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中国面临哪些挑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持续多年保持稳定进步态势，排名从2020年的第14位上升至第12位。
中国是否已经或能否按预期目标跻身全球创新型国家的前列？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需要在创新能力和生态建设方面如何调整政策和举措？
本文比较了中国与处于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分析了新时代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前景和挑战，指出中国2030—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关键在于优化创新投入结构，提高创新成果质量。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快速从2016年的25名上升到2019年的14名，2020年首次出现与上一年度保持不变。
中国是创新排名进入前30的唯一中高收入国家，展示了中国创新能力建设的杰出成就，但未来在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排名的提升，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20经济体
中国与一流创新型国家
在关键指标上的比较研究
创新型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是在特定时期的国家发展方式，核心是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目标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提高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从人均GDP来看，在满足对外开放等一定条件之下，追赶经济体不仅表现为向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收敛，也表现出创新能力的收敛。
科技创新投入的比较分析
研发投入总量
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增长迅猛，但投入强度仍显不足。1991-2019年，中国研发总额增长了38.3倍，年均复合增长14.0%；2019年，研发总额排名最高的是美国，中国紧随其后。
1991-2019年中美日德韩研发总支出
以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表示一国研发强度，1991-2019年中国研发强度呈明显上升趋势，但研发投入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1991-2019年中美日德韩研发强度
研发活动还需要研究人员的深度参与。中国研究人员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研究人员密度大幅落后于创新型国家。2019年，中国研究人员总数排名第1，美国紧随其后。
1991-2019年中美日德韩研究人员总量
以千名就业人员中的研究人员占比衡量研究人员密度，中国研究人员密度大幅上升，但相比于创新型国家密度仍明显偏低。
1991-2019年中美日德韩研究人员密度
研发投入结构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3类，基础研究是整个创新活动的源泉。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明显偏低，1996-2019年投入占比一直在5%~6%附近波动，远低于创新型国家。
1996-2019年中美日法韩基础研究占总研发的比例
以基础研究投入占GDP比重衡量基础研究研发强度。中国基础研究研发强度仅从2000年的0.047%上升至2019年的0.135%。2019年，美国、日本和韩国基础研究研发强度分别为中国的3.73倍、3.00倍和5.05倍。
1991-2019年中美日法韩基础研究研发强度
政府研发投入
中国政府研发投入居于世界前列，1991-2019年投入总额增加了11.3倍，年均复合增长9.37%，自2015年首次超过美国以来，中国政府研发投入至今保持全球第一。
1991-2019年中美日德韩政府研发支出
以政府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表示政府研发强度。中国政府研发强度波动较大，但201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0.3%以上。
1991-2019年中美日德韩政府研发强度
随着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日益突出，中国政府对研发的支持力度大幅上升。2019年，中国政府研发强度超过美国和日本，但仍大幅低于德国和韩国。
高等学校研发投入
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高等教育研发投入基数低、增长快，1991-2019年，投入总额提高了36.1倍，年均复合增长13.8%。
1991-2019年中美日德韩高等教育研发支出
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研发投入总额达到美国的56.9%，名列全球第2位。但高等教育研发强度远远落后于创新型国家。
1991-2019年中美日德韩高等教育研发强度
高等学校是开展基础研究的主体，但中国高等学校在整个科研布局中更加偏重研发活动中后端。
2019年，中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经费占自身R&D的经费低于创新型国家超过50%的总体水平，在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较美国与英国仍有明显差距。
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研发投入是科技企业创新的源泉，决定了其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企业研发投入总额快速增长，1991年至2019年提高了74.5倍，年均复合增长16.7%。2019年，中国企业研发投入总额达到美国的86.9%，位列全球第2。
1991-2019年中美日德韩企业研发支出
但从研发强度指标来看，中国仍大幅低于创新型国家，中国企业的初始研发强度偏低。
1991-2019年中美日德韩企业研发强度
一方面，中国企业积极在通信技术、高铁、互联网+等领域创新，并形成引领世界创新的一种新模式。
另一方面，中国大多数企业集中于具有明显商业化前景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上，而忽略了研发周期较长而收益不稳定的基础研究。
科技创新产出的比较分析
专利产出
中国专利数量增长迅速，遥遥领先。1985-2019年，中国专利申请总量增长了303.8倍，年均复合增长18.3%，2009年之后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在2019年专利申请量占到全球的66.3%。
1985-2019年中美日德韩专利申请总量
然而，中国专利质量严重低于创新型国家。广义的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以发明专利占3种类型专利比重衡量一国专利的平均质量。
1985年中国发明专利占比达到59.5%，2019年下降至32%，表明中国专利申请过于注重数量而忽略了质量。
1985-2019年中美日德韩申请专利中的发明专利占比
科技论文产出
在科技论文发表方面，中国科技论文产出增长迅速，位居世界前列，但与美国相比差距仍较大。
此外，中国科技论文的质量与创新型国家相比仍明显不足。在科技论文篇均被引次数指标上，中国仅远低于欧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也低于亚洲国家日本和韩国。
科技创新环境的比较分析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直接影响到创新活动的激励，涉及国家政策、法律等诸多方面。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法律框架解决纠纷效率方面均明显低于创新型国家。
2012-2018年中美日德英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类似地，中国在法律框架解决纠纷效率指标上与创新型国家差距明显。2012-2018年，中国法律框架解决纠纷效率变化缓慢，并略有下降。
2012-2018年中美日德英法律框架解决纠纷效率
产学研合作制度
中国产学研合作仍处于较低水平，而产学研合作水平不充分，直接抑制了中国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并最终影响到中国创新产出，这也说明中国产学研合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012-2018年中美日德英企业与大学研发协作程度
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
中国研发投入、专利和论文产出等总量指标已经处于世界前2位，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最难实现的是创新质量指标。
创新投入目标的预判
以目前增速来看，中国2035年总研发强度达到美国2000年的水平相对容易，若以日本和韩国创新发展模式运行，2035年中国总研发强度有望突破3.5%。
若中国2035年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要达到美国2000年水平，则2020-2035年该指标需年均增长7.31%，而中国在2000-2019年的平均增速为5.75%，实现该目标具有较大压力。
过去19年，中国企业研发强度以年均6.29%的速度增长，中国企业研发强度实现2035年目标几无悬念。若以日本和韩国的创新发展模式运行，有望达到3%。
若中国2035年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达到16.47%，要求2020-2035年以年均9.60%的速度增长。而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0-2019年中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年均增速为-1.02%，实现该目标难度极大。
中国2035年研究人员密度要达到7.08，需保证2019-2035年以年均6.55%的速度增长，而中国2000-2018年间的平均增速仅为5.21%，表明要实现这段时间研究人员密度向美国收敛面临很大压力。
创新产出目标的预判
2035年中国发明专利占比要达到94.2%，需在2020-2035年以6.98%的速度增长，而2000-2019年实际增速仅为0.27%，以此来看难度极大。
创新环境目标的预判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在2018-2040年间若以年均1.1%速度增长，到2035年达到5.5分，到2040年将达到5.8分。
事实上，2012-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年均增长2.9%，表明中国实现2035年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达到5.5分具有较大可能性。
结论
中国2035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关键在于优化创新投入结构，营造优良创新制度环境，提高创新成果质量。
政府、高校和企业亟需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一方面，政府研发投入结构应该向基础研究集中，应提高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确保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幅高于其他类型研发支出增幅，并加大对高校和科研院所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另一方面，提高企业基础研究比重。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鼓励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风险投资、机构投资者等参与，提高企业基础研究的投入；减少研发型中小企业的税负，形成中小研发企业成长的良好外部环境；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利用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支持行业领先企业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基础技术研发；改进科研计划立项机制，吸引企业更多地承担和参与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计划。
实施由重视创新数量向重视创新质量转换的科技体制机制
优化考核机制，提高创新质量
中国要构建新的科技考核体系，加大对专利合作协定（PCT）、发明专利比重和专利引用率等创新质量指标的考核比重，引导各创新主体转变重数量而轻质量的思维方式。
改革科研成果考核制度，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
一方面，高校要改进考核周期的设置，打破年度考核的惯性，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另一方面，转变高校科研考核过于追求论文数量导向的倾向，基础研究方面的论文可尝试赋予对论文等级和引用率等指标以更大权重。
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制度
一方面，在高新技术企业评定标准中，对企业自主研发和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知识产权要区别对待，赋予自主研发取得的知识产权更高分值。
另一方面，加紧推行专家盲审制度，提高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独立性，并建立对评审意见的复审制度。
提高公共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促使人才、资金、实物等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由于创新特别是市场和产业层面的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政府要慎重选择产业政策的使用，适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竞争的筛选功能。
遵循创新规律，政府应从补贴转向普惠性税收鼓励，为各类市场主体、大中小微企业创造更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削减针对特定行业和企业的政策，并设定合理政策年限；加大竞争前研究资助，减少对产业化的补贴；增加对高校和科研机构及产学研联盟等创新中介服务体系的研发资助，减少对企业的直接补贴。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积极参与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制定，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与知识产权贸易纠纷的国际交流，推进国际标准体系对接，努力促使公正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形成。
中国需考虑本国的发展水平，现阶段立法应在达到国际公约规定的最低保护水平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协调。
提高专利审查标准。成立专利审查质量评价组、非正常专利申请监控组和专利审查质量社会信息反馈工作组，加强审查质量的组织保障，形成审查质量内部外部双评价双监督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专利审查业务指导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编制审查质量保障手册，建立分层次、分阶段的质量保障体系，严把专利审查授权关。
健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机制。建立法定赔偿机制，以法律进行界定知识产权侵权造成的损害赔偿；增设惩罚性赔偿责任，有助于有效遏制恶意侵权行为。
本文作者：郑世林，汪勇，陈东敏
作者简介：郑世林（通信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创新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汪勇（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创新政策经济效应评估、金融科技；陈东敏（通信作者），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创新驱动发展、国家创新战略。
论文全文发表于《科技导报》2021年第21期，原标题为《新时代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前景、目标和建议——基于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的研究》，本文有删减，欢迎订阅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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