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无数人用过的工具书,由一群清华人编写!
《英汉技术词典》是以“清华大学编写组”署名的集综合性英汉普通词典与专业的英汉科技词典两者之长的大型工具词典。
从1978年出版到21世纪初,多次印刷发行了400多万册,成为当时工程技术人员、科研工作者以及出国进修人员的有力帮手,为“文革”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缘起
1970年下半年,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排除干扰,召开了数次外事部门有关人员和高校外语教师的座谈会,对我国开展外事工作和培训外语人才作出了重要指示。清华大学于1970年10月首先开办了英语、日语、德语三个外语班,开始为我国正式培训科技型外语人才。1971年4月15日—7月3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由于许多人对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理解,争议不断,时停时开,前后历时3个多月。我校负责教学改革的何东昌副书记全程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参加了会议讨论,有的学校负责人当面反映我国还没一部综合型英汉科学技术词典,现在急需要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没有工具书极不方便。周恩来总理听后立即表示,清华大学是综合性理工科大学,能否尽快编写一部英汉技术词典?又专门向何东昌副书记交代,毛主席已经指示“教育要革命”,全国已经开始招生,你们清华大学应该挑起这个重担。要尽快启动,组织老教授们编写词典。这项任务由你们清华大学承担,也只有你们有能力承担,我相信你们。为了抓紧时间,这个任务也不搞什么文件下达了。(以上内容根据何东昌副书记口头传达)
1971年夏的一天,何东昌副书记要我跟他一起去外语教研组参加一次全体会议,说有重要事情传达。于是我陪着他骑自行车到了主楼三楼外语教研组参加了这次会议。
他首先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上述指示,同时也强调了几点,大概意思是:
1.清华大学不但要按照党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把外语班的教学搞好,为国家尽快输送人才,同时也要完成英汉技术词典的编写工作。我们必须完成这两项任务,义不容辞,这是党中央的嘱托,全国人民的期望。
2.编写词典只依靠外语教研组力量可能有限,要发挥全校各系不同专业的优势,集中有生力量来配合,举全校之力去完成。
3.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排除各种非议,不要怕,解放思想,放心大胆干。
4.会后要仔细研究部署,克服困难,抽调骨干力量,成立专门班子负责此事。
5.有困难时可以直接找我(何东昌)帮助解决;小张(张文法)负责教材编写工作,有关编写词典的事情,随时与他联系,也可以通过他找我。
《英汉技术词典》编写组主编孙复初教授
从1971年夏到1972年初,外语教研组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最后成立了以孙复初老师为负责人的《英汉技术词典》编写组,开始了这项举世之作。
三年编写,两年半出版
外语教研组抽调了以孙复初、丁孝弘、程慕胜、詹尔震、吴琼等老师为核心编写组的有生力量,同时也有校内各系的老教授参加审校,如孟昭英、钱伟长、施嘉炀、张任、李相崇、徐日新、王遵明、宋镜瀛、孙绍先等。所以《英汉技术词典》的作者署名一直沿用“清华大学编写组”。
孙复初教授在上课
我经常与孙复初老师通电话了解编写进度,询问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还经常顺路到他那里坐一下,聊几句。在三年多的接触中,孙复初老师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困难的话,总是在那里埋头苦干,带领全校几十位老教授分工合作,不分昼夜、不分寒暑、不计报酬默默地工作着。连刚进校不久的外语班学生们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进来,做一些“剪刀加浆糊”的基础工作。
他们似乎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给抢回来。孙复初老师的眼睛不好,几年下来眼镜不知换了多少副,最后到了几乎失明的状态。我当时就被这些人感动了,他们如同清华大学搞科研的大多数教师一样,工作起来就是拼。他们是清华大学“行胜于言”优良传统的践行者,是清华大学的骄傲和自豪,也必是中国的科技脊梁。
该词典经过三年奋战,终于在1975年国庆节全部脱稿。有人会问,这些人为何这么拼命?有多少额外报酬?说实话,最早的这批人除了拿正常工资和得到一本《英汉技术词典》的奖赏之外,再无其他额外报酬。
《英汉技术词典》从脱稿到出版印刷,也经历了不寻常的过程。从联系出版社,到排版印刷,再经数次仔细校对,最后到1978年3月第一次印刷出版,前后共耗用两年半时间。出版社印刷厂也是克服种种困难、大力支持《英汉技术词典》的印刷出版工作。例如印刷纸张问题,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根本采购不到词典专用纸张,他们就用普通书本用纸张,虽然这给印刷和装订带来许多麻烦,但他们一一攻克。因此在出版的《英汉技术词典》各种版本中,1978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是最厚的,达到10厘米之多,比后来使用词典专用纸张印刷的重印本厚三分之一,比使用词典专用纸张印刷的缩印本厚二分之一。这么厚的词典对读者的使用很不方便。虽然如此,第一次印刷的约3万册词典,一上市销售立刻被读者抢购一空。
《英汉技术词典》最早版本与后期版本的对比
该词典从编辑到付印,从审校到发行,记载着一大批人的无私奉献和认真负责的辛劳。正因为如此,广大读者和社会也给予了各种赞誉。1983年12月《英汉技术词典》被新华书店评选为当年全国“十种发行量比较大、最受读者欢迎的图书”之一;1984年7月,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评为“1983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1986年6月,由中国青年报社、《博览群书》杂志社、北京新华书店评为“1986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并获得首届“中国辞书奖”。
我为《英汉技术词典》做的两件事
在《英汉技术词典》编写和出版过程中,我主要起了一个联络员的作用,具体编写工作没有参与。如果说我为《英汉技术词典》做了点什么,有以下两件事倒可以记录在案。
第一件事是孙复初老师在《英汉技术词典》脱稿后要求我帮忙找出版社出版。他曾经联系过一两家,但是都没有成功。我立即答应他的请求,我说我来帮忙,一定想办法联系出版社。此事我向何东昌副书记做了汇报,他就一句话:“这是你的工作,尽力去办。”在后来的一周多时间里,我拿出全部精力来做此事。果不其然,几天里我联系了商务印书馆、人教出版社、高教出版社等几十家出版社,都没有成功。
北京当时有一百多家大的出版社,居然一家都联系不成,我也开始着急上火。实际上,不是他们不愿意接此项工作,而是由于出版社的人员大部分还在“五七”干校,出版社还没有正式开展业务,确实有实际困难。这种情况令我十分苦恼,也十分无奈。
有一天我忽然灵机一动:部队的出版单位是否可以呢?于是我第一个就找到国防工业出版社,拨通了电话,对方听了我的介绍后立刻满口答应。当时我还不敢相信,一周无着落,几分钟就搞定?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我告诉了孙复初老师,他也很高兴,我们立即与国防工业出版社办理了出版《英汉技术词典》的有关手续。
我为《英汉技术词典》做的第二件事是起草前言。那是在“四人帮”倒台后, 《英汉技术词典》的排印稿已经过几次校稿审阅即将交付印刷时,有一天孙复初老师来到工字厅找我,要求我为《英汉技术词典》写篇前言。我说我哪有这个资格写前言呀。经过一番争论,最后他说:“这是清华大学的集体创作,没有个人署名,你也该出点力呀,你向老何汇报看着办吧。”
于是我就此事向何东昌副书记做了汇报,他习惯性地一只手不停地戳一支香烟,思考了一下对我说:“你来起草吧,我来修改。”没用多长时间,我起草了《英汉技术词典》的前言,主要内容有三段:第一段阐述这本词典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编写完成的;第二段阐明本词典收录多少词目,涵盖多少专业,适用人员范围等;第三段感谢兄弟单位的支持,并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然后我把草稿交给何东昌副书记修改。我做的以上事情,相比编写组成员几年的繁重劳作,真是微乎其微,不足为道。
1985年9月缩印本的2001年第17次印刷本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孙复初老师领导的编写组在《英汉技术词典》的基础上,增订和重新编写出版了《英汉科学技术词典》《汉英科学技术辞海》《汉英常用词语辞典》以及《新英汉科学技术词典》等十多种词典。孙复初老师从 1971年开始主编词典工作,到2020年12月25日逝世,在近40年中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奋战在清华大学外语教学科研第一线,为全校师生树立了“行胜于言”的好榜样。
《英汉技术词典》编写组核心成员程慕胜老师
《英汉技术词典》编写组的另一位重要骨干是程慕胜老师,她从1972年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立即成为了《英汉技术词典》编写组成员。在完成《英汉技术词典》编写工作之后,紧接着又完成了其增订本《英汉科学技术词典》的编审工作,配合孙复初老师负责该词典的总审校。在保留《英汉技术词典》的主要特色外,增加了理化、生物等方面的新词,也补充了新学科、新工艺、新技术方面出现的新词。
如今《英汉技术词典》编写组的大部分老师已仙逝,但他们的无私奉献和勤奋工作留下了智慧的结晶,也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留下了鲜亮的一页。
作者
1970届汽车系校友张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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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
校友总会特别策划
“向祖国报告”系列报道。
时代洪流中,
清华人在各自岗位上笃行奋斗,
始终与祖国同向同行。
行动是最好的表白。
向祖国报告,
清华人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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