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多年前的旧文，直到最近才有了数码文本。在当下全球弥漫在新冠疫情的暗夜之时，这一段“少不更事”年代的历险遭遇，或许可以为目下阴冷沉重的阅读气氛透进些许光亮和温热吧。
——作者
我简直心力交瘁了。又是罢工！意大利仿佛是一个以罢工为图腾的国度，在我从罗马往返希腊雅典的半个月旅途中，在内陆，在港口，我已经见识过三次深受其害的地铁、海港罢工。没想到，在我花完了最后一笔旅行费用，准备自罗马登车前往德国法兰克福，然后登机返国之时，又遇上了意大利铁路工会宣布的：二十四小时全国铁路总罢工！
对于我，这简直是致命的一击：我身上的余钱，只够支撑我登机前的两天费用，是决无可能再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赶往法兰克福的；而我已经持用一月辗转数国的“欧洲火车月票”，也将同在这一天内过期失效。尤为严重的是，即使罗马车站二十四小时后准时复工，按照欧洲火车时刻表的班次，我已经无法在十七个小时的行车之后准时赶上法兰克福机场的航班，而我在纽约购买的廉价机票，其预定日期是“关闭性”的，无法变通。
灾难由此将连锁发生：我在德国的签证时效以机票的时效为界，假若误了机票班期，我不但将沦为“非法入境者”，而且将“非法滞留”欧陆，身无分文，举目无亲，那可真要“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风云变色。我站在罗马车站刹那间变得空落落的月台上，从心底凉到脚底。才刚刚半个小时以前。我还是骄傲而自得的：在这个多事的秋冬季节里，正是伦敦、巴黎街头处处挨炸，整个欧洲笼罩在恐怖主义的惊吓之时，我却在留美归国以前，一意孤行，特意为自己安排了这一次只身万里的“欧洲流浪”。
在一月数国的跋涉之间，一个独行者所遭遇的种种难题、困扰，终于被我一一“闯荡“过来！
我曾在马德里车站的夜宿时对付过警察的纠缠和流浪汉的追打；曾在爱琴海小岛的巨石上仰待天明；还曾在希腊的柏査斯海港，和一群共同露宿的北欧青年吹着口琴欢歌达旦……从此，我将可以有一段唬人的欧洲浪游经历，向哥儿们胡“砍”海吹！
我狠了狠心，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外，把旅途中千省万省剩下的一点余钱，买了三座罗马的大理石雕塑，想象着当这沉甸甸的石头家伙们搁在那尚子虚乌有的未来“厅堂”时的风光——老天爷，那简直就是拿破仑的凯旋门一般的风光呀!可是此刻？！……
当年一命所系的的“石头行李”
——现在尚在家中厅堂的
“维纳斯”和“掷铁饼者”
罗马火车站显示列车时刻表的巨大荧光屏，和我的脑袋瓜一样，一瞬间变成一片空白。入站口的警卫已经撤除了，警察们聚成一小圈，插着手悠游地聊着大天，我驮着沉重的“拿破仑”行李，一瘸一瘸地向各位打听着可能有的例外班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耸耸肩，指指荧光屏的小白脸，然后用意大利语向你道一句：操（再见）。我把沉重的行李存回到车站临时储物处，用手指捏捏裤兜里剩下的三十美元。“操······”金发女郎用绵绵细语向我道别，我发狠地用京片子回了一句：“操！······”
我忽然想起了丹尼丝女士。
我奔向了电话亭。
为着这位丹尼丝女士，我简直觉得，我对意大利的一切抱怨都是有失厚道的。
昨晚，我和两位在希腊船上认识的香港朋友结伴抵达罗马时，已是十时许，罗马旅馆的昂贵难找是出了名，于是我掏出纽约朋友写给我的她阿姨在罗马的电话，试图在这位中国大陆的访意学者居处投宿。
电话挂通，接电话的却不是我要找的“周老师”，而是她的意大利房东——在政府机关任职的丹尼丝女士。原来“周老师”近日到米兰开会去了，“不过，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们今晚可以住到周女士的房间里。”丹尼丝用英语热情地说。
喜出望外。素昧平生，丹尼丝女士不但亲自用车把我们接到了她的小家中，还给我们送来了热腾腾的晚饭。今早，她的一声温软的“操”，已经把我们这几位不速之客送走了（香港朋友是当天的航班），难道如今，我还好意思再去叨扰她们一家子么?
“来吧，回到我家再商量，你坐地铁来，我开车到站口等你。”电话里，丹尼丝仍旧是那样一片热忱地说。
又是热气腾腾的意式晚餐。
丹妮丝是一位四十出头的知识女性。她让我一边吃着一边说话，我的话没说完，她已经拿好了主意，笑着说：“问题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分两步走，明天一早，我到航空公司去帮你改换航班，把从法兰克福起飞改为从罗马直飞香港，你至少可以多出一天再看看罗马，机票价钱应该是一样的；你呢，身上留的钱确实太少了，我想你可以到你们中国驻这里的领事馆去请求帮助，我跟他们的教育组很熟，周就是他们介绍到我这里来住的，我马上就给他们通电话，他们一定会帮忙。”
那一晚，我竟然睡得很香。
第二天一早，丹尼丝女士领着我一起出门，她要赶在上班以前和航空公司联系我的机票改换，同时给我指好去中国领事馆的路，约好了下午和她见面的时间、地点，末了没忘记叮嘱我一句：“你可以抽出小半天时间，补看昨天错过的西斯廷教堂，到罗马而没看到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太可惜啦。”
中国驻罗马的领事馆，地处罗马一个环境优雅的高尚区。我按图索骥很快找到那里，手里还攥着丹尼丝给我写的给某位官员的便条，可是，我连大门也没让进去。
“为什么？他们因为什么理由？”丹尼丝在办公室迎接我的第一个眼神，就让我明白：她与航空公司的交涉毫无结果。
丹尼丝听到我的陈述后吃惊地站起来，“不对，他昨晚在电话里挺客气的呀，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她见我沉默，换了一个口气：
“可是你下午到西斯廷教堂了吗？进去了？见到米开朗基罗了？好样的!我就喜欢你这样!再大的难事也大不过看一眼米开朗基罗呀!这是你带来的一个好消息，那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我听到广播了，铁路工人今晚九点准时复工。我看现在的唯一办法，你还是用你的火车月票，先赶到法兰克福去。月票过时的问题，由罢工的铁路方面负责。这样吧，先回我家吃晚饭，我今晚送你上火车站。”
晚饭后，我正在略作收拾，丹尼丝把一叠钞票塞到我手里，说：“我知道你今天进了西斯廷教堂，身上更没钱了。这一点小钱，就算下午的米开朗基罗是我请你看的。”她把钱一张张打开，让我认清它的具体面值（到意大利旅游的外国人，常常就因为弄混意币面值而受骗），又说：“很抱歉，意大利现在的经济情况很不好，我只能帮助你这么一点小钱了。我算了一下，如果没有意外，它是能够帮助你顺利抵达法兰克福的。”
我手上捧着这重如千钧的五万里拉（当时约合五十美元），和丹尼丝紧紧拥抱。任何道谢的话，此时都显得苍白无力，可是我仍旧喃喃地告诉她，关于中国传统说法里的“命里贵人”，我说她就是上天赐予我的“命里贵人”，我将永志感激。同时没忘记，让她代我也谢一谢并未谋面的“周老师”。
在罗马车站和丹尼丝拥别，跳上了穿越瑞士苏黎世转往德国法兰克福的快车。前路茫茫，我知道这五万里拉已经和我一命所系。我在汽笛声中向罗马告别。——“贵人”。我为自己在艰危之中的幸运，心头一时充溢着一种暝茫的感激之情。
在节奏明快的轰鸣声中，我在黎明前的薄亮中醒来，窗外掠过了一片峻峭而熟悉的山影。——噢，白雪盖顶的阿尔卑斯山！
我曾在电影中、画幅中以及多少诗篇名著中眺望过无数遍的这座众神之山，如今就傍在我的臂弯之间。我连忙掏出照相机，把身子探出车窗外，乐颠颠地狂拍一气。不料，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揪了回来。
“危险。”他用英文说。眼前是一个戴黑大盖帽的笑眯眯的乘警。我心里一阵哆嗦，害怕他査看我的已经过期的火车月票，连连抱歉。“你的护照呢？让我看看。”
他接过我递过的护照，来回翻看了两遍，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你没有办理奥地利的入境签证？”
“什么？奥地利？我不需要进入奥地利呀。”我仍旧装着满不在乎。
“这里就是奥地利。”乘警对我紧绷着脸，“你已经非法进入我国国境了。”
我整个儿傻眼了。我清清楚楚记得，我是按着罗马站台的指示，上的是自罗马到瑞士苏黎世的火车。怎么一觉醒来，却糊里糊涂进入了奥地利（事后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罢工刚结束，罗马车站仍陷于混乱；一是意大利的火车，常常在同一个车次里拖着驶往不同目的地的车厢，旅客得留心中途的转换。很可能是我在半夜熟睡之中，被从瑞士转到奥地利来了）？
我掏出机票指手画脚地好一通解释，乘警只是耸耸肩，走了。我好歹松下一口气，列车却已在一个两山夹峙的边境小站停了下来。那位乘警笑眯眯地请我下车，把我带到车站上一个带绿栏杆的小屋里，用奥地利语和里面的人咕噜了几句，向我招招手，回身跳上列车——那巨无霸就这样把我扔在这个不知名字的山旮旯里，一溜烟儿，跑了!
绿栏杆小屋里是一片严阵以待的气氛。这些大概是边境海关的关员们却不会半句英语，向我咕噜咕噜半天，把我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那些白白胖胖的石头大卫、维纳斯们，正摆着优美仪态打量着我），然后向我伸出大巴掌，重复地咕噜着一个要求。终干，我从一个角落里传来的破碎英文里听明白了：钱，钱，他们要罚我的钱!
求爷爷告奶奶也没有用。因为“非法入境”而补办签证，他们要罚我至少是八十美元以上的签证费。可是他们翻包掏底的，只从我的钱包里找到丹尼丝送给我的顶多价值五十美元的意大利里拉，连同一堆零币。——狗东西！他们居然毫无恻隐之心，罚！罚！罚！把我身上所有可能搜走的钞票、钱币，全部搜刮个干净!
一夕之间，再一次身无分文、一无所有。命运，又把我撂到了奥意边境的阿尔卑斯山脉这个无名小站上。
口干舌燥。浑身上下哪儿都在疼。才是早晨七八点的时光，我紧裹身上的大衣，仍旧抵不住十一月山区的早寒。小站里外杳无人迹，我木然瘫坐在站房里的长椅上，呆望着窗外那两道寒光四闪的铁轨，箭样的射向远方。胸腔在隐隐作痛。脑子再一次陷入空白。
我知道自己生理和心理的承受限度，都到了临界点。眼前只见一个不见底的幽黑的深渊。——我还能找到回家的路么？我的“欧洲流浪”甚至我的生命里程，难道就将终止在这个万里之外，鸡犬不闻、无人知晓、言语不通的阿尔卑斯山边境小站上？啃上几口罗马车站带上来的面包，咽两口仅剩半瓶的矿泉水——这就是我眼下赖以生存的全部家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我心中忽然闪过一丝自嘲的微笑。——可以把那些石头大卫和维纳斯、掷铁饼者们在这儿摆摊儿拍卖，换一点活命小钱么？对了，还有包里那儿盒还来不及拍摄、在欧洲显得相当昂贵的柯达、富士胶卷？衣服杂物是值不上几个钱的，可照相机值钱呀，还是日本的尼康相机……。我在胡思乱想之中昏昏沉沉睡了过去，蒙陇之中，听见耳边响起一个声音。那个声音非常真切，至今想起仍觉得神秘。
对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里，那个佐西玛长老临终前对三兄弟中的老三阿辽沙的一段讲话——
阿辽沙，你去吧，你带着你的使命从修道院回到人间俗世去吧。阿辽沙，你记住，你是这样的人，哪怕把你放到撒哈拉的大沙漠里，或者放在遥远的中国的都市里，你都会活着走出来的。因为神赋予你的天性，使你成为一个在任何情况下生命力都不会泯灭的人……
（当这段历险经历结束以后，我特意重读《卡拉玛佐夫兄弟》，发现溟濛中我把小说里两段不同人事、情景的话混合一处了。书中相近的话是这样的：米乌索夫……在注意地观察了阿列克塞以后，有一次对人说过这样一段妙语：“也许这种人是世界上独一无一的，你可以不给他一个钱把他放在一个百万人口的都市的广场上，他也决不会丧命，不会冻饿而死，因为马上就会有人给他食物，把他安排好，他自己也会很快给自己安排好的，并且这样他并不需要做多大努力，受任何屈辱，照顾他的人也不会感到什么困难，相反地，也许还会觉得这是个乐事。”）
那一刻间，眼前闪过阿辽沙穿着青灰色长道袍的小小的身影。我蓦地一惊，从长椅上坐了起来，对自己说：对的，我就是阿辽沙，我就是那个命定的阿辽沙。我现在就走在那个苦学无边的大沙漠里，我一定能走出来……
我至今仍然没有成为任何类型的宗教信徒。但在当时，我确实陡然感受到一种神赐的力量。我从长椅上站起来，在狭小的站房来回踱步，闻到了从哪儿传来的早餐咖啡的袅袅香气，倏然振奋起来。我想，凭着身上现有的面包和水，我至少可以在正常的精力状态里支撑一天。在这一天里，我需要做的最重要的、免于日后陷入真正绝境的事情是：以尽可能快的时间回到火车上，离开这个偏远小站。只要走到有人群的地方，阿辽沙就得救了!
天已大亮，仿佛是那阵早晨咖啡的香气，带来了熙攘的人群。我重新走回到那个绿栏杆的小屋前，我发现那几个把我搜剥干净的人，一直在默默地观察着我、议论着我。我掏出我的欧洲列车时刻表向他们打听列车班次，他们竟然呱啦呱啦地争先抢话，几乎激动得语无伦次。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跳上了驶往德国法兰克福的火车。
窗外是一片灰黑调子的原野。列车的轰鸣声让我稍稍定神，想到的第一个字眼是：钱。我必须设法弄到一点活命的小钱，摆脱目前这种“饿死边缘”的“赤子”状况。
我盘算着，在欧洲游客中，美国人比率高，也比较单纯热情；我可以设法在车上找到从美国来的旅客，凭着我身上的哈佛大学身份证，获得基本信任（美国一般人对哈佛的崇拜，远甚于英国人的对牛津、剑桥），然后向他们说明我的真实情况，向他们借一点明确日后偿还的小钱。这个念头刚刚成形我就笑了：这不是纽约街头最典型的诈骗模式么?你不是也常常成为这种模式的受害者么?哈，难道现在，我将要在别人眼里，成为这类故事的主人公？
从车窗上照出了自己的蓬头垢面。理理头发抹抹睑，咽下一大口唾液——硬着头皮试一回吧。
“Excuse me, Areyou an American?”我一道道敲开列车厢座的门，谦恭十分地问：您是美国人吗?
"No! I am not!”得到的是一色否定的回答，并且常常伴以白眼和不敬。我忽然想起一般欧洲人的对美国又羡又恨的情结，显然，我的唐突是撞到枪口上了。
舔舔舌头，挺胸收腹——去它的，我不信偌大的火车活生生就搜刮不出一个美国鬼子来！
逐个逐个厢座地敲门，更加举止有度、温文尔雅。可是，果真是整列车厢都被我问遍了，硬是没有——“真他妈的，莫非是欧洲的美国佬全死光了？”我绝望地骂着，却忽然发现：列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长久地停了下来。
——慕尼黑！我艰难地拼出这个德文地名的时候又吓出一身冷汗——活见鬼！我又中了什么邪，误_上慕尼黑来了？连忙飞身下车询问。原来，去法兰克福必须在这里转车。当我驮着我的那些石头家伙们气咻咻抢上另一趟列车，前脚刚刚踏进车门，列车打了一个呵欠，轰隆启动了，天！
惊魂未定，又已经居心叵测：还要把我活见鬼的“寻找美国佬”计划，在这一趟列车上试一遍么？
几道门无望地敲下来，已经饥肠辘辘。你“收山”吧你！你吃饱了撑的，还是节省点卡路里滋润一下你自己危哉呜呼的小命吧你!
我已经决意放弃这一计划了。坐下来小歇，发现行囊中的面包和水，行将告罄。“正常精力范围”眼看不保啦。我忽然恍觉，似乎在慌不择路的换车之间，站台上曾经闪过一张东方人的脸孔，他会不会就在这趟列车上呢？这个念头刚刚在脑海里盘桓，我一眼瞟见：窗外正有一个仿佛的身影掠过。追出去一看：不错，正是他！
一阵狂喜袭过，脚步却缓了下来，我在想：假如一问之下他是一个日本人，我就作罢了，犯不上触这个霉头。欧游一个月来，路上结交过无数异国朋友。萍水相逢，这些“新吉普赛人”们往往一见如故，彼此默契相助。惟独路遇的为数不少的日本游客，却总是与人若即若离，少有相处愉快的经验。
我终于又敲开了一道包厢门，迎向我的是一张亚洲中年人的丰满的长脸。我用英文打过招呼，问：“你是日本人么？”
笑笑：“不，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我惊喜地叫道：“你来自大陆？台湾？香港？”
“不，我是出生在越南的中国人。”
“那——你会讲中国话么?会？太好啦！国语？广东话？”
一秒钟以后，我们已经用广东乡音，稔熟十分地聊了起来。
他是一九七五年申请到西德的越南华裔难民。现在一家人已经在德国的曼海姆工作定居，这一回，是从慕尼黑探望亲友归来。
我向他介绍完自己的情况，单刀直入，谈起我现下面临的困境，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他一边听一边叹气，并且摆手制止了我试图掏出证件，让他“验明正身”的努力，说：“出门在外，谁不会遇到一点难题？我要能帮上你的忙，是我们有缘分。”
这一句温热的话，几乎没把我的泪水激出来。
他问我：“不知你需要多少钱？我身上现在只有一百马克（当时约五十美元），如果不够，我可以到前面的大站银行机器上取。——不，还是这样吧，你带上这一百马克，千万不要轻易花用它，或被人偷了、没收了它。你先到法兰克福机场査问航班，看能不能找到变通的办法；如果有问题，你到时候再用这一百马克买一张火车票，回到曼海姆找我，我会再为你想办法。”
从他手上接过一百马克，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想一头跪下，向他表示我刻骨铭心的谢忱。可他马上打断了我的感激话语，连连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快别说这些，太见外了，太见外了……”我在随身的旅行日记上留下他的地址、电话，也给他留下了我的中国地址和电话。他叫罗南发，德文名字：QUACH, NAMPHAT。我愿意在自己的生命履历和读者的记忆里，永远记下这个名字。
此时此刻，我才在陡然放松的神经里，感受到肌体深处极度的疲惫。我把行李搬到了他的厢座，和他一路聊着天，说着说着，竟不觉靠在他的肩头睡过去了。好一场梦魇连连的昏睡呀！在火车的缓停中他把我轻轻推醒，原来是曼海姆到了。紧紧握手，相互祝福，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车外迷蒙的冬雨中，我才发现，我挥动在窗外的手，已经冻得通红。
在抵达法兰克福以前还有一段小插曲。乘警査票，发现我的欧洲火车月票已经失效。我向他分辩：因为意大利铁路罢工……他说：可这里是德国。我们不需要对意大利的罢工负责。
我寸步不让：可我买的是欧洲月票，这里是欧洲，不是吗？然后和颜悦色向他解释：这次的意大利罢工不单影响了我的火车月票，而且影响了我的飞机航班。我向他出示我的过了期的飞机票，他细细看过，面无表情地拿过我的过期月票，走了。趁着乘警转身，我记起罗先生的话，慌忙把那性命攸关的一百马克，藏到了行李中最隐秘的角落。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哪怕为此把我拉到铁路警察局去，我也要纠缠到底，决不能再被搜刮走一角一分！
可是，那位乘警，再没有回来。
谢天谢地，要老命的法兰克福，终于到了。
人海茫茫。法兰克福机场之大，简直如同一个宇宙都市，星云密布，流光走电。我一脚踏进机场，仿若一叶迷舟漂落汪洋，马上被这血盆大口似的无边纷乱震慑住了。人流急匆匆地从我身边淌过。这里，飞机起落的第一分钟都会有晚点，有误机，有事故，有横祸，谁会在乎你——一个浪迹天涯的中国穷学生的沉浮来去？
已是晚上九点，我注意到各个国际航班的服务处都已经关门。我很方便地找到了一辆行李车（免费!），把我的石头行李搬了上去，茫然地推着往前走。我不知我该上哪儿去，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走。更具体地说，如果我的过时机票已经彻底失效，我能怎么办？难道我还能硬着头皮退回到曼海姆，回到罗先生为我预备好的无力而挫折的求助之路么？
饥肠辘辘，眼冒金星，却不敢动那些“活命钱”的念头。
就在我不辨东西，把车子随意推上一个电动斜梯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一双大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回过头，是一个身材壮硕、西装笔挺的洋人长者，笑眯眯地用英文问：“日本人？”
“不，中国人。来自中国。”
"中国？台湾？北京？”
刚说完“北京”两个字，他就兴奋地向我伸出手，紧紧握着，用生涩的中文道一句：“你好！”
我开怀笑了。现在想来，我笑得甚至有点居心叵测。他接过我的推车推着，忙不迭说：“我刚刚从北京旅游回来，我一个人背着一个背囊，在中国走了三个星期。北京人真好。我喜欢在城里到处乱走，迷了路，就掏出身上的旅馆钥匙，上面有旅馆的中文名字，递给任何一个人，都会热心给我指路，在西安也是这样!噢，你呢？你也是一个人到这里来么？”
我简单介绍了自己。我注意到他一边和我说着话，还一边和过往的熟人、柜台打招呼，猜想他可能是这个机场的什么工作人员，便直接告诉他我遇到的麻烦故事。他一听，爽快地说：“没问题，别担忧，跟我来吧！”
我将信将疑地望望他：“真的？能行？”
哈哈大笑：“走吧走吧！”
这一个人和这一段奇遇的出现，一下子把我投入一种似梦似真的恍惚状态。我云里雾里地跟着他走，听见他絮絮地说着：找他们意大利航空公司，他们不但要负责为你改机票，还要负责你的旅馆食宿! 他脚步奇大，说话奇快，我急急跟在他后面，远远听见他用德文和这个柜台嘀咕争辩，向那个柜台摊手耸肩，终于站定，对我说：“这些刁钻家伙！意大利航空公司说，是铁路罢工，不是他们意航罢工，所以不肯负责任。你买机票的这家中东海湾航空公司飞香港的班次，早飞走了，他们在机场的代表干脆没了踪影；而且，我査问了一遍，今天所有公司飞香港的班次，都已经离港了。”
他看我叹气、沉默，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别忧虑，小伙子！你还没吃晚饭吧，跟我走，吃过晚饭我送你到旅馆去。”
我原地不动。我想起罗先生的叮咛：无论如何不能把身上的活命钱——那一百马克随便花了去。
他两眼笑盈盈地打量着我：“怎么啦?”
我坦白地告诉他：“我身上没有钱，我不可能……”
他推起我的行李车就走，“走吧走吧，我邀请你，到前面的饭馆去，我的太太还等着我们一起吃晚饭呢。”
——果真又遇上“贵人”了么?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满身皱折、污垢斑斑的黑大衣，下面是一双由白变黑的破球鞋，更不必说满脸的尘土胡茬了，这副德性，配去享用——“烛光晚餐”么?
果然是一个烛光闪烁的高贵处所（法兰克福机场内的酒吧饭店，一个个都是气象非凡的）。我的身影跟随在他的后面——还推着一车子病歪歪的石头行李，一出现就聚集了满桌惊诧的目光。原来除了他的珠光宝气的夫人，还有一圈朋友等着他的到来。他把我让到了他的夫人旁边，先用英文把我介绍给大家，说：“这是我刚认识的中国新朋友，像我一样勇敢的、背着一个背囊就收独自到陌生国家去的人。”然后又用德语，说了说我现下遭遇的困境。
桌上一片感叹之声。
我勉力笑着和各位一一打招呼，刚坐下，他——我奇遇的奇人，又为什么事风风火火地跑出了门去。
大杯大杯的德国啤酒送上来。他的太太无奈地目送着他的背影，把头凑过来，低声用结巴的英语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
夫人笑了，一字一句地说：“你很幸运。他就是今天，上帝赐予你的，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最能帮助你的人。”
我问：“他是谁?”
全桌的人都笑了，争先恐后地说：“你真会认识人呀！他么，他不单是整个机场上最热心帮助人的一个人，而且是这里最有权力的一个人——他是管理现在法兰克福机场的最大的头头之一。你不会相信吧？”
我整个儿呆住了。
命运对我的猝不及防的厚待，真的让我傻了眼。
确实，这是我迄今为止的生命里程中，所遇到过的最富于戏剧性的奇迹。尽管人生履历中充满的死去活来、绝处逢生，似乎已成为我的一种宿命。他名叫赫伯特·贝克尔 (Herbert Becker)。名片上的职务是：法兰克福机场股份公司“对外联络代表人”(Representative External Relations )。
深夜里，贝克尔开着他的奔驰车把我送往旅馆。带着啤酒的微醺，我似乎仍然对自己莫名迎受的幸运将信将疑。刚才，在晚饭后，贝克尔先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让我用他的工作电话通知香港的亲人，以免他们为接不到我的飞机而受惊吓；他还打了一圈电话，为我安排机场附近的旅馆，结果全部客满，便把我带上，前往他家所在的新伊森堡市（New Isenburg）邻近的旅馆去。一路上，他的兴致很高，问我在美国学的专业，在哈佛的研究，在中国的生活，未来的打算，有没有女朋友，等等等等。
我终于用并不流畅的英文，插话道：“贝克尔先生，我好像现在还在一场梦中。我想问明白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愚蠢的、却是我耿耿于怀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这么热心帮助我？帮助一个和你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人？”
他侧眼看看我，笑笑：“事情有这么复杂么？有这么严重么？”
“是的，”我说——以一种“严重”的神情，英语却说得磕磕巴巴——“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有许多关于不能接受没有来由的帮助一类的俗话，比如：无功不受禄，不受无由之惠，不吃嗟来之食，等等，我需要有所明白。”
“很简单，这个来由太简单了。因为你现在是一个最需要帮助的人。——难道这也有悖于你们中国的传统么？”
我们都呵呵笑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认真说道：“我想，我是不是也需要弄明白，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可能是因为，我刚刚结束的中国旅行，得到过许多素不相识的中国人的帮助，所以，你就成了我乐意回报给中国人的那个人？”
“那——”我说，“如果我不是中国人，你今天就不会这样帮助我了么？”
“噢，不不，不会的，决不会的。”他连连摇头说，“你看，我们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啦，复杂化啦！你刚才一定听到我太太的抱怨了吧，我确实常常喜欢帮助那些我遇到的需要帮助的人，对，任何有需要的人。——正如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希望有人不计较我是什么人，而只在乎我的需要，像我帮助你一样地帮助我。"
我默默注视着他的轮廓鲜明的侧影。
——贵人。我又一次想起了这个宿命的字眼。有一句前些年很流行的格言说：他人是地狱。从存在主义所着眼的自我中心而言，这句话只是一种“存在情境”的描述，并不能视作“存在主义”的道德判断（如同批判者们讨伐的那样）。但是，恰恰正是在这样一种“存在情境”之中，这句话也可以换成截然相反的另一个说法：每一个自我，都可以是他人的“贵人”——雪中送炭或者救死扶伤的“命里贵人”。正因为生命中充满陷阱、遍布“地狱”，每一个自我的每一个存在时刻，便都有可能需要被拯救或者成为拯救者，如同贝克尔说的，你我他，其实永远都可能是那个“有需要”的人......
世界上许多复杂玄奥的道理，其实“稀释”开来，都是这么简单。
夜色像湛蓝的河流一样从车窗两边掠过。我沉吟了一会儿，说：“对于我，那就只剩下一个答案——我应该感谢冥冥中全知的神明，让我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一个最能帮助我的人。”
贝克尔笑了：“你们共产国家的青年人，也这么相信神的力量么？”
车子驶入新伊森堡市，我发现，路两边的行人似乎都认识贝克尔和他的车，他一路上和人们乐呵呵地打着招呼，告诉我说：他曾在这个城市当了十年的市长，去年大选他所在的党失败以后，才转到法兰克福机场担任现在的职务。他把我送到一家小巧整齐的家庭式旅馆去。老板娘高兴地喊着他的小名，乐颠颠地跑上跑下为我张罗房间、卧具。
一切安顿好了以后，贝克尔向我道晚安，说：“好好睡一觉，你一定已经累坏了。明天是星期六，我早晨九点来接你，先请你到我们机场的中国饭馆吃一顿中国菜，让你认识几位我的中国朋友。下午，我需要陪太太去为圣诞节购物。你是学文学的，法兰克福是我们的大文豪歌德的出生地，你既然来一趟，我让我的中国朋友陪你去看看。傍晚，我们在市中心最大的露天圣诞购物市场见面，一块儿吃晚饭，那时候事情就会有着落了，怎么样?”
送走贝克尔，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灯火融融，窗明几净，多日积劳之后的沐浴，真若琼脂玉液的滋润。可是，我却没有丝毫睡意。瘫软在床上，侧着睡，仰着睡，趴着睡，都无法让自己进入梦乡。一整夜，法兰克福的星空上都是我的炯亮的眼睛。
一切来得太突然，大凑巧，也太神秘了。我本来也许会为这一场横祸，在远地，遭受无尽的灾劫；却未想到，可以遇到一个比一个更加慷慨、更加有力，也更加神奇相助的人。我知道我并不是那个神的使者阿辽沙。我也无意把我的幸运简单归于宿命。但我从中确实感受到，冥冥中真有一个力量在默默引领着我，帮助着我。这是一种超越世俗、超越功利，同时也超越自然节律与世道常规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我说不清楚这种力量是什么，但，我真实地感受到它，我由衷地敬畏它，感激它。
早晨的第一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我在沉沉的梦乡之中，梦见了我的白发飘飘的母亲。
闹市之中的歌德出生旧居，本来已经毁于二战的战火（战争之后，整个法兰克福被夷为废墟平地），我在肃穆之中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复制的古迹，可这并不影响我的如对青山、如晤故人一般的瞻仰的心情。我在歌德的再造旧居里留连上下，从印象最深的两样东西里，似乎找到一点什么和自己的微茫的联系。一是居中到处可见的中国瓷器。甚至有一个小过厅，整个是用中国瓷器和明清家具陈设起来的。二是，日常奇妙地，我发现歌德成年以后的所有画像——特别是侧影，竟然酷似贝克尔先生。
歌德雕像
"对呀，发式变一下，简直就是一个人似的!”陪同我的两位中国留德学生——贝克尔介绍我新识的朋友，同声惊诧道。我笑着说：“也许这一回，佑护我的就是歌德的在天之灵吧。一个学文学的愣头青，慌失失地跑到他的灵魂驿居地来闯祸，他就化成一个现世的贝克尔，扶持我一把，以免搅了灵界文坛的安宁。”
我们都为这个虚玄的想法，在旧居行走，变得轻手轻脚起来。
傍晚，我在市中心的圣诞购物市场和贝克尔夫妇相聚，在晚餐饭桌上，我向他们讲起我在歌德故居的发现，甚至向他们出示了我特意买的歌德画像明信片（这是我历险以来第一次放胆花用那点“活命钱”），把他们夫妇俩说得放怀大乐。
大笑过后，贝克尔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告诉我，他已经和我搭乘的海湾航空公司联系过，他们的廉价机票无法转换其它公司的航班，而他们下一趟飞往香港的航班，则要在两个星期以后。他知道我的德国过境签证已经逾期，便当场决定，为我买好了明天自法兰克福飞香港的香港国泰航班的机票。
我接过机票一看，圣诞假期前后，票价飞涨——单程票比双程票还贵，贝克尔为我花了两千一百多马克（约合当时九百美元），买的是一张“最便宜”的双程票。
“——就算是我送给你的圣诞礼物吧!”贝克尔笑眯眯地说。
我……我能说什么呢？一个谢字，太轻巧了！可又有什么样的字眼，可以表达此时我感受到的感动和震撼呢？
“不不，贝克尔先生，你的这份礼物太沉重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报答你，可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偿还你的！”“Pay-back”这个词，在英文里同时有“报答”和“偿还”的双重涵义，我那点可怜的英语已经太不够用，有点语无伦次。
“孩子，你别谢他了，你就感谢歌德吧！”贝克尔太太笑指着桌上的画片说。
降临欧洲大陆的第一束阳光，已经提前降临到我身上。因为我今天起了一个大早，也因为今天是我终于可以结束坎坷多难的欧洲浪游的日子。
归程在即，我却对这片曾经似乎噩梦连连的土地，生出无限眷恋。
不，不是一种“幸运的矫情”。——似乎我把人生交予的这场豪赌，眼看马上就要毫发无损地赌完了、甚至赌赢了，我需要表现一点胜利者的矜持；而是为着，本来是我故作“少不更事”状地给自己安排的这次欧洲历险，命运，却在我的不经意间，突然雷鸣电闪，让我窥见了人生中的许多严肃沉重的真面——恰恰就是被这些年所流行的、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玩世现实主义”们所视为子虚乌有或者无足轻重的那些真面。
——仁爱。情义。推己及人的侧隐之心。自然生发的对于他人的责任。神圣的、不可玷污、不可讪笑的那些超越功利、也超越势利的情感。
在一场猝不及防的灾劫之中，正是这种同样让我感到猝不及防的幸运，使我蓦然在一片混沌之中，看见了如同这阳光一样自然而明亮的人性的本义。
我，真是不虚此行了。
晨七点，贝克尔先生如约到来，和我一起，在老板娘忙忙叨叨的热情里共进早餐。看着他掏出信用卡为我结算了两天的房费，我深觉一个谢字，并非多余，却显得苍白无比。小车绕城而走，贝克尔依然一路和早起的行人打着招呼。我提出要求，坚持要顺路经过他的住宅，亲自向夫人致谢、道别。他甚至很为我的提议所高兴，说：我要让我的妻子看到你的真诚的感激，减少一点她对我平日“太乐于助人”的抱怨。这话，让我心头微微一震。
晨风似乎是有色有味的，水灰色，蛋青味儿。贝克尔一路轻松地哼着歌，飞快说着话，我却一言不发，心情凝重。他开着他的系有特殊标志牌的奔驰车，从机场后门，通过层层关卡，一直把我送到登机舱口。但是，预料之中而力图避免的麻烦，仍然发生了。——因为一再耽搁，我在德国的过境签证早已过了期。尽管贝克尔动用了他的特殊权力为我“走后门”过关斩将，但登机前最后一道的验证警员，还是把我一把逮住了。
贝克尔亮出了他特殊的机场工作证。可海关警员并不认识他。恰值恐怖主义骚扰欧洲的季节，眼前这位持过期签证的东方人，居然可以混过重重关卡直抵机舱口，必定“来者不善”！一个电话，召来了五六位荷枪实弹的警员，登机口立时剑拔弩张。幸好，随后赶到的海关负责人一眼就认出了贝克尔，贝克尔用德文向他们解释着我的遭遇，终于释解了疑窦。他好像还为自己的“违规”，向警员们道歉。
一场骤起的风波，顷刻消散。
在警员发还护照，为我放行的一瞬间，我紧紧抱住了贝克尔，泪水盈眶而出。
贝克尔电紧紧地楼住了我，说：“你一觉醒来，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啦。”
我抹着泪水说：“贝克尔，你什么时候退休？你退休后到中国来住一段时间吧，我愿意像陪伴我的爸爸一样，好好陪伴你、侍奉你！”
贝克尔哈哈大笑起来：“哎呀，炜，我有那么老么？我真像一个快要退休的人了么？哈，我告诉你吧，炜，如果你真要感谢我的话，再过二十五天，明年的一月五日，是我的五十周岁生日，你就为我的还不算太老，庆祝一番吧——我乐意收到一件你为我捎来的中国的生日?L物，那对于我，意义太特殊啦！”
我高兴地说：“好极了，我一定把礼物准时给你捎到！”
再次拥别，贝克尔把我搂得生疼。两天的生死之交，让我恍觉累积了半辈子的交情。用佛家的说法，这就是缘吧。大俗话里说：惜缘惜福。我应该怎样回报、怎样珍重这一段奇缘呢？
蓝天在上，绿野在下。我倚着舷舱，默默陷入了冥思。
多少年后，我读到捷克的“书生总统”哈维尔的一段话，曾经让我一下子闪过当日在万里碧空之上的这一段冥思。哈维尔在叙述他的政治理念的那篇著名的《失乐园》里这样说过：
“……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一切一切都在某处被永远记录下来，永远地给以评价。这某处在我们的‘上方’，我称之为‘神的记忆’。这是宇宙、大自然，以及生命的奥妙体系中完整的一面。信徒们称之为上帝，一切都要受它裁判。真诚的良知和真诚的责任感，总结起来，大致只有解释为一个无声的假定的表现，就是‘上面’有人在观察我们，而且‘上面’可以看到一切，没有一件事会被忘记。”（引自陆似羽中译）
在当时，经历给予我的启示也许是朦胧而微茫的，但我明确感受到的，正是这种“神的记忆”所昭告于我的——良知的律令。我对自己说：“学会感激”。“感激”，是人的良知的底线；学会感激，就是学会良知的真义。“偶然”是不可以儿戏视之的。你更不可以把“偶然”中充满的对你的善意，视为儿戏。
我在以后的一篇短文里这样写过：我不敢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去看待自己生命中这种种的“幸运”奇迹。毋宁说，每一次的“幸运”，都增添了我对于生命的虔敬和对于这个世界的善意。我应该报偿。不仅仅是用钱用心去报偿那些对我慷慨相助的人们；而且更应该以深蕴着太阳与大地予以自己生命的全部温热，去面对每一分每一寸阴晴圆缺的世界……
欧罗巴大陆渐渐远去。视野之下，就是碧如翡翠的地中海，仿佛可以看见爱琴海上的岛群，像撒落的白贝壳一样闪着亮光。我拿起路上随走随写的日记本，想为这旅途的结束记下一点什么，可刚刚提起笔，睡神已经袭来。朦胧中忽然闪过，我在雅典的旅途中曾经记下的古希腊诗人阿格洛科斯的短句——《诗人之矛》：
我靠长矛揉制面包，
弄到伊斯玛洛酒。
我将酒饮尽，
然后倚靠这支长矛。
我忽然觉得，在这次欧游奇遇里，我找到了自己生命中可以倚靠的“诗人之矛“了。
我把短句写下，然后沉沉睡去。
窗外，瀚海中初升的明月，恰如一盏天灯，照澈澄宇，透进一脉微明。
我终于有机会形诸笔墨，向国内读者朋友讲述这段历险奇遇了，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这些年来，每一回向身边友人讲起这段匪夷所思的故事，都催我写下，每每因时因事而中途辍笔。
然而，我不能忘怀对这一段经历的欠负。
不，不是一般金钱、或者人情的欠负。——早在当日抵达国门之时，我便把贝克尔先生为我购买机票的钱，以及丹尼丝和罗先生借给我的“活命钱”（合计约一千美元），分别悉数给他们寄回去了，尽管这几乎用尽了我留学积蓄剩余的全部。我还赶在贝克尔生日以前，为他准备了一份别具一格的生日礼物：两座造型脱俗的中国黑石雕，一件送给夫人的可穿也可作装饰品的清装丝棉袄（我注意到，贝克尔家里，挂满、摆满了各种东方情调的饰物）。我把礼物及时送到了德国航空公司驻香港的办事处，及时顺利地把礼物转送到了贝克尔手上。
——是的，你猜对了，是对冥冥中的那个“它”。那个哈维尔说的“上面”——那个“神的记忆”的欠负。
我深信，善是一种超越性的情感。良知具有终极价值。任何永恒的东西都具有神性。你可以戏弄现实，但你不可以戏弄永恒。这个永恒不是别的，正是规定着、制约着、也创造着多少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不同时空的人类还能“像人一样”地活着，并且期待活得更美好、更丰富也更真实的那些——人性深处的基本元素；以及，由它所积聚、所升华出来的超越俗世利害的奇异力量。
只有在骤发的灾劫之中，你才能蓦然发现这个隐然存在并且无所不在的力量。
我知道，我的“幸运”和我的“感激”，都因为我感受到了这个力量的分量。我需要为“它”，留下一点文字的见证。
1995年前后的旧稿，重改于2020年1月20日于耶鲁澄斋。
我没有想到，这个更像虚构的、仿佛神迹一般的奇遇故事，在将近过去三十年后，还会有下面这样一个美好的尾声——
上述文字，曾在2000年前后的《南方周末》刊载，然后在2003年收入我暌违国内读者多年后的第一本散文集《独自面对》里。没想到，上文提到的“贵人”之一——德国越南侨民罗南发先生，他的在德国出生、长大的女儿后来在大学里学习中文，竟然在一次偶然的阅读中，读到《独自面对》中的这篇文字，惊讶万分地在文中看到——完全准确无误的、自己父亲的德文名字。
她马上向父亲求证此事（父亲以往从未向家人言及），在得到父亲确认后，她马上到耶鲁大学网站上查到我的电邮地址，并以流利滔滔的长篇英文来信，与我联系上了。2011年深秋，新英格兰满眼红叶的季节，罗家女儿利用她在纽约联合国机构实习工作的机会，把父母亲——罗南发先生和夫人接到美国，随即便被我邀请到耶鲁校园；我的那段将近三十年前的欧洲奇遇，由此接上了一个真实而浪漫美好的新段落！
可以想见，岁月如歌，我和早已退休多年的罗南发先生夫妇在耶鲁校园的相见相拥，是何等的惊喜欢欣与温馨蕴藉。更奇妙的是，罗南发先生告诉我：他早在女儿向他确认我的名字和相关故事之前，就知道了我、并确认这位“苏某”就是当年他在慕尼黑列车上帮助过的中国愣头青了！
我大惊：“真的吗？为什么你会知道？”他答曰：作为海外中国人，他是香港《明报月刊》的忠实读者。我发表在《明报月刊》上的每一篇文章他都读过。因为我当年给他留下了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而这个作者“苏某”的名字又与我当年给他留下的记录重合，他就认定二者会是同一个人。“咳，这巧合，还是太不可思议了呀！”我仍旧觉得匪夷所思。他笑着说：你记得吗？当年我们在火车上聊天，你自我介绍自己是一个写作多年的作家。我当时心里私下嘀咕: 这么一个毛头孩子，自称是“作家”，不会是吹牛吧？——你看看，就是因为你的“作家”身份我才敢确认是你，也才能让我女儿找到你啊！
我们俩——此时已同是两鬓斑白，不禁朗声大笑起来。
那个十月秋风朗荡的夜晚，我把罗南发先生一家子请回家里，向他们一一介绍着我的家人和往昔来路故事，吃了一顿“孩子她妈”精心烹制的丰盛晚饭。
2015年夏天，由我写作歌词的交响叙事组曲——知青组歌《岁月甘泉》在欧洲首演，我曾有机会和妻子一起回到睽别多年的德国法兰克福。可惜的是，我提前联络罗南发夫妇，他们一家此时却正在台湾度长假（罗夫人是台湾出生的）；而我试图寻找的贝克尔先生——掐着指头算算，此时的贝克尔应该已八十多高龄了；法兰克福的华人社区友人倒是知道他、也记得他——他始终是一位热情如火、也和当地华人社区保持良好关系的地方贤长，但因为早已退休多年，也和大家失联多年，我短暂的停留，倒是很难再与这位当年的“大贵人”再续前缘了。
就让我的美好记忆，永远保留着当年那个“救命贵人”——酷似歌德侧影的、性格风风火火而开朗坦荡的贝克尔先生的鲜活影像吧！
2020年2月1日编后补记，于康州衮雪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