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好“三山五园”进行对外传播？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视察北京时指出：“经过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北京成为一个保有古都风貌的现代化大城市。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这为北京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指明了方向。2018年9月，市委书记蔡奇在海淀区调研“三山五园”保护工作时指出：“‘三山五园’地区具有独特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优质人文底蕴和优良生态环境。要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整体保护利用好‘三山五园’这张金名片。建设国家历史文化传承的典范地区和国际交往活动的重要载体。”这将“三山五园”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事实上，当前对“三山五园”政治传播价值和国际传播机制的研究，与决策层认识的高度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讨论“三山五园”的政治传播价值与国际传播机制问题，既有时间的紧迫性，又有现实的针对性。
清代三山五园全貌图
“三山五园”与世界对古代中国天下秩序政治的认知
“三山五园”是目前保留较为完整的清朝皇家园林。这些皇家园林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园林艺术、皇家景观设计，也不仅仅是皇帝及其皇族进行游憩的场所，它更是清王朝的天朝政治得以展开的重要场所。有研究者指出，“在清朝存在的268年中，有226年在三山五园理政” ，这被研究者称之为“园居理政”。
“三山五园”是世界受众认知中国清王朝天下体系的重要窗口。国外对古代中国的认识有旺盛的需求，他们难以想象如此悠久的王朝历史是如何延续的。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维持的是“天下秩序”。这个天下秩序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建立的主权国家观念是完全不同的，跟今天熟知的霸权国家也有很大区别。古代中国的王朝秩序既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主权国家间的对等关系，也不是沃勒斯坦笔下的“世界体系”里“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准确地说，中国王朝与其他国家是宗藩关系。对天下中心的中央之国——中国来说，所谓的外国不是跟中国中原王朝对等的平等一员，也不是完全敌对的国家，而是被视为中国的藩属之国。清王朝直接继承了这种天下观念，并把它发扬光大，将这种藩属关系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19世纪末才崩溃殆尽。
“三山五园”在建构这种天下秩序中，在维持中央之国与周边国家的藩属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前所述，清朝皇帝多数时间在“三山五园”治朝理政，多次接见周边国家的使节、甚至册封不同的番邦头领。据记载，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清世宗胤禛）在圆明园南面增建宫殿衙署，占地面积由六百余亩扩大到三千余亩。此后，圆明园不仅是清朝皇帝游憩之所，也成为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
乾隆五十五年也就是1790年，清帝国朝廷上下都在准备庆祝皇帝的八十大寿，庆寿活动从承德避暑山庄开始，中经圆明园，最后在北京的紫禁城落幕，长达数十天。这一次，除了清朝的满汉文武百官、蒙古王公之外，安南、朝鲜、琉球、南掌、缅甸、哈萨克等使团，以及四川、甘肃土司、台湾生番都纷纷赶到承德参加这一次盛会。“三山五园”自然而然地成为向天下秩序下藩属国的使节和国内各地方首领，展示古代中国王朝政治运作的窗口。“基于天下世界观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理念，是中国古代客观存在的与今天的世界观和政治理念迥异的一个历史事实，”在步入现代之前，这个秩序很好地解决了中央王朝与藩属的关系问题。
当然，这给“三山五园”在传播自身价值时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要坚守对中国天下秩序历史事实的真实认知，并在对外传播中科学巧妙地进行全面客观的传播，使国外受众理解、接受并认同中国的历史，而不是加强或者任其停留在对古代中国王朝政治的东方主义的想象之中。
“三山五园”历史变迁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
“三山五园”的历史变迁是清王朝历史变迁的表征和见证者。清前期是一个独立的专制王朝，1840年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丧失自主权的过程，也是中国艰难尝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这一切都与“三山五园”的历史变迁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使“三山五园”两次遭受野蛮劫掠，这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这段惨痛的历史，就是西方用坚船利炮将封闭的天朝秩序打碎，将清王朝卷入资本主义链条、拖入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基础构建的近代霸权殖民体系的过程。这是中华民族集体受辱、被迫卷入的过程，涌现出一批中国近代史上优秀的、先进的中国人。他们不断进行个人或者组织化的抗争，传播先进的改革和革命思想，去努力构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国家。在这样受辱与抗争的双重过程中，“三山五园”既是屈辱历史的承担者，也是历史事实得以展开的活动场所，更与那些抗争者、变革者、革命者、先进思想传播者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号的梁启超最终被埋葬在香山，同样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名言并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奉献终身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衣冠冢，也留在了香山。
“三山五园”从繁荣到毁灭，再到重新保护利用的历史过程，孕育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是共同的民族观念、团结的意识、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民族意识的觉醒、形成与强化是铸就民族主权国家的前提。
“三山五园”从繁荣到毁灭的历史悲剧，催生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三山五园”所犯下的野蛮罪行，不断催生着中国近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关于英国和法国两个强盗的比喻，警醒和激励着中华民族为构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而努力。“三山五园”，尤其是圆明园那破败的废墟，时刻提醒着中华民族“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的硬道理。
新中国初步完成中国独立主权国家的构建后，对“三山五园”进行了保护性的开发和利用。党和政府巧妙运用这段悲惨历史，使其成为培养下一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重要基地，也是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民族意识重新在这里聚合，生发出新的萌芽——爱国主义思想。
当然，如何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叙述，并对来自西方的受众进行有效的传播，需要理论、事实和话语的配合，更需要策略和技巧。我们不能一直生活在历史造就的悲剧中，让悲情和复仇占据国人的心灵；也不能做历史虚无主义的信徒，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加害置若罔闻，抛却脑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要求必须用科学巧妙的方式讲述这段历史事实。有人认为大型电视纪录片《颐和园》在这方面做出了巧妙的探索，体现了颐和园的世界价值——平和之美。创作者用了当时一名英国随军记者当天发回国的报道，描述清漪园被毁的惨状。通过背景交代，呈现历史和事实，让观众从事实中去认识、评判，巧妙解决了“怎么说”的问题。
“三山五园”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与构建
“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是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载体和场所。有一种观点认为，大众媒介（包括今天的新媒体）是进行国家形象传播和塑造的不二选择，这被称为“媒介中心主义”。在今天跨国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更多地发挥人际交流而不单纯依赖大众媒介来塑造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是接待国外游客的重要旅游景点。几乎来京甚至来中国的游客都会到这些景点的某一处去参观。这些国外游客都成为了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有效受众，他们的数量相当可观。置身景点之中，对中国的感受远比通过媒介宣传来得更为真实、具体、生动。“三山五园”这样的历史文化景区与数量庞大、活动灵活、分布广泛的外国游客个体结合起来，就使中国国家形象这一宏大的传播活动变成了具体可感的个体体验。这样的传播是渗透式的、是无形的、是摄人心魄的。相较于组织化的媒体来说，具体的历史文化景点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任何意识形态色彩。个人体验式的参观访问相较于组织化的媒体传播，更易于使良好的国家形象得以树立。
“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文化是在国际上传播文化中国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历史悠久的中国靠什么来展示？很显然，来中国参观访问要比阅读中国的历史典籍来得更深刻、具体。“三山五园”是中国两千年传统皇家文化的典范与集大成之作，这里的政治斗争、处理对外关系的天下秩序，甚至作为自然景观的园林艺术，在世界园林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总之，这里传播的是有别于西方的东方政治、文化与艺术。
作者：李彦冰，北京联合大学新闻与传播系系主任、副教授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9期，原标题《“三山五园”对外政治传播的功能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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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北京市方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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