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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期刊：《经济学动态》，作者：罗润东、李琼琼、滕宽，机构：山东大学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原文标题：2019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热点分析
摘要：本文借助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运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通过构建余弦指数、关注度等指标，从CSSCI来源期刊和高影响力期刊的经济学文献数据中计量分析2019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现状、热点和新趋势，并可视化解读了关注度前十位的热点领域的重要研究进展。计量结果显示，2019年我国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一带一路”关注度居首，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成为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乡村振兴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注度提升至第二位，农业经营模式和农村土地流转是该领域的热点问题。经济增长领域的关注点从增长速度转向高质量增长机制，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发展、资源错配等关键词的共现频次增加。随着中美贸易争端形势不断变化，围绕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研究发文量显著提高。此外，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较多文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路径进行了回顾性总结和分析。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 文献计量 共词分析 聚类分析 热点分析本文利用共词分析法构建了2019年我国CSSCI来源期刊的经济学文献共词网络（Chen,2018），并用余弦指数测算共词网络节点间的共现强度。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Callon et al（1991）的聚类方法进行聚类分析，通过测算聚类的关注度，量化评价出2019年我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最后，本文通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对关注度前十位的热点聚类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究并解读热点的形成原因、具体研究方向和重要研究进展。首先，本文根据2010年第五版《中国图书分类法》查找经济学的分类代码，构建文献检索式，涵盖《中国图书分类法》F（经济）大类中除管理类学科的所有经济学研究领域。其中，本文统计数据来自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简称CNKI，中国知网），在经济与管理科学的CSSCI来源期刊范围内，依据检索式，时间范围设置为2019年，并略去会议通知、会议综述、刊首语、新书评介、人物专访、期刊目录等非学术论文类内容，检索到该时期经济学文献共计23624条，更新时间为2020年2月3日。然后，本文利用关键词共现分析获得2019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词矩阵和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得到出现频次最高的前20个关键词：“一带一路”（714次）、乡村振兴（601次）、经济增长（379次）、精准扶贫（360次）、高质量发展（293次）、技术创新（274次）、全要素生产率（247次）、对外直接投资（235次）、产业升级（196次）、城镇化（186次）、货币政策（179次）、全球价值链（177次）、制造业（170次）、环境规制（166次）、企业创新（159次）、创新绩效（155次）、创新（152次）、人力资本（142次）、R&D（142次）、科技创新（139次）。此外，为分析高水平期刊的研究热点，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获得经济学各子学科及相关学科的19种“顶级”和“权威”期刊，在CNKI数据库的经济与管理科学范围内检索这些期刊2019年刊发的论文，获得2481条有效数据。上述19种“顶级”和“权威”期刊中的高频关键词包括：全要素生产率（39次）、经济增长（36次）、“一带一路”（32次）、企业创新（29次）、对外投资（27次）、全球价值链（24次）、融资约束（24次）、双重差分（24次）、货币政策（23次）、高质量发展（22次）、环境规制（21次）、异质性（19次）、人力资本（18次）、中介效应（16次）、互联网（15次）、创新（15次）、产业政策（14次）、国家治理（14次）、信息不对称（13次）、外商直接投资（13次）、乡村振兴（13次）、家族企业（13次）、收入差距（13次）、财政分权（13次）。这与总体文献数据的高频关键词高度吻合，说明两者的研究热点基本一致。综合分析近5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特征可以发现，经济增长的共现频次自2015年以来逐年下降，平均每年减少87次，排名从第一位降至第三位；而高质量发展的出现频次在2019年跃居第五位，比2018年翻了近一番，增长最为显著，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重点逐渐从经济增长速度转向了经济发展质量。与2015-2018年相比，环境规制、科技创新首次进入前二十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环境规制的出现频次在过去5年稳步上升，从2015年的88次增长到2019年的166次，反映出环境经济问题越来越受学界重视。“一带一路”的共现频次已连续三年位居首位，体现出较为稳定的高发文量。乡村振兴在2018年首次进入前二十位后，2019年的共现频次进一步升至第二位。此外，产业经济与创新经济领域的相关关键词维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本文进一步利用CiteSpace的网络叠加方法（Overlay），将高影响力期刊数据的关键词共现结果叠加到整个网络上，利用弧线连接“顶级”和“权威”期刊的高频关键词，结果显示，这些期刊与整体文献数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高度吻合，说明两者研究热点基本一致。由于高频关键词个体无法识别具体研究领域和内容，因此本文进一步利用关键词共现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具体技术路线详见罗润东和李超（2016）），根据每个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可以概括出聚类名称。进而，本文通过测算聚类的关注度，总结出关注度前二十位的聚类（见表1），即2019年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与2018年相比，“一带一路”建设仍然是关注度最高的研究领域。乡村振兴与农村经济发展超过了经济增长位居第二位，土地流转、三权分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这一领域的高频关键词。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越来越重视高质量增长机制，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发展、资源错配等关键词的共现频次增加。随中美贸易争端形势不断变化，围绕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研究发文量显著提高，国际贸易与贸易摩擦上升为排名第七的热点研究领域。此外，2019年恰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较多文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路径进行了回顾性总结和分析，促使其成为新的热点研究领域。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的关注度提升，农民工问题、供给侧改革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创新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区域经济等保持了较高的研究热度。
通过聚类分析和量化测算聚类的关注度，我们获得了2019年中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由于每个关键词只能归入一个聚类，故本文未能充分展示出每个热点领域的具体研究方向，难以体现不同聚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针对关注度前10的聚类，本文在CNKI数据库中分别检索以其聚类成员为关键词的CSSCI来源期刊文献，利用CiteSpace软件展示了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一带一路”建设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全方位开放的顶层设计，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响应，彰显出中国道路的优越性。2019年4月，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发布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提出了更为完善清晰的“一带一路”发展路径。同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我国与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形成的一系列重要合作成果共计六大类283项，体现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赢得了广泛国际合作与支持。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瞩目成就，截至2019年7月，我国已与136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5份政府间合作协议，商签范围由亚欧地区延伸至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西欧等相关国家。作为我国国家级顶层经济发展与合作规划，“一带一路”建设连续三年位居我国经济学研究热点之首。图1展示了2019年该领域研究的主要高频关键词，与2018年相比，主要关键词由“经济全球化”“基础设施”“比较优势”等转变为“对外直接投资”“社会网络分析”“对外开放”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一带一路”对中国企业投融资格局的影响及其经济效应，为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对国内外金融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合作共赢的实现路径等四个方面展开。
图1 2019年“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1.“一带一路”对我国企业投融资格局的影响及其经济效应。“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企业“引进来、走出去”提供了顶层设计，也为企业深化与提升国际合作提供了战略支撑。研究表明，在投资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显著增加了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交通行业的投资规模，也通过“五通”效应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在融资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降低了受支持企业的融资约束，且这一效应在新兴优势行业、外向型节点城市更为显著。中国企业依托“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行为能够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因为对外投资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效应，并且向发达国家进行的投资行为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增长质量。2.“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带一路”开创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纪元，如何把握机遇、顺势而为，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开拓新的贸易增长点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联系密切，中国占据核心地位、发挥“桥梁”作用，推进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发展。研究发现，贸易协定关系、总体经济规模会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贸易网络的发展；而地理距离、经济距离、人口规模差异等则对贸易网络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冲击对世界主要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受中美两国进口下降冲击的影响要大于非“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其中东南亚地区受影响最大，同时随着冲击传递，中东欧地区受到的影响也不断增加。3.“一带一路”对国内外金融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降低沿线国家的债务风险，主要通过缩减沿线国家债务规模和增强沿线国家财政可持续性这两条机制影响沿线国家债务风险水平。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在金融实践层面上需要有效解决巨额资金、资金性质和政治风险三方面问题，应发挥多元化资本结构的机制作用，在实践中特别关注股权平等、股权融资中的协同运作和股权运作中的长期性。“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重要机遇和挑战，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人民币储备需求的主要驱动因素不断由“对中国倡导的国际秩序的偏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或美元汇率贬值”转变为“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入的依赖”。为此，我国应适应人民币储备需求驱动因素的转变，动态调整并优化人民币国际化战略。4．“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合作共赢的实现路径。六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以和平发展为旗帜，以倡导构建多元共建、利益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准绳，惠及世界，赢得信赖。在农业领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使双方都能从对方的农业增长中获得更大的单位溢出效应；二是通过双边贸易、农业科技援助、基础设施援建等措施，帮助沿线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扩大这些国家对中国农业的总体溢出效应。此外，中国需重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宗商品贸易，这不仅为中国大宗商品行业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提供了机会与平台，也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证。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农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2019年该领域关注度从2018年的第三位升至第二位，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2所示，其中“乡村振兴”这一关键词出现频次高达601次，比2018年的362次大幅提升，“城乡融合”“土地流转”“就业”“三权分置”等是该领域新的高频词汇。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我国“三农”工作开展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总结，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必要性和制度保障，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土地管理模式，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与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等。
图2 2019年乡村振兴与农村经济发展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三农”工作开展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总结。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治理模式主要经历了土地改革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改革探索时期、新农村建设时期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时期六个时期。我国农村经济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方向主要聚焦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村经营方式、农产品流通体制、农业发展地位、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相关启示包括要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尊重和维护农民的根本权益，巩固和加强农村政策扶持，推动产权清晰化，激发农村科技生产力，实现和维护公平包容的治理环境。2.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必要性和制度保障。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因此乡村振兴离不开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在新时代发展实践中的重要内涵，讨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不仅为现实政策提供参考，也能为当代发展经济学提供理论的批判与借鉴。关于其本质内涵，研究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把城乡当作有机整体，让城乡资源要素流动通畅、产业联系紧密、功能互补互促，推动城乡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生态环境向一体化方向和谐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保障，基于土地产权视角，只有赋予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权能，使所有权人有权在集体土地上设立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才能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3.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土地管理模式。土地“三权分置”是指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离，在此政策背景下农户拥有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托管等多种土地处理方式的选择权。研究表明，农户不愿选择土地流转主要源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未来生活面临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等困境；作为理性人，农户基于“成本—收益”考虑，宁愿把农业生产不同环节外包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农地经营权抵押是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背景下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尝试，这种处理方式在资本、信用与收入三个层面分别面临着抵押意愿不足、风险控制困难、负担沉重的困境。从外部条件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家庭代际分工、农业机械发展和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共同构成了土地托管的前提，其发展得益于收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的构建，但却受限于内含的高交易成本。4.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与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随着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村家庭倾向于进行教育投资，进而提升了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农业生产率的收入增长效应是提高家庭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重要机制。关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就业选择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地区免费义务教育可以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正规教育年限，增加其获得正规就业和充分就业保障的机会，同时提高了农村居民从事技术人员职业的概率。为此，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支持政策体系，引导农村居民在我国产业升级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提高自身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农村女性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就业领域的弱势群体，相关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发现，以宗族网络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及以保险制度为代表的正式制度是影响农村女性外出就业的重要因素，本地宗族网络规模大、社会保险待遇可携带性差等因素会阻碍女性外出就业；邻近地区宗族网络规模大、本地和邻近地区宗族网络强度大、商业保险发展针对性强，则会促进女性外出就业。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但结构不断优化，体现出高质量发展态势。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问题的研究热度近五年来一直居高不下，排名稳居前三位。如图3所示，该领域高频词中，“经济增长”稳居首位，出现频次达379次，但相比2018年有所下降。“高质量发展”是2018年开始凸显的高频关键词，在经济增长领域的排名居第二位，与其联系紧密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该领域2019年的新兴热点关键词，出现频次为247次。
图3 2019年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1.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现实困境、影响因素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然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依然存在诸多困境，地区差异明显，包括地区间的不平衡和地区内部的不平衡，而区域不平衡更多是由于经济政策导向决定了经济增长绩效的区域差异。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冲击。研究表明，可以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来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这要求政府部门不仅要为人工智能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还需要事先防范可能引发的失业和收入分配失衡等问题，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平稳运行。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较佳时期，要加快出台提高生育率政策来缓解人口老龄化，从而减少其对经济增长的不良冲击，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不同生产要素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及其影响机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证和重要标识，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在劳动力方面，研究发现成本上升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比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成本上升对融资约束宽松企业的积极影响更大，且随企业融资成本的提高而减弱，随企业流动性风险的降低而增强。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资本深化程度呈现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从而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助于削弱资本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不利影响，但是未能完全抵消资本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直接抑制作用。在生产要素的配置机制方面，市场竞争可以通过改善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通过推动企业层面创新投入的增长，进一步推动微观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技术进步的发展趋势、驱动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相关研究表明，1990-2017年间，科技进步对全国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48.97%，充分证明了科技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源泉。分类型来看，技术进步类型以中性技术进步为主，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工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较低但日益重要，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整体上呈现密集使用资本和能源的趋势。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研发强度的加大、企业规模的扩大、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国有经济比重的加大均能有效地促进偏向性技术进步。此外，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呈现逆要素禀赋的资本偏向特征，这是技术进步偏向性跨国传递的结果，此过程主要通过商品进口、FDI和设备引进来实现。2019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扶贫工作力度、深度和精准度再上新台阶。从2017年开始，精准扶贫问题在经济学领域的受关注度迅速上升，在各类经济学热点问题中排名第四位，近三年该领域保持着稳定的较高关注度。对应于关键词的共现频次，2017年、2018年、2019年“精准扶贫”的出现频次分别为375、361、360次，总体较为稳定；另外，与前两年相比，2019年较突出的特点是该领域研究向“普惠金融”“产业扶贫”等方向倾斜，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4。
1.新时代精准扶贫工作的薄弱环节及其战略应对。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后中国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要得到历史性解决。但不容忽视的是，脱贫攻坚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存在、乡村振兴基础尚不牢固、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较为突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仍不能放松警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仍是“十四五”时期极为重要且紧迫的任务。关于新时代精准扶贫工作的战略应对，研究指出现阶段的精准扶贫要以相对贫困为核心，相对贫困具有相对性、转型性、发展性、多维性、结构性和特殊群体性等特征，目前相对贫困治理实践存在扶贫标准相对混乱、贫困治理方案欠缺系统性等问题，构建新时代的贫困治理机制，应转变现有的贫困治理理念、完善贫困治理体制、整合贫困治理路径。在现实政策层面，减贫工作要发生五个“转向”：减贫目标转向建立高质量的标准体系，减贫方向转向兼顾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减贫重点转向防范“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返贫，减贫动力转向外在帮扶与内生发展并重，减贫财政转向更加突出保底性与靶向性。2.产业扶贫、生态扶贫等不同扶贫政策的绩效评估与优化机制。我国因地制宜在不同层面出台了多种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相关政策的绩效评估与优化是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关于产业扶贫，研究发现存在资金使用方向不精准，资产管理失位，产权界定缺乏依据，资产收益分配机制设计失范等问题。因此，应实现科层制逻辑、合作治理逻辑和乡村逻辑的有机结合，通过资源的高效利用、权力的有效制衡以及各方收益的绝对增加来保持治理系统的稳定性，提升产业扶贫的政策绩效。在脱贫攻坚阶段，生态扶贫也存在体制机制衔接不畅、资金投入短缺、生态产业发展升级困难等问题，应着力在生态规划引领、资金投入多级打通、产业多元发展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3.金融市场在扶贫方面的措施、影响与改革方向。如何通过优化金融体制促进贫困群体减贫增收是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并且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收入水平，间接改善他们的多维贫困状况。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具有异质性，对贫困县的增收作用明显小于非贫困县，经济机会是普惠金融影响贫困群体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机制，因此普惠金融应瞄准贫困县的经济、产业发展，与当地的行业扶贫、产业扶贫有机结合。将财政扶贫与金融扶贫对比来看，财政扶贫短期内更有利于边缘贫困户增收，而金融扶贫则更有利于深度贫困户增收且具有长期效应；金融扶贫能显著改善贫困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财政扶贫会使多维贫困状况恶化；财政扶贫可以提升金融扶贫缓解多维贫困的效果，金融扶贫也可以抑制财政扶贫带来的多维贫困状况恶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从跟随模仿转变为自主创新，创新政策不断出台、创新模式不断涌现、创新活力不断提高，这促使创新经济的关注度自2015年以来稳居前十，该领域的热点关键词相对稳定，2019年的热点关键词如图5所示。具体来看，主要研究进展包括政府行为与政策对创新的影响机理，资本市场对创新的驱动机制与优化路径，耦合视角下不同文化、社会、历史与制度中的创新特征及其影响等。
1.政府行为与政策对创新的影响机理。较多文献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财政支持、官员变更、行政干预等政府多方面行为与政策对微观创新激励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财政补助在企业前期的创新人才、资本投入中起到了降低创新成本、分散研发风险的正向激励作用，对企业无形资产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补助对民营企业的激励效应大于国有企业，在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企业中表现出更好的创新绩效。关于地方政府官员与区域创新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变更会通过提升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创新对业绩的贡献度来降低企业创新水平，市场化程度、企业性质以及行业性质显著影响了官员变更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此外，政府行政干预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水平，政府干预程度越低，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的抑制作用越大。2.资本市场对创新的驱动机制与优化路径。资本市场是驱动创新发展的助推器，基于我国的数据研究发现，金融服务部门开放可以通过融资纾解效应来更有效地促进高外部融资依赖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从而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近些年，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发生变化，已经从资本净流入国成为资本净流出国，研究发现虽然外商撤资使得企业的创新成本上升，降低了企业自主创新效率，但外商撤资促使企业的创新模式由模仿创新转向自主创新，创新模式转换机制提高了企业自主创新效率，总体提高了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效率，且对发明专利产出效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关于如何积极利用资本市场促进创新，研究表明，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筛选培育创新型企业、分散创新风险、激励创新行为、提供融资服务、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要素集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优化资本市场结构，通过引入长期资金、鼓励并购重组等措施培育高质量上市公司，完善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3.耦合视角下不同文化、社会、历史与制度中的创新特征及其影响。近些年关于创新的研究逐渐从单一的经济视角拓展为文化、社会、历史与制度的耦合视角，产生了较多新颖的研究方向。研究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即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专利产出水平显著越高，这主要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降低专利侵权风险等三条机制来实现。此外，作为传统文化的衍生品，合作文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凝聚力和促进企业的“产学研”来促进企业创新，越强调合作的企业，创新产出越多、创新效率越高。另有研究基于客家、广府以及福佬三个商帮的企业数据，探究了海洋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发现海洋文化有利于企业创新。2019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8.4%，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2.7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8%，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3.1个百分点。我国企业的利润结构也逐步改善，1—11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7.0%、5.0%、1.8%，均明显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产业价值链提升的现实需求与产业结构转型的不断推进促使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从热点排序来看，经济学界对于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的探讨在2018年以前略有下降，但在2019年关注度有所回升，总体保持了较高的研究热度。2019年，该领域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我国产业结构的空间格局、全球定位与攀升路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历史机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与优化机制等展开。
图6 2019年产业转型升级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1.产业结构的空间布局、全球价值链定位与攀升路径。从空间上来看，我国产业在“胡焕庸线”两侧形成明显的梯度，东南半壁呈“马太效应”的空间极化模式，产业转移和产业创新的动力不足，东北地区制造业发展衰退趋势明显；地区间产业专业化水平逐渐提升，不同产业在空间上开始分离，但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基于全球视角，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仍然偏低，制成品质量的相对优势不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我国企业能够跨越更多全球价值链生产阶段，但出口中包含了大量他国（或地区）的转移价值，在全球价值链中尚处于不利地位，需要依靠技术效益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改善。关于攀升路径，研究指出在国内价值链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价值攀升重要媒介的背景下，应进一步加快市场整合，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的困境。2.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历史机遇。相关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产业融合发展相对滞后，存在生产性服务业贡献度过低、过度依赖制造业，低技术部门影响力偏低、高技术部门影响力过高等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应抓住制造业产业升级契机，提升生产性服务业贡献度。另外，学界对于农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应该是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重点以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推动力量，要加快构建支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从我国的国情农情出发，构建形成“主体多元、功能完备、融合规范、共享共生”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借鉴国际经验和国内成功实践，强化政府从发展战略到政策举措一系列行为导向，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3.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与优化机制。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方兴未艾，针对其优化机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同行业内企业的差异化程度越低、越有利于市场竞争，政策效果越好。体现普惠性与促进市场竞争的产业政策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改善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对加总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此外，在政府补贴和贷款支持两种机制作用下，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与未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相比，风险承担较高。但并非所有产业政策都能为产业发展带来利益，研究发现我国出口加工区的“主导产业”政策对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存在负向影响；但在错配程度较低的行业或比较优势较强的行业，这种负向影响不明显甚至存在正向影响。由此，产业政策有效的条件为：政府在推动全球价值链升级方面应当“有所作为”，但也不能“无所限制”，即产业政策要针对比较优势“精准定位”，但应以不造成资源严重错配为前提。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受国内要素结构转型与国际市场波动双重影响。国内国外环境的交互影响导致我国对外贸易的不确定性加剧，亟需学界对我国要素比较优势、国际分工格局、贸易摩擦影响、国际价值链提升路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科学研判与动态评估，这促使国际贸易与摩擦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热点研究领域。2019年国际贸易与贸易摩擦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7所示，相关研究主要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化及其影响，国际贸易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
图7 2019年国际贸易与贸易摩擦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1.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化及其影响。尽管当前国际经贸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但中国外贸新旧动能转换依旧释放出强劲动力，中国外贸竞争新优势初步形成。互联网与跨境电商为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提供了绝佳的“弯道超车”机会；中欧班列的运行加快了中国“向西开放”的步伐，逐渐形成了东西共济的全球价值链“双向环流”，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复合比较优势初现，将会把动态比较优势推进到更高层面。相关研究考察了国际贸易网络中国家枢纽地位演变的背后机制，发现一国比较优势的改善有利于提升其贸易枢纽地位，制度质量、技术进步、母国市场和人口结构等提高了对贸易竞争优势的影响力。在要素结构对我国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影响方面，人口老龄化压力促使企业以高技术替代劳动力生产，提高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从而倒逼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目前，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占比超过了劳动密集型商品，而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依赖逐渐减少，出口贸易结构持续优化。2.我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地位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对国际价值链分工影响因素的科学评估，从不同层面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的地位，是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议题。在金融市场方面，研究发现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能够显著提高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此外，引入国家契约环境指数发现，契约环境的改善不仅对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能强化金融市场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在本国贸易结构方面，服务贸易自由化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并且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但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自由化的作用并不明显。在国际投资方面，外资凭借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天然联系，强化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复杂度，但同时也因高加工贸易倾向促使中国制造业在融入过程中向全球价值链下游移动。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近些年，随着特朗普执政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加剧，成为我国国际贸易领域的新常态与新趋势，也是当今世界逆全球化的突出表现，这一趋势如何影响我国国际贸易与国内经济，是经济学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股票市场视角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经济影响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沪深300指数及受加征关税影响的行业指数（农产品、通信设备、专用设备、医疗器械、铁路运输、航天装备）都会产生迅速且短暂的冲击，美国制裁公告比中国制裁公告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更大，通信设备与医疗器械行业受影响最大。关于贸易摩擦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贸易摩擦在短期会造成中国各金融市场自身风险的上升，并对跨市场风险传染有显著且持久的溢出效应。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是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城镇化率从最初的10.64%上升到60.60%，城镇人口增加了近8亿。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促进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高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然而，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并且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存在障碍、城镇发展的异质性和特色性不强等突出问题。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抓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有关我国城镇化的特征、城镇化为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与优化路径等一系列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这促使我国经济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度始终位居前十位。2019年城镇化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8所示，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城市群、特色小镇、城市规模等是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相关研究进展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1.我国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发展现状与动态演化。我国城镇化正处于由数量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提升型发展的转型阶段，基于产城融合视角的研究发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小城镇具有强烈的一体化发展需求，二者构成的都市区正逐步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体现，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城市群中不同城镇间的空间功能分工优化可以通过产业互动关联效应、产业多样化集聚效应和市场准入提高效应来促进企业成长，提高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随着城镇化与区域一体化推进，我国经济空间分布表现为向中心城市集聚、向城市群集聚和向偏远地区扩散；在城市群内部，区域一体化水平决定中心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会产生极化效应还是辐射效应。城镇化建设对环境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探索环境污染约束下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路径是未来的研究重点。2.城镇化与资源配置的互因效应、作用机制与经济效益。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和资源配置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一方面，资本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会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易于使用资本进行生产，因而对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较大，这在短期内会提高技能溢价，长期将扩大城市规模。而资本配置扭曲会导致一部分资本没有配置到高生产力的城市中，同时扭曲了劳动力流动，促使部分劳动力过量供给在拥挤治理水平较低的城市中，导致了大中城市偏少的现象。另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大会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在大城市，本地劳动力市场规模更大，技能匹配水平更高，各类要素更容易在企业间自由流动，会将部分资本从边际生产力低的企业转移到边际生产力高的企业，并淘汰低效率的企业和保留高效率的企业。3.城镇化对收入分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与城镇居民家庭相比，农业转移人口具有较高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家庭收入和教育对代际流动性具有提升作用。因此，解决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降低迁移的成本对进一步促进代际流动、提高社会公平性、防止阶层固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不同阶段，城镇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在初期阶段会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后期将有助于改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此外，城镇化也对社会公平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城市规模的扩张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直接的缩小效应，可以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加速城镇化两个间接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资源、环境与污染问题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备受社会关注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全面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2015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正式施行，加大了对企业排污行为惩罚力度，完善了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跨区污染防治、排污许可管理等环境制度。2018年1月1日，新中国首部绿色税法《环境保护税法》开始施行，实现排污费制度向环保税制度的顺利转移，对于构建绿色财税体制、建立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发挥重要的作用。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生态文明被正式纳入宪法，标志我国步入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的新阶段，促使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2019年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发文量为954篇，位于关注度排名的第九位，这也是该主题首次跻身前十位。该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9所示，高频关键词主要包括环境规制、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碳排放、环境污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
图9 2019年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1.我国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关系。改善环境状况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否可以同时实现，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论。一方面，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可以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资源的配置优化，推动产业的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比如，环境规制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市场集中度为影响机制，倒逼了污染密集型企业的产业转型升级；环境规制引致产出更多向高生产率企业配置，同时促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有利于资源在企业间的优化再配置。另一方面的研究发现，实施环境保护政策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和投资，拖累了经济增长。有证据表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会降低企业生产率和产品价格进而降低产品质量。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竞争力之间呈现“U”型关系，因此，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会经历由负向转为正向的动态过程。2.环境污染的多维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治理模式。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多方面要素的整体结果，产业集聚、金融发展、对外开放、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等多维因素可能会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相关研究从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基于异质性视角探讨了环境污染的治理模式。从产业结构角度，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污染会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效应。基于金融市场视角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污染物排放减少，但存在一定的门槛特征，当金融水平较高时对环境的抑制作用才会显现。在开放经济视角下，对外开放过程中引进外资对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其影响机理为FDI技术溢出带来的减排效应大于FDI造成的污染效应。此外，研究发现，当地方政府面临激烈的经济竞争时，往往通过降低辖区环境规制来吸引外部投资从而促进辖区经济增长，会导致显著的环境污染效应。因此，除了实行环保政策以外，提高产业集聚水平、推动金融发展、积极引进外资、保持适度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等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环境污染。3.环境规制政策对环境问题的治理效果、影响机制与优化路径。近些年，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央与地方出台了较多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来治理环境问题，这类环境规制措施的实施效果如何、通过什么微观机制产生影响、应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并降低政策成本，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发现，环保产业政策通过压力效应与激励效应两种机制促进企业加大环保投资，达到抑制工业废物排放的效果，但对提升企业价值存在不利影响。环境规制对已有企业和新建企业选址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随着环境规制越来越严格，逐渐到达并超过拐点，企业符合环境规制所需要的成本过大，会对企业选址产生负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跨区域的环境污染问题。从环境政策的类型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工具控制环境污染时所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并且环境效果具有区域异质性。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要加大有效政策的推广力度、完善相关的配套实施办法,因类因地制宜，选择匹配的环境政策以更加有效地改善环境质量。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确立的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指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要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于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推动区域合作互动以及治理区域不协调发展问题等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区域经济领域的关注度排名为第十位，相较于2018年排名上升了4位。2019年该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10）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溢出、空间格局是共现频次居前的热词。一方面，这体现出该领域学者重点关注的区域包括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另一方面，也显示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是以空间溢出效应为核心的空间计量经济学。
图10 2019年区域经济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1.我国区域经济的结构变迁、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经历了由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发展的转变。改革初期，中西部地区重点支持东部地区发展，三大地区均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有所加大，东部地区经济增速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进入21世纪以来，以协调发展为导向，东部地区开始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三大地区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且发展差距有所缩小，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逐渐由落后转为超越东部地区。关于我国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基于产业结构变迁视角，农业发展一直对不均等发展起到减缓作用；制造业发展虽然引起收入分配的恶化，但其影响一直在下降，近年来已经成为减少不均等的行业；服务业发展一直带来区域差异的上升，其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不断强化，近年已经超过其他两个产业。中国目前正在开始的服务业化转型，有可能再次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因此政府需要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不均衡问题，以防止不均等的恶化或反弹。2.我国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经济效益及其作用机制。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发挥地区规模效应、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比如，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研究发现，一体化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对于中游和下游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这是因为区域一体化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之间存在基于研发强度的双门槛影响。在作用机制方面，研究表明区域间的交通基础设施会对区域经济和空间格局产生影响，比如高铁运行时间越长，对区域经济增长带动效应就越强，具有显著的时间累积效应，而距离高铁站点越近的区域受益于高铁的带动效应就越大，具有显著的空间邻近效应。此外，区域协调发展也能通过整合区域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形成了以区域联系为基础的京津冀区域价值链，能够促进该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并且这一效应对人均GDP较低的省市更为显著。3.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及提升机制。区域创新是驱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创新扩散机制又是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对比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扩散效应，发现二者在创新扩散环境方面的空间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在创新研发投入环节，京津冀各地间的差距大于长三角，耦合基础相对薄弱，在创新产出环节，京津冀各地间创新产出实力差距大于长三角，而创新成果商业化能力的差距小于长三角。关于区域创新及其经济集聚效应，研究发现二者存在双向促进关系，忽略区域创新对经济集聚的反向影响会显著高估经济集聚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经济集聚与区域创新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地区交互影响。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研究表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区域创新效率水平提升，还可通过加速人力资本积累、金融发展和产业升级间接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反映出互联网有望成为国家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新动能。本文采用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相结合的文献计量方法，对2019年CSSCI来源期刊的经济学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类排序，探究了该年度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主要研究进展。结果显示，总体文献数据与顶级、权威期刊中的研究热点基本一致，关注度较高的是“一带一路”建设、乡村振兴与农村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精准扶贫、创新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国际贸易与贸易摩擦、城镇化、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货币政策、供给侧改革、人口老龄化、金融市场与金融风险、新中国成立70年经济发展回顾、财税问题、公司治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等领域。2019年我国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一带一路”关注度居首，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成为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乡村振兴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注度继续提升，超过了经济增长位居第二，其中土地流转、三权分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共现频次较高。经济增长的关键词频次近五年逐年降低，而高质量发展的共现频次增长显著；与之相呼应，围绕经济增长质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发展、资源错配等关键词的共现频次增加。随中美贸易争端形势不断变化，围绕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研究发文量显著提高。此外，2019年恰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较多文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路径进行了回顾性总结和分析，促使其成为新的热点研究领域。下面这些短链接文章属于合集，可以收藏起来阅读，不然以后都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