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研究是当下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兼论“中国”作为方法论

作者简介

何艳玲：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城市与地方治理、行政改革与社会发展、公共行政理论。

摘要

“好研究”是当下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持续拿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好研究，这个学科应该还会存在且可能更为强大，但“我们”则可能不在了。做好研究有三个关键词：公共、中国、大时代。第一，“公共”意味着公共管理研究的是所有人共有的、关心的议题，这些议题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伤害所有人，这个学科的使命关乎我们的悲欢喜乐、关乎每个人的公共福祉，因而也更可能产生打动人心的好研究。第二，“中国”这个关键词与本土化议题有关系。如果没有强烈的情境意识或者本土意识，很容易导致研究价值迷失，忽略“中国”，不仅将错过好的选题，也可能选错研究工具，还可能造成深层次价值缺失。第三，在社会转型的大时代，就是经典理论产生的最佳时机。当下， 我们正在从工业化转换到后工业化时代，从耕田、厂房、资本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到数据、技术、全球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当下的很多困惑都与这种转换有关系，但契机就在于只有大困惑才可能产生大理论。公共、中国和大时代不仅建构了公共管理学在中国的意义，也建构了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共同体的情怀，同时也建构了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方法。 

从2006年开始，笔者有幸参与和见证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研究系列反思活动。在此过程中，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发展迅速。越来越多在海外或本土受过系统训练的学者加入到这个学科的研究队伍中，他们与许多一直非常活跃的学科前辈们一起，正在谱写和改写着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议程。在最近这些年，陆续有更多反思性讨论不断出现，并发表在公共管理和政治学的重要期刊。这些讨论对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展开了不同角度的评述甚至批评，但这恰好是这个学科的希望所在。学科的生命力就在于反思，少有人反思的学科是真正有危机的学科。就此而言，我始终对这个学科的发展充满信心。

在此大背景下，如果还要继续推进反思而不引起 “反思疲倦”，我想有必要结合近年来的学科发展去关注那些在方法或方法论层面更少被提及的方面。我分析的前提是我们新近的一篇文章《危机即为新纪元：基于本体论反思的公共行政理论重构》，此文的主要任务是强调“以政府核心”和“公共特质”对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学）的重要。其基本观点是：“政府作为公共行政学不断变化的最大公约数，在对象上框定了公共行政研究的变与不变；而在千变万化的议题之下， ‘公共特质’成为锚定公共行政议题的重要基准点，一旦所研究议题与公共特质无关，则其必然也不再成为公共行政学议题。公共行政理论的重构本质上是政府理论的重构，其不仅是自身理论的重组，也不只是对自身危机的缓解，而是需要更好回应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段表述，实质上是我对繁荣但隐含了分裂的公共管理学科在本体论层面的基本坚持。为了与这篇文章相区别并能再往前走一步，本文的写作将尽量去掉复杂的学理表述，而使用更简单的文字、更直接的命题、更饱满的情绪来阐述我对这个学科的理解。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此文时，不只是在审读印成铅字的观点，也能够产生些许源自内心的共鸣。

一、好研究决定了公共管理学能否成为科学

首先要回应的问题是，公共管理学是科学吗？这个问题是公共行政学发展早期的经典议题。根据所研究的对象，科学可以区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前者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或者自然的存在，其主体是物，比如物理学；而后者研究的是社会或者社会性的存在，其主体是人，比如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可归为这一类。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科学吗？这一疑问与其说是对这个学科的疑问，不如说是对社会科学的疑问。与自然科学相比，人们对于社会的研究在时间上晚了很多，社会科学兴起在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才形成诸多学科。通常认为，科学研究成果都应该经受实践检验。自然科学逐渐形成了比较严格和确定的实验检验模式，而社会科学则至今尚未形成公认的有效的实践检验程序。加上社会研究一般与人们的价值观念相连，因此 对于社会科学的成果是否真的科学，一直存在疑问。

诚然，任何一个学科的产生和和这个学科的参与者，最大的梦想都是探究真理。我用的词是梦想而不是理想，是想表达这一目标本身就带有人特有的浪漫。但问题在于，如果科学研究是为了探究真理，有哪一个学科能够宣称所有的结论都是真理呢？即便是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它在产生以来所建构的一些理论，也在经常被证伪，生物学这类自然科学就更是如此。社会科学背后的不是物，也不仅是客观事实，而是具有不同认知、价值和立场的人，所以社会科学知识的“真理性”经常被质疑，是很正常的。与物相比，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多么复杂而微妙的存在，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找到清晰准确毫无疑义的逻辑来解释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而他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恰好是在人最多的地方研究人，可见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为此，马克思强调“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人类对于社会自身的研究，主要依靠人类文明发展而产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如果科学的核心是检验假定的话，那么以能否检验来判断是否科学，也是本末倒置。检验在本质上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标准，人类通过抽象力或“思想实验”得出来的结论，并不能因为现有的技术和手段无法检验而轻易否定。当然，目前的计算社会科学可能会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能检验”提供一种选择，即利用有限可得的小规模观察数据，再通过场景假设和模拟仿真技术来获取更多数据（深度学习），并从数据中发现规律并形成理论。但无论如何，这种数据由于本质上是行为的数据，因此也是无法等同于物的数据的。

公共管理研究的是在公共领域中产生利益纠葛的人，尤其是在这个领域中还天然存在对他人有强制性影响的权力，这使得公共管理中的人和组织行为都变得异常复杂，因而关于公共管理是否是科学的质疑也非常多。正如西蒙的经典讥讽：在行政原则上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似是而非的行政谚语呢（for almost every principle one can find an equally plausible and acceptable contradictory principle）？这句话主要表达的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研究方法“不科学”的不满。但在此后，即使我们用了自认为科学的方法去探究，也还是会在研究 成果中找到不少类似的谚语。可以认为，谚语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就与公共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有关。因此，重要的并非是讨论公共管理学是否是科学；重要的是，如果要将公共管理学建成科学，我们何以能够实现？ 

这个提问的实质是：我们如何拿出好研究来捍卫这个学科。这里的好研究，基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其实不太容易有确定的标准，但可以有一些最低限度的标准。我将这些标准归结为：讨论的是一个真的问题， 甚至是预见性地讨论了一个真问题，或者从未被讨论过的真问题；有清晰的逻辑和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机制；观点富有洞见或给人启示；是前一个研究和下一个 研究的桥梁，尤其是可以推动下一个研究的开展，甚至创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议题）；不被实践者认为 “啼笑皆非”，即基本上经得起实践者的“常识检验”；结论具有一定预见性。除此之外，好研究通常具有一定的发表竞争性，即可以在好声誉的期刊上发表（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在好声誉期刊发表才是好研究，发表在哪里有时候是个人偏好）。这些标准，是我们希望一项特定研究工作需要达成或者接近的目标。 

就公共管理学目前的发展而言，我们已经有了很多高质量研究。之所以要将“好研究是当下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作为本文标题，是一种自我提醒和警惕。我们，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对于公共管理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政府）和核心研究议题（公共特质），如果不能持续拿出高品质研究，那么这个学科将可能继续在，只是“我们”将排除在之外。而这并非毫无依据。可以观察到，最近这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来自经济学、 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的从业者，对公共管理学所设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开展了诸多研究，这一方面是值得高兴的事，因为这表明政府及其行为成为了共同的焦点对象，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自省。事实上，不少学科看起来存在壁垒，但这种壁垒通常仅限于自我宣称，如果没有更多好研究填充，它将很容易被外来者所击破。或者也可以说，是否可以拿出好研究，很可能并不会动摇这个学科，而真正的危险是这会影响到自认为是这个学科共同体的我们。也即，与其说好研究是在捍卫这个学科，不如说是我们如何拿出好研究来捍卫自己。事实是，我们与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关系就如这首网传情诗：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冒昧地说，在这首诗中我个人只读出了一方单恋，而不是双方情深。为了避免单恋之伤，接下来我将重点阐述如何做公共管理好研究的几个关键词。求学治学之路漫漫，我们还没多少经验可以回顾，因此只能持续自查和自我期许。

二、“公共”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共同体必须且有可能做好研究

如何做好研究，自然科学对此并不会谈及太多，但社会科学内部的讨论实在太多，比如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要有非常好的方法。但这个观点其实对所有学科都重要，因此它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而不是专属于公共管理学的问题。我要讨论的是属于这个学科的问题，并将其归结为“公共、中国、大时代”这三个关键词。 

做公共管理好研究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公共”。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精神、基本特质是什么？就是公共，或者说公共特质，如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回应的都是公共特质的问题。“公共”意味着公共管理研究的是所有人共有且关心的议题；这类议题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伤害所有人。就此而言，这个学科的使命从来都清晰而重要（甚至伟大），因为它实实在在关乎每个人的悲欢喜乐、关乎每个人的公共福祉。我经常被笑称为“情怀派”。对于这个称呼，不管是不是我都觉得荣幸。在我看来，情怀就是对自身、对周围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悲欢喜乐怀有深切的共鸣和共振。如果不谈情怀，又怎么持续做公共管理研究呢？因此接下来我的阐述，可以看成是对公共管理研究的一段“情怀宣言”。 

情怀是公共管理研究从业者的一种应有素养，甚至是一种能力。如果有情怀，更有可能做好研究。在社会科学中，伟大作品就是关乎当下悲欢喜乐的作品。首先，有情怀的人最敏锐。敏锐意味着可以更及时地捕捉最重要的问题。一个好问题，难道不是好研究的关键吗？如果将不同的研究者看作在参与赛跑，有情怀的人会更早听到哨声。沉浸在真实的实践中，有情怀的人会随时捕捉那些点点滴滴的异常，这些异常转化为科学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情怀， 对关乎公共福祉的重大问题，很可能是迟钝甚至逃避的。其次，有情怀的人能够保持专注。做研究类似修行，艰辛而孤独，而激情可以让我们始终处在饱满状态。如果做研究是一次长跑比赛，情怀则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有情怀让我们保持专注，特别是可以紧紧抓住那些最能触动自己心弦的问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些能在历史中留下位置的研究者，往往是针对某个问题持续精耕细作的人。再次，情怀对我们的研究过程，特别是对于概念的抽象，也有重要影响。对现象进行类型化处理同时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是科学研究提出假设的开始。而情怀，有助于建构这种抽象和提炼的洞察力。也即，情怀对我们的研究本身也具有积极的影响。 

“公共”也将决定公共管理研究的初始设问。做研究有两种主要提问方式，一种是从文献中来，一种是从实践中来。在实践中让我们深感困惑的问题，一定是真问题；而从文献中来的问题，是一个逻辑严谨的问题，但不一定是真问题，即这个问题在实践中不一定成立或者并不特别让人关切。基于公共管理学的“公共特质”，显然从实践出发可能是更有效的提问方式，对于年轻的研究者则更是如此。我在十几年前比较早地开始研究城市的邻避冲突，这个问题的发现并非来自于文献，而是因为我当时一直参与式地在社区中调研。当围绕垃圾站的业主冲突发生后，我意识到类似的冲突一定是中国公共管理要回应的重要问题。原因在于，中国这些年的改革，是经济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特别是人围绕物权所产生的自主性发展。当面孔模糊的群众在改革进程中从集体中、从单位中走向市场、走向社区，他们的面孔开始变得清晰而个性化；特别是，他们的价值诉求，他们的观念认知、他们的行为取向、都将围绕“我的房子（即物权）”发生变化，而这一定会产生冲突。此后此起彼伏的邻避故事证明了我这一判断，而公共管理研究者们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很多好研究。 

针对公共管理学而言，情怀转化为研究的生产力， 就是“做负责任的研究”，同时对各种机制有强烈的兴趣。在此，机制指的是可以被观察到的，或者是可以通过推理得出的因果关系；普遍适用的机制通常就成为了定律。与制度相比，机制更具有鲜活性和生命力，因为它关注的是在一个特定事件或者过程中，究竟通过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另一种逻辑。情怀如果不与对机制的强烈兴趣相关联，很难转换为成熟的研究作品。如果以我们在“危机即为新纪元”一文中所坚持的“以政府核心”和“公共特质”为基础进行讨论，则这些机制在中国也可归结为影响和塑造“中国之治”的“大力量”（large force）或“大事物”（big thing）。这意味着，我们要在喧嚣的世俗生活中，在热闹的田野生活中，在每个人的悲欢喜乐中，去发现和探寻那些真正让我们触动的公共性谜题的产生机制，对这些谜题进行科学而精细的设计，并建立合适的理论来给以理解、解释乃至预测， 同时为这些问题的实际解决提供启示甚至方案。最好的公共管理研究，也是对世界、对我们自己最好的研究。 

三、“中国”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优质情境 

做公共管理好研究的第二个关键词是中国。当我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已经心潮澎湃。当下的全球，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充满着奇迹、变化和未知。对研究者来说，这难道不是最佳的研究场景吗？越复杂，越需要研究；越不确定，越需要全力以赴去研究。作为一名中国公共管理研究者，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中国”这个关键词与我们非常关心的本土化议题有关系，所以这是我在本文要分析的重点。我讨论的角度是，为什么“中国”对公共管理的好研究很重要——不仅作为研究对象，而且作为方法论。任何一个学科，一定有一些普遍性知识，即“适用于不同国家的，用相同的预测变量解释和预测某种给定现象的研究发现”。无论人和人的关系多么复杂，无论是来自哪一个国家，总有一些底层逻辑是共通的、是可确定的、可测量的，相应的一些制度安排也可能共享且必须共享。但这里的缝隙和漏洞在于，如果人的行为本质上是观念的一种呈现，那么这种呈现一定会被特定的文化所塑造。不同的国家（民族）难道有相同的文化吗？显然不是。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尽可能多地发现那些共享的底层逻辑，这往往也是经典理论的渊源。但更多的时候，一个好研究，其实更可能从“情境性”而不是“普遍性”开始。进而言之，如果一种知识不嵌入在特定文化当中，这种知识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者可以认为，普遍性知识往往会构成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而那些嵌入在特定文化中的“情境性知识”，则往往会构成一个学科中更鲜活的具有更强中层建构性的构念（construct）。 

所谓情境，比如传统、习俗、观念、语言，这些要素对中国来说，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具有如此悠久历史的国家，其情境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很多其他情境无法比拟的。中国自1949年开始启动现代国家建设，从1978年开始启动改革开放，这期间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其对已有情境的解构、再造和创造也是前所未有世界罕见的。在此我使用了解构、再造和创造三个词，这意味着，以中国为情境的公共管理研究，至少需要探究三个维度的内容，即：这场社会变迁，解构了什么？再造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如同实践社会科学者所强调的，“面对千变万化的实际，现有理论应该成为我们探索实际所提出的问题而不是答案。”“中国”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就是公共管理研究的无尽宝藏。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恰好是因为对美国这一情境研究得非常彻底。 

基于情境的研究至少有两个维度，一是将普遍知识情境化，一是将情景化知识普遍化。就普遍知识情景化而言，基于情境的好研究，意味着首先要将已有理论的每个概念，都放到特定情境中去清点。比如，我们经常用一些通行的量表去研究群众对政府是否信任，即政治信任的测量。但问题在于，在美国当你问众是否信任政府的时候，被问者头脑中第一时间想的应该是这个政府是否守约守法。而在中国问群众是否信任政府的时候，被问者头脑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恐怕是周围的官员人品是否可靠。显然，前者是对政府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想象，而后者是对官员在私人领域中的行为想象。由此，在这些测量中我们使用了“信任”这个看起来一样的概念，但在不同情境中其所指是不同的。这意味着直接的量表和概念使用并不恰当， 而是有必要基于情境修订和完善量表，甚至重新设定量表。又如，法约尔认为管理就是“计划、指挥、协调和控制”，此处的协调其本意是指基于制度化要求和各自的职能边界进行沟通。但“协调”在中国场景中，其含义则复杂很多，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协调，也包括基于私人关系和其他非正式交往所进行的沟通，即“协调协调”。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用一般意义上的协调理论来研究中国管理或中国治理中的“协调”，显然会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我在前些年的一个研究中专门讨论了“政府在中国”，其包括至少四层内涵，即：继承于儒家帝国体系解体后的官民结构，政府是官；近代以来，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被注入了民族国家内涵，政府是公家；脱胎于革命后政权建设的一种职能结构设计，政府是有关部门；政府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就是党本身。如此复杂的概念想象，也不是“government” 可以涵盖的。因此，如果有现成的学科概念可准确指称一种特定的中国现象，那当然可以直接使用以便衔接理论和对话；但如果这些概念并不能准确指称或穷尽特定中国现象的内涵，就需要重新选择或者建构基于中国情境的概念。就此而言，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共同体的首要任务还不是理论创新，而是概念的确认。 

有人主张，本土化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并非如此。本土化体现的是学科在特定情境中的主体性建设过程。越早本土化，越具有主体性。一方面， 我们对情境的强调，不是所谓文化自尊心所致，而是对研究对象的起码尊重，因为对所有社会现象的认知和理解都脱不开其历史质性（historicity）。另一方面，对情景的深度介入，也有助于做出更好的研究。谢宇的一项研究认为，不平等在美国和中国都是被特别关注的问题，但中国的不平等更多是集体性的不平等，而美国的不平等主要是个体性的不平等。我认为这一观点是具有情境性的洞见。我在城市治理研究中也非常关心城市社会的不平等，但我们经常观察到，城市居民在经济地位上确实存在较严重的不平衡，但这种差距更多来自住房。住房所形成的财产，有的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和能力，但有相当一部分则与此无关， 而与是否享有单位分房（或者类似的福利分房制）有关。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社会的不平等还是与单位这种集体性制度安排有关，即体现出集体性机制的作用。又如，2020年春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应急与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只是体制的问题吗？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实践，创造了一些社会主义传统，比如集体和集体主义。此后公社制、单位制的先后解体以及市场化改革的高歌猛进，让人们以为这种集体主义已经消失，但这次疫情表明，这种集体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呈现为另外一种新集体主义（体现为各种新的集体形式和载体）。如果没有这种新集体主义，在疫情中会有如此强大的动员能力吗？那么从集体主义到新集体主义，这中间的转换过程是什么？新集体主义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其与哪些制度和体制有关系？新集体主义对中国治理的影响是什么呢？如果说需要“用中国事实来定义中国政治”，拓展开来则是“用中国事实来定义中国治理”。对这种新集体主义的挖掘很可能才是我们可以创造新理论之可能所在，也是更能解释中国之治之所在。

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中经常存在悖论，对这些悖论的关注也是重要的理论来源。这种悖论一方面来自于文化本身的微妙性，另一方面也来自于这40多年我们所走过的改革历程。中国改革的特点之一就是时空压缩中的结构变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在先发国家往往是依次进行或者交错进行，而在中国则是在同一个局促的时空范围内发生。这种时空压缩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带来的变化和冲击，显然超出想象。这也导致在体制层面，制度层面和社会层面都普遍存在各种悖论，类似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并存。因此在这种复杂纠葛中，认真体察中国如何在自身谱系上面对现代性挑战，将大大有助于中国资源转化为知识和知识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觉得有的现象是悖论，可能是没有真正将中国自身当作参照；如果真的以中国自身谱系为参照，就不一定是悖论了。比如，我们经常认为中国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构成了悖论，但跨越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划分并以更模糊的边界处理二者关系（既有市场机制，又保留了国有企业和强大的党政体系），这何尝不是中国哲学导引下的中国实践。这种实践从中国自身谱系来说也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基于这一原因，我们还需关注研究方法的选择。从主流研究的角度，近年来有非常多的定性和定量研究的争论，这种争论当然有助于越辩越明，但至少就当前来说，长期实地调研和田野扎根，无论对公共管理的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走出书房，不离开电脑，怎么可能发现那个还未在现有理论中充分呈现的“中国”呢？对于定性研究来说，扎根 是应有之本，而对于定量研究来说，这也是它的前期准备。定性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最受质疑的是能否具有 “代表性”。但我赞同这一观点，个案并非统计样本，其真正的意义并非是否具有代表性而是典型性。典型性，是指个案最大限度地可以体现出某一类别的社会现象之共同属性；代表性，则是指最低限度上符合总体的抽样要求。我们要求个案能够集中体现某一类别的现象（个人、群体、事件、过程、社区等）或共性的性质， 至于这个类别所覆盖的范围有多大，则不一定知道，也不一定需要个案承担此功能。对案例研究的这一性质确认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对公共管理研究的意义。如果将“中国”当成个案，则“中国”的很多公共管理实践，确实不一定具有可推断的代表性，但其典型性同样值得特别关注。事实上，社会科学知识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我们“找到相同”，也在于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就此而言，“典型性”无疑是重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无论如何，当前的“中国情境”显然具有源自文化和变迁的双重不确定性，因此无论采取哪一种研究方法，“近距离观察”都是不可缺少的，也是无法逃避的。在此也需为定量研究做简单辩护，因为定量研究经常被本土化主张者所批评。好的定量研究，如果其前期准备建立在扎实的田野工作基础之上，难道不是可以更有效地建构可被检验的理论吗？当然，无论怎么强调特定情境性，任何一个科学研究所使用的概念，都需要通过效度检验，也只有将这种效度建立起来以后，我们才能对这些研究结果充满信心。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在此情境当中得出的结论，一定要适用到其他情景中去。普遍知识的情景化，其首要标准还是在于是否精细地解释了本土情境，以及是否能够被这种情境中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情景化知识普遍化，这是情景化的第二个阶段，也可以被称为“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强调的是“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文化、不同结构条件下的本土知识进行概念化，形成跨越时空、文化和结构等边界的一般性的知识”。情境本身具有互构性。如果要建设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这本身是个开放命题，其内涵则是用源自于中国情境的好研究在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中参与对话、建构对话乃至引导对话。情景化知识普遍化，本质上是研究的国际编码过程，因为只有编码之后才可以被其他情境中的人所识别和读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所诠释的“个体中心网络的交叉”，已经被广泛接受并成为社会科学的普遍性知识之一。我们在最近的一个研究当中，试图用“差序空间” 解释中国城市政府所塑造的城市空间结构，显示这个概念同样有效。再如中国的“关系”，在不少研究中， 关系一开始被简单地指称为非正式行为或者非正式组织，并以此来与正式行为（制度化的）和正式组织（制度化的）相区别。但概念的直接沿用（即使前面加上“非”） 会遮蔽情境性。事实上，当我们如此指称中国“关系” 的时候，其情境性已被去除。幸运的是，经过不少研究者的努力，“关系”被逐步概念化为关系社会资本并成为一个有独特意涵的普遍性概念。  

四、本土化意识缺失导致研究价值迷失 

如果没有强烈的情境意识或者本土化意识，很容易导致研究价值迷失。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本土化知识实际上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科学性，一个是人文性。科学性很快可以甄别，而人文性则不一定。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社会科学的人文维度可能更需要考虑，或作为变量放到测量中。一个好研究，无论它披着多么厚重的科学外衣，其实都是一种创造性想象，也是情 感的折射。我们创造一个好的研究作品，并不仅仅是让它去反映事物的逻辑，而是希望通过这种作品表达一种生命力和自我超越。如果承认社会科学的人文性的话，那我们笔下的文字甚至可与诗歌相通。一位公共管理研究的前辈，在最近几年的研究重点转向公共行政的“心灵”维度，我也非常理解这一转向所体现出来的强烈文化自觉。我们将继续前行。 

将好研究发表在好期刊是每个学者的愿望。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获得高认同（或者直接等同于影响因子）的社会科学期刊，大多数是国外特别是美国的期刊。问题在于，期刊刊登什么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与期刊编辑偏好相关。也即，期刊编辑会将自己的情境带入到期刊，而这个情境与中国是不同的。如果没有本土化意识，很可能我们的问题会完全被期刊编辑所塑 造。对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来说，这是非常遗憾的研究资源错配，即可能将宝贵的研究资源投入到并非特别重要的议题。如果大多数优秀的研究从业者对自身所处的情境无动于衷，这是何等悲叹。当然，如果因此而主张不去国际期刊发表也是因噎废食，因为国际发表本身就是非常好的情境化知识的普遍化渠道。我们只是需要警惕，议题的选择更多应该关照自身所在的情境，或通过自身情境所折射出来的普遍性问题。 

科学和知识层面的“国家霸权”通常隐而不现，已经到了需要对此警惕的时候。这不是“受害者情结”， 而是一个事实。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经常被讨论的议题基本上已被承认是人类文明发展至此所积累的一些基本价值。但问题是，“难道中华民族五千年积累的价值资源可以不是基本价值，仁爱、民本、同情、礼让、和谐、修养对于其他地区的生命共同体就不是价值资源？”又如，在量子场论中，基本概念有场，真空、 虚粒子、费米子、波色子；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基本概念有气、太虚（道）、象、阴、阳。研究比较发现，“这些基本概念之间，存在着近乎严谨的等价对应关系。”特别是，按照量子场论的观点，场与中国宇宙观中的“气” 就很类似，都是物质现象的载体，他们无处不在并充满宇宙空间。就此而言，与场、真空、虚粒子、费米子、波色子相比，我们是否更容易理解气、道、象、阴、阳这套概念体系呢？我特别喜欢二十四节气，因为其中的每个命名都既有科学的精准又有人性的优美。倘若用这样的概念来研究四季更替、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否比星 球的公转自转更具有穿透心头的律动呢？而从整体的社会发展来看，我们骨子里被汉语文化深刻影响的那种灵性的生活（体现在诗歌、国画乃至中药治疗中），其作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自身超越二元对立的融合秩序，难道不是工业化以来人类解决各种综合性发展难题的备选药方？因此，最重要的问题就在这里：其一，不是“他们的价值”是不是基本价值，而是基本价值是不是就只有这些？其二，这些价值作为基本价值是不是足够？其三，如果不够，“我们的价值”如何通过高质量的思想、知识和研究产品补充进去？ 

研究价值的迷失还与研究方法有关。目前公共管理学研究，实证主义是最主要的研究范式。实证主义当然是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意识到，美式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其实是美国情境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其与中国情境本身就存在差异。20世纪90 年代以来，抗争研究开始流行并对中国城市和乡村中的很多类似现象进行了详细描述。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研究隐含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划分，而中国老百姓对国家的理解却很少与社会进行明确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并没有独立于国家的社会概念。老百姓对政府的反对行为，可能的机制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或者争口气儿。争口气的“气”，是可以用来解释很多行为的中国概念，但这里的气到底是什么确实很难准确表达，也很难测量。或者说，“气”的内涵只能“意会”。意会不是数理逻辑，而可能是现象学、解释学或者理解主义的逻辑。显然，这些研究范式在现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中是稀缺的。此外，前面提及中国古代宇宙观与量子场论的基本框架非常相似，这套理论显然并非基于现代物理学方法所得。那么这是来自中国古代哲人的所谓“悟”吗？对此并不能肯定（或尚未知）。但即使真如此，则“悟”的性质也并非是天才的臆想，而是基于物我一元（而非主客对立）的中国方法论。按照德西昆的论述，“从柏拉图时代开始，希腊哲学往往把精神与物质分离，并把它们设想为某些类型的对立…….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体验过这种形而上学冲突”。为何没有这种形而上学的冲突，恰好是因为中国认知世界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所达致。因此，即使就研究方法而言，“中国情境”也还有很多我们尚未意识到的资源，其可能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中国治理实践（比如一些悖论可能将不再是悖论），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当下全球更复杂更混沌的治理实践。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历史维度”，不仅是将历史事实带进研究，也是将中国方法带进研究，这是更深层的反思。对中国公共管理研究者来说，忘了“中国”， 不仅将错过好的选题，也将可能选错研究工具，而且还可能造成深层次的价值缺失。或言之，“中国”对公共管理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情境意识或者本土化意识的重要性，但比较研究和对他人情境的理解无疑也很重要。如果没有比较，首先，我们怎么知道所选择的所谓本土化问题是本土的呢？第二，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一问题值得去研究呢？第三，我们又怎么能够做到将基于这一问题所建构的知识放在学科的普遍性知识体系中去？如果没有比较研究或者比较知识做支持，事实上 这三点都做不到。

五、大时代中的大理论再出场更有可能

第三个公共管理好研究的关键词是大时代。社会科学初始的繁荣与工业化有关，诸如期望理论、目标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交易成本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构成了工业化以来的理论明珠。这表明，社会转型就是经典理论产生的最佳时机。当下，我们正在从工业化转换到后工业化时代，从耕田、厂房、资本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到数据、技术、全球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资料， 这是新的重大的社会转型。当前的很多迷惑，都与这种转型有关系。但契机就在于，只有重大转换才可能产生重大的理论。 

1989 年福山提到，我们见证的是历史的终结，也即人类历史形态演变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这一判断引发了很多争论。特别是在宣称历史终结之后，全球层面出现了一些更深刻的现象：不仅拉美，非洲和东欧国家，也包括 （西）欧美国家，在转型之后仍然不能有效解决和回应的问题，比如贫富分化与阶级分化、弱势者权利救济乃至犯罪与抗争，都超出了预期。基于种种新现象，福山开始反思。而在这场众多学者参与的反思中，我们看到的是所谓历史的终结，与其说是作为实践的民主终结，不如说是作为理念的民主的终结。作为理念的民主就是让民作主。让民做主，让我做主，这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信仰。作为理念的民主对历史的终结，意味着让民作主成为现代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本。这一终结，甚至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战争方式宣称人民民主主权原则之后就已经开始。当下，大多数国家都宣称其秉承的理念是让民做主，但关键是在实践层面实现让民做主确实艰难重重。就此而言， 如何让民做主，其历史不但没有终结，矛盾还在不断深化。“作为实践的民主”的实现艰难，导致国家建设与善治仍然是重大问题。好国家的建设是一个漫长过程，中国也毫不例外。因此，中国公共管理的好研究仍然有巨大潜力。

事实是，大时代可以赋予我们更多的研究想象。我在最近这两年，一直希望在“大时代”背景下总结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历程。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现有的行政体制改革进程基本与市场化进程吻合，其基本价值在于回应主要由市场化所塑造的社会差异性。而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与市场化进程的高度交织，特别是互联网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化，互联网和其他众多新技术有可能对权力、职能、责任和控制进行实质性分配，这塑造了社会多元性并对行政体制改革带来了新挑战。因此当下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既要继续回应社会差异性又要回应社会多元性，即“双向回应”。此次疫情的发生表明，如何从本土叙事到全球叙事，从封闭叙事向开放叙事转变，确实已经成为我们在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上都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而在此期间，针对同样的话题，居然会有如此多的不同声音，高度集聚又高度扩散，这也表明多样性（某种碎片性）确实已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社会科学史上的伟大人物，包括托克维尔、韦伯、 涂尔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研究都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西方的产生及其后果做出了回答。而在当下这个全球共有的新时代、大时代，经典理论的产生和出场有了新的契机。社会科学的发展在不同国家是存在时差的，而现在是一个可能削平差异的时代，因为大多数国家站到了同一个起点。作为从未正式在行政学史中出现的国家类型，中国的全新问题和全新任务应该而且必须为公共管理学科的话语体系作出贡献。因此，无论是时代需要还是我们已具备的能力，抑或是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地位，都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人将注意力放在开发新的理论上。这是大时代，也是填补学科时差和学科鸿沟的最好时代。我们恰逢其时！ 

六、结论：价值、情怀和方法

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持续推进，民族主义、全球主义、市场主义的无限叠加，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全面升级，公共管理的复杂性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政府职能不断重构，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也不断被重构。而尚未结束的全球疫情，已经成为撬动现有全球秩序、全球价值的大事件。值此之际，全球化、民主化、 经济自由化，这些原本固若金汤的价值理念将发生怎么样的重构，有哪一个学科的研究可以保证一定会做到准确预测呢？但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在更多复杂体制中去全面考量和理解不同情境中公共管理的位置和政府角色。简而言之，政府仍然重要，而且很重要！

基于此，这篇文章的核心是在此背景下讨论好研究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特别是公共管理研究共同体的重要。或者可以认为，我们有必要进入“后反思”阶段， 因为反思的动力其实早已不是共同体的内部自省，而是来自共同体之外的惨烈竞争。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行政学研究反思浪潮中，研究者发出了“寻求适当方法”（a call for appropriate methods）的呼吁，这个呼吁仍然很有意义，因为研究方法可以最直接地提高研究品质。高超的研究方法训练甚至可以跨越田野的鸿沟。我很钦佩这样的研究者，他们不一定去田野，针对二手材料也可以建构出漂亮的理论。这是非常系统而成熟的方法训练带来的结果。反之，如果在田野有长期的调查，但没有很好的研究方法，其实做好研究的概率要比前者小得多。我这样表述并不等于一个学者的所有研究可以如此做，而只是表明研究方法的重要。 

无论如何，对当下的中国公共管理研究来说，情境、现场、在场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提到三个关键词 “公共、中国和大时代”，可以称之为应对这场竞争的学科初心及其回归；而在更重要的层面，这三个关键词不仅是学科价值和研究指向，也具有极强的方法乃至方法论意义。也就是，公共、中国和大时代不仅建构公共管理学在中国的价值，也建构了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共同体的情怀，同时也建构了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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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4期

本期编辑：美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