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年11月21日（周六）下午 14:00－15:45
地点：线上 腾讯会议
王筱昀 [菁莪四期伙伴]
【主讲人简介】
王筱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杰出青年学者。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慈善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公益枢纽型机构、社区基金会。
主持/评论者：
王筱昀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本期特邀嘉宾：
何明洁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心理学系系主任、副教授
胡小军 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执行院长，博士
从幕后到台前：社区基金会如何激发社区内生动力
一、为什么研究社区基金会？
如果需要为我自己的研究定一个主题，那就是社会的自主性。我们的政府是有限资源和无限责任的政府，当政府的权力扩张的时候，它的责任也在扩张，它需要对所有出现的社会问题负责，这就逼着基层政府用行政手段短平快的摆平甚至是掩盖问题。所以基层政府常常忙于救火和应付，而很多社会治理的深层矛盾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没有建构起社会和政府的良性关系和良性循环。而且，政府的大包大揽催生了一种意识，就是家门外的事情就都是政府的事。很多人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政府。但是，如果所有人都以为，社会上的事就等于政府的事，那么我们所期望的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就遥遥无期，社会问题也很难真正地得到解决。政府的精力、资源和手段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要实现良善的治理，社会一定要有自主性或主体性。自主性包括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意识自主，社会公众有主动去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识、动力；另一个是资源独立，有一些独立的社会资源能够支持到那些愿意去改变社会的人。如果社会太强，国家太弱也是不好的，这样会出现社会失序和分裂等问题，这在政治学中也有很多讨论，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都是依赖国家来进行整合，而缺乏自我整合的机制，那么政治动荡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的迅速崩溃。如何让社会能够更加自主形成一个有韧性的机体？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我关注到社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是一个枢纽型的机构，我认为，它是社会能够拥有自主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尤其是为社区中的那些愿意解决问题的行动者、自组织提供必要的资源。社区基金会的核心要义有三点：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和本地解决方案。第一是盘活社区政府、企业和公益资源；第二是能够支持到社区中的行动者和自组织，构建良好公益生态；第三是拥有丰富的本地知识，成为政府、企业和公益机构的合作伙伴。
社区基金会从它的创始目的来看，是一个枢纽型机构，处于结构洞之中，理想状态是要能够打通政府、商界和公益三个互不相连的社交网络，促进资源和信息交流。在日益撕裂的社会，枢纽型组织的重要性是日益凸显的，因为它可以发挥粘合剂的功能。但是，枢纽型组织这一定位又对社区基金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需要同时拥有政府、商界和公益的人脉，而且需要同时掌握三套话语体系——政府的语言、市场的语言和社会的语言，甚至包括底层的话语。因此，在实际运作中，只有很少的社区基金会真正能够打通三方。很多民间发起的社区基金会难以进入政府和商界的圈子，因而无法很好的为社区组织提供资源，对社区组织吸引力不够；一些社区基金会是依附于政府和企业设立的，难以下沉社区，也看不到社区中活跃的人和组织；还有更多的基金会不上不下，成为一个空壳。 社区基金会要发展，就必须激发社区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包括本地政府的力量，本地的商人，还有社区内热心的居民自组织、志愿者等，我的研究关注美国和中国的社区基金会是如何激发社区内生动力的。尤其是，由外部力量推动成立的社区基金会，如何能够获得本地的支持？我们先谈谈美国的社区基金会，其实社区基金会这个名词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美国社区基金会的本质是社区慈善信托。1914年的时候，美国的克里夫兰诞生了全世界第一家社区基金会，这与当地的一位银行家高夫相关。高夫发现银行中有大量闲置的信托资金，这些信托资金的委托人去世了，这些资金就趴在账上，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反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银行的负担。他把这些信托资金拿来理财，理财的收益用于支持社区的公益项目，这就是最早的社区基金会。到了60年代，美国的社区基金会进行了公司制改革，但本质上它还是一个慈善信托机构，为个人和机构提供慈善信托服务：对于个人慈善信托，社区基金会主要做遗产捐赠、奖学金和捐赠人建议基金。奖学金在美国乡村社区基金会非常普遍。目前发展最迅速的是捐赠人建议基金，在世的捐赠者可以在社区基金会设立基金，每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灵活调整资助方向。对于机构来讲，社区基金会可以替没有余力理财的社区小机构代管和经营他们的资本金。社区基金会是以运营永续基金为主的，指每年本金基本不动，只将理财收益用于资助。现在美国有700余家社区基金会，全球大概有1800余家。80年代以来，美国的家族基金会开始在美国本土和全世界各地培育社区基金会。他们觉得社区基金会可以成为家族基金会很好的合作伙伴，帮助他们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落地项目。他们扶持社区基金会主要是采用两个手段，第一个是配捐，比如说社区基金会筹到1美元，家族基金会相应配捐1美元；第二个叫技术支持，包括提供培训、能力建设、咨询等服务。印第安纳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项目，叫做“GIFT Initiative”，它由礼来家族基金会发起，在印第安纳的每一个郡县扶持社区基金会的成长。项目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了30年。印第安纳州的92个郡县，每个郡县都有一家社区基金会或社区基金。礼来家族基金为什么要支持社区基金会？主要有几点原因：第一，80年代股市繁荣，礼来家族基金会的资本金飞速增长，根据法律要求，家族基金会必须支出净资产的5%，他们需要想办法花掉更多的钱；第二，培育社区基金会可以用较低的行政成本，可持续地推动社区公益生态建设。如果向全州甚至全国发布公告，请各地公益组织来申请项目，会增加行政成本，且难以判断项目的质量；第三，他们认为本地精英最了解本地需求，也最知道本地资源在哪里。所以通过培育社区基金会，由社区基金会来替礼来家族基金会来决定哪一些机构是值得支持的。礼来家族基金会的秘书长是印第安纳退下来的副州长。为了支持社区基金会，他拉了一个很长的名单，让他助理一个个去打电话，联系他所知道的那些本地政界、商界精英，鼓励他们成立社区基金会。为了这个项目，礼来基金会动员了全州的政界、商界和公益界的资源。礼来也邀请了全国知名的社区基金会专家进行项目设计和指导，投入了超过5亿美元的资金。现在印第安纳社区基金会的资产总额已经超过了30亿美元，所以礼来家族基金会通过投入5亿美元撬动了30亿美元的资产，总体来讲是比较成功的一个项目。那么，多少社区基金会在礼来家族基金会的培育下实现了可持续的发展？总体来看，90多家社区基金会除了个别因为人口太少，或者经营不善和其他社区基金会合并了，绝大多数都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红色的线是印第安纳社区基金会每年接受捐款的均值，每家平均下来可以募到150万美元。在2002-2004年间有个比较明显的下降，是因为在2002年之前，礼来是提供配捐的，但2002年到2013年，就完全是依靠社区基金会自己来筹款，在2014年和2016年印第安纳又提供了一些配捐，但金额不大。总之，即便礼来停掉了配捐，印第安纳的社区基金会仍然维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
蓝线是俄亥俄社区基金会的年平均捐赠额。俄亥俄的社区基金会基本没有得到外部力量支持，都是自发生长的。俄亥俄因为社区规模大，工业基础好，所以捐赠额平均更大。但是印第安纳也并没有落后，不会是因为他是外部力量推动支持成立的就更弱。而且，很值得一提的是，印第安纳绝大多数社区基金会都是比较健康的，就是说它每年捐赠额都能在一定水准之上。俄亥俄有一些社区基金会基本是半死不活的，每年筹款只有几百或者几千美元。而印第安纳因为有礼来支持，他们的发展是比较平均的。其实，在礼来发起这个项目的时候，有很多大基金会非常质疑这个项目，原因在于，大部分印第安纳郡县都很小，只有3-5万人的乡村社区能筹集到足够资源发展社区基金会吗？80年代的时候，其他美国家族基金会支持的社区基金会都位于人口25万以上的社区，他们觉得，人口基数是社区基金会成功的必要条件。当时还有个说法叫起飞点，就是一个社区基金会的资产必须到500万美元以上，这个社区基金会才能起飞。那么只有3-5万人的乡村社区可不可以筹到这么多钱？但是，礼来财大气粗，没有听这些意见就自己干，事实上也确实顶着这些质疑把社区基金会做出来了，非常不容易。对于外部力量推动成立的社区基金会，哪些能够获得更多本地支持？什么样的社区环境比较有利于社区基金会成长？我使用人均捐赠额（每家社区基金会每年获得的捐赠除以它所服务社区的人口数量）这一指标衡量本地支持，统计了过去15年每家印第安纳社区基金会的人均捐赠额。通过数据分析，我发现总体来看，社区经济资本（人口数、平均收入）和社区基金会的捐赠额正相关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收入一般、人口只有3-5万人的乡村社区基金会筹款非常成功；相反，最富有、人口增长最快的城郊社区却普遍面临困难。我拜访的第一个乡村社区基金会，成立于50年代，但之前不是很活跃，因为礼来的项目才比较迅速地成长起来。这个社区基金会所在的郡县只有2万人，而且不是非常富裕，但现在，这家社区基金会已经有3700万美元的资产。这家社区基金会的秘书长在这里工作了20年，虽然运营这么庞大的资产，但它只有这一个全职秘书长。这个秘书长对这个社区真的叫如数家珍，社区中有什么样的组织，社区中有哪些活跃的人等他都特别清楚，这么多年，社区基金会也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对于乡村地区的富人们，他们其实有非常强的乡土情结，也不想把钱捐到别的地方去，很多会将自己遗产中公益部分留在本社区，捐土地、捐房产的都有。就像一个捐赠人说的，我的财富都是我的社区给的，所以我也会把我的大部分财富留在这个社区。即便是这么小的一个郡县，只要大家全情投入社区基金的建设中，就能够有很好的发展。与乡村社区基金会相反，为什么在经济发展最快的城郊，社区基金会筹款乏力？我深入研究了4家城郊社区基金会，看他们在筹款方面究竟是遇到了哪些挑战。我最开始的切入点是社区认同。我常常听人抱怨说，“我们的社区公益很难搞，因为大家就对这个社区缺乏认同”。这个观点美国业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比如硅谷社区基金会的秘书长Emmett Carson，他的主张就是，由于人口的流动，大家的地域认同在减弱，未来社区基金会一定不能局限在某个地理社区，应该发展全球化的社区基金会。比如，在硅谷社区基金会，如果我们的捐赠人想要捐印度或捐非洲，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捐赠网络拓展到这些地方，而非只关注于本地社区。我们应该根据捐赠人的需求来定义社区，对于硅谷来讲，地球村就是我们的社区。近些年，社区基金会的国际捐赠增长迅速，礼来的项目官员也担心，如果将来人们对社区认同越来越少，社区基金会是否还能可持续发展。于是，我的研究问题就是，这些城郊社区基金会募不到款，是因为人口流动导致本地居民没有社区认同吗？ 首先我想谈谈如何去理解社区认同这个概念。理解社区认同必须从理解什么是社区开始。我比较认同芝加哥学派Albert Hunter 的定义，他觉得社区有三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时空，社区成员共享一个时空，在共同的地理空间生活；第二个维度叫做社会关系，就是社区内的人形成了相互连接的社交网络，第三个是文化价值的维度，社区里的人有共同的价值和历史记忆。这三个维度引出了我对社区认同的理解，首先是地域认同，就是大家对这块土地有情感，对所居住生活这个空间有一种依恋；社区认同的第二个维度是社会认同，它更强调的是社区中生活的这些人，他们喜欢自己的邻居，和社区伙伴相处感觉到了一种亲密感；第三个维度叫做历史认同，当然这不是所有社区都有的，但比如说像蛇口这样的社区，它的历史认同就非常强，袁庚就是所有老蛇口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文化符号。那么，回到我的研究问题，人口流动大的城郊社区是不是就缺乏社区认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天天跑到社区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去跟社区中的居民交谈，尤其是找到那些刚搬来不久的社区居民，问他们是否对社区有认同，他们对这个社区是什么样的感觉。总体来讲，即便一些新居民对社区还没有建立起归属感，但他们都对融入社区有强烈的需求。我当时访了一个全职妈妈，她说她刚刚搬到这个社区，一下子和跟以前的朋友隔很远，她特别希望融入社区，但是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去找哪个组织，也不知道有哪些活动可以参加。还有一些新居民跟我提到，印第安纳这个地方本质上还是比较排外的，外地人永远成不了本地人，它没有“来了就是深圳人”这种比较包容的社会氛围，所以即便是没有社区认同，新居民也有非常强的希望参与社区的意识。这让我意识到，新居民反而有更强的融入社区的需求，他们并不想成为社区居民中的“外人”。曾有社区基金会的秘书长和我说，现在城郊的居民大多在城市工作，他们对城市更有归属感，对城郊只是回来住而已。但是，在我的访谈中，发现不完全是这样的，居民虽然在城市工作，但他们对城市没有很强的认同感，他们觉得城郊才是他们的家。而且他们之所以愿意搬到城郊来住，也是想要逃离城市生活。因为城郊它代表了一种更加安静，更加优越，更加安全的生活。另外一个社区认同的障碍是城乡隔阂。在社区基金会成立的这些年，他们非常努力的想要弥合城乡间的精英隔阂。以前城郊社区就是非常农村的，但是因为人口的涌入，距离城市比较近的地区快速城市化，成为了富人区，较远地方的仍为农村，这两个地区之间因为人口构成和需求的不同，就容易产生隔阂。但因为社区基金会的介入，邀请了来自社区各个地区的精英作为理事，通过社区精英的共治，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对城郊社区的整体认同。说了这些，就是想强调，缺乏社区认同不是最大的障碍，既然社区认同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什么才是募款难的最主要挑战？在访谈中，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绝大数人不知道社区基金会。无论是社区的志愿者，甚至是社区自组织的领袖，他们都不知道社区基金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区基金会作为枢纽型、支持型机构的身份。社区中的人往往更了解哪里有服务流浪者的机构，哪里有照顾孤儿的机构。但很多人是看不见社区基金会的，因为枢纽型机构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幕后进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这些正在发展的社区，社区社会网络是割裂的、松散的、不稳定的，而社区基金会的筹款方式，比较适合稳定的社会网络。大多数社区基金会依赖社区精英的朋友圈和本地资产管理师筹款。他们与本地精英深度连接，与当地的银行和理财机构的资产管理师建立联系，凡是有富人找到资产管理师咨询，比如说探讨遗产应处置时，这些资产管理师就会跟他们介绍社区基金会。美国大多数社区基金会是这样的筹款方式，尤其是大城市的社区基金会，80%的筹款来自于和资产管理师的连接。在乡村社区，人们是知道社区基金会的，因为紧密的社会交往，乡村是没有秘密的，加上社区精英的人脉，很多居民知道社区基金会。但是，对于很多城郊居民来讲，他们没有融入本地社交网络，因此他们很难被连接，而且随着资产管理的电子化发展，很多业务已经搬到网上了，加之很多资产管理师是在城市里的，社区基金会缺乏足够的筹款渠道，也缺乏足够的人手来拓宽筹款渠道，社区基金会在社区的快速发展中被逐渐边缘化了。社会资本是在有关社区的慈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一个概念，其中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的理论是影响最大的，他强调紧密的社会关系能够创造信任，创造一个好的公民文化，那么我的调研发现社会资本不仅是催生信任，更重要的是促进信息的流通和有效传递。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通过社会关系传递的信息才更容易让人注意到。当社交网络由于人口的涌入变得越来越松散、割裂，哪里可以找到潜在的捐赠对象是所有社区组织面临的共同难题。想想现在有多少商业机构通过大数据买流量，把产品推广给消费者，而我们的公益的社区组织却还在依靠口口相传的方式筹款。因此，在我看来，社会资本的降低所带来的最大的困境是信息流通。我在人大教书，曾问我的学生是否知道“免费午餐”，八个同学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忽然意识到公益传播真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哪怕最有名的公益项目，它的公众认知率也是非常低的，如果你问大家是否知道“滴滴”，那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所以我认为必须重视信息流通的问题，如何更好的去传播我们的公益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社区变得越来越开放，社区基金会传统的募款方式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富达、先锋等金融集团进入慈善信托领域，社区基金会的竞争优势变得越来越小。在此背景下，为了吸引更多本地支持，美国的社区基金会正在尝试将自己的定位从单纯的慈善信托转向发挥社区领导力，他们认为，相比于金融集团，他们真正的优势是本地知识和对本地社会网络、公益组织的了解。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社区基金会从幕后走到台前，它们联合社区慈善组织一起做事，更深的扎根到社区中，与捐赠者深度链接。旧有的模式已经在变革的时代中失效，现在需要集中起社区中所有的力量，包括政府、商界和公益的力量，去真正面对社区中最棘手的问题。Generation Impact这本书讲到未来的捐赠趋势，对于老一辈的捐赠者，当你建一个楼并把他名字放在那边，他就觉得很满意，他也不太会干涉你；但现在的捐赠者，他们大多并不在乎自己的名字是否刻在大楼上，他们更看重深度参与。所以在这种新的捐赠文化之下，枢纽型机构也要适应这一变化，需要越来越深的参与社区，越来越多走到前台，让捐赠人参与慈善实践，让公众了解他们。在美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日益撕裂的社会。我常常想，美国社区基金会号称要发挥社区领导力，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弥合了种族隔阂？我在走访印第安纳州社区基金会的时候，深刻感觉到种族问题是不能随便谈的。这让我反思，如果谈论种族问题都要小心翼翼，社区基金会在解决种族隔阂方面，究竟能做多少？我也去一些少数族裔社区调研，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我去到一个穆斯林的教堂，他们告诉我，在美国这样一个白人文化非常强的国家维持一个穆斯林机构特别困难，他们的教堂甚至被不知道哪里来的白人打砸过几次。社区基金会虽然知道他们的存在，但从来没有联系过他们，也没有直接跟他们打过交道。这件事给我很大触动，社区基金会作为枢纽型机构，真正起到了社会粘合剂的作用吗？不排除一些做的特别好的社区基金会，但如果从美国社区基金会的平均水平来看，可能不是非常乐观。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先行者有千禾、桃源居和洋泾。2014年以来，在政府的推动下，中国社区基金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80家，接近200家。如何定义中国的社区基金会？这样的讨论有很多，我个人是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的。如果你成立一家组织且愿意称其为社区基金会，你认同为本地社区服务的理念，我觉得这样的机构就可以是社区基金会。我们不可能复制美国社区基金会的模式，如果让我们的社区基金会都去做慈善信托是不太现实的选择，所以如何定义没那么重要，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活下去，是如何激发社区内生动力。我们常常听很多人说中国人不热心公益，我回国后也跟着我先生参与了一些小的社区项目来体验社区公益，比如老旧小区的社区花园改造，土楼里办书院等。我觉得任何一个社区项目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居民不信任，但当你做出一点小成就时，舆论风向就能很快改变。最支持我们项目的居民，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对我们特别有信心的人，他们通常很有想法，但往往会先观察一阵，看到我们真的想为社区做事，才会加入进来。总体来讲，我的体会是，哪里都可以找到特别热心的人，如果找不到，我们应该更多的反思，我们在激发内生动力的技巧方面出了哪些问题。
我认为做社区公益要过两个坎：一个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建立公信力，一定要扛得住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和质疑；一个是团队磨合，在项目进展的过程中，团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分歧，这时你要协调不同人之间的观念和冲突。同时，我也觉得，一旦社区内生动力被真正激发，它是不可逆的。我们项目中，有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村妇女，在参与这个项目之后，越来越注重学习和成长，最近刚考了大专证。还有很多乡村妇女，原来见到生人是不说话的，现在的表达都特别的自信。所以我觉得内生力量一旦激发起来，人和社区就会有一种自然向前的力量。目前，大多数的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基金会都依赖政府扶持。但我想抛出一个观点，供大家讨论，那就是政府支持对社区基金会可能没有长期影响。我认为政府最大的善意是创造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让这些社区基金会能够成长起来，不要被一些制度成本压垮。至于政府要给多少资金，是否为社区基金会站台，重视程度如何，从长期来看也许不是决定性的。2015年我走访过深圳13家社区基金会，当时最有活力的坪山和蛇口现在还是最活跃的，政府的资金扶持由于领导的变化或政策的变动，往往就像一阵风，很难持续。这里，我并不是说政府的支持不重要，而是说，随着你把事情做好，政府的支持自然会给到。而如果社区基金会一开始就依赖政府扶持，反而会让组织形成一些惰性。一个良好运营的社区基金会本质上还是要看是否真正扎根于社区，能否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如果一个社区基金会只靠自己发展不起来，政府扶你一把你也走不远。可能这么说是有争议的，但我希望把这个观点分享出来，给大家一起探讨。这里，我想引用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里的两句话： 人人向里用力，各奔前程，则一切事他们都自谋了，正无烦政府代谋也——这正是最好的中国政治。从来中国秩序所赖以依赖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下面我想讲讲怎么调动社区的内生动力的问题。我对蛇口的社区基金会关注较多，这些年蛇口社区基金会做了几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项目，一个是蛇口无车日，第二个是社区花园项目，第三个是袁庚传奇。
这三个项目中筹款最成功的是袁庚传奇，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原因。我个人理解，袁庚是很多蛇口人对这片土地最深的情感寄托，所以最能够触动人心。而且这个事情是政府做不了的，这是社区居民自发的，希望为社区留下珍贵历史记忆和独有文化的集体行动，具有强大的内趋力。这个项目是真正能够进入人内心深处的。所以我觉得激发内生动力，其实讲的是什么样的项目能够真正打动人心。一个社区基金会做的多少项目，其中哪些是让人觉得可有可无的，哪些是能够打动人心的，我觉得非常值得去梳理。千禾社区基金会是一家立足珠三角的社区基金会，原来的千禾是一个幕后的支持型机构，但现在千禾走到了台前，他们发现筹款必须是站在前台，只有亲身带的所有的这些社会组织、带着社区居民来参与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才能更深的扎根社区，才能链接更多人。现任秘书长李妙婷将千禾项目的核心归纳为九个字：看得见、能感知、可参与。其实社区基金会要做的好，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社区基金会做的事情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服务社区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麓湖社区基金会归纳了几个社区基金会激发内生动力的要点，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区基金会的共识：
它谈到了社区基金会最主要的任务是找到那些热心社区公益的人，人是所有可能性的来源，是社区发展的核心土壤，然后通过人的连接，推动社会资本的建立，下图是他们做事的流程。这样的做事方式，我们在其他成功的社区基金会也看到了：
总之，激发社区内生动力的理论本身没有什么神秘的，难度在于操作的技巧。我觉得社区公益就是最开心的公益，在吃喝玩乐中间把很多事情都给干了，开心的社区公益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目前来看，社区基金会还是一个城市的概念，但根据这些年我和先生在乡村的观察，我们觉得乡村社区基金会有巨大的潜力。乡村的人往往对他们的故土有很深的情结，我今年的学生中有一位来自贫困县的学生，问起他的理想是什么，他说希望回到家乡，因为他的家乡太差了，希望能够回去建设家乡。他的话非常朴素却很打动我。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资源能够支持这些想做事的年轻人，那么乡村社区基金会在未来，就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平台。我们注意到，很多福建乡村都有奖教助学基金，由乡贤捐赠，每年提供奖学金给考上大学的学生。如果要在乡村做社区基金会，其实应该找那些真正有本土性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额资金的撬动，推动乡村奖教助学基金转型为社区基金会，植入现代慈善的理念，让助学做得更加专业。现在很多助学金发出去就发出去了，我们需要专业的公益力量介入，让奖教助学基金服务乡村教育和公益事业。不只是发奖学金，我们还可以通过社区基金会资助乡村办书院，总之很多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在乡村，如果能够激发村民的历史认同感和道义认同感，做社区基金会是非常有潜力的，只不过目前社区基金会推动者的关注点都在城市而已。社区基金会是一种很重要的枢纽型组织，但目前公益界对于枢纽型组织，以及行业基础设施的关注更多放在纯民间机构。未来我想更多去探讨群团组织和官办慈善机构，按照党和国家的设计，群团组织和官办慈善是天然的枢纽型机构，只不过他们在成为枢纽型机构的时候，需要推动资源下沉，加强与基层的联系。因此我希望通过研究，看看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让体制内资源惠及体制外民间组织，减少资源在体制内的无效消耗，这是我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我觉得公益研究对这块的重视还不够。
嘉宾：何明洁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心理学系系主任、副教授。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和在座各位分享关于社区基金会的一些要点，我想就筱昀的报告中的三方面问题，结合自己在成都的观察，与大家共同讨论或澄清。在开始之前，我想说成都最早的一家社区基金会是于2018年建立的，所以成都的本土的社区基金会才刚刚起步，到目前为止共有7家社区基金会，比较有意思的是它的分布并不是像大家以为的，都是在主城区资源比较富集的地方，而是从主城区近郊远郊都有。所以可能正如筱昀所说，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哪里的社会资本具备了，哪里就可能更容易成立起这个社区基金会来。
我想回应的第一个问题：我非常赞同，对于社区基金会来讲，它的运营涉及到三套话语体系，筱昀用了结构洞的概念，我很有感触的。我觉得这涉及到社区基金会对自己如何定位的问题，虽然理论上讲社区基金会是社会组织中的一种类型，但事实上它的诞生是党政部门倡导和推动的结果，这也是和美国不同的。当社区基金会放置到基层治理，其角色发挥是个不一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筱昀的结构洞的概念用到这里很合适，基层治理当中政社的互动需要一个像社区基金会这样的资源枢纽和沟通机制把资源链接起来。当我们在对社区基金会有了这样的理解后，社区基金会就要在构造自身专业性、建立良性外部关系尤其是与党政部门形成良性沟通方面建立平衡性的考虑。一些新成立的基金会，会一条路奔着如何更专业的方向去，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在成长期，尤其是在基层治理的土壤的背景下面，社区基金会做好与当地行政的或者说与党政权力结构的沟通，对于基金会从一个小宝宝到健康成长是比较重要的，即你要给自己创造一个良性的环境，要对自己在治理中的位置形成正确认知。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区基金会的社区体量的问题。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案例中，社区基金会的地方的community也是可大可小的。成都的社区基金会都是建立在区县层级的，所以这个地方的community更像是治理共同体，那么在这样的情景下，我们再来考虑起步期的社区基金会如何能够好的发展。我觉得是要意识到它建立的层级，区县层级距离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社区是有距离的，中间还隔了一个镇街，社区基金会如何跟社区建立起连接，是起步期的社区基金会要考虑的问题。从我的观察，我看到了一些社区基金会是通过资助社会组织或者是社区当中的自组织来开展社区的服务。但我认为社区基金会还有一个使命，是和社区一起来建立社区的专项基金，实现社区基金会与社区更为紧密的互动与联系。第三个问题是我在成都的观察，成都的社区基金会处于起步阶段，有几个问题可以考虑。目前我看到大家在抱团，因为都才起步，都较为弱小，对于专业规范、行业规则可能都还不是很清楚，有共同学习、互相交流的需要。另外从联合理财以谋取更大回报等方面有抱团的诉求。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从成都的体量来讲，目前7家社区基金会数量也不算少了，所以抱团之后大家还要思考，如何进行特色化、个性化的分层发展。目前已经有一些社区基金会，结合本区的特征来寻找的立足点。最后筱昀提到对于群团的资源的联动，成都在此问题上还好，已经有社区基金会基于它本区县的特征，尤其是基于它的理事会的构架和资源的来源，去主动的对接区县的群团组织。我今年5月做调研时看到，在起步期的这7家基金会，已经有一些在起步对接群团的资源，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资源拓展和真正能够实现社区基金会的资源联动的举措。
今天探讨的主题是社区基金会如何激发社区内生动力，谈论这样一个议题，首先会涉及到对社区基金会的定义。从我的理解角度来讲，社区基金会是在发挥枢纽功能或者作用，我一般也用“社区公益的引擎”来定位社区基金会的角色和功能。据我观察，社区基金会要发挥枢纽作用或引擎的功能，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方面，社会基金会是要有相对稳定持续，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资金。社区基金会本质上就是一个基金会，而基金会按照民法典是捐助法人，是以财产为基础的。所以社区基金会和其他社区中的枢纽型组织，比如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相比，它的独特性在哪里？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就在于社区基金会驱动社区公益或治理创新要依靠资源为导向来驱动。我觉得这一点是社区基金会需要重点去思考的。第二个方面，社区基金会要具有多类型、多层次的在地合作网络及相应的体系。要发挥枢纽作用，就是上通下达，如果不具备合作体系或者网络，无论是在资源的募集，还是服务的传递都是不太现实的，更何况要发挥社区领导力。因此这个网络要在发展中构建出来。第三，社区基金会是要具备联动政府、企业、社区等各界力量的跨界整合和协作能力。当然不是一定要先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够做社区基金会，这必然是一个动态构建的过程。我是从总结的角度出发，认为社区基金会要在社区治理创新中发挥独特的功能，真正成为一个社区公益的引擎，应该从这三个基本条件方面去做思考，这三个条件也可以成为我们推动社区基金会发展的方向。第二方面我想分享的是，社区基金会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慈善模式才刚刚起步。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一定要考虑所在地区的资源支撑能力。像何老师刚介绍成都的7家社区基金会，他们都建立在区县级的层面，并且每个社区基金会有一些当地的国企出资800万。假设800万的本金按照5%的收益，那么每年将有40万的收益，这笔收益在社区基金会发展的1-3年内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支撑。因此我觉得成都把社区基金会建立在区县级层面上，是有相应的发展空间的。但是我也观察到国内其他一些地方，社区基金会是建立在村居层面的，但是在当前，由于资源的激发或者资源的禀赋不够，包括人才的、资金的资源等等，其实难以支撑。因此引申出两点，第一点，要关注社区基金会的地域尺度，社区基金会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尺度层面？是建立在村居还是街道，是县区还是更大的尺度？这需要我们除了从资源禀赋的角度，还有很多因素值得我们在未来研究过程中去做思考。第二点，当前很多地方像成都、广州在探索社区基金，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可行性，我觉得应该把专项基金的这种设立，作为在区县级层面设立的社区基金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去做推动和探索。因为其地域空间是足够的。第三个方面，社会认同或地域认同对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是否是一个挑战。基于个人粗浅的观察，我认为地域认同对于一个地方的慈善发展或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学研究中有个词叫“脱域”，所谓脱域就是每个人的社会关系从地域性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很多学者的研究显示，我们现在和邻里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社会关系，且邻里关系在我们个人的关系的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一点也是我们切身能感受到的。我觉得在高速流动的中国社会中，脱域是客观存在的且正在加剧，这就意味着社区基金会要做社区的建设，而社区的建设本质上要推动社区的融合或者社会资本的建设，这个过程中是具有挑战性的。在面临着脱域的情景，社区基金会如何在差异多样化的居民利益诉求中找到最大的公约数，真正形成大部分的社区成员真正关心的社区公共议题，需要做更深的策划和研究。另外，筱昀谈到现在有的社区基金会从幕后到前台，从资助到操作。我更希望他们回到社区基金会的定位，社区基金会是不是要从幕后到前台，是每个基金会自己的选择，但我认为社区基金会不应该到前台。社区基金会应该对自身角色和定位做更深的理解和思考，按照我们的共识，社区基金会一般没有自己的特定工作领域，它是回应社区的非常多样化的需求的，但如果社区基金会都跑到前台，它的发展方向毫无疑问就是专业化，而社区的需求又非常多样的，社区基金会不可能具备这么多的专业操作能力。总结来看，在当下社区基金会最需要扮演的角色其实是三个，第一个核心角色是做资源对接的平台，是要打通资源的渠道；第二个核心角色是要做项目资助的平台，它应该支持大量的、更小的社会组织的发育，这种项目资助和政府投大量的钱资助是不同的，它是基于信任的资助，更加带有社会属性的；第三个核心角色是做组织培育支持的平台。最后一个方面是说外部推动成立的社区基金会如何向前走，我建议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方面，要为社区基金会融入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制度支持。像成都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立法是非常好的实践，是为社区基金会制度化的融入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制度支持。第二个方面，要为初创型的社区基金会建立现代化的运营机制和模式提供专业的支持。不能任由自生自灭，各方有责任为这些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现代化的运营，提供专业的支持，要建立相应的支持机制。第三个方面，社区基金会作为一个基金会，首要的核心是先做好捐赠人的服务，慢慢的再来谈发挥社区领导力。如何更广泛的募集资源，做好捐赠人的服务，建立一定的支持到组织发展的资源基础才是当下所有社区基金会的负责人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因为社区基金会的领导力发挥是基于它有一定的资源，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基金会的本质属性，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忽略。因此，捐赠人的服务、捐赠模式的创新、社区慈善资产的累积，是当下所有社区基金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如果这一点不能突破，我们再谈别的很多概念都将是无源之水。王筱昀：胡老师，其实美国业界关于社区基金会从幕后到前台也有很多的反思，本来社区基金会在幕后，不会去前线与社会组织竞争资源和志愿者，它从逻辑上和设定上是更加通畅的。但是由于美国商业性投资基金的发展，使得社区基金会在筹款方面遇到了瓶颈，逼着社区基金会做领导力，做领导力本身其实就是逼着他们往台前走。所以您觉得，做捐赠者服务如果不以一些好的项目带动的话，就纯做捐赠者服务的话，这条路走得通吗？或者说社区基金会不在台前亲自操作项目，仅做捐赠人筹款道路，这条走得通吗？
我觉得我们要看社区基金会要拿着谁的项目去筹资。社区基金会当然可以自我、自主的去研发一些项目，但我觉得这不是社区基金会主要的一种方式。社区基金会本质上是做资源的匹配和连接，相当于社区基金会手里边应该有一个项目库，并且这个项目库是动态更新的，这些项目的来源可以是捐赠人的需求，当你拿着像一套菜单的项目库去找捐赠人，我开玩笑的说这叫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社区基金会的筹款过程是一个动态匹配的过程，社区基金会不必非要到前台，他需要保证手里的项目都是社区里组织们想做的事情，并且它保持动态更新，这是我对社区基金会的筹款本质的理解。
因为最近几年，好多地方的慈善会在跟行政脱钩，然后也在本地花费了很大心血在筹款，也有些是在做资助的。三位老师都研究基金会，我想了解在你们的研究或者实践中，是否会把慈善会系统看作是一种社区基金会？
原先深圳慈善会改革的时候，他们就有这种提法。就我观察，因为目前国内的很多社区基金会基本越来越偏向运作，在幕后的支持性工作反而越来越少。而慈善会它本身运营很多的专项基金，然后有大量与商界、政界的资源，所以从模式来讲，我觉得慈善会反而就是更像一个社区基金会，但他们认不认依然是一个问题。
我认为当前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还处在各自探索的阶段，但从几个视角看待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站在当前国内在大力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视角。比如说在社区治理创新过程中，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组织，有了社工站，也有慈善会，那为什么还需要社区基金会？我觉得这个事情要站在一个社区治理的创新的角度，从政策层面上，从政府角度来讲，就需要社区基金会发挥独特功能。那社区基金会能够在社区治理创新中发挥的独特功能是什么？这一点若思考的比较清楚，是便于我们来理解刚刚这个问题。第二个方面，社区基金会既没有选择民非，也没有选择社团，而是选择了基金会这样一种形式，就意味着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的三种类型之一，肯定是承担着民非或社团所不能够承担的功能。那作为一个基金会，它应该在公益生态体系中或社区发展体系中，处在什么样的定位？这个问题能够想清楚的话，就更加便于我们找到有一个社区基金自身的定位或发展方向。思考可以从以上角度去做思考，但在实践的角度，很多基金会就是做跟慈善会没什么区别的事，在实践过程中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是在社会需求大量存在而这种类型的组织太少而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从站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角度思考社区基金会独特定位的时候，我想可能是有不同的答案。刚刚胡老师讲到社区基金会的三个基本条件：相对稳定和持续的资金，多类型的在地合作网络的体系，还有联动各界的这种跨界的力量，我是非常认同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也非常纠结，现在来讲还是得继续观察，当社区基金会越来越深的介入到各种各样具体的项目中去，对整个社区公益发展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非常感谢何老师和胡老师精彩且有深度的点评，我回去会反思自己的研究，并把我的好奇和关注保留下去，可能过5年、10年，这些问题才会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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