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疫情的历史教训

这次疫情让我们感受到了传染病的威力，其实科学家一直在发出流行病爆发的警示，2008年，《自然》杂志说，自1940年以来，新发传染病事件的发生率一直在上升。2002年到2007年间，全球范围内发生了1100次流行病大事件。2002至2003年，SARS大流行，仅在亚洲国家就造成了600亿美元的总支出和商业损失。幸运的是，因为机缘巧合，SARS疫情比较快地消退了。

耶鲁大学医学史教授弗兰克·斯诺登在《流行病与社会》一书中说，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大流行，“除了专门应对埃博拉的门诊，其他所有医疗服务都被迫暂停，交通事故与生产事故中受伤的人无法得到医治，孕妇得不到适当的护理。卫生官员一致认为，疫情造成的这些损失不可估量，仅仅由于缺乏医疗干预造成的孕产妇死亡，就比埃博拉直接造成的死亡高出几倍。

《流行病与社会》书封

抗击埃博拉疫情的费用大约是正常建设和维持卫生基础设施费用的3倍，而这些基础设施或许本来可以完全防止疫情爆发。“目前采用的控制疫情扩大的应急措施不仅昂贵、低效，而且并不人道……当健康成为一种商品而非人权，就意味着数百万人生活和健康的决策权掌握在政客手中。”

这次疫情中，专家建议要搞好卫生体系建设，但历史表明，“面对流行病的爆发，人类社会总是周而复始地疮好忘痛。人类世界对于传染病的态度总是在狂热和漠视之间毫无过渡地轮换。”

弗兰克·斯诺登介绍了历史上各种传染病的发生以及人们的应对措施。长期以来，对人类社会来说，疾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问题。“一种流行病如果导致孤儿和寡妇的数量成倍增加，那么它的影响力就会倍增，看起来似乎特别具有威胁性。霍乱之所以显得格外恐怖，是因为它的目标似乎集中在那些支撑着家庭和社区经济的壮年人群。”

传染病的症状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疾病的体验和评价。天花会使患者伤残、毁容、失明，相比之下，结核病虽然令人痛苦，但社会通常认为它能使患者更聪明、更浪漫、更有性吸引力。结果结核病虽然是19世纪欧洲的主要杀手，但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恐惧，而霍乱虽然对人口的影响比较有限，却成为这个世纪最令人恐惧的疾病。

有人说，林黛玉得的不是肺结核，更有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在历史上，人们认为结核病让女性更美丽、更像天才、更性感。对女性而言，肺痨强化了一种全新的贫血型女性的理想形象：身材苗条、体型修长、弱柳扶风、面色苍白透亮。

结核病在人体内的发展反复无常，有时是爆发性的，几个月内致死，有时表现为慢性疾病，病程进展缓慢，长达几十年，病情时而缓解，时而复发。约翰·济慈在1820年2月感染，一年后去世，享年26岁。他成了肺痨跟艺术、天才的关系的象征。肺痨成为高雅文化的象征，感性和天才的标志。苏格兰作家史蒂文森则与肺结核抗争了几十年，44岁时去世。中等程度的晚期肺痨患者痰多、咳血，但通常会对自身健康状况表现出不切实际的乐观，对生活充满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且性欲增强。这在诊断中被归纳为一种结核性人格，即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到了晚期病人变得瘦骨嶙峋，眼窝凹陷、脖子细长、面容苍白、呼吸困难。

在18到19世纪，结核病感染了大量的上层精英，如席勒、契诃夫、勃朗特姐妹、爱伦·坡、巴尔扎克、肖邦、雪莱、帕格尼尼。结核病令人痛苦、破坏性强，它拜访的都是那些身居高位、天赋高超、优雅精致的男女。结核病激发了男性的创造力，济慈在罗马度过的最后一年中，持续发烧，高烧侵蚀了他的身体，却使他的思想和灵魂达到了新的高度。美国医生亚瑟·雅各布森在《结核病和创造性思维》（1909）中表示，结核病作家群体表现出了一种无穷无尽的内在精神力量和乐观主义，他们的人生虽然物理上变短了，心灵的旅程却愈加广阔，这是一种天赐的补偿。

肺痨对艺术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唤起了文人对于人生苦短、韶光易逝的伤感，许多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表达了接近于肺痨影响下的世界观的感受：青春易逝，无处不在的悲伤，对崇高和超越的追寻，对天才与英雄的崇拜，对内在自我和灵魂状态的着迷，希望跳脱到物质、庸俗、腐化的生活之外。秋天是浪漫主义文学中反复出现、发人深省的比喻。秋天不再是丰收和馈赠的季节，成了落叶飘零、花朵枯萎的季节。

加缪、卡夫卡、奥威尔也都是肺结核患者。到现在结核病也没有消失。根据世卫组织的保守估计，2014年结核病确诊人数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差无几。2016年的结核病患者有1040万人，其中死亡的有170万人，结核病依然是全球第九大主要死亡原因，也是致死人数最多的传染病，超过了艾滋病。

在世界范围内，传染病依旧是人类最大的生命威胁，严重阻碍着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现代全球社会的许多特点可能会使我们在面对这些疾病的威胁时更加脆弱不堪。现代性的主要特征，诸如人口增长、气候变化、迅捷的交通方式、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不完善的城市基础、战争、持续的贫困、以及不平等的加剧，都是风险的根源。”为此人类社会需要做好准备、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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