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瘟疫面前，有些“大爱”是苍白无力的

（小贝阅读写作训练营第十期优秀作业）

“在祈祷周期间，本市大教堂信众几乎座无虚席。”

当鼠疫在奥兰肆虐，无数人饱受病毒折磨而死，教会组织民众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体祈祷。祈祷周，教堂内座无虚席，祝圣和祈祷声此起彼伏，涌向街头。在大雨滂沱的一天，德高望重的帕纳卢神父亲自来到祷告现场，为市民们布道，他声音洪亮，充满激情，令民众们感动不已，仿佛看到了希望。

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体活动，构成了《鼠疫》中荒诞绝伦的场景。当灾难的阴霾持续地笼罩着人世间，手足无措的人们会寄身于虚无缥缈的集体信仰，以求获得精神慰藉。但是小说的荒诞却在现实中不足为奇。这几年新冠疫情如同洪水猛兽，《鼠疫》更成了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的生活本质。

《鼠疫》书封

以这场集体祈祷为例，相似的场景在现实中经常出现。这些花里胡哨的仪式，让人在高涨的激情中暂时忘却现实的惨痛。正如勒庞曾在《乌合之众》中写道：“群体喜欢幻觉而不喜欢真理。”这些集体表演只是一时的精神麻痹，却不能化解生活之沉重。疫情导致的生命伤亡、家庭破散、个体经济受挫等惨状被忽视了，一些违背科学的管理措施也被遮蔽了。

《乌合之众》书封

2

“我们的同胞尽管经历了这些凄惨的日子，听到了垂死者的哀号，他们仍然向上天表达唯一的话：基督教徒的笃爱。余下的事，上帝自有安排。”

书中描写的这场因“鼠疫”而兴起的大型群体活动，并非疫情期间的特殊现象，而是人类行为本能寓言。

从膜拜神灵，到寻根祭祖，乃至后现代娱乐工业衍生而来的粉丝应援，人类一直通过集体仪式强化个体向心力，传承文化记忆，集体仪式固然有振奋人心的力量，但过度沉醉于集体仪式的人，往往被剥夺了理性思考力，丧失解决实际问题的决心，陷入精神层面的狂欢。所以群体仪式衍生而来精神致幻也并非疫情期间的特殊现象，它已经如同鼠疫病毒一样，跨越了瘟疫纪年，长久地潜藏在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

大多数集体仪式都是以宏观的“爱”为纽带来维系集体的稳定性。如在宗教活动为中，“爱”成了宗教终极关怀的内核。《鼠疫》中的帕纳卢神父希望人类永远保持爱的信念，当他有了爱的崇高名义，便可以为饱受疫情折磨的世人定罪。他声称鼠疫是上帝降以“惩罚”，“让那些狂妄者和盲目者都匍匐在他的脚下”。

以爱之名施加的罪名信徒们在遭受灭顶之灾时依旧坚定对上帝的信仰，却蒙蔽了造成灾难发生的真实原因。“他们因为一种莫名的罪过，被判处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监禁”，被布道感化的人们，将惨绝人寰的灾难当做爱的庇护，并甘愿蜷缩其中，而失去了反抗的力量。

3

“固然，我们的爱始终还在，但是派不上用场，成为负担，死沉死沉地附在我们身上，如同罪恶和刑罚那样的不毛之地，完全化为一种毫无前景的耐性，一种执拗的等待。”

在猖獗的鼠疫面前，宏大之爱不是万能解药。帕纳卢曾认为鼠疫是仁慈的上帝用来洗涤人世间的罪恶。但稚嫩的孩童也感染了鼠疫，他眼睁睁地看着弱小的生命在极力挣扎中哀号着，直至渐渐枯竭。如果说鼠疫是惩治有罪之人，那么纯洁的孩童不该遭受无妄之灾。孩童之死燃起了神父的怜悯之心，也促使他对追求宏大之爱的宗教信念产生了动摇，陷入了不可知论。

孩童死后不久，帕纳卢也大病一场。但他拒绝任何形式的治疗，直至被病魔吸噬了生命。由于没有医学诊断，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疑似鼠疫”。帕纳卢的确不是死于具体的鼠疫疾病， 而是死于信仰的破灭。他也以死殉志，宣告着宏大之爱的落败。

4

“可是，世界的秩序既然由死亡来戒指，那么人不相信上帝，不抬头仰望上帝沉默的天空，而是竭尽所力同死亡作斗争，这样对上帝也许更好些。”

与神父不同，不甘被本质主义同化的人，往往拒绝信奉爱的箴言。他们在目睹诸多悲剧和承受着世间种种不幸之后，便不再这个世界保持激情。爱的对立面并不一定是恨，也可能是“不爱”。“不爱”让人类的情感降至零度，拒绝刻奇和陷入乌合之众式的狂热，更能以冷眼看透被“爱”之名义所掩盖的苦难与哀愁。

“不，我对爱另有看法，”里厄大夫说，“我誓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遭受折磨的世界”。拒绝“爱”的里厄，一直都在努力地救死扶伤。他虽然不“爱”这个世界，却怜悯着世人，用积极的抗争普度了众生。

在鼠疫还未吞没这座城市之前，里厄便深刻地觉察到生活的虚无。这使得他能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既不认同帕纳卢的“集体惩罚”，也反对“无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的新派伦理，而是用超然爱意的生存执著抵抗生活的虚无。

鼠疫初发时，他打电话给灭鼠办公室，请求医师协会主席里夏尔尽快隔离病人，建议政府开展科学防控措施，避免发生大规模感染。鼠疫蔓延全城时，他争分夺秒地救死扶伤，为病人注入血清，切开腹股沟肿块，并亲自监管。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他每天兢兢业业地工作二十个小时。因为“同鼠疫搏斗，绝不能跪下求饶”。

5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是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

在这本书里，帕纳卢神父耽于幻想，官僚分子冷酷绝情，投机者害人利己。相比之下，里厄只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外科大夫，却能积极应对的生活苦难。鼠疫席卷奥兰时，里厄带领奥大兰城的人们与鼠疫展开殊死斗争，并获得胜利。鼠疫结束后，里厄也没有被捧成圣贤，而是继续归隐于芸芸众生之中。里厄的身上没有神性，因此不会被铭刻在奥兰历史纪念碑上。但他活在当下，因而能物伤其类；他浑身散发着朴素的善良，因而能对别人的不幸遭遇产生共情。

在里厄看来，“同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是诚挚”。这种平凡的信念，超越了华而不实的颂德歌功。它也印证了一个事实——抗争命运，向死而生，是平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诚挚”相比，“宏大之爱”就像电影《天使之城》片尾处那冗长的钟声，在极度的单调中被消解得木讷呆滞且消极沉闷。它不能落到实处地拯救苍生，只能在苦难降临时作无力的呻吟。

加缪深入钻研各类资料，才得以书写这一场瘟疫浩劫。但他并没有将这段艰辛的抗灾历程谱写成一首壮丽史诗。相反，他着眼于个体的悲欢离合，多次聚焦于患者与鼠疫殊死斗争的惨烈景象，生动地展示着病魔侵蚀时，生命体不甘屈服的嘶吼和竭力的挣扎。这些患者原本只是苟活于平庸俗世的凡夫俗子，但生存的意志却让他们的身体不甘于消极怠惰，践行着永不妥协的存在主义精神。这种强大的生命本能让他们和里厄一样，成了命运战场上的豪杰。所以，在这本象征主义小说里，里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代表着一种普遍存在于人世间的生命能量。当这种生命能量不被宏大之爱所束缚，不被世俗规范所规训，个体便不会沉沦。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