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19年12月28日 14:00 - 18:45
★ 坐标：云南省 昆明市 南屏街 青年驿站
★ 主讲：孙国嫄 [云南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菁莪一期伙伴]
★ 本期特邀嘉宾：
朱健刚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向 荣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云南连心创办人]
严云灏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 卫 [利玛窦社会服务基金会一线社工]
公益“形意世界”中的“自我”转变
—— “80后”公益青年的价值观和行为转变研究
—— 主讲人：孙国嫄 ——
大家好！这个研究是关于北京10名公益工作者价值观和行为转变的研究，不知道跟云南这边的公益工作者有没有一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非常期待听到大家的反馈。同时也回应億方沙龙里提到的行动研究，希望透过研究以整理行动经验。
一、研究背景
为什么提出这个研究主题呢？这跟我的生命经验有关。二十几岁时，我从事了五年的社会组织工作，由于一直关心人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公益行业的这些年轻人如何变化，他们跟社会变化之间是怎样的互动关系，因此进入博士研究时，我选取了跟我同样身份的人——“80后”公益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的“自我”转变。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样本，在整个青年群体中只占0.6%，但我想透过研究这部分人，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追求物质发展的大环境下，会有一些“80后”年轻人选择物质回报较少、社会认可度有待发展的公益行业工作？我想跟大众青年群体对话，并且跟青年研究对话，以理解这一群公益人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化，这是第一层原因。
第二层原因。我发现很多“90后”公益工作者也想了解前面的这些人长成什么模样，他们积累了什么经验，所以我也特别想跟新一代的年轻工作者进行对话。另外，我也想透过对这个研究，与公益研究者和管理者进行对话：如何支持公益年轻人。公益人成长过程中，公益组织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影响？有一些是正面的、也有一些是未预料的结果。我今天主要回应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我简单综述一下已有研究。已有的公益研究中，比较集中在政府-社会关系，较少研究公益工作者，但是恰恰这些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行动会对公益项目产生重要影响，不应被忽略。台湾有些研究者提出其实公益组织本身就是在做教育的工作，影响人的价值观。在众多的研究中，我找到了一个跟我的研究相关的研究，台湾学者吴永毅写的《左工二流志——组织生活的出柜书写》。他用自传研究方法，以自己为样本去研究到底一个行动者是怎么长成的，他的观点是需要一个微观的实验环境，也就是一个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中透过行动者投身进入、行动，进入另类职业生涯，在行动中不断进行自我改造。
大陆关于公益工作者研究的重要学者是王名老师。他整理了一部分“50后”、“60后”、“70后”公益工作者从事公益事业的故事。他最新出的《知行者说：公益新生代访谈录》也补充了一些新生代公益从业者的口述史。我的研究希望补充“80后”公益人——大学毕业后以公益行业为职业的这代人——的生命和职业故事。
二、理论视角
既然要研究公益工作者的转变，我引入的是“自我”的概念，因为“自我”是社会环境和个人内在交互的所在，而且“自我”不是固定的、是变化的，并且通过行动可以改变的。我选用人类学者兼文化研究学者霍兰（Dorothy Holland）等（1998）的身份认同的概念去做分析，这个概念是说我们在跟社会不断互动的过程中，理解我到底是谁，并且按照这种理解开展一系列行动，而且这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比如，她以这个视角研究，印度底层不可接触女性，如何透过一系列行动转变成更频繁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又比如，以这个视角研究环保公益者是如何生成的。另外一个理论视角是“形意世界”，也是Holland等提出的，意指社会性和文化性生产的世界，里面充满了人、话语、人造物等，也充满了权力关系。社会组织和行业就是一个形意世界，其中有不同的人，这些人会影响我们的行动。这个形意世界中还有话语，比如说公平，我们要推动公平，公正，这些话语也在影响着我们。也有不同的文化人造物，比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里有很多表达环保理念的文化人造物，包括非一次性物品的水杯、宣传环保的易拉宝等，这些文化人造物对于进入到这个空间的人会产生影响，包括物质层面的影响，你使用这些环保物品会对你产生影响，同时它背后的理念——减少垃圾等也会产生观念上的影响。再比如，社会组织很多人的穿着是非常朴素和环保，这些衣着也是一种文化人造物。我们要去回应这些人造物，所以我们产生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非计划的、即兴的实验性的行为，这些即兴的反应，也在影响我们。我把公益组织和行业视为形意世界，去探究它是如何影响处于其中的行动者。最后一个概念也是借鉴了Holland的概念——嵌入人之中的历史（history-in-person，下文成为H-I-P）。我们说公益工作者的“自我”会改变，但是这个改变除了公益形意世界的影响之外，还有来自于个人过去沉淀的生命中的历史，H-I-P会提供一些资源，能够促使他的转变，也有可能是一些限制。我后面会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三、研究方法
我是透过一个跨省份的青年协作者网络，找到这个网络在北京的10名“80后”的工作者进行叙事研究。我跟每一个人进行了累计超过10个小时的深度的对话，也做了一点参与式观察，去理解他们是怎样看待自己经过五年以上公益全职工作之后发生了怎样的“自我”转变。10个人中，6名女性，4名男性，都是1980年代出生。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来自乡镇，来自比较基层的家庭。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有4名参与者在大学期间参与过公益社团，有7名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是公益组织工作。80后是第一代毕业之后开始以公益为全职工作的一代，这不同于很多“50后”、“60后”、“70后”的公益工作者，他们较多是从其他行业转到这边的。被访者的工作领域涉及乡村建设、环境保护、劳工等不同领域。
四、主要发现
“自我”如何转变的？需要谈现在的“自我”和过去的“自我”有什么不同。青少年时代的“自我”的叙事中，有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多数参与者都提到小时候对金钱和权力不平等有较深印象和感受，要赚钱啊，要摆脱所谓的贫困，并且处于权力弱势位置 ，希望离开乡村。比如说有一位被访者，提到“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很拮据，每次交学费都很郁闷，因为别的同学都能按时交上，自己就要晚几天，所以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觉得种地很不好，想着将来不愿意在家乡种地，觉得种地真是低人一等的事情，一定要去城市里面住楼房，有稳定的工作，每个月都可以有收入”。这样的叙述在被访者里还蛮典型的，提到家庭经济上的困难，提到要努力赚钱，是1980年代、1990年代整个市场化改革的影响，要去寻求一个好的经济发展，因此金钱在他们的“自我”上形成了烙印。第二个主题是他们都提到小时候经受的应试教育，他们提到进入公益领域后自己的世界才被打开，因为以前读书的时候没有时间看课外书，没有时间思考社会的问题，主要的时间都在考试，也有一个人提到进入高中的状态就像进入了集中营，学习很紧张，心理压力很大，只有考大学这样的目标和理想，看不到其他可以改变命运的途径，处于非常竞争的状态。第三个主题是关于性别上，被访者都提到小时候有一种性别上的压迫，特别是女性被访者和男性的性少数人士，这里就不展开了。第四个主题，他们会提到进入公益行业，也和小时候有一种侠义精神有关，武侠小说，还有教科书里鲁迅文章和爱国主义教育，都提到关注社会，要有社会责任感，这些感受和想法在进入公益行业后被慢慢唤起，变成“自我”转化的基础。总的来说，这10位被访者的青少年经历跟整体上的80后共享相似的社会脉络。但是，他们为什么会从事公益工作？我的研究发现他们都是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开始进入公益领域，这和90年代公益领域的发展有关，背后有很多的政策的力量，社会的扩大，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的产生还有国际力量的影响有关，具体就不展开了。公益行业在90年代不断扩大，使这些人有机会可以进入，但他们也常常会说进入是具有偶然性的，比如，在大学里被同学偶然拉到公益社团，或者在社团招新时好奇便参与了。我觉得这个偶然性跟行业的扩大是有关系的，特别是他们都是在北京等东部大城市读书。在城市里面更容易接受公益相关资讯，还有就是互联网在2000年代的发展，很多人提到参与互联网网上的社团，或者大学中的公益社团。之所以成为志愿者，和他们的H-I-P有关：他们的学习成绩还不错，能进入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以及大城市读书，所以有机会进入到这个领域。但是志愿行动给他们带来什么改变呢？我发现，只是初步的接触公益，有一些志愿参与行动，但在意识层面并没有很大的转变，大的转变是进入全职工作后才发生。进入到公益组织全职工作后，“自我”的转变，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他们成为了追求公正公平的行动者，特别是在工作领域。例如，一位被访者说，“我进入公益组织有了不小的转变，我成为了一个追求公平公正的的行动者，因为被欺负太久了，突然被人唤醒了，把我唤醒的是第一份工作。当时做青年志愿教育，帮助青年人认识社会问题，找到社会问题与自己的关系，并且通过行动改变不公平和不公义，这些东西，不断地灌输到我的大脑里面，给我洗脑，要置换掉以前的东西，我听到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不能忍受不公平和不公正，那时候它对我的影响是日常的，潜移默化”。为什么她会变化，一个是跟她的H-I-P有关，她从小生活在大家庭里，因为是一个女性，有一些不公平的经验，还有大家庭里面的权力和金钱的复杂关系。在公益领域里面，她发现可以有机会看到过去的生命经验，并且这种经验可能成为她现在社会行动的资源。一个美国人类学学者Urrieta（2009）研究社会行动者是怎么产生的，发现被压迫的经历可能变成其追求公平公正的可能。第二个改变是，在社区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意识和参与。一位被访者提到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和反抗的体验特别重要，行动者不是只有在社会活动中才是行动者，而是在每时每刻，在你的生活里、你的工作里，都应该这样，是整合的。改变也发生在不少被访者践行的环保的生活方式等。第三个改变是，自我认识和内在力量的增强。比如说公益领域有很多包含个人成长的培训，有一个男性被访者提及在参加一个培训时，不知道为什么哭，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他觉得一生下来有很多东西把他包裹住了，他从小的家庭也比较贫困，他希望走上坡路，要成功。那次培训接触到的很多价值观和他之前的价值观产生了张力，他非常痛苦，开始进行自我认识。他提到在这个培训里面人与人的之间的沟通方式特别美好，可以很温柔的表达，这跟他之前经历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淡的关系不同，让他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成长动力。另外一位被访者也是小时候家在农村且经济条件不好，她对未来有一种进城、做一份每月都有收入的工作等设想。在公益组织做的事情和接触的人让她感觉到生活可以有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她说，“我从小很在意别人的看法，觉得一切要跟别人一样才好，但是现在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认知去生活”。她后来从北京返回西部老家，和家人一起做自然生态种植。公益工作本身也让不少参与者自我增能。举个例子，一位性少数男性被访者，谈到正是在参与公益工作的过程中开始有力量、有资源去面对、接纳自己的性少数的身份。当接纳自己的性取向时，他有更大的力量可以投身到公益工作中。第四个变化是性别意识方面的变化。公益工作里面的性别培训，性别的操作，也在影响被访者的婚恋观。除此之外，也有被访者虽然没有参与过性别培训，但是性别观念却在改变，原因是他们认为所做的工作一直是少数人所从事的工作，会面对很多人的不理解，因此选择公益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抗争。这样的经验转移到性别领域，因此虽然没有参加性别培训，但是同样会站在多元的角度和位置，而不是被动接受已有的性别安排。最后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虽然有上述谈及的诸多改变，被访者的叙述中也提到挣扎，在发展主义和强调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特别是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生活，工资水平不高、生活成本高和社会保障有待提高的环境下，他们也在思索如何才能过上“好生活”。有一位被访者在思考，他到底为这个社会带了什么改变？他觉得自己的确有一些道德优越感，但是因为收入没有在商业公司那么高，他的价值和影响力都被打了一个折扣，他也在思考如何在北京生孩子，养孩子，做公益工作。被访者在与物质价值主导的社会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思考自己的价值是什么，自己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如果社会文化继续以成功文化为主导、社会保障继续以家庭和个人为主要承担方，公益从业者的挣扎会继续存在。在外部环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公益青年需要思考如何从内在去发掘资源，以转变这种状况。比如说，重新思考自我价值观。有一位被访者提到，自己要有一个价值体系，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就不会焦虑。还有像陶传进（2018）老师提到的通过提升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增进社会认可，从而增加政府和社会的资源投入。从业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即兴而为，慢慢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总结一下：我分析了公益青年之前的生命历史，带着这些历史，因为整个行业的发展，他们进入到公益领域，这个形意世界有不同的人，工作伙伴、导师，不同的培训活动，论述，以及操演，这些结合起来，促进了青年从业者的“自我”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协商，并且需要回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进行实践。“自我”的转变正是在这样的协商和日常生活实践中发生的。人才培养中关于协助被培养者知识内化的重要性
—— 来自云创人才培养项目的受益者的经验与反思
—— 分享人：张卫 ——
张 卫 [利玛窦社会服务基金会一线社工]
我叫张卫，201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同年7月我从云创的人才培养计划中“毕业”，目前在利玛窦社会服务基金会工作，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作为一名社会组织青年工作者的经验与反思。首先讲一下我对内化的理解，这里的内化是指将社工学习及实务中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等等这些思维观点经过内证实践，所领悟出的具有独特性的认知体系。其基本的产生机制为：人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在不断地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主体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并在头脑中以观念的方式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之所以讨论内化，是因为我了解到现在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就业的现状：第一我的本科同学一共有20名左右，最后有4位从事了专业相关的职业；第二我所了解到大多数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考取硕士学位仅是做了职业晋升的跳板，而非精进专业能力；第三，目前社工从业者存在大量半路入行的前辈且非常专业；第四是人力使用和人才培养的现状，我发现很多机构更多把人力资源当成一种免费资源，而不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更倾向于发挥人自身的作用和功能，也就是真正意义上能够让被培训者内化的过程。基于此，我开始有了一些想法。接下来我用自己创造的知识体系结合霍兰德的职业兴趣理论与大家分享我从上大学到在云创实习的生命历程。2017年，我在云大读大学三年级同时开始毕业实习，在毕业实习之前，我觉得我要成为一个企业家，有时甚至会畅想成为科学家，总之我认为社工的价值对我的就业基本没有契合点。所以我在做实操的时候我只是在完成老师给我们的任务，没有办法感觉到服务对象的改变给我的反馈。另外，由于是调剂到社工专业，我根本不知道社工毕业要做什么，大多数像我一样的学生也是常态性的学不进去。所以我从未想清楚我的兴趣、人格、能力综合起来能从事什么工作，但“打死我都不会从事社工”是我的原话。
2017年7月我开始在一个城中村进行毕业实习，前一个月根本没事做，因为我们的督导希望我们主动，但我们的确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而且他说所有来实习的学生里面属云大最不行，我的荣誉感就被激发了，于是后来我们在当地做了一个关于儿童防骗的活动。这件事本身对我的实务能力其实并没有任何提升，但当一位家长特地跑过来感谢我时，我觉得我被正向的反馈深深的影响了，我产生了成就感，开始思考如何做些有价值的事情。接着我参与了社区楼顶种植的项目，帮助本地居民和外地居民产生良好互动，帮助社区居民产生归属感。这时我感觉社工的价值观在我内心产生了内化，社工的反思性促使我又开始思考社工到底是否有专业性，利他的实现是否更适合自己？这是我刚好遇到了云创人才培养项目的原成员退出，云创就是从不同的高校招一些对社工行业感兴趣的人，与本地机构合作以共同培养的形式帮助青年人才成长，经推荐我进入到了培养计划中。在云创的半年里，我主要经历了三件事：第一件是每一个人拿着2-4千左右的经费去做一个小项目，我就在学校旁的一个社区做了老年人群体生命回顾的项目，这个小项目真正产出了什么效果我到现在也没搞懂，但是一位奶奶在项目结束后抱着我哭，她说自己随子女来到了这个社区，在家里没有人听她这么讲话，在外更是没有办法融入社区，产生了很大的孤独感，而我与她的访谈和服务对她来说非常重要，这个项目的实施让我确定利他是我实现自我价值的非常有效的途径。第二件是读书会，那时候每天都要跑很远的地方参加读书会，讨论一些看起来很虚无飘渺的问题，比如社工是否去专业化，但现在回顾，从那时起我在团体中开始锻炼自己的反思能力。第三件事发生在我的家庭，那段时间我哥和父母的关系不太好，我妈比较唠叨，我哥和我爸基本都把我妈晾在一边。学习到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后我开始意识到我对我妈的态度基本能在我爸身上找到影子，我开始想我妈作为一名农村妇女，几乎所有的努力都被我们否定了，从那时起我经常给她打电话聊天，才知道她背后的压力有多大。我认为这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实操，比毕业实习的意义深刻的多。我决定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要做一些利他主义的事情。
图三：张卫现在的知识体系
回顾我整个被培养的过程，是我自觉或者自省的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使我有能力完成了我这一时间段对于自己的生涯规划，包括：自我认识、价值如何实现、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等等。所以我总结知识内化的目的——帮助被培养者建立自我价值（知识）体系，使其具备自我思考及分辨的能力！即先将被培养者当做服务对象，将“助人自助”用于被培养者本身，之后才考虑如何使其更有能力服务他人。1、从高校推动服务学习延伸到机构培养青年人，以项目的方式提供一个知识内化的平台及契机。2、云创与实务机构共同培养，通过活动及小项目的实施，协助培养者在实务经验及内化中更快成长。3、多方参与，协调行业资源，有利于人才培养行业化的形成。行业的整体化、专业化有利于社会对行业的承认度。同时我建议使用生命线这一工具，融合包括自我认识、价值教育、生涯规划等方面的训练与培养。1、被培养者的知识内化的重要性是否应该放在理论的实操之前？（动力因素）如果被培养者在此之前就已经选择了认同的价值观、就业倾向等，他会在学习、实操的过程中充满动力，因为他不再迷茫，真切的知道哪些东西对他有用。2、培养过程是够应该把培养者对“社工”的认同设为首要目标？（专业认同）3、被培养者是否首先应将其看作是服务对象，即助人自助是否应首先应用于被培养者本身？（专业认同）4、知识内化的过程是否可以通过设计使其催化&加速？（实操可能） ——我今天展示了个人知识内化的过程，但其他人来讲又会是另外的形式，另外的速度，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法来参与这个过程？ 5、是否能在行业或机构内部形成项目或机构文化（能力）协助潜在的人才进行培养？（实操建议）——比如云创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6、个人的价值取向与社工价值的取向能否契合才是真正使人加入该行业的关键？（价值认同）——我认为是肯定的。7、知识内化特别是价值分辨部分的工作是否理应在校内完成？（责任区分）——我觉得从社工专业来讲，学校是没办法做到这部分的，因为社工是一个实操的过程，更多的是需要与社会和服务对象的接触，如要在学校里面让老师带你完成，是不切实际的。1、可以帮助被培养者（将要毕业的学生、是否要从事社工的徘徊者）有能力从自我的角度评估自己是否有兴趣、有能力、更适合从事社工。2、可以使被培养者（将要毕业的学生、是否要从事社工的徘徊者、已经进入行业的从业者）认识到社工的专业性是有用的，一方面是自己为受益人，另一方面为能够服务他人，其进入其他行业也会受社工的影响，并有可能渐渐的构建良好的社工环境，例如资源、认同感、专业性、知名度等等。归根到底一句话，我觉得人材培养的重点一个是要把我们的被培养者以社工的方式去看他，另外一个是构建社工的整体行业环境，这个方法的实操更重要的是说让大家觉得社工是有用的，谢谢。—— 分享人：严云颢 ——
严云灏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副主任]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连心”）的“乡村守望者”计划，在开始之前我想说人才培养真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难度远超我们的预想。连心发起乡村守望者计划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17年6月，《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根据指导意见，云南省主要采取了“三区计划”、社工服务社会项目和“牵手计划”的参与路径，这为社工人才培养提供了切入口。
再往前回溯，云南省过去比较缺乏体统的乡村社工人才的培养，只有一些国际NGO培养出一些，我们称之为发展工作者，后来我们自己也尝试过通过工作坊、协力营还有与院校合作等方式培养人才，这个时期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如果没有大的政治背景，培养的人才很快会销声匿迹，被边缘化。后来我们发现，从精准扶贫开始，到接下来的乡村振兴，政府服务由于其具体服务的局限性，同时一些国际NGO相继退出，为本土社会工作者参与的社会治理留有很大空间，加上我们认为只有脚踏实地的落在某个领域里，才能真正保证人才培养能够得到资源的保障，于是我们发起了乡村守望者项目。另外，连心在城市探索了十几年，围绕着从乡村流动到城市打工的人，我们从普惠性的服务做起，提供了很多服务，补足了公共服务的缺失，我们认为总结这一阶段为1.0版；接着我们发现每天提供服务不能根本性解决问题，我们开始搞社群互助，建立了很多妇友小组，工友小组等，进入了2.0版本；现在的3.0版本是我们升级到了社区治理，更有效的回应了流动人口带来的问题，但是依然无法解决现存的结构性问题，很多老乡返回了村庄也是基于此，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农村。乡村守望者项计划刚启动时，就遇到了地震，社工们在救灾的过程中发现号称拥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经验的老社工，虽然能带着社群活动，让人感到专业成熟，但也面临外来的社工难以真正深耕在社群内部去协助当地的发展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当地一群很有意思的人，姑且称他们为志愿者，他们很多人在外面念过大学，又对家乡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比我们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比外来的专业社工更能撬动社区的力量。当时很多外地的社工进入当地后打了酱油，写了论文就走了，即使他们提供了很多专业的服务，但从社区服务的可持续性上很难说给社群留下了什么。而这群志愿者带着老乡重新盖房，组织社区统购统销，甚至包括社区参与治理，管理的井然有序。于是我们觉得，投入到乡村的抓手就是这群志愿者，培养他们成为乡村守望者，乡村振兴，有乡村的人才能兴。后来我们遇到了许多抱有投身公共服务的年轻人，但找不到组织，而连心又恰好拥有十几年扎根社区服务领域的经验，于是我们利用这些年的经验去支持返乡青年公益创业，培育县域公益组织。从2013年至今陪伴扶持的10多家县域机构，大部分机构都成长得很好，在当地有很大影响力。比如沧源源心，从1个村增长到现在的4个村，合作社成为整个县域的示范实训基地。截止目前，我们支持的返乡青年已超过60人，工作的村寨社区已经打造30个，未来期待能够有爆发性的增长，使更多社区和人受益。
图六：沧源合作社
图七：乡村守望者 实施地分布图
协助州市/县域社工发展的政策制度设计；联合传播与筹款，资源转介；地方政府关系协调；在地社工人才挖掘与培养；合营品牌，引入好产品；督导支持等，我们逐渐点亮云南，发展出了乡村守望者+公益连县计划，所有的乡村守望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本土长大的社工。传统的社工人才培养基本分为提供培训、提供督导和督导人才培养等，从宏观的组织培养上，我们主要靠两条腿走路。第一，我们非常重视为一线社工提供陪伴督导、培养督导，因为督导不仅能够进行指导还能在为一线人员起到情感支持作用；第二，我们会为大家提供传播、筹资的支持。如果一个组织的资源非常单一，全部来自于政府购买的话，那么它的生存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非常弱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些组织能够成长出自己的筹款能力。
图八：督导人才培养
图九：为各地守望配备督导
图十：乡村守望者传播
从微观层面上，“乡村守望者”的培养路径和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种培养+四种能力”。三种培养就是在社区中培养、在服务中培养以及在团队中培养，要求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四种能力包括多元文化能力、学习能力、沟通与团队合作能力、基本工作能力。多元文化能力：1.文化开放度：对不同族群文化的开放、基本尊重和珍视态度，同时也具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2.文化意识：能发现和妥善应用各种文化资源；3.文化运用：能够根据民族文化来进行有效的个案小组社区工作（如民族语言能力）。 解读：首先是语言的能力，如果你不能解读当地的语言你就不清楚这些老百姓文化背后的东西。我们经常跑去跟人家说要帮忙建立一个社区照顾体系，照顾儿童和老师，人家反问我们：我们这里有流浪的孩子吗？有流浪的老人吗？人家的社区支持系统明明还在有效运转，比如傣族有老登会，老人都会到寺庙里面，而且社区的互助非常紧密，不需要重新建立，所以社工要非常谨慎用外面的力量去打破社区中原有的秩序。学习的能力：1.持续学习的能力：具有学习的好奇心和动力，并能够定期更新和保持；2.回到社区的能力：对自己所在民族和社区文化的认识能力；3.自我觉察和反身自省的能力：尤其对于自身价值观和局限的觉察和反思；4.团队学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长短板，并能够在团队中有意识地学习。沟通与团队合作能力：1.跨文化沟通力：对其他文化背景同事的接纳、理解与协作的意识和能力；2.共情与面对冲突：运用多元文化视角和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共情，面对和解决冲突的意识和能力；3.培养同伴：寻找和培养团队与合作伙伴的能力（如社区骨干挖掘和培养能力）。解读：跨文化沟通力在云南非常重要，云南有六大茶山， 26个民族，千百年来鲜有战争，所以长期以来少数民族之间已经找到了和谐共处的社会治理路径，本土拥有的多民族和社区对话的智慧，这是非常宝贵的，是社工应该去学习的。基本工作能力：1.行政与财务基础能力；2.基础文书能力；3.项目能力。解读：一个社工组织的工作人员应该拥有基本的工作能力，才能获得比较好的专业成长，但许多乡村民族地区的小伙伴考了三次社工证都没有过，也是因为社工考证的内容是根据城市服务脉络生长出来的，但我们依然鼓励大家去学习。最后和大家分享我们总结的民族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社工工作者的培养体系。首先通过基础服务，挖掘本村寨人才，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并根据不同人的特长提供不同的机会，建立不同难度的参与平台，从而形成有梯度的人才培养。总结我们西部省社工人才培养，我想最核心的就是开发出适合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参考东部发达地区的培养模式，但一定要有民族视角；第二就是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资源一定要链接跟上，除了资金、专家还需要好的项目产品能够给到在地的小伙伴。第三拥有这些以后，最重要的就是陪伴督导体系的搭建。
提问交流
Q：刚刚提到，经历了四年专业教育的社工还不如当地优秀的人才学习一些社工的手法，如果极端一些，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云南或者这种乡村没有对于体制内培养专业社工的需求？
向荣：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社工都用不上，只是说在公共服务实践上存在根本性的城乡差异；第二是社会服务本身在农村有很大的需求空间，需要很多社工从不同的层面去做，但是这个社工的来源不一定只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年轻人去到农村，甚至更进一步来说，农村的现有的需求和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的是公益机构成立的平台去培养年轻人，但这个年轻人社工可以是其中培养的一类，不是说全部，也不是说不需要。云灏他们在实践中发现，根本的标准不是你学不学社工，是你在农村愿不愿意，有没有心去投入，就像张卫分析的那样，如果你本身又有心，又是学社工的，那就更好了。我们这边也有一些社工，一直跟着我们连心的乡村守望者也有很多，所以这不能形成一个推论，云南不需要专业社工，而是在过程中发展出适于在地的培养途径。我想云灏讲的乡村守望者，更多的一个简而化之说就是用连心作为一个知识性主体在各地往县一级建立一些小型的县域公益机构，这些小型的公益机构选择驻村工作，工作干的方式沿着儿童服务包括社区服务的方式进去以后，培养在地的青年人，更多的是从这个培养到找资源，建平台，挑到当地的人，找督导，培养，下去之后跟民政协作，跟当地政府合作，这些青年人的成长会比较快速，远远超过在大学里面学生。
Q：老师您好，我从事公益工作三年了，一开始做传播，后来做筹款，现在做设计，但我依然觉得自己和公益行业没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过程最困难的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学习和提高，我是学建筑专业的，在这个行业非专业人士比较多，又没有前辈传授经验，只能参加一些大众课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机构和价值观都还在构建过程中，所以像90后的年轻人身处其中会感到困惑。
朱健刚：
这确实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非专业的学生进入到公益行业，你的领导或师傅对你来说就很重要。我想因为你非专业又比较频繁的换工作，你要适应工作和领导，这个过程对你都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我建议刚入门的新人最好找相对成熟一点的大机构，部门、制度比较完善，领导人也比较成熟和有经验，就更容易学到东西。同时，大家的迷茫是很正常的，首先要接受，接着要积极的探求解决方法，多读书、多做服务学习，一些问题就在这个过程中迎刃而解。
向 荣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云南连心创办人]
今天有四位讲者，分别有70后、80后、90后，我是60后，这样一讲跨度就已有半个世纪，那么这四十多年也是社会极速发展的时期，我们常说五年一个代沟，而我们这群人能在这样的空间一起对话是很可贵的。刚刚又提到从事公益的是少数人，可我在想真的是少数人吗？我从1996年开始公益工作，在我的周围的人也都在为公益事业在努力着，所以我没有少数人的概念，大家有这种感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人数吗？还是因为不被理解的孤独感和无助感？我一直试图从大家讲的过程中多一点理解。张卫刚刚讲他从大学实习到现在毕业一年多，有了非常多的变化和认识，他可以非常延展的去看发生变化的点，也就是公益青年从外在到内在的转换，我听的时候真的非常开心。子若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我相信很多像他在这其中工作多年的人听到他讲一定非常有共鸣。朱老师是从他参与人才培养的整个历程进行回顾，差不多有二三十年，里面经历了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群体。无论从什么视角，是什么角色，变化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转换这个词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做，一个机构里面做，在一个服务点上做，还是不同阶段的空间环境，这个转变如何发生是我们应该去探求的。转换是最不容易的，怎么从外在变成内在，如何从被动变成主动。现在的社会是如此碎片化的，无以为继，是什么让我们安定下来，真切的明白我们要什么，不再被外在的东西牵着鼻子走，而是内在有力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过程，这也是我在大家身上看到的力量感。我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一直强调陪伴，与朱老师用的养成有相同的意思，也许有人觉得陪伴这个词不够专业化，不够科学，或者没办法量化，但我依然坚定的选择用陪伴，而且是深度陪伴。我最近常常想所谓的社会精英人才是什么，也许你们会想到清华北大哈佛的毕业生，但我从1999年进入社工教育发现，中国的社工甚至是社会要发展，如果只靠所谓的精英人才是没有希望的，还要靠所谓的“二三流大学”中的人才。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政府直接告诉我们：发展不充分、发展不平衡，需要创新工作的思维才能回应现实问题，而创新不是一般的人才可以做得到。而社工这个领域，面临的是来自新时代重大的变化，我们现在进入后科学、后人类时代，AI正在取代人类，这些本应由“超级精英”回应的问题，正被所谓的“二三流人才”面临着，可见之间的鸿沟有多大。西方对此的经验、政策是通过好几十年形成的，而我们怎么办呢？政府讲我们的发展要跨越式的，我想公益领域应该是飞跃式的，在如此多的问题、各种条件缺乏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必须有“向死而生”的信念才能坚持和超越。其实看看我们的身边，这个领域这么艰难，人才流失率这么高，为什么我们留下来了？我觉得这就回到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在这个高度物质的社会，一定有人是不满意的，不愿意“被消费”的，不愿意“被生活”的，一定有人在艰难困苦中尝试活出不一样的价值，这就是转换的首要条件——价值观，有了这样的价值观，我们会不在意是否有名牌衣服，不在意有没有房，不在意经历的困苦。接着就是需要陪伴，伙伴的陪伴、机构的陪伴，这些陪伴可以让我们渡过难关，依然可以勇敢的坚持梦想。公益青年依然可以谈梦想和理想，这在如此高度物质化的世界非常奢侈和幸福的。当所有人都被牵绊和捆绑，我们正在获得自由。希望我们都能不断学习，不断获得智慧，坚守自己选择的路，这个世界一定因此而愈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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