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历史深处的“北方都江堰”
戾陵堰、车箱渠建于三国时期魏嘉平二年（250年），是北京地区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大规模引水灌溉工程。所引永定河(时称㶟水)水灌溉了当时蓟城南北广阔的土地，历曹魏、西晋至北朝，惠泽数百年之久。其间，灌溉范围不断扩大，还兼有漕运开发，为北京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农业基础和基本的水利格局。因而被称为北京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水利工程。水利学界把它与四川岷江上的都江堰相比，视为中国古代水利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
依据北魏时期郦道元著《水经注》所收录的刘靖碑文、戾陵遏表及其他相关史料的文字描述，结合多数学者的论证考察，目前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这项工程的遗址就在石景山与四平山—黑头山夹口的位置，即今阜石路铸造村至麻峪村之间的地下。而其形制、规模及建造、变迁过程大致如下：
主持修建这项工程的是曹魏镇北将军刘靖。他“开拓边守，屯据险要。又修广戾陵渠大堨，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魏嘉平二年（250），刘靖亲自登上“梁山”（即今四平山—黑头山）考察㶟水（今永定河）源流，然后督率上千士兵，在㶟水上筑“戾陵遏”（因梁山附近有燕王刘旦的陵墓“戾陵”而得名；“堨”或“遏”即堰），又沿山壁开凿车箱渠将㶟水向东引入高梁河故道，以灌溉蓟城周边农田。
在这一系列工程中，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㶟水河道上建造低矮的拦水坝——戾陵堰。其位置应在今石景山西侧，依石景山山岩筑造堰体斜向西北拦截河道。具体方法是，将一根根木桩按一定间距打入河床，在木桩之间用柳条或荆条编成笼筐，筐内填以石块或大卵石，无数这样的石笼堆积成一道既能壅水又可透水的矮坝。据《水经注》卷十四收录的戾陵遏表记载：“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今2.4 米），东西长三十丈（今70 米左右），南北广七十余步（今100 米左右）”，可见其规模不小。它使上游来水在石景山和四平山之间形成很大的一个洄水湾，一则大大减小了洪水的冲击力，二则蓄积了水量、提高了水位以便于引水。工程的第二个重要环节是沿北岸山体石壁开凿车箱渠。为了减少工程量，依两山间天然垭口地形将渠道横断面做成矩形，遂被形象地称为车箱渠。引水口设在戾陵堰上游左岸，水门（闸）则安装在石景山和黑头山之间垭口的最窄处。“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今9.6 米），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如此巨大的闸门高效而有节制地把永定河水引向东去，顺着高梁水河道（今也称“三海大河”）流向蓟城北部。高梁水是一条原本就存在的天然河流，是从更新世晚期直至东汉末年的古永定河河道。它冲出西北高山峡谷后，从今石景山附近向东流，经北辛安、田村、半壁店等，接今紫竹院以下河道，经今积水潭、什刹海、北海等，穿过今人民大会堂西南，再东南流经前门、金鱼池、龙潭湖，流向十里河村东南，至马驹桥附近汇入㶟水故道（今凤河河道）。尽管这条河在东汉以后由于泥沙淤积而阻断了与㶟水的联系，但由于有永定河洪积冲积扇潜水层在山前地区的溢出补充而没有断流，还留下了积水潭、什刹海等一连串原有水体残存形成的湖泊。刘靖开凿车箱渠就是接上了这条古河道的上游与㶟水的关系，利用其河道加以疏浚、沟通，重新恢复了高梁水。所以，北魏的郦道元仍以“高梁水”名之，表明了两者间原本的承继关系。
由此，㶟水“自堰枝分”，一部分河水流过戾陵堰坝体，继续向下游卢沟桥方向流去；另一部分受坝体阻拦从车箱渠导入高梁水故道。所谓“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稳定的水流通过车箱渠—高梁河浇灌蓟城北部大半个圈的千顷良田，然后重新汇入㶟水。
这一水利工程带来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刘靖初建戾陵堰、车箱渠之后，每年能够灌溉水田二千顷，管辖范围内受益的各类土地，总计达到百余万亩。到了景元三年（262），为扩大灌溉面积，主管河堤事务的官员樊晨奉命改进工程。这次改造后，“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樊晨从高梁水的中游今德胜门水关附近分出一条支渠，循今坝河河道向东偏北而下，最终在潞县境内汇入潞水（即白河，今北运河），以灌溉昌平、潞县境内土地。如此一来，高梁水由原来斜穿今北京城中心南流改为岔出一支拐向东北又转东南，河道里程增加，灌溉范围大大拓展。不仅如此，这条支渠后来成为金、元时期的坝河（因在河上设置了多道闸坝以节制水位），发挥了一定的漕运效益。
西晋元康五年（295），㶟水洪水暴发，将戾陵堰毁损四分之三，并冲入车箱渠，导致沿岸溢决。时任幽州军事长官的正好是刘靖的小儿子刘弘，他继承了父亲治水的才能和魄力，带领属下二千将士，筑堤岸、修石渠、重垒主遏，改造水门，很快恢复了戾陵堰、车箱渠功能。
晋室南渡，北方进入十六国战乱时期，戾陵堰、车箱渠一度失修荒废，到了社会相对稳定的北朝才又兴复。北魏孝明帝时，裴延儁任平北将军、幽州刺史，对戾陵堰、车箱渠等进行了大力整修。整修后的灌溉面积达到一百多万亩，收益为旱地的十倍，效用持续到北齐时期。
《北齐书》卷十七记载，河清三年(564)，幽州刺史斛律羡“又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边储岁积，转漕用省，公私获利焉”。他把高梁水向北引入易京水(今温榆河)，再东注潞水，显然是继续向北扩大了灌区。“转漕用省”句说明，北齐向幽州地区运送粮饷已由陆运改为水运，节省了费用，减轻了财政负担；幽州百姓则因灌渠的延长而受益，由此“公私获利”。
戾陵堰、车箱渠的水利价值不仅限于农田灌溉，它对后世的影响还体现在对漕运的贡献上。
金、元时期，随着北京城由一个军事重镇上升为都城，人口和城市规模大大增加，提供物资保障的漕运成为朝廷命脉。为增加东边大运河的水量和运力，便于将漕粮就近卸到城下，金朝和元朝都想方设法地导引卢沟水（今永定河）连接运河。车箱渠及其渠口成为他们继承利用的首选，因而金、元时期的金口和金口河的遗址与历史上车箱渠的位置部分重叠，也在今石景山与四平山—黑头山夹口的位置，即今阜石路下、原石景山发电厂北门附近。据《金史·河渠志》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自金口导至京城北入濠，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是为金口河。这次的引水口要比三国时的车箱渠略偏北一些，设在麻峪附近。闸口水门同样在垭口最窄处，称之金口，导出河水先是顺旧渠东流，只是经八里庄、定慧寺之后不再偏北行，而是一直向东流到今玉渊潭后转向东南，于木樨地附近汇入金中都北护城河。而后大致经今受水河胡同、旧帘子胡同、人民大会堂南等地，下接今通惠河河道，东至通州。金朝原期望通过它漕运物资直接运进城，但遗憾的是，此时的永定河已经变得水性浑浊，“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加上从金口到金中都北城壕的河道落差近50米，而水平距离只有约22公里，降比为千分之2.2，河水进来犹如飞流直下，冲击力极大，反而引来了永定河的灭顶洪灾，渠成不久即闸毁河溢，不得已速将金口堵塞。
郭守敬最大的成就，体现在元大都的水利建设上
元初，在郭守敬主持下，再次打开了金口。他采取了在金口之上另开深广的减水河分流洪水等工程措施，使金口河从至元三年（1266）到大德五年（1301）成功利用了35年，为元代兴修大都城运输能源和建材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久后，又因惧怕浑浊而湍急的浑河（永定河当时的称谓）水患而将金口堵塞。元末又曾重开金口河，但终因泥沙剧增、水患凶险等归于失败。金口河的一成两败，都是基于戾陵堰、车箱渠留下的规划路径，最终受阻于永定河的泥沙和洪水问题，这为后世导引永定河水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除了有史可证的水利价值，其工程技术亦可与都江堰媲美，如：都是利用汊河建引水工程；都是壅水、溢流建筑物；进水口都是开凿于山体垭口处（所谓“地形缺口”）；工程的修建者都是子承父业，等等。另据考察，原石景山发电厂北门附近曾有一个小山包叫龙首山，它或许是当时建水门的一个支点，北侧和黑头山之间是车箱渠及水门，而南侧很可能还有一个“副遏”用以分洪。这种形制与都江堰的做法也极为相似。
都江堰沿用至今已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而戾陵堰、车箱渠则湮废已久。金、元以后，由于上游地区植被破坏，永定河泥沙含量与日俱增，成为仅次于黄河的“小黄河”，也被称为“浑河”“无定河”。其频繁改道和严重淤积对出山口以下沿岸地貌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我们无法在地表寻找完整真切的遗迹。
如今，随着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规划的实施展开，石景山作为永定河畔的突出地理坐标，又因其附近特有的水利文化风貌而被确立为重要的文化节点。除了戾陵堰、车箱渠，这一带还分布着其他历史时期各种水利工程的遗迹，如兴隆沟坝、公议沟、城龙灌渠及清代石堤等。如能加以系统挖掘整理，建立遗址公园或开放式博物馆予以保护和展示，这将是永定河文化最直观、最完美的呈现。期待随着城市建设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终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精确的考古探寻而找到它们对应的位置，或挖掘或复制，让戾陵堰、车箱渠等遗迹重见天日，满足千百年来人们对它们的想象，印证北京光辉灿烂的水文化史。
作者：吴文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11期，原标题《戾陵堰和车箱渠：沉睡历史深处的“北方都江堰”》
责任编辑：金蕾蕾
版式：邝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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