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真相, 中国的经济增长真的可以用晋升锦标赛假说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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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方文字解读内容，作者：吕昱婵，南开大学商学院国际会计；以下内容是学术讨论。

作者之前的文章：7个观测值显著, 然后发到了JFE, 探讨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情况, 实证识别技巧值得借鉴！

背景知识：1.学术争议, 关于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吗？2.无法复制出“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实证结果? 5篇代表性文献的结论都缺乏稳健性！

Does meritocratic promotion explain China’s growth? Source: https://michaelwiebe.com/assets/ch1.pdf

China has sustained incredible double-digit economic growth over three decades. One common explanation for this growth is meritocratic promotion, where officials at the same level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on the basis of relative GDP growth, and the winners are rewarded with promotion up 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This tournament competition generates strong incentives for politicians to boost growth. However, studying prefecture leaders, I find no evidence of meritocracy. My null result is stable across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promotion, regression models, and measures of GDP growth. I rule out possible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Meritocracy is not being implemented separately f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and unconnected leaders, or for leaders who a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oreover, the 2012 corruption crackdown has not effected a structural change in promotion criteria.

一，摘要

在过去的三十年内，中国一直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两位数经济增长。一个最普遍的解释是晋升锦标赛假说。该假说认为处于同一行政等级的政府官员基于相对GDP增长率指标而相互竞争，其中只有竞争的优胜者才会得到晋升的机会。这种锦标赛竞争可以激励政府官员不断发展当地经济，从而实现全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研究地级行政区领导的晋升机制是否适用于晋升锦标赛假说时，本文研究结果却不显著。而这种不显著的结果不管是基于不同的晋升定义、回归模型、抑或GDP增长率衡量方式等均是稳健的。进一步地，本文又排除了对于回归结果不显著的几种可能解释。具体来说，晋升锦标赛假说的成立与否在是否有政治关联或者是否重视环境治理的官员间并未有差异。此外，2012年的“Xi式反腐“也并没有影响官员晋升机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二，引言

在过去的三十年内，中国经济增长迅猛，不但实现了将近两位数经济增长，还带领亿万人消除贫困。那如何解释这种宏观经济现象呢？或者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间，大量文献都支持晋升锦标赛假说，认为基于相对GDP增长率竞争指标的锦标赛可以激励同级官员大力发展当地经济，从而成为竞争的优胜者获取晋升机会。

在支持晋升锦标赛假说的研究中，开创性文献当属Li 和 Zhou（2005），这篇文章被引用将近1000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用晋升锦标赛假说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观点。

但是这一假说也遭遇了质疑。Shih et al.(2012)认为决定官员晋升的并不是经济表现，而是政治关联；Jia et al.(2015)则认为虽然晋升锦标赛存在，但也只有在具有政治关联的领导人间才成立；Su et al.(2012)声称Li 和 Zhou（2005）的结果无法被复制；Lorentzen 和Lu(2018) 总结道，目前研究虽然证实了在县级等较低层级的政府官员间存在晋升锦标赛，但是在省级及更高层级的政府官员间却没有得到晋升锦标赛存在的证据。

考虑到目前在省级层面已有文献对晋升锦标赛假说表示质疑，本文有理由进一步怀疑在地级和县级层面该假说是否确实存在。在进行了逻辑回归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并没有在地级行政层面获得有关晋升锦标赛假说成立的证据。

三，制度背景

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行政分权制，即当地政府对于当地经济有控制决策权，而上一级政府则对下一级官员的任免和调动有控制权，以及设置政策议程的权力。目前中国的行政等级自上而下可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司厅局级、县处级、乡镇科级（ center, province, prefecture, county, township）。

因此，上一级政府可以制定优先发展经济增长的政策议程，并且激励下级官员实施。在此制度背景下，学者提出了中国是通过政治体制内的晋升锦标赛以促进经济增长。具体来说，省部级领导间通过大力发展所在省级地区的经济以成为同级竞争中的优胜者，获得晋升至中央政府的机会。地级领导和县级领导的晋升逻辑同理。目前在上述三个层级上均存在关于晋升锦标赛假说的研究，具体见第四部分。

四，文献综述

1. 省部级层面

这部分文献始于Li和Zhou（2005）以及Chen，Li和Zhou（2005），它们发现省部级官员的晋升和GDP增长有正相关性，得出中国是用晋升锦标赛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两篇文献分别在一定程度上被 Su et al.(2012)、Shih et al(2012)和Jia et al.(2015)的研究所反驳（因引言部分已经有所论述，故在此不再详细赘述）。

2. 地级层面

这部分研究始于Yao and Zhang(2015)。该文运用Abowd-Kramarz-Margolis方法发现官员发展经济的能力对晋升没有显著影响，但却发现了能力和年龄之间存在正向交互效应。Landry et al.(2018)则通过建立线性概率模型发现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间并无显著相关性。Jiang（2018）则通过构建生存模型，发现经济增长对于晋升的作用只在有政治关联的政府领导间存在。Chen and Kung(2019)加入了土地腐败的考量，最终得出在市长，而非市长秘书间存在以经济增长为评判依据的晋升锦标赛。后续有Li et al.(2019)运用最大似然估计得出经济增长对官员晋升的影响随着当地经济增长目标的增高而增强。

虽然上述研究方法迥异，但是几乎每篇文献均在一定层面上得到了晋升锦标赛假说成立的证据。

3. 县级层面

关于县处级层面晋升锦标赛理论的检验只有两篇文章。其一是Chen and Kung(2015) 研究发现官员晋升和人均GDP增长率间存在正效应；其二是Landry et al.(2018) 同样证实了经济增长对晋升的正效应。

五，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1. 样本选取

以1998-2017年间中国地级行政区市长为研究对象，在总计333个地级行政区中收集了将近300个地级行政区的数据。为何要聚焦于市长而非地级行政区的一把手“市委书记“，是因为通常认为党委书记主要负责社会稳定治理，而地方政府行政人员则主要抓地区经济的建设。

2. 数据收集

数据	来源
地级辖区的数据，包括GDP、人口和收入	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
同上	CEIC
市长职业履历数据	百度搜索官员简历

注明：关于地区的数据分别来源于统计年鉴和CEIC数据库，以实现双重验证。

3. 关键变量的构建

1）描述经济增长的变量

通过GDP平减指数，从名义GDP数据中构建实际GDP值，具体构建方式如下：

图1 地级行政区GDP增长率构建方式

2）描述官员晋升情况的变量

主要有两种构建方式，对应两种不同的模型构建，具体为：

· 定义晋升0-1变量，若在对应年度中市长得到晋升则记为1，反之为0，进而建立线性概率模型；

· 构建有序分类变量，其中退休/被逮捕记为0，降职记为1，平级调动记为2，晋升记为3，进而建立有序逻辑回归模型。

补充说明：

· 对于每一年度、每一个地级市的观测值对应一个市长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若市长在t年7月1日之后就职，则默认其任职开始年份为t+1年；

· 关于官员晋升的一般性定义：该地级市长上调至市委书记、上调至副省部级市的市长、提升在省部级或者中央政府中的政治层级、或提升在共青团中的政治层级。

六，实证研究设计及结果

1. 研究设计

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1）

因变量为市长i在p省j市下t年内的晋升结果；解释变量为该市j在市长i任职期内的累计GDP增长率；X和Z均为控制变量；为省份和年度的双向固定效应。其中X控制的是地级行政区的特征，包括该地区在市长i第一年任职内的GDP对数值和人口数；Z控制的是市长特征，包括市长i的性别、年龄、教育的分类变量、任期年数和j市是否为市长i的籍贯等变量。

如果存在晋升锦标赛假说成立，且不存在选择偏见，那么β应该显著大于0。

2. 实证结果

图2 回归结果

说明：1-3列为线性概率模型回归结果；4-6列为逻辑回归结果；7-9列为有序逻辑回归结果。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1）在上述9个模型中，β均为负且不显著，由此说明经济增长和晋升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2）年龄变量和年龄二次方变量的系数分别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说明年龄和晋升呈倒U型关系（开口向下且对称轴大于0的二次函数关系），即年龄越大的市长越容易得到晋升，但是一旦超过退休年龄（60）则会获得更小的晋升机会；

3）任期年限和受教育程度均与晋升显著正相关（由于篇幅原因，原文省略了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直接说明了结果）；

4）有趣的是，即使在控制了地级市类型的情况下，对于在所在籍贯工作的市长获得晋升的可能性更小。这项结果可以用选择效应来解释，即能力更强、更容易获得更高层级的政府官员越容易被委派到所在籍贯以外的地区工作。

3. 统计功效分析

考虑到上述回归没有得到显著性结果（null result)，那么接踵而来的问题便是上述回归模型是否足够有力去发现一个合理的效应值。

本文利用Jia et al.(2015)中的相关效应值进行简单的功效计算，最终功效值为89%，说明了统计功效并不是导致回归结果不显著的原因。

4. 稳健性检验

1）针对不同的规定和定义调整回归模型

对于原先的回归设置多个不同的规定，并对官员晋升设置四个严谨程度不一的定义，从而建立多个经调整的回归模型，并绘制每个模型下得到的β值。

其中具体的规定包括如下方面：

· 是否包括协变量

· 解释变量为累计GDP增长率，还是非累计GDP增长率

· 考虑省份和年度的双向固定效应，还是分别考虑省份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 是否包括地级市固定效应

· 在计算GDP增长率时，使用人均GDP还是总GDP值

图3 在不同规定和定义下的回归系数

由图3可知，不管在何种规定和定义下，β值几乎总是为负，且并不显著。而在关于“晋

升”最为宽泛的定义下（即4号定义下），β值为负且绝对值最大。总的来说，不同模型下的系数值变动不大、相对稳定。

2）对于协变量的处理

对于所有的协变量，逐一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如图4所示，所有的β值均为负，且数值变动不明显.

图4 逐一增加协变量回归结果

3）引入目标GDP增长率的考量

本部分考虑晋升决策是否取决于实际GDP增长率与省部级领导规定的目标值间的差距。据此构建了如下描述实际值与目标值间差距的变量：

· 0-1变量：实际GDP增长率是否高于目标值，若是则为1；

· 0-1变量：实际GDP增长率是否高于目标值3个百分点，若是则为1；

·连续型变量：实际GDP增长率和目标值间的差值

图5 考虑目标GDP增长率后的回归结果

由图5中9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进一步考虑，如果该市GDP增长率连续数年高于目标值，那么市长是否更容易得到晋升？由此分别构建了连续两年和连续三年实际值高于目标值的虚拟变量，结果如图6所示。

图6 考虑连续数年实际值高于目标值的回归结果

由图6可知，在没有加入任期这一控制变量之前，系数显著为正；但是加入后系数便不显著，这或许是因为GDP增长率连续超过目标值的年份数与市长任期之间是有强相关性的。

为了验证上述解释是否合理，本文又构建了GDP增长率连续低于目标值的年份数作为解释变量，发现结果与图6所呈现的基本一致。从而证明了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之间无显著相关性。

4）地级行政区类型的异质性影响

中国的地级行政区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地级市、地区和自治州。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地级行政区可能会制定不同的晋升标准，因此这一部分引入了描述地区类型的虚拟变量。由于地区类型分为三种，因此可以引入两个0-1变量，并构建各自与解释变量GDP增长率的交互项，以消除地区类型的异质性影响。

图7 考虑地级行政区类型的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自治州地区的官员晋升几率较小，但是交互项并不显著。与此同时上述三个模型下β系数均为负且并不显著。

5）考虑GDP数据公布的滞后性

由于GDP数据公布的滞后性，对于在任职第一年便被提升的官员来说，上级无法根据其第一年任职期间所在地区的经济表现而予以提拔，因此应该排除任职期为一年便被提升的观测量。但剔除之后的回归结果仍然不显著。

6）解释变量GDP增长率的不同衡量方式

为了探究官员晋升的判断标准是否依据与前任领导比较下的GDP增长水平，本部分稳健性检验对原先解释变量予以调整，具体衡量方式如下：

· 调整1：以现任官员任期内实际GDP增长率与前任领导任期内GDP平均增长率的相对值为解释变量；

· 调整2：以现任官员任期内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与前任领导任期内GDP平均增长率和所在省级地区的GDP平均增长率的相对值为解释变量。

除了相对于前任领导的经济绩效进行调整外，还相对于所在省级地区整体经济增长水

平进行调整，具体方式如下：

· 调整3：关于最大GDP增长率的虚拟变量，如果在某一年度内地该地级行政区GDP增长率为整个省级地区内的最大值，则为1，反之为0；

· 调整4：关于GDP增长率是否高于平均水平的虚拟变量，如果在某一年度内地该地级行政区GDP增长率高于整个省级地区的中位值，则为1，反之为0；

· 调整5：关于GDP增长率四分位数的虚拟变量：依据某一年度内该地级行政区GDP增长率位于整个省级地区哪一个四分位数段而建立三个虚拟变量；

· 调整6：在计算地级行政区某一年度GDP增长率时，减去了所在省级地区的平均GDP增长率（其中去除了该地级行政区的观测值），再计算累计GDP增长率。

依据上述6种方式调整解释变量，最终回归系数β仍为负且不显著。

7）更换样本群体

将样本群体换成地委书记，但结果表明GDP增长对地委书记的晋升仍无显著作用，因此晋升锦标赛假说对于地委书记和政府行政人员均不成立。

本文的稳健性检验部分基于不同的假设规定、变量定义和样本选择，构建了多个不同的回归模型，但无一例外的是最终回归结果均不显著，没有得到可以证实对于地级行政区官员的晋升锦标赛假说成立的实证证据。

5. 异质性检验

本文是针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异质性检验（在此区别于“稳健性检验（4）中关于地级行政区类型的异质性检验）。考虑到不同时期内或不同地域内实行了不同的晋升政策和标准，原本回归模型或许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异质性问题。

具体来说，在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可能实行以GDP增长指标为标准判断是否提拔官员的政策，但是在拥有众多少数民族人口的西部地区则更重视领导干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基于此，构建GDP增长率和地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检验地域异质性。与此同时，考虑了不同时期政策背景的差异，构建了GDP增长率和时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以检验时间异质性。其中地域虚拟变量和时期虚拟变量的定义如图8所示。

图8 上图为地域划分；下图为时期划分

最终回归结果表明，GDP增长率β系数和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各个地域间和时期内的经济增长之于官员晋升的效应没有显著差异。进而得出：原模型结果不显著并不是因为地区和时间异质性的原因，而是因为晋升锦标赛假说本身就不成立，无论是在哪一个时期或地域范围内。

七，进一步延伸

本部分进一步讨论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对官员晋升的效应，以及还有哪些可能因素是用于评定官员晋升与否的指标。本部分重点考察了三个因素：政治关联、环境治理和反腐运动。

1. 政治关联

与晋升锦标赛假说相对的便是政治关联假说，前者是基于业绩提拔官员，后者是基于关系提拔官员。而本部分则探究政治关联假说是否成立，以及政治关联对晋升锦标赛假说的成立有何影响。

1）政治关联变量定义

关联角度	变量类型	定义
家乡背景	0-1变量	若地级市长与上级领导籍贯相同，则记为1
教育背景	0-1变量	若地级市长与上级领导所读大学相同，则记为1
工作背景	0-1变量	若地级市长与任命自己的上级领导在同一时间内开展工作

说明：此处的上级领导指直属省级的省委书记和省长。

为了进一步探究晋升锦标赛假说是否只适用于有政治关联的官员，本文又构建了GDP增长率和政治关联变量的交互项。

2）实证结果

· 在引入了政治关联变量后，GDP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仍然为负且并不显著（图9）；

· 在政治关联假说检验方面，发现只有工作背景关联变量呈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地级干部在任期早期更容易与任命自己的上级领导同时开展工作（图9）；

·在政治关联是否影响晋升锦标赛假说方面，发现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政治关联不会影响晋升锦标赛假说成立与否（图10）。

图9 政治关联假说回归结果

图10 交互效应检验结果

2. 污染（环境治理）

本文认为，原模型中回归结果不显著的原因还有可能是缺少了同样用于描述晋升标准的变量，而描述污染情况的变量便是其中一种遗漏变量。

1）污染变量定义

首先考虑污染的两个方面：PM2.5和SO2。基于这两个污染物，分别构建两个模型，且每个模型下含有两个关于环境污染的工具变量：

· PM2.5/SO2污染量增长率是否高于所在省级地区该项的年中值；

· PM2.5/SO2污染量的对数值是否高于所在省级地区该项的年中值。

同时，构建污染变量和GDP增长率的交互变量。如果只有环境治理能力较佳的市长才可

以根据经济增长情况参与晋升锦标赛，那么可以观察到交互项的系数应该显著为负。

2）实证结果

不管是污染变量的工具变量，还是交互项，对应系数均不显著。由此得出：地级市干部环境治理能力的差异并不会影响晋升锦标赛假说成立与否。（由于篇幅原因，暂不显示原文的回归结果）

3. 反腐运动

本部分探讨2012年的反腐运动是否影响了晋升锦标赛假说的成立。根据Hsieh(2019)的研究结论可知，拥有高经济增长业绩的官员往往是反腐运动中的落马官员，因此反腐运动可能会影响晋升锦标赛假说的成立，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主要有如下两种：

1)反腐是一个遗漏变量，对经济增长和晋升两个变量均会产生影响。具体来说，由于被逮捕表明晋升变量为0，那么如果拥有高经济增长业绩的官员被逮捕，经济增长会对晋升起负向作用；

2）反腐也会阻碍经济增长，因为政府意识到所谓的GDP增长均是由于官员腐败所导致的结果，因此便不会将经济增长设为晋升的考量指标。因此，在2012年前后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的关系将会呈现逆转（结构性断裂），即2012年前有正相关性，2012年后会呈现负相关性。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了两个变量：逮捕与否的0-1变量、GDP增长率和是否反腐0-1变量的交互项。

研究结果如图11所示：

· 在引入是否逮捕变量后，GDP增长率β系数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仍为负且不显著；

· 在对被逮捕官员和未被逮捕官员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做t检验后，发现被逮捕官员实际上拥有更低的经济增长率（即使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并不见得高经济增长业绩的官员会因腐败而被逮捕；

·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2012年未曾呈现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的关系的逆转。

图11 反腐运动对于晋升锦标赛假说的影响结果

八，结论

对比已有文献研究，本文并没有发现能够支持对于地级行政区政府官员，晋升锦标赛假说成立的证据。这项结论对于不同的模型规定、变量定义和样本选择均是稳健的，同时该结论也不受异质性效应和诸如政治关联或反腐运动等遗漏因素的影响。对产生该结论的一种可能解释是：由于影响官员晋升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政治信仰、环境治理能力、社会政策等，因此仅用GDP增长水平来解释官员的晋升情况会显得力道不足，因此无法观测到显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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