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个城市，从它的地理空间开始。懂得它的文化，则要从历史中溯源。
提起北京城的历史，人们首先想到“5坛16城门”，即天坛（南城）、地坛（北城）、日坛（东城）、月坛（西城）、社稷坛（皇城）；内城9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东直门、安定门、朝阳门、德胜门），外城7门（广安门、广渠门、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东便门、西便门）。
而今天被人们广为提及的两个重要的带“门”的地名——复兴门和建国门则不在其中。究其原因，则需要从北京的建都史谈起。
北京城市景观（视觉中国）
古老的北京城“古老”在何处？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算是一种“古老”。但对于多数人而言，那看得见的城池、古建以及数不胜数的历史文化遗迹则显得更加有温度、能触摸、可记忆。特别是元大都城的定位，让北京的都城地位得以确立。诚如忽必烈所期待的：“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建好的元大都，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城垣三重、中轴对称。明清两代的北京城在空间位置上虽有挪移，但整体定位以及天人合一的理念延续不断。有城必有门，明清遗留的老北京城由凸字形的内、外两城组成，本开有“内九外七”16座城门。这些城门虽然看似是为了方便出入，实则不只是简单的通道，而是设计周密的城防要塞。凡城门都包括城楼、箭楼及连接二者的瓮城。城墙部分则是宽厚而坚实的另一种防御。然而在日本侵华时期，日军在北京东郊筹建了用于工业生产的东街市，在西郊筹建了用于商业和住宅的西街市。为了便于西街市和东街市与城内的交通，1939年在东、西两面的城墙上生生凿出了两个豁口，东边的起名为启明门，西边的起名为长安门。
1949年2月解放军入城（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旧京图说”）
抗战胜利后，广大民众强烈呼吁将两处豁口进行更名。鉴于此，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分别将启明门更名为建国门，长安门更名为复兴门。还有一种说法是，建国门、复兴门的命名源自一首歌曲，歌词内容是：“建国一定成功，民族必定复兴，中华康乐无穷。”不论建国门和复兴门的命名之缘由究竟为何，我们现在能明确知道的是，这两个门，虽然名中带“门”，却和“内九外七”中的其他城门历史渊源不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两处城门仍沿用故名。还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建国门、复兴门的命名源自两处豁口，无形之中对后来北京城其他地名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善交通，老北京城墙被扒开了多处豁口，大都未建门洞，也未命名为“门”，只是根据附近地名权且称为北小街豁口、新街口豁口、官园西豁口、十条豁口等，老北京人则俗称城豁子。后来城墙被拆除，有豁口的地方也多是建了立交桥。城墙昔日的面貌虽再也难以重现，但北小街豁口、新街口豁口等地名却保留了下来，而且被标注在了公交线路的车站名称里，成为今人认识北京城历史的重要载体。所以，认识建国门与复兴门，不能只停留在“门”本身，而应该关注它背后的历史深意。
正在开辟的内城西城墙新豁口，也就是后来的复兴门（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旧京图说”）
要了解建国门的始末，必须说说现位于建国门东裱褙胡同２号的古观象台。古观象台始建于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是在元司天台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据民国《北京观象台仪器残缺记》载：“明之观象台，即元之司天台。惟元大都南城，约亘今东西长安街一带，故司天台居元城之外。明永乐十七年拓城而南，几及二里，观象台遂扩入城中。”这处古观象台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以历史悠久、仪器精美、建筑完整而闻名，也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明朝初设时称观星台，清代改名为观象台。从明正统初年到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古观象台从事天文观测近500年，其间从未中断，因此它也是古观象台中连续观测时间最长的观象台。上古伊始，中国的先民依天象、物候修改完善历法，形成文化，观象台便是一个重要的载体。《左传》中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对于古代的先民而言，渺小个体面对浩渺宇宙只能充满无限敬畏。而如何超越自己，走向更广阔的社会，那便要无限接近宇宙的真谛，扩充自己的智慧。《诗经·大雅·灵台》篇首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融科技与信仰于一体的观象台，在古人看来就是灵台。因为它可以通天地，所以是“观测天象，以定时历”的载体。时至今日，每当进入这个古朴而典雅的空间，仍然可以看到乾隆皇帝手书的巨幅题匾“观象授时”，很好地概括了观象台的功能。题匾的下方有题联，上联为“敬协天行所无逸”，下联为“顺敷星好敕时几”。
古观象台（北京天文馆网）
在古观象台紫薇殿旁，还有一个立于公元1905年的石碑，上刻有“庚子构变，衙署焚毁，仪器荡然”的字样，这是彼时光绪皇帝为警示后人所立。今天，每每漫步于此，与这些历经辉煌与磨难，有的甚至漂洋过海、经历战火的青铜仪器进行对话时，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将它界定为所谓的网红打卡地，而是要通过这些不会说话的文物，看到其背后的故事和生命，感受文物真正的温度和情感。贡院是会试的考场，明经取士、为国求贤是其功用。北京贡院即坐落在建国门附近，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大门5楹，坐北朝南。今天虽已难寻其旧迹，然而贡院东街、贡院西街、贡院头条、贡院二条、贡院三条的地名依然让我们对这一曾经是“鱼跃龙门”之所心生敬意。近现代以降，建国门不仅见证了古都历史文化的变迁，也是北京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醇亲王府南府，位于复兴门立交桥东南的鲍家街43号，现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曾为清高宗乾隆第五子荣亲王永琪府邸，也叫荣亲王府。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清宣宗第七子奕譞获封醇郡王，居住于此。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晋封醇亲王，府第称醇亲王府，俗称七爷府。奕譞之子载湉入继大统后，醇亲王府成为潜龙邸，醇亲王迁府至后海北岸，即醇亲王府北府。奕譞去世后，醇亲王府南府的前半部分改建为醇亲王祠，后半部分仍为潜龙邸。民国时期王府宅院办过中华大学，后来还做过中国大学附中。一百多年来，这里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太平湖彻底消失，王府西侧的花园代之以一大片高楼大厦。老醇亲王府的建筑群现在属中央音乐学院所有，前部的建筑是办公用房及礼堂，中部的殿堂是职工宿舍，北面的后罩楼被其他一些单位借用。不久前，最南面的王府大门已经修葺一新，神秘的潜龙邸以全新的容颜面对世人。1979年9月28日，建国门立交桥竣工通车（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旧京图说”）
中国近现代以来，百余年的历史蕴含着盛衰兴亡的深刻哲理。鸦片战争期间虎门的大炮，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局全图”，《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复兴之路上耐人寻味的片段，定格了令人感慨的历史瞬间，让我们深切体会到：正是因为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近代以后中华民族才会苦难深重；正是因为奋起抗争、发展自强，中华民族才能“拼将十万头颅血”，终把乾坤力挽回，走上伟大复兴之路。历史的维度，铸就了格局的宏阔。发展的脚步，定义了城市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在建国门、复兴门附近兴建起一批现代化的交通枢纽工程，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古老的北京城古都风貌犹存，现代发展势头更劲。徐光启曾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交通是首都的一个重要窗口。建国门附近的北京站，195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建，1月20日动工，9月10日竣工，体现了中国速度，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铁路客运车站，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北京交通枢纽的功能。此后，复兴门、建国门所在地分别开辟了地铁1号线（公元1969年）和2号线（公元1984年），更是发挥了立体、交互的交通功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复兴门和建国门立交桥在城市建设中折射了首都的跨越式发展进程。20世纪70年代，在复兴门豁口、建国门豁口分别兴建了北京市的现代化大型立交桥——复兴门桥和建国门桥。它们分处于长安街的两端，连线而成十里长街，成为二环路的重要交通枢纽。有人说，在北京问路，桥是坐标。桥，本是与水形影不离的建筑，在北京则遍地开花。北京的立交桥展现了首都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复兴门立交桥是北京城的第一座立交桥，建国门立交桥是我国第一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完全分行的三层互通式立交桥。两座桥均呈苜蓿叶形，既体现发展理念，又蕴藏生态内涵。建国门曾有首都迎宾门之称，这里不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全国妇女活动中心、海关总署等多家单位，还有长安大戏院、中粮广场等各种现代化休闲娱乐场所，共同构成了一个融物理空间、整体环境及其所牵连的社会活动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学者将之命名为景观。景观不仅表示了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地理意义上的物理环境，同时也指向社会实践及其表征，并将持续影响和生产着新的关系，重构着城市文化和社会文明。一个城市的文物建筑及其环境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名人故居在北京的文物建筑中最为丰富，也十分独特。建国门、复兴门附近的名人故居有多处，如蔡元培故居、朱启钤故居、马寅初故居等，这些故居见证了古老的北京城所历经的岁月沧桑。走进这些名人故居，既是一种情感上的缅怀，又是一种对文化归属的更深层次的认同与追寻。同时，名人故居也是后人烛照古今、认知自我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建国门、复兴门之于北京城的意义，有历史文化的承载，也有交通枢纽的价值，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发展程度。夜色阑珊时，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一路行来，车水马龙、华灯璀璨。面对这恍如隔世的银河灯海，我们不禁慨叹，打开建国门，开创新时代；怀抱中国梦，迈向复兴路。
作者：景俊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2年第1期，原标题“打开建国门 迈向复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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