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作者简介 ●

蓝煜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林顺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

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发展相对忽视了情感要素的治理功能，本文基于顺德案例提出“乡情治理”概念并探析其运作逻辑，以呈现传统文化和情感要素对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经验考察表明，乡情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社会纽带和共同文化符号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以下特征治理要素发挥作 用：乡情凝聚下的“新士绅”和议题网络作为主体；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爱乡、奉献、共荣等地方价值内嵌为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规则；发达的民间和社区慈善作为内生治理资源。乡情治理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治理想象力。

●一、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情感维度 ●

本文是基于对广东顺德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深入考察。2011 年以来，顺德先后推动了以向社会分权和 协同共治为特征的社会体制综合改革和以乡村振兴为 目的，以固本强基和自治、法治、德治为基本框架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具有高度地方性的传统要素在顺德呈现出巨大生机与活力。这些传统要素在县域范围内与现代 性相互嵌入、共同作用、相得益彰，当地政府也在改革创新中有意识地运用这些传统要素。对于乡村治理中的 传统要素，已有研究主要强调“新乡贤”或“德治”的价值，然而顺德基层社会治理中 传统的、文化的要素如 此丰富以至于很难用上述单一特征来描述。最终我们意识到其背后的核心乃是“乡情”—— 链接诸多传统文化要素并影响个体和群体行为的本土情感，并将乡情要素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运用和呈现总结为“乡情治理”。

事实上，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公共管理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深重，过于聚焦分权、效率等理性视角， 忽视了传统要素、尤其是情感的治理功能。最近几年开 始有学者在公共管理的不同层面关注到情感要素，如：“党政送温暖”超越个体之间的情感互动，建构出国家 与民众的情感渠道；“心灵治理”基于公共管理中运 用非物质和非强制性手段影响思维过程达到公共目 的；“情感体制”强调将个体与政治相联结，社会实 践的价值趋向渗透着情感体制的成分。上述研究多 基于对理论概念的探讨和分析，或存在学理争论，或对情感维度的运用机制及其实践缺乏实证研究，但其 价值在于“重拾国家基层治理中的情感维度”，极大地 拓展了对中国社会治理未来走向的想象力。

在当前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的宏大背景下，本文基于顺德经验提出“乡情治理”，即旨在呈现传统情感要素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价值。本文主要回答三个问题：什么是“乡情治理”？“乡情治理”的作用机制和运行逻辑是什么？“乡情治理”与其他治理模式有何区别和联系，与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什么关系？以下首先提出“乡情治理”的概念和一个理论框架，然后以顺德案例来呈现“乡情治理”的形式及运行机制，最后将探讨“乡情治理”的适用性及其局限。

●二、“乡情治理”：概念与理论框架 ●

（一）概念及其内涵

本文将“乡情治理”界定为乡情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和治理体系，在基层社会的意见整合、利益协调、矛盾化解、服务供给等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一种治理形态。“乡情”是一种基于地域以及附着在经 济、社会、文化纽带上的特殊情感，体现为认同感、归属 感、荣誉感及在此基础上的回馈意愿和公共精神。“乡 情治理”的核心是存在一个由情感和认同构筑的场域 （可称之为乡情共同体），这个场域通过一些微观机制影响个体动机和群体行为，从而影响社会治理体系和 过程。“乡情治理”的特征要素包括：治理主体上，来自 政、商、学、社的本土精英和社区领袖广泛参与并形成议题网络；治理平台上，传统文化、习俗场合发挥公共领域功能，成为协商议事、解决问题的重要平台；治理 规则上，爱乡、奉献、共荣等非正式规则和价值观嵌入 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过程；治理资源上，民间慈善高度发达，为政社良性互动、协同治理提供资源保障。

“乡情治理”强调情感的治理价值，主要是与法治 和德治进行区分（表 1）。首先，乡情产生非正式规则并 对个体的选择和行为产生影响，其经由群体归属感和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而来，正如社会心理学家豪 格和阿布拉姆斯所言，归属于某个群体就会获得一种 共享的、集体的表征，它关乎的是“你是谁”，“你应该怎 样行事才是恰当的”。但这种规则的载体不同于法律 和道德，它附着在乡情共同体共享的习俗和为人称道 的地方精神中。其次，法律和道德强调对个体行为的约 束，而乡情的作用更积极，且面向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再次，法治以权利为本，德治以责任为基，而乡情治 理则强调认同、回馈与合作共荣。最后，乡情治理有很 强的地域特征，主要适用于基层，尤其是县域治理。

“乡情治理”强调传统的、文化的治理资源，但也不同 于“新乡贤治理”。后者主要强调的是新乡贤这一治理主体，而“乡情治理”强调地域认同和情感场域的营造， 有很强的文化面向，而不只是依靠精英或能人。情感场 域中的精英主体不是一个个分散的乡贤，而是围绕本地 发展和治理的精英议题网络；情感不仅作用于精英主体， 还作用于普通社会成员。“乡情治理”的内涵也丰富得多， 不仅涉及治理主体，还涉及乡情治理规则、特定公共领域 和治理资源的挖掘和运用。此外，新乡贤治理的考察单元主要是村，“乡情治理”则是基于县域治理的考察。

“乡情治理”不排斥现代性，其本质恰恰是传统文 化和乡土情感作用于现代社会治理体系，调和其现代 性的一种治理形态。这种调和将基于乡土情怀和文化 认同的社会关系、慈善资源和内聚力整合到社会分权、 公民参与、依法自治等现代治理框架中。现代因素强调“分”，通过分权和明晰责权达成社会治理的“活力”；传统因素强调“和”，通过整合与协商共治达成社会治理的“合力”。可见，“乡情治理”与自治、共治以及法治、 德治并不冲突，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和催化机制。乡情的嵌入使得共识更容易达成、领导力得以生产、新的公共空间得以生成，在基于权利的、强调分权的现代性中加入“合”与“和”的要素。

（二）乡情治理的运行逻辑：一个理论框架

图 1 的逻辑框架列出了乡情治理的核心要素及其 作用路径，并展示了乡情治理与自治、法治、德治以及 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这一框架借鉴了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中的部分要素，将乡情治理的内部要素区分为主体、平台、规则和资源，乡情共同体及其所形成的情感场域作为环境变量通过影响这些内部要素而促成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而地方发展与治理绩效塑造出共荣的氛围，反过来又强化了本土认同和乡情共同体的凝聚力。具体而言：

乡情共同体体现为一种文化和情感场域，居于核 心位置。乡情共同体与地域内的经济纽带、社会关系 和共同的文化符号有关：经济纽带即经济上的集群、互 补和共同富裕，包括县域、街镇范围内的产业联系或社 区层面集体经济发挥的凝聚作用；社会关系主要是指 家族、同姓、同乡等传统社会纽带，能创生出地域情感；共同的文化符号则包括一地乡民广泛参与的集体习 俗、被区域内外广泛认同的地方精神和文化秉性、地方 产业品牌及荣誉等，其往往是荣耀与自豪感的来源，最 具情感意义和凝聚价值。

乡情场域通过声誉、场合、互惠、信任、共识等一系 列微观机制作用于基层治理体系，并产生了特定的治 理主体、平台、规则与资源。顾 炎武在其《郡县论》中 即指出，人 们对于家乡自然而然的热爱能有力地促进 地方的良政善治。乡情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强大 的动员力和影响力：其一，乡情能够激发人们的公共精 神和信任，尤其在声誉机制的助力下能动员本土精英、 社会贤达、社区领袖（以下统称“新士绅”）的广泛参与 并形成议题网络。在“新士绅”的呼吁、示范、引领下， 乡情的信任、互惠机制也对普通公众的参与行为发挥 作用。其二，作为乡情载体的传统节日、习俗等场合成 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很多平时不太容易达成 的共识或不易协调的矛盾在这种特殊的氛围和场合下往往能迎刃而解。其三，乡情场域下的地方精神以及 互惠、共识等机制为基层治理创造了奉献、妥协、共荣 等积极的非正式规则，这些规则影响个体行为并有利 于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过程。其四，乡情动员起来的 市场资源、慈善资源、村居自组织的共享资源、社会服 务机构的专业资源投入基层治理，服务于民生、秩序与 社区发展，增强了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自治能力。

“乡情”的引入有力地支撑了县域社会的共建、共 治、共享和基层社区的自治、法治和德治。“乡情”之于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增加了情感维度，拥有情感的“共同体”不再只是利益的机械组合，而是有温度的有机体，为“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与文化内涵。同时，这是一个持续反馈过程，良好的发展治理绩效和荣誉又强化了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善治的累积。

●三、案例呈现：“乡情治理”在顺德 ●

（一）乡情共同体：顺德人的文化符号与本土认同

顺德人有强烈的本土认同和地方情感，这种认同 来源于顺德历史上的经济和改革成就、本地紧密的经 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的有意识建构，并体现在一系列地方文化符号当中。

在县域层次，“顺德人”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身份认 同，人们习惯用如下文化符号来凸显顺德人的秉性和 特征：顺德人好赛龙舟，在国内国际龙舟大赛中也常 摘冠夺桂，龙舟文化体现顺德人“奋勇争先”、“团结合 作”，从骨子里就有吸收新观念、敢于改革创新的基因；顺德是“世界美食之都”，“千年水乡，食不厌精”、“食 在广州，厨出凤城”这些话语蕴含了一方水土的特质， 更是被顺德人赋予了“精益求精”的精神内涵；“顺德祠堂南海庙”，家族和祠堂文化是顺德另一个重要标签， 代表顺德人在内讲究和谐共处、邻里敦睦，在外讲究故土亲情、回馈乡梓。在这些传统文化符号之外，顺德还 有过去几十年来在经济和产业发展、体制改革领域取得 的巨大成就和荣誉，如世界五百强企业聚集、中国“经济 百强县”之首、体制创新改革先锋等等，这些成就塑造了 “低调务实的顺德人”、“可怕的顺德人”的集体声誉。

镇街和社区也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并构成多层次 的家乡认同。几乎每个街镇都有引以为傲的特色产业 或美食品牌，产业如大良的机械、容桂的电器、龙江的 家具、陈村的花卉，美食如陈村粉、伦教糕、均安蒸猪；村居特色文化或习俗则如马东村的咏春拳、龙眼村的点 睛、仕版的城隍庙、沙边的祠堂等。顺德人对这些文化 符号耳熟能详、津津乐道，街镇、村居之间也如龙舟竞赛 般在打造家乡名片和文化特色上勇争上游。陈春花等对顺德产业发展历史有过描述，“如不少家电配套企业 的创办者，往往都是工友、师徒、亲戚、朋友……一个人 办了一个工厂，就拉另外一个人为他做配套产品”，顺德人之间的竞争并没有走向同质化的你死我活，而是差异化发展或上下游形成产业集群，这种竞争与合作的氛围 极大地体现了顺德人的大局观和共同体意识。

顺德乡情共同体的塑造还得益于经济发展和城市 化进程中仍然得以保留的社会关系。上世纪 80 年代 经济起步时期的“顺德模式”以“离土不离乡”、乡镇 企业、本土资本主导为主要特征，很多企业家就是洗脚 上田的农民，很多企业和行业就是靠家族、乡邻彼此信 任、相互支撑而发展起来。时至今日，顺德很多企业已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互嵌程度 仍然非常之高，美的集团、碧桂园这样的世界五百强企 业仍然把总部留在自己的家乡；在基层，10 个街镇 205 个村居社区目前仍保留了 455 个集体经济组织，这些集体经济组织对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和凝聚乡邻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以镇街为中心的多中心城市化进程 使顺德整体上呈现城乡交融的状态，超过半数社区仍为乡村，纯城市社区只占 14%，其余 33% 为村改居。即便在村改居社区，祠堂、庙、神龛等传统文化要素随处可 见，传统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习俗得到相当程度的保留。

政府和地方政策在地方文化保育和凝聚力塑造方 面做了大量努力。一方面，通过创造品牌在县域塑造 文化符号和认同，无论是产业、美食还是文化方面的品 牌，背后都有政府的大力推动；另一方面，政府注重社 区层面的文化保育与活化，尤其自 2014 年以来政府大 力推动“社区营造”，致力于保育传统文化和营造社区 感。由此，在历史自然因素和顺德地方政府有意识的 构筑下，顺德在县域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内部层层相嵌、 整体统一紧密的乡情共同体。

（二）乡情下的治理：主体 - 资源 - 平台 - 规则

1.政商社学：乡情凝聚的“新士绅”与议题网络 

乡情的首要效应是凝聚一批地方精英“新士绅”，他们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了传统领导力。顺德县域范 围内的“新士绅”群体，其成员包括党政干部、企业家、 知识分子和社会组织负责人，他们因为关心和参与家乡公共事务而成为意见领袖，并形成一个相互熟悉的 议题网络。例如从当地市委党校退休的一位老校长， 常年开展社区调研和公益宣讲，推动社区大学等基层 创新落地，为政府建言献策，在关心顺德社会发展的议 题网络中很有威望。年轻一代也有一大批关心地方事 务的领袖，例如顺德青年企业家协会凝聚了不少热爱 家乡、共谋发展的青年精英。在镇街和社区，被乡情激 励的社区领袖更常见，不少人不在乎做多大的事业，而 是将学识和才华用于故土一隅，只求获得乡邻的信任。顺德基层村居社区的年轻干部比例明显偏高，一方面 他们的生活收入来源多元，另一方面造福家乡也在其 公共服务动机中占据相当分量。

顺德地方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广泛吸纳 这些“新士绅”。如于 2010 年成立全国首个县域公共 决策咨询委员会，并随后推广到区属部门和各镇街，目 前区镇两级共有决策咨询机构 30 个。在村居社区层面， 从 2013 年起探索成立议事监事会，由社区党组织联动 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社区精英参与；2018 年 以来，顺德推进“村企结对”，通过成立“乡村振兴促进 会”吸纳爱乡企业家和乡贤对村居产业发展、环境治理 和社会民生事业提供建议乃至进行决策。这些决策咨 询机制在乡情和公共精神的浸润下方能真正地发挥作 用，正如一位镇街干部所言“决咨委生存的价值在两个 方面，一是政府对它（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信任，二 是它自己有这种情怀，要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出来”。

2. 回馈乡邻：发达的民间慈善和第三部门

乡情共同体也通过发达的民间慈善为基层社会提 供额外的治理资源。顺德慈善传统深厚，再加上民营 企业家和华侨群体的带动，截至 2017 年底共有注册慈 善组织 228 个，包括区级慈善行业组织、慈善会，19 家 基金会，10 个镇街慈善会和 198 个村居社区福利会。2017 年慈善会系统接收捐赠额 3.8 亿元，社区福利会 系统总资产 3.1 亿，基金会体系 2016 年接受捐赠超过 6.6 亿。顺德拥有 50 多万港澳和海外乡亲，截至 2017 年顺德接受侨捐超过 20 亿。②最值得关注的是顺德的 社区慈善，几乎每个村居社区都有福利会，社区成员汇 集涓涓细流支持社区慰老、扶贫、济困等活动，体现了 很强的社区感；还有大量未进入三级慈善体系的捐赠 投入到宗祠、广场等修葺中，维系着传统的社会关系。

自 2011 年顺德推进社会体制综合改革以来，政府 通过一系列制度和组织安排来整合慈善资源，引导传 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型，以支撑更为专业的基层社会 服务和治理体系。例如，通过设立社会创新中心、社工 服务联合会、慈善联合会等平台型组织大力培育本土 社会组织和培养本土社工人才；通过开展公益创投来 带动慈善资源进入社区服务体系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再如，2017 年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发布了 60 亿 元慈善捐赠计划，其中 5 亿元用来设立了国内最大的 慈善信托，并设立了一个全区层面的社区基金会，成为顺德慈善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

3. 节日舞台：传 统习俗构建的公共领域

顺德村居传承了丰富多样的民俗节日与风气。据 调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约有 38.7% 的顺德村居 拥有如民风民俗、传统节日、民间技艺等文化习俗。一 些重大民俗节日，在顺德县域内有强大的影响力，如容 桂和龙江的“观音开库”、均安“关帝出游”、勒流“龙眼 点睛”活动等大型民俗活动。也有在各村居内各具特 色的习俗节日，诸如小涌娘娘诞、马东永春节、连村生 菜会，东村烧大炮等数不胜数、闻所未闻的达 130 多 个种类的民俗节日。荣里社区的社公（土地公）祭祀， 有许多大大小小神龛彩塑镶嵌在民居、道路、广场等 地方，在不少社公现场，节日非常隆重，平日里也香火 不断。

这些民俗节日在两个层面上扮演了公共领域和治理平台的角色。一是提供了本社区居民返乡聚会的场合，在这个场合下很多事情可以商量。一位村支书提到村里小庙“天后宫”的作用，“开会就等过节活动 的时候，大家都回来，该捐款的捐款、该谈的事儿就谈 了”。二是这些民俗、节日活动背后通常都有非官方的、非正式的组织，这些组织的牵头人（如社公祭祀中 的“社头”）可能扮演社区事务意见领袖的角色，基层 社区治理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4. 情感与规则：乡情浇注下的互惠合作与公共精神

顺德人有一套非正式的规则或行事方式，除了体 现为“低调务实”、“奋勇争先”等地方精神外，还体现 为社会交往中的互惠合作和集体行动中的公共精神。一位区领导用例子来描述顺德人经济领域的信任与合 作：现在银行给企业贷款都强调要看企业的财报，但早 年顺德人更看重这个人（企业家）的信誉而不是财报， 人值得信任就可以很快给批了；企业财报可以造假，但本地人的信誉造不了假，顺德人的很多活动就是靠信任在协调，节省了很多成本。可见乡情及其蕴含的信任代表了一种行为规则，对于具体社会治理议题中的互动结果和协调成本具有潜在的影响。

乡情下的公共精神则有另外一个生动场景：在 2009 年 9 月顺德机构改革动员大会上，改革小组宣布 将 41 个党政部门合并为 16 个大部门，领导职数大幅 减少，很多局长在会场才知道自己被“改革”成副局长， 然而会场氛围并没有“哀鸿遍野”的低迷，而是忐忑而 又跃跃欲试的热烈，大家的感觉像在表达“我们顺德终于又来了一个大动作”。“奋勇争先”的气概和公共精神就这样形塑着顺德人的行为方式。

（三）微观作用机制：乡情何以能

1.共识机制。社会认同被定义为：“个体知晓他 / 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且他 / 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 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文化符号及荣誉又对 共同体的认同和凝聚力产生进一步的增强效应。社会心 理学有个概念叫“积极特异性”（positive distinctiveness）， 也即在群体认同的建构过程中，群体成员出于个体自尊 有通过社会比较将群体特异性、尤其积极评价的特异 性进行最大化的趋势，从而产生群体认同的自动增强效 应。顺德人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等地方精神正是经过 这种效应得到不断强化，从而使得顺德在县域推动的社 会体制改革、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更容易达成共识；顺德基 层的社区营造、文化保育、社区福利等集体行动的共识也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乡土情感和认同的激励。

2. 声誉机制。克雷普斯等人最早对声誉机制进行研究，其在博弈论模型中表明某一方的声誉可以对博弈双方的策略和行为产生影响。后来奥斯特罗姆在其自组织理论中强调了声誉对参与者的自律和监督功能，即在社会资本密集的熟人社会里人们更容易信守 承诺。在顺德的社会治理中，乡情的声誉机制还包 括另外两个更为积极的方面：一是在个体层面激励“新 士绅”们的参与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用情感和付出换 得家乡人的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二是群体层面上， 家乡的声誉也激励着共同体内部的合作与集体行动， 正如前文所述的街镇、社区之间的竞争那样。

3. 场合机制。在哈贝马斯的笔下，不同的公共领域在报刊、杂志、沙龙、咖啡馆等场合空间的媒介中逐步生成，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 领域，从而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功能。当 我们借用“文学公共领域”的概念来看待乡情治理的 场域时，就会发现乡情治理的场合机制体现为“节日公 共领域”。顺德发达的“节日公共领域”在一定程度上 外化为情感场域的媒介，一方面为社区的协商议事、利 益调节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作为情感表达场合，也为 村民的慈心善举和回馈社区提供了表达契机。

4. 互惠机制。休谟指出，两位农夫相互援助，就会 获得更好的收成，这实际上是对互惠原则的表达。相较于西方更多强调理性和利益，中国人在社会人际交换中非常注重情感的因素，力求达到“合情合理”且看重人情的未来回报，在世代长居的家乡更是如此。顺德人的团结协作、本地企业家的慈善行为正得益于嵌入在乡情中的互惠效应。“顺德产业集群中，本地配 套企业往往以亲情或人情等社会关系为纽带，稳定、高效，极富竞争力”；“村企结对”中的企业反哺村庄不仅仅是资金的投入，更是将村居的文化、历史、环境、 资源优势与企业的资本、人才、信息、管理优势有机结合，实现村居、企业、群众三方的互惠共赢。

5.信任机制。信任根植在某种共同的社会网络 与互惠期待的背景之中，如果社会组织结构变得松散， 那么声誉效果会减弱，同时信任、诚信与互惠等规范力量也减弱，意味着信任与公共交往和社会资本具有紧密关系。同时信任的来源有多重基础，如分别以相互为利、第三方担保、人情交换、价值认同、口碑等为基 础的信任，而格兰诺维特还尤其关注以情感为基础的 信任，认为亲密和情感是强连带的标志，是信任的主要关系来源。可见乡情共同体为信任提供了包括情感、 认同等在内的多重基础，从而进一步影响着顺德人在 集体行动、利益协调、社会服务中的行为规则。

●四、结论与展望 ●

基于顺德的实践观察，发现在基层治理中存在一 种链接了诸多传统文化要素并影响个体和群体行为的 情感场域，本文将这种场域及其在县域社会治理中的 作用逻辑提炼为“乡情治理”。“乡情”是基于经济纽带、 社会关系和共同文化符号的一种地域情感和认同，其 通过声誉机制、场合机制、互惠机制、信任机制、共识机 制等对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参与主体、治理平台、治 理规则以及治理资源产生影响，从而达成在集体行动、 利益协调和服务供给等领域的治理创新。“乡情治理” 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 和文化内涵，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想象力。

在韦伯看来，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 过程，制度主义学派则关注到非正式制度因素。而实 际上，“乡情治理”所表现出的一整套行动伦理，包括道 德、文化、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但情感并不是非正式制 度所能涵盖的，不能刻画出情感实践的全貌也就忽视 了情感维度在现代治理中的重要性。本文突出情感维 度的治理形态，关注非理性因素的治理功能，尝试增进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所需的行政哲学与伦理知识积累， 以更科学地讲好“中国故事”。

“乡情治理”经验是否具备普遍性和可复制性？顺德案例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特定的演化路径，尤其传 统祠堂文化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和村镇企业发展为关键 过程的经济发展路径很难被复制。但“乡情治理”中 的一些具体要素和方法是可以直接借鉴和复制的，如 以文化符号和地方精神凝聚人心、动员“新士绅”和民 间慈善回馈乡邻、运用节日舞台协调公共事务等，这些 要素在其他一些乡村治理的案例中也有或多或少的呈 现。更重要的是，“乡情治理”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 乡村振兴带来了一种新的未来图景和治理想象力—— 城市与乡村并不必然区隔，可以由乡土归属感与城市 文明共同定义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日常治理场景。对于尚保留一定社会关系和传统文化纽带的乡村来说，未来的乡村振兴和城镇化进程可以通过吸引返乡青年和 乡贤创业、发展“乡愁经济”等方式将产业发展和重建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经济基础与文化纽带的这种有意识嫁接就有可能培育出“乡情治理”的土壤，传统治理 资源的重新挖掘并非毫无条件。当然，“乡情治理”仍具有潜在的局限性。首先，在理论上，本文尽管提炼了乡情治理的概念和逻辑，但仍属探索性研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案例。其次，在操作上，正是因为文化与情感的软性，由文化与情感构成的政策工具箱存在难把握性，其治理效果也缺乏一 整套客观的评估指标。最后，乡情治理绝非追求“帮派 文化”、“圈子文化”、“关系”等身份地缘的特殊利益，但也存在负向累积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乡情治理要防止落入上述窠臼，仍需要结合现代法治精神和协商民 主进行细致地思考和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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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2期

本期编辑：陈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