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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朱冬妮助教授与Ali Hortaçsu（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席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Steven L. Puller（美国得州农工大学教授）、Fernando Luco（美国得州农工大学助教授）的合作论文“Does Strategic Ability Affect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Electricity Markets”被国际五大顶尖经济学期刊之一的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简称AER）正式接受。
引入理性阶层模型 探究决策能力异质性与市场效率间关系
在市场上相互竞争的企业是千差万别的。即使他们在同一个市场里竞争，企业也会在很多维度上存在异质性，比如：企业结构、生产能力、市场经验和核心竞争力等。另外，制定企业策略的经理人也会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比如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等。这些差异可能会导致企业在竞争时采取不同类型的策略。但是，通常被用来研究策略行为的寡头垄断模型并不考虑潜在的策略行为异质性。在许多实证研究中，企业被假定为是完全理性的，市场均衡来自纳什均衡。
朱冬妮老师与合作者在文中就此提出两个问题：如果所有企业都是有限理性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纳什均衡，会发生什么？决策能力的异质性将如何影响市场的有效性？虽然策略均衡模型在实证产业组织理论领域十分普及，但是实验经济学领域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实验对象常常偏离纳什均衡。为了解释这种偏离，许多替代纳什均衡的理论模型已经被提出，Camerer, Ho和 Chong （2004）的理性阶层模型是其中之一。Goldfarb 和 Xiao （2011）的先驱性文章，首次运用理性阶层模型研究美国电话市场，他们发现决策能力的异质性的确会影响企业的进入行为，并发现决策能力强的企业更有可能会生存。
文章论证理性阶层模型可以很好地捕捉寡头垄断市场上企业的定价行为。朱冬妮老师与合作者发现，以美国得州电力市场的研究为例，Hortaçsu 和 Puller （2008）发现该市场的企业的竞价行为总是偏离纳什均衡，并且这种偏离造成了生产上的低效率。这篇文章中将理性阶层模型嵌入到多物品拍卖模型中，用这个模型来捕捉该市场上的决策能力异质性。证明理性阶层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在样本内和样本外都比纳什均衡模型更好。
研究还发现，企业规模对企业的决策能力有最重要的影响，大企业在理性阶层模型中往往有更高的类型，因而有更高的决策能力。经理人的特征（例如，教育程度）并不起到关键作用，但是仍然起一定作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得州电力市场上的企业呈现大量的决策能力异质性，而且这种异质性影响市场效率。决策能力低的企业通常很难在拍卖中取胜，进而供电，虽然他们的生产成本较低。文章的反事实分析表明，提高企业决策能力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提高决策能力的兼并能在不存在成本协同的情况下提高效率。
正是鉴于该论文的重要学术贡献，AER主编在论文接受通知中对文章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它进一步证明k阶层模型或许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企业之间的竞争。在‘行为产业组织理论’领域中，本文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企业规模影响企业的决策能力。我们很高兴能发表这样一篇优秀的作品。”（“This is an important paper that provides further evidence that k levels of thinking models may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issues of entry and competition; it also shows that firms really appear to differ in sophistication in terms of firm size, a point that your paper makes in probably the strongest form in this ‘Behavioral firms’ literature. It is a very nice piece that we are very happy to pu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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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冬妮老师提到，在硕博连读期间，三高（高微、高宏和高计）被戏称为压在硕博生们身上的三座“大山”，要学习好这些系列课程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至今她还记得当时去参加博士资格考试时紧张的心情。“三高的培训不仅仅是对经典理论的传承，更加是一种学习能力的培养。我在田国强教授的《高级微观经济学Ⅱ》的课程上学习了机制设计理论，之后在美国得州农工大学读博士期间，又上了田国强教授开设的《高级微观经济学Ⅲ》的课程，更加深入学习了多物品拍卖的理论。之后，我与合作者一起将多物品拍卖理论运用到得州电力市场，形成了这篇AER论文。”论文合作者之间的交流十分密切，且互动频繁。“我们写文章的互动性很强。我在得州的时候，除了寒暑假几乎每周都要和合作者见面，有时一周3、4次。我们许多想法是在讨论中产生的。尤其在进入下一步之前我们都会讨论。”
附：论文摘要
Does Strategic Ability Affect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Electricity Markets
Ali Hortaçsu, Fernando Luco, Steven L. Puller, Dongni Zhu
Abstract: Oligopoly models of price competition predict that strategic firms exercise market power and generate inefficiencies. However, heterogeneity in firms' strategic ability also generates inefficiencies. We study the Texas electricity market where firms exhibit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how they deviate from Nash equilibrium bidding. These deviations, in turn, increase the cost of production. To explain this heterogeneity, we embed a Cognitive Hierarchy model into a structural model of bidding and estimate firms' strategic sophistication. We find that firm size and manager education affect sophistication. Using the model, we show that mergers that increase sophistication can increase efficiency despite increasing market concentration.
决策能力是否会影响市场效率？来自电力市场的证据
寡头垄断模型认为拥有垄断力量厂商的策略性行为会造成市场福利的损失。但是，企业决策能力的异质性也会影响市场效率。本文研究得州电力市场，该市场中的企业报价偏离纳什均衡报价并呈现明显的异质性，并且这些偏离提高了生产电的总成本。为了研究该市场呈现的异质性，我们将理性阶层模型嵌入到报价模型中，估计企业的决策能力。我们发现企业规模、经理人教育程度会影响企业决策能力。本文的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集中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决策能力的兼并仍然可以提高市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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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正式接受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助理教授周臻与其合作者的论文《分散协调风险》（Diffusing Coordination Risk），文章待刊发表。
见网址：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20171034&&from=f
周臻博士毕业于纽约大学经济系，是我院2016年引进的常任轨助理教授，目前主要致力于金融市场摩擦的理论研究和信息经济学，包括金融危机和监管、公司金融、系统性风险和金融网络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这篇论文中，周臻与其合作者Deepal Basak（印度商学院任助理教授）研究了在动态协调博弈问题中，政策制定者如何通过信息披露来避免没有效率的均衡结果的出现。
金融市场中有很大一类博弈问题可以被看作是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在这类博弈里，人们希望与其他人采取一样的行为，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例如：如果投资者预期到其他投资者会从某个金融机构撤资，因而金融机构会倒闭，那么他也会选择撤资。这种行为被称为“恐慌”，它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大量的流动性风险。然而，如果所有投资者都预期到其他人不会撤资，那么他们就可以从金融投资中获得高收益，因此也不会撤资。所以，在协调博弈问题中，“坏”的均衡以及其导致的金融恐慌是可能出现的，而这会带来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是政策制定者不愿意看到的。
基于以上，在经济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经典问题是：如何避免“坏”的均衡结果的出现？
这篇论文主要关注动态的协调博弈问题。在这类博弈中，有不同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做出决定。文章重点研究了一类非常容易被观察到的信息，即基于金融机构的基本面和前面人的选择，“坏”的结果是否肯定会出现。例如，基于在信息披露时刻之前的人的行为，金融危机是否已经不可避免（不论后面行动的人采取什么行为）。这个信息披露政策与银行监管中的压力测试（Stress Tests）有一定的相似性。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如果政策制定者披露这类信息足够频繁，那么只要披露的结果是正面的，即“坏”的结果不一定会出现，所有参与人（不论私人信息是什么）就都不会采取“坏”的行为。这就防止了金融市场恐慌的出现，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坏”的均衡出现。
文中重点讨论了如何将此理论结果应用在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上。假设一个借款人（Borrower）选择的债务组合中，有多种不同的期限的债务，例如，每半年都有一小部分债务到期（而不是大量的债务在同一时间点到期）。那么，出借人（Lenders）在债务需要展期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到借款人是否成功应对了之前到期的债务。这个信息即是文章中着重讨论的需要披露的公共信息。而在这个现实的例子中，此信息是非常明显可以被观察到的。如果债务结构到期日足够分散（Asynchronous）, 那么之后行动的出借人就会有很多机会观察到这个信息。基于模型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出借人都会愿意继续提供借款。由此，因为“恐慌”（由于担心其他出借人抽贷而选择抽贷）带来的抽贷，以及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就被最大程度地避免了。
Source: 分别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有删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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