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郅强 彭睿:中国情境下的危机学习|对话佳作027期
编者按
在我国邻避冲突呈高发态势下,危机学习成为地方政府冲出“一闹就停”怪圈的路径选择,但中国国情下地方政府危机学习机制尚不清晰。王郅强和彭睿的文章基于危机学习视角,运用纵向案例法,探讨了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动因、条件与过程的“本土经验”。那么,他们如何关注到危机学习这一主题?国内外危机学习的研究重点与成果有何差异?谁来“学”:政府还是全社会?一个好的案例研究应该遵循哪些原则?本期对话佳作,我们有幸邀请到王郅强教授和彭睿博士围绕危机学习这一议题做进一步讨论。
嘉宾介绍
王郅强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行政科学中国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应急管理50人论坛专家、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等。
彭 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应急管理、社会治理。
专访内容
王郅强教授、彭睿博士,你们好!感谢你们接受平台“对话佳作”栏目的专访,以下是我们的一些访谈问题。
Q1
请问你们是如何关注到危机学习这一主题的?
王郅强教授、彭睿博士:
国内公共部门危机学习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近年来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关注的人并不多。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危机学习”本身是一个国外的学术概念。1978年,阿吉里斯和舍恩出版《组织学习:行动理论的视角》一书,正式开启组织学习的系统化研究,而危机学习从组织学习的含义中发展而来,对危机非常态情境下的学习研究基本上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与国外学术共同体的对话日益深入,国外很多应急管理领域的理论和概念也得以借鉴,“危机学习”就是其一。尽管目前危机学习研究在国外成为危机管理学界讨论的焦点议题,但是总体上发展时间是比较短暂的,仍然是一个相对新兴的研究领域。二是国内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2003年非典事件促进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变革,我国公共实践者在应急管理领域的现实挑战,均推动着应急管理、危机管理、风险治理等研究逐渐成为公共管理学科关注的重要领域。但是,由于应急管理早期更关注于宏观层面的体系或全过程,以及应急响应与应急协调等事中响应环节,随着应急管理研究趋于深入,事前风险治理、事后危机学习、官员问责、灾后重建等领域也逐渐成为焦点。
对危机学习的关注,首先始于对现实的观察。我们的研究领域是应急管理,我们调研中发现曾经在H市Z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垃圾焚烧厂项目,第二次选址后却进展顺利,前后产生“群体性事件爆发”与“项目顺利落地”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好奇,为什么同一政府就同一项目的治理效果差异如此巨大?通过前期大量的资料搜集与初步的田野观察,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政府危机学习的案例。在文献梳理的过程中,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博士后张美莲老师、南京大学陶鹏老师和山东大学马奔老师等对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的危机学习研究成果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发,最后我们决定以“危机学习”为理论视角来解释这一案例现象。
Q2
您认为中外政府危机学习研究在研究重点和研究结果方面有哪些差异?
王郅强教授、彭睿博士:
在我们的文章中,我们将国外危机学习的研究重点划分为“危机学习的概念内涵”“危机学习的影响因素”“危机学习的过程”三个方面。就国内而言,自2010年以来,国内公共管理学界也出现了政府危机学习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危机学习的困境与模式构建;也有少数学者从社会学习视角,探讨邻避冲突中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学习机制。比较国内外政府危机学习的研究成果,一方面现有研究成果数量并不丰富,且多以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为主,国内成果屈指可数;另一方面,危机学习作为实践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国外情境下危机学习的研究,与国外应急管理体系、实务部门运转实际、组织环境与文化等密切相关。要理解中国情境下政府部门的危机学习特征,不仅需要与国外前沿理论对话,更重要的是植根于中国应急管理的真实现象凝结真问题。这也是我们借鉴西方危机学习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情境下政府邻避冲突治理实践的初衷。
Q3
您认为当前我国政府危机学习的主要方式有哪些?这些方式是否存在拓展空间或改进空间?
王郅强教授、彭睿博士:
我们认为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它依赖于组织内部的功能结构、组织成员的个体行为,来实现组织的目标使命。通过逐层分解与主体细化,我们引入了地方政府“双环危机学习”的概念,将其界定为政府内从宏观到微观相互影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作用、政府内与政府外双向互动的过程。通过对邻避项目危机学习的观察,我们将政府危机学习的全过程划分为驱动因素、前提条件和过程机制三方面。首先,危机事件的发生,为政府部门开启危机学习提供了契机。而危机学习的触发,首先受到上级政府的任务导向、政府外部多元利益主体的需求导向、危机学习结果的问题导向等驱动因素的影响,同时来自上级政府的资源流动、政府内部地方干部与同级政府的组织记忆流动等也提供了前提条件;当单环危机学习难以应对复杂性、非常规性的问题,地方政府则需要更深层次的双环危机学习来开启变革。双环危机学习与单环危机学习的根本性差异,就在于治理理念的是否进行调整,由此带来行为策略的转变。我们认为,治理理念的转变是双环危机学习的关键,协同治理、利益治理、民主治理、源头治理和透明治理等治理理念的重视和践行,对地方政府制定更有效行动策略尤为重要。当然,单次事件中的危机学习容易形成,但是危机学习作为一项长期工程,如何从“一事一学习”转变为真正保持政府部门持续的学习能力,仍是未来需要关注的议题。
Q4
在实践中,单凭政府作为危机学习的唯一主体或许并不能达到危机防控或处理的最佳效能。您认为怎样才能形成全社会危机学习机制?
王郅强教授、彭睿博士:
对,从此次新冠疫情波及范围之广可以看出,危机与政府和全社会均息息相关,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不仅需要政府部门“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还有待于政府乃至全社会持续不懈地从危机中提高学习能力。对政府部门而言,我们认为需要重点提升党政干部的学习能力,革除不合理绩效制度、问责机制和压力维稳等制度惯性,并总结危机学习过程中的知识与经验,存储固定化的组织记忆。就形成全社会危机学习机制而言,我们认为首先需要对危机事件进行科学评估,准确找出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并通过政府官方渠道以及新闻媒体等平台,将与危机相关的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从调查报告中总结经验,促进政府与公众的危机信息沟通。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危机学习知识的数据库,将这些宝贵的危机经验存储起来形成系统性知识,结合微信、微博、网课等多元渠道促进知识的扩散,提升全社会危机学习的途径与能力。
Q5
以往的危机学习研究强调整个危机事件后的危机学习,您的研究关注的是事中的组织学习来反馈于当下的危机事件。您认为危机学习应当处于危机过程的哪一环节?
王郅强教授、彭睿博士:
国外目前对危机学习的概念界定不一,时间范围上有“从危机中学习”“危机间学习”“危机引发的学习”等不同理解。准确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危机事件引发的全过程学习。在文章中,我们将“危机学习”理解为“由危机所引发的组织学习”(Crisis-Induced Learning),即作为学习主体的政府部门,受危机情境所引发,通过不断深入地调整、改变与创新等一系列组织学习,从而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的全过程。我们认为,危机往往是开启政府危机学习的关键“钥匙”,但是危机学习并不仅仅局限于事中或事后的学习,危机学习不仅应该贯穿危机事件发生的非常态全过程,还需在日常的常态情境下重视事后反思与事前预防阶段的学习,将常态与非常态过程中碎片化的知识和经验转化为可延续的规范,通过文件和政策、规则与惯例、培训、信息库与信息系统等固定化形式存储组织记忆,建立长效学习机制以有效预防和控制危机事件的发生。
Q6
案例的选取与梳理是进行案例分析十分重要的环节,您认为案例选择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哪些,能否结合这篇文章具体谈一下?
王郅强教授、彭睿博士:
是的,案例的选取非常重要。这篇文章采用的是对单案例的纵向案例法,即通过研究不同时间点的同一个案例,来观察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演进过程。在2012-2018年间,我们选取的案例对象——H市Z区地方政府,就同一垃圾焚烧厂项目的两次选址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在2012-2016年期间,Z区A镇的选址“一闹就停”,Z区政府对邻避项目特殊性认识不足、风险防范意识与能力不强、对民众多元利益需求的沟通不够,可以说聚集了国内外邻避项目治理困境的典型性;2016年到2017年,在重新确定选址期间,Z区政府开始调整行动,但第二次群体性事件的余波,验证危机学习尚不到位,使案例具有发展性;最后,2017年11月改址B镇,地方政府转变治理理念,并改进与落实了一系列治理行为,最终项目顺利落地开工,治理效果良好,证明案例具有启示性。我们有幸能够进入田野开展调研,这为我们深入理解危机现象与政府逻辑提供了直观的体验与丰富的素材。案例现实让我们可以采用纵向案例法开展研究,这也是一种相对具有效度的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不同时段如同两个“most likeliness cases”的对比寻找差异所在,来解释危机学习如何导致有效治理的结果。总结来看,我们认为案例的选取要有典型性,在案例研究过程中要重视严谨与规范,除了尽可能搜集完整案例相关的所有二手数据和资料以外,最好能真正进入田野获得最直接的体验和观察。特别是我们选择了“危机学习”这一来自国外情境的理论概念,更需要进入中国情境了解真实逻辑,才能更好理解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的危机学习,“讲好中国故事”。
非常感谢王教授和彭博士能够接受我们的专访,祝你们不断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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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访谈:张珺、景申榆、任自健、高光涵
本期编辑:高光涵
审稿校对:张珺、景申榆、任自建、李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