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语文教育最大的失败是把孩子都教成了“没问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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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语文特级教师凌宗伟曾长期在一线从事教学工作，他说现在的语文教学有“三大怪”：肢解文本、忽略其整体之美、没有教会学生如何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鉴于此，他认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阅读能力至关重要。
文 | 马用雷 视频剪辑 | 刘思思
编辑 | 闻琛
一位毕业于江苏海门师范、一开始只有中师学历的语文老师，何以最终成为特级教师？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个人成长故事？
教书三十载，除了著书立说、留下百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和博客文字之外，作为老师，凌宗伟最乐见的是，许许多多学生毕业后回忆说，上了大学还会梦见上他的课。
他的语文课，曾让很多 “吃不饱”、“吃不好”的学生，产生了一种满足感。
凌宗伟并不像现在的很多年轻教师，本硕博一路读下来，然后再参加工作。上世纪80年代师范毕业后，凌宗伟总觉得自己“先天不足”，所以工作后格外勤奋，希望通过比别人读更多的书“恶补”回来。
年轻时代的他，幸得名师指点，苦练教学硬功，通过教学比赛找到一条自己的路，慢慢修成特级教师；尤为可贵的是，他一方面吸收百家之长，另一方面也很看重批判性的阅读和建设，终成“遇物则诲，相机而教”、“大气磅礴，细处摄神”的教育教学风格。
凌宗伟的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张文质先生曾这样评价：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一如他上博客、读书学习、写文章……这已经是他不能改变的生活，而一个人也便在这样的生活中获得了自己最后的“宿命”。
他十分崇尚法国画家高更的一句名言：一旦尝到伟大艺术的精髓以后，再也无法抽身，必将永远为它牺牲，为它工作，永不弃绝。
这句话可谓他执着追求教育梦想的真实写照。
说到他的老本行，凌宗伟滔滔不绝，言语中更是显露出他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说，语文学科这个“孩子”，不像数理化，甚至也不如历史，总有点“来路不正、身份不清”的尴尬——因为语文还没有自己明确的学科知识框架和系统划分的学科边界。
语文一病多年，放出了三大怪物
他说，语文教育不是医生看病。医生看的是病，只要技术可以解决的，病就多半没问题，按既定的处方和疗程走即可；但语文教育看的是人，且不说没有一张方子能包治百病，外界环境的“蝴蝶效应”在教育中更是难以预测。
凌宗伟以一直备受诟病的语文教材为例：
其实，同样的文本可能反复出现在不同学段，但不同学段的具体区分，其实“语文”自己也不知道。
一篇课文，可能出现在小学，也会在中学、甚至大学重复学习。说白了就是，老师自己也不知道针对具体的文学文本，具体学段该教到什么程度、通过什么方法来教。这种先天不足其他学科不甚得见。
说到底，还是因为语文教育有它的独特性——“语文比任何一个学科都更要有包容性、综合性和开放性”。
而在凌宗伟看来，包容、综合、开放这三点无不是在诉说着语文学科边界的难以捉摸性；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言语活动和文学经典与日常生活之间难舍难分的关系，与此相关的任何文本材料都可以拿来用，这恰恰又成为语文的优势。
在他看来，除了大家公认的经典外，奥巴马的演讲稿、李安的电影《断背山》、甚至《青花瓷》的歌词都可以作为语文学习的素材，几乎无所不用、无所不包。
不像数理化，已经有相当成熟和严谨的科学知识体系和框架；亦不如史地人文，有其相对确定的研究方法和势力范围归属，不容旁人轻易置喙。
凌宗伟说，语文作为言语表达和文学素养的综合学科，相比数学、科学、历史等学科，与生活的连接更加紧密：
我们很少听说平常生活里有人没事解剖个小白鼠玩玩，无聊时先来10个四则运算解解闷，或者为了夏商周的断代问题而争论不休，我们多会聊“最近你在看什么书”，“又出某某新电影了，你看了没？”，“这首歌好好听，感动得我稀里哗啦”……
但是说到底，对于“语文是什么”这个根性问题争论几十年，至今仍无定论。以致“语文”得了个怪病——改得最多，受到的批评也最多。
凌宗伟根据自己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为我们诊断了语文教学的“三怪”。
一怪：
教学目标本末倒置——“没有美感的语文课”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杏坛，凌宗伟就觉得我国的语文教育实在搞怪——为何每次课都非得从生字、生词、造句等开始？紧接着就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难道我们读书首要解决的不是先弄明白作者在说什么吗？实践经验也早已证明，有几个生字词其实并不影响一篇文章整体的阅读理解。
显然，他看到了语文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语文课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
而说到美感，凌宗伟认为：
语文应该是无处不在、四处洋溢才是，自然美、社会美、人性美、艺术美……可为何各种实际调查显示，学生越来越不爱读书了？
尤其是我们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对语文教育的讨伐声从未断过，“语文应该让孩子在美的文本空间里遨游”更是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是对语文教育在学科评价中垫底地位的极大讽刺。
“不是所有大鬼小鬼都值得拿到课堂里来讲的，毕竟一堂课45分钟是相当宝贵的。” 凌宗伟说。
二怪：
肢解式的教学方法——“活马且当死马医”
当语文学习被放在中外对比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更容易发现不管哪国的语文，其实都是母语学习，“唯文化不同尔”——
他说，“中国的母语教学更多是肢解式的，分‘字、词、句、段、篇’；而美国母语教学受杜威经验主义教育理念的影响，更多关注整体感知，追求学生的个体理解和情感体验。”
“这么多年来，我们虽也多番诚心西去取经，但多半停留在文字游戏的更新换代，始终未触及根本，隔靴搔痒而已。”
“比如，我们学习西方的主题式教学，大搞模块式教材编排，导致好好一个文章非得适应一个既定的空泛主题，不得不削足适履，强行塞入某个主题或板块之下。
主题似乎只是教材编写者拍脑袋想出来的，听不到教师和学生这些本应在教学现场最具发言权的人的声音，使得一个个生硬空洞的主题就像“吸星大法”，吸走了很多好文章本身内在的精华和功力，反倒掩盖和歪曲了作者的本意。这样的例子和闹出的笑话不在少数。”
三怪：
教学评价的无理取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美国教育更看重的是如何通过母语教学来培养学生的理性认知和批判性思维；而我们的语文“一面抱怨学生理性思辨能力弱，另一面却连起码的义理、考据、辞章等基本方法都不教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样简单的道理竟也被忘得一干二净。
凌宗伟着重谈了谈他近年尤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学生的问题意识，以及提出和发现好问题的能力。他说：
“真正的教育是要让每个人在教师的引导下不断产生新的问题，使孩子成为一个个有‘问题’的人，发现和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倾其一生去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而应试教学却把我们的孩子教得没有问题了。”
他举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犹太人拉比的例子：
有人曾向拉比请教：“你是怎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呢？”
他回答说：“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全靠我妈妈。”
“那么，你妈妈是怎样培养你的？”
拉比回答：“我妈妈没有怎么培养我，每天回家以后就问我一句话：孩子，今天你在学校提问了吗？你问了一个什么样的好问题？从此以后，我就养成了提问的习惯，自然而然地就获得了诺贝尔奖。”
明代学者陈献章在《论学书》中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凌宗伟也认为“学习贵在有疑”，老师需要培养“问题学生”，让他们在看似没有问题的文本中发现问题。
“从教学的角度看，课堂上善于激疑的教师，是会搅动一池春水的。搅动春水会使学生的学习活动产生动力，促使他们的阅读思考欲望由潜伏状态转入活跃状态，在阅读中开展积极的思维运动，在文本的字里行间探寻文本的意蕴，发现文字的破绽，体验阅读思考的喜悦，转而慢慢形成独立阅读文字、分析文字、欣赏文字的能力。”
在他看来，学习语文一定要明白：答案永远是丰富多彩的，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只有更加精彩的答案和解读。
“对一段文本的理解与一个人的人生阅历、生命体验和个体经验，以及学生在这个阶段的关注重心是息息相关的，比如爱情的萌芽、友情的考验。即便是成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再回过头去读过去同样的文本，也还是能产生很多新的不同深度和角度的理解。”
凌宗伟说，要想逃脱语文教学、教材和考试的框架，就要杜绝用同一个标准和目标将鲜活的语文掐得死死的，重点还是要回到学生身上，这样语文才能成为有趣的语文。
▲ 凌宗伟著《有趣的语文》
“让孩子学会自己去阅读、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提问，然后解决问题，核心就是让他们都成为‘问题学生’，在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深化问题的循环中提升自己‘听说读写’的基本言语能力和文学综合素养。”
显然，问题意识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学生的阅读分不开。
学生拿到一篇文章，如何提出一个漂亮的问题、一个比较有深度的好问题？凌宗伟给出了一些他的思考所得和教学经验：
阅读，首先要统摄全文，感受全文的意味和意境。文章始终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不要为了分析而忘了审美，将文章弄得支离破碎。然后再重点在这几个地方加以留心：
首先，标题上就“大有文章”——为什么起这个标题？有何深意？换一个标题好不好？
其次，从细处深挖，一个字、一个词，深藏文学密码，一如“诗眼”——分析它的用处等；
而后，从显处和矛盾处突破：一些看似矛盾、夸张、反复出现的文字和意象，往往是作者有意为之；
再次，换位思考，于留白处、无用处、不合理处察出深意——“如果我来写，会怎么写？”“如果我是作者或者文中的主人公，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想？”“这个结尾还有另外一种写法吗？”
最后，统摄于对文本主旨的理解上——即，这篇文章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作者在用什么方法和结构来讲道理、讲故事？
比如季羡林先生《神奇的丝瓜》一文中，
我们首先就可以问：“这些丝瓜神奇在哪？”
文中关于丝瓜的一段描述很有意趣——“两个瓜不知从什么时候忽然弯了起来，把躯体放在老太太的窗台上，从下面看上去，活像两个粗大弯曲的绿色牛角。”——“弯了”、“放”太有意思了，你能从中悟出点什么吗？
“这四条丝瓜的确很神奇，让我们惊讶，那么发现这四条神奇丝瓜的人呢？在这些丝瓜的生长过程中，它们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丝瓜没有思想，那有思想的是谁呢？
作者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梵文学家，他对“佛”很有研究。能从课文中看出来吗？
在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变色龙》一文中，凌宗伟又是这么设计问题的：
警官奥楚蔑洛夫为什么会前前后后一“变”再“变”？“变色龙”的“变”主要体现在哪？通过哪些文学意象和手法来展现?
假如你是警官奥楚蔑洛夫，你会不会同他一样？
你觉得这篇小说写得最精彩的地方是哪里？
阅读《一个小公务员之死》，讨论警官奥楚蔑洛夫与小公务员有什么相同之处。
阅读《套中人》以及契诃夫的其他作品。思考：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告诉了我们什么，对这类小人物当如何看待？
结合动画短片《人性》，结合契诃夫小说的特色，谈一谈它给我们的人性启示是什么？
“尽信书不如无书”：
锻炼批判性阅读和思维的能力
凌宗伟说，学生除了可以从文本本身找问题之外，亦可以与作者进行直接对话，加入自己的思考、理解。“尽信书不如无书”，也恰恰反映出要“不迷信老师，不迷信教材”的反权威主义的批判性思维。
一个善意的读者总会尽可能地收集检索作者自己的言说，了解他的写作意图，而不是任意解读一个人辛苦多年创作出来的作品，更别说是对一篇佳作、经典之作，也就不会有“《背影》中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这样的荒唐言。
凌宗伟在某次准备《雷雨》讲座时，读到《曹禺与语文教师谈〈雷雨〉》中的文字：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
受着自己──情感的或是理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
他忽然发现，以往在教《雷雨》节选时，其实都没有理解作者的本意！很多老师也总认为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到底还是虚伪的。可作者却曾毫不犹豫地说，“是真实的，绝对真实的”。
“周朴园也是一个人，不能认为资本家就没有人性。为了钱，故意淹死两千二百个小工，这是他的人性。爱他所爱的人，在他生活的圈子里需要感情的温暖，这也是他的人性。”
但“他经过几十年的变化，心狠起来了。他跟警察局长、英国买办来往，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甚至不惜用工人的性命来填满自己的腰包。侍萍的出现，使他一下子从对过去的怀念回到现实的利害关系中来了。
‘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这是他三十年来在尔虞我诈的争夺中积累起来的社会经验：我这么有钱，别人怎么突然找到我的头上来？他把别人也当成和他一样变坏了，立刻审时度势对付。这就露出了他的资本家的面目。”
琼·温克在《批判教育学》一书中说：批判教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会“驱使我们去观察我们各自在这世界、社区以及教室所扮演的角色”，“迫使我们去观察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教学环境”，使我们在公正、平等和道德的基础上“有勇气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说出来”。对此，凌宗伟深以为然。
他说：“更重要的是要在我们自己的语文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扬弃，逐步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尽可能地用自己的言辞去命名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世界，这样，我们的学生才有可能用他们的语言去解读他们认识的世界和他们各自内心的世界，而不是被专家们牵着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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