宪法规定的联邦权力外，其余权力均由各州行使。
政治权力的控制问题直接关系国家稳定与发展。政治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对政治权力实施有力的监督和控制，这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衡量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准。传统社会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权力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机制，对权力的控制是自上而下的皇权监督，充满着浓厚的人治色彩。资本主义时代，随着现代民主制的确立和发展，人们对于政治权力的控制约束也变得更加全面有效，形成了自我约束与外部约束相统一、制度化约束与非制度化约束相结合、道德约束与法制约束相配合的权力控制约束格局。尤其是为了有效地维护、保障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保持权力平衡、政治稳定，资产阶级在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设计了一套分权制衡的体制来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和限制。其中最典型的是三权分立体制。这是西方社会政治权力控制的主要思想渊源和制度安排，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主义社会在自身传统和国情的基础上对政治权力来源、分配、控制进行了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制度设计。通过选举民主实施民众赋权，通过竞争分权实现权力分配，通过分权制衡实现权力控制，改变了传统社会民众无权、暴力夺权、难以控权的弊端，使人类政治生活从战场转向会场、从人治转为法治、从任性转到规范，维护了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政治行为的有序性。但资产阶级政治文明并非十全十美，作为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产物，其政治文明是在西方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现和反映着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政治文明探索中，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成了一套超越西方政治文明模式的制度框架，全面提升人民的政治地位，实现了人民赋权、人民享权、人民控权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权力来源上坚持历史选择和现实认可的有机统一，努力确保权为民所赋。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己任，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浴血奋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同时针对根据地实际和人民意愿，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形式，如投豆法、烧洞法、投纸团法等，赢得了穷苦大众和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呈现出“最后一粒米，拿去当军粮；最后一块布，拿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娃，送去上战场”的景象。历史上从没有哪一支政治力量能够像我们党这样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正是在人民的拥护支持下，我们建立了新中国，获得了政治权力，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始终以一种赶考的自觉心态，一以贯之地追求民族复兴、追求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获得了人民的现实认可。在人民民主方面，我们党根据人民赋权的原则，高举人民民主大旗，不仅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广泛的民主选举权利，而且也在选举法中规定了选举经费均列入财政预算，由国库开支，从制度设计上避免了“金钱政治”的影响。还在实践中不断拓展民主形式，实现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两种民主形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权力分配上坚持集中领导和尊重多样的有机统一，努力确保权为民所享。独占专权是权力分配的最低层次，分散竞争是权力分配的演进形态，合作共享是权力分配的最高境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分配模式下，其权力的拥有者和竞争者，在权力运用过程中主要是以维护党派集团利益为目标，往往不择手段、相互倾轧、相互否定，造成国家行政效率低下，人民难以获得长远的利益保证，国家也很难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大、人口多、民族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大、风险多。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决定我们在权力分配上必须强调集中领导，强调维护中央权威，从而实现高效动员、高效决策和高效执行。世界著名战略学家、《增长的极限》一书的作者兰德斯就谈到，比起西方，中国更能担任世界拯救者的角色，首要原因就是更高效的体制和强大的政府。我们在政治权力分配上强调的集中领导，是建立在充分尊重社会多样性、充分尊重民主诉求的基础之上，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这就使我国的政治权力分配呈现出集中领导与尊重多样相统一的独特形式。设计出了一系列体现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这一系列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核心思想，始终关注各党派、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始终按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去行使，确保权为民所享。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权力控制上坚持自我约束和人民监督的有机统一，努力确保权为民所控。在政治权力控制方面，我们党始终强调权力自我约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同时，我们党始终强调政治权力人民监督。1945年7月，黄炎培提出“历史周期律”问题。毛泽东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在长期政治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广大人民掌握最高监督权的原则，其典型的制度设计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司法、监察机关之间在职能上有所分工，但并不是各自分立、平等分权、相互制衡的关系，而是产生与被产生、决定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这就避免了权力的疏离、分散，保证了人民监督的最高地位和最高权威。尤其是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和党的纪委合署办公，将过去分散在政府、检察机关、党的纪委等的工作力量和职能统合起来，不仅丰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也有利于实现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政治权力自我约束和人民监督。
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文明进步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平台。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在崛起过程中除生产发展、军事进步、技术创新外，都离不开政治文明支撑。“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创设的政治文明的支撑下，中国社会彻底超越了帝制传统，完成了国家的政治整合，保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政治制度基础。
成功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魅力。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模式脱胎于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以及高度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形形色色的官僚特权制等。这些政治上的种种表现本质上都是封建集权政治的翻版，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形象，也埋下了社会主义挫折的祸根。但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模式的弊病并非科学社会主义固有的，而恰恰是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背离了人民赋权、享权、控权的要求造成的。中国共产党人创设的政治文明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伟大实践的有机结合，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追求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理论实质和终极价值追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等，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模式，以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魅力，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孕育出新的前景和希望。
为世界多元化道路选择提供了中国方案。长期以来，西方政治文明风靡世界，成为很多国家竞相效仿的“典范”。但西方政治文明并不是普世的，被移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后，大多数国家都陷入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甚至连绵战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了西方的那套东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稳定了吗？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西方政治文明模式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他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最佳模式选择。中国共产党人创设的政治文明打破了世界对西方政治文明模式的盲目崇拜和路径依赖，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全新选择和有益借鉴。
作者：孙岩，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家发展战略教研室副教授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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