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背景

作者简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33～2012），出生于美国。她曾供职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2009年，奥斯特罗姆由于在公共资源治理方面的卓越贡献，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一、制度框架、理论和模型制度研究依赖三个具体程度不同（three levels of specificity）的理论工作：框架（framework）理论（theories）和模型（models）。框架的开发和运用是理论分析最一般的形式，框架确认了制度分析需要考虑的因素和各因素间的一般（大致）关系，并建立了诊断和建议调查。框架提供了一组可用于分析各种制度安排的通用变量，一种可用于理论比较的元理论语言(metatheoretical language) ……因此，包含在一个框架中的因素帮助分析者在进行一项分析时，提出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理论的开发和运用使分析人员能够具体说明框架的哪些因素与特定问题特别相关，并对这些因素的特征和强度做出一般的研究假设。理论做出的假设是分析者诊断特定现象，解释其过程，预测结果所必需的。经济理论、博弈论、交易成本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契约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池塘资源理论都与IAD（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框架相兼容。模型的开发和使用涉及对一组有限的变量和参数做出精确的假设，以运用某种特定的理论得到精确预测。逻辑、数学、博弈论模型、基于代理的模型、实验和模拟以及其他手段被用来系统地探索这些假设对一组有限的结果的影响。很多模型都与大多数理论兼容。IAD框架可以帮助那些对不同治理体系如何使个体以民主的方式解决相关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和政治制定者，建立诊断、分析和规范能力。IAD框架还有助于从实证研究中与积累知识以及评估。二、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由上可见，一个制度框架应该辨别出呈现在不同制度安排中的主要类型的结构变量，但其价值因制度安排而异。因此，IAD框架是一个多层概念图（multi-tier conceptual map）。奥斯特罗姆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早期的IAD框架中发生的一个小变化。在IAD框架中刚使用“行动舞台”(action arena)和“行动情景”(action situation)两个术语时，令许多读者感到困惑。奥斯特罗姆不断被问“这两个词在世界上有什么差异？20世界80年代，奥斯特罗姆研讨班的同事关注将”行动者“从”情景“中出来，这样不同的行为理论都将与框架一致。因此，行动舞台被假定包含行动情景和行动者。当将IAD整合进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时，不可能保留行动者和情景这样细致的区分。因此，正如图一所显示的那样，IAD被简化省去了行动舞台和行动者，以聚焦导致相互作用（interactions）和结果（outcomes）的行动情景。行动情景的内部结构如图2。
IAD框架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确定行动情景和由此产生的相互作用模式与结果，以及评估这些结果（见图1的右半部分）。问题可能存在于操作层次，在这个层次，行动者根据他们所面临的激励（incentives）进行互动，直接在世界上产生了结果。操纵层面的问题包括（1）探究为什么日托中心在提供儿童照料服务方面存在很大差异；（2）评估城市服务机构；（3）如何投资灌溉基础设施，使资本投资加强而不削弱当地农民的组织能力。问题也可能是政策（或集体选择）层面的，在这个层次，决策者必须在一套集体选择的规则的约束下反复制定决策。而后，政策决策影响情景结构，情景结构影响谁可以参与政策制定。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宪法层次上的，在宪法层次，谁有资格参与政策制定以及政策制定规则的相关决策会被做出。因此分析一个问题的第一步就是确定一个概念单元，即所谓的行动情景，可以用其来描述、分析、预测和解释在一些制度安排内的行为。行动情景中的行动者（个人或公司）包含了关于四组变量的假设：（1） 决策者带到一个情景中的资源；（2） 行动者对世界的现状与各种行动的评估；（3） 行动者获取、处理、保留、运用知识和信息的方式；（4） 行动者用于选择特定行动方式的步骤。行动情景是个体间互动、交换商品和服务、解决问题、互相支配或争斗的社会空间。理论工作很大部分停留在这个层次，并采用一些变量具体化情景、以及给定行动者的动机和认知结构。接连的分析是，在这样一个结构中个体的可能行为预测制度分析者在理解了行动情景的初始结构后，可以采取另外两个步骤。第一步深入挖掘并探究影响情景结构的因素。第二步考虑早期结果对个体认识和策略的影响，探讨行动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变化。三、在行动情景框架内的诊断和解释“行动情景”一词被用来指一种分析性概念（analytic concept），这种分析性概念使分析者能够分离出影响其感兴趣的过程的直接结构，以解释人类行动的规律和结果，并可能改变这些行为和结果。如图2所示，用于描述行动情景结构的一组普遍变量包括：（1)一群行为者；(2)拟由参与者填补的具体职位；(3)一套允许的行动与相应的后果；(4)与个体一系列行动相联系的潜在结果；(5)每个参与者的选择受到的控制程度；(6)参与者可获取的关于行动情景结构的信息；(7）分配给行动和结果的成本和收益，作为激励和威慑。此外，一种情况是否会再次出现，是已知会出现的有限次数，还是无限期地影响个人的决策。（一）行动者情景中的行动者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个体或作为法人行动者的一个团体。“行动”一词指那些行为个体或群体赋予主观和工具意义的行为。微观行为的所有分析者都会使用一种隐含的或明确的行动者理论或模型来推断某个情境中可能的行为（从而推断可能产生的联合结果（joint results）的模式。分析者必须对参与者的价值观、其拥有的资源、信息和信念、信息处理能力以及决策时运用的内在机制做出假设。奥斯特罗姆综合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西蒙的有限理性对行动者的一些假设，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个体在选择实现目标的策略时可能犯错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处境，并采取导致更高回报的策略。互惠可以培养起来，而不是严格的狭隘，追求自身利益短期目标。（二）在行动情景中预测结果根据情景的分析性结构和特定的行动者假设，分析者对结果进行或强或弱的推断。在严格约束的、一次性的、在信息完全条件下的行动情景中，参与者受到激励选择特定的策略或一系列行动，这些策略或一系列行动共同导致稳定的平衡，分析者通常可以做出强有力的推论，并预测可能的行为和结果模式。如果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数量或对其开展收获活动的数量没有限制存在，即在一个开放的、不受限制的公共池塘资源模型中，就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预测：每个独立的行动者过度使用最终会导致公地悲剧。这些预测得到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研究的有力支持。在这种情景中，占用者不能相互交流、了解对方的行为或不能进入集体选择的情景，以改变他们面临的开放结构。然而在很多情景中，并不会产生这么明确的结果。个体可能嵌入到共同体(communities)，共同体中初始的公平和保护规则可能会极大地改变情景的结构，因而个体此不会作出完全独立或自主的决策。在这些情景中，参与者可能采取更多的策略。此外，行动者知道了过去行动的结果，可能会不断改变他们的策略。研究这些更开放、更少约束情景的制度分析者会做出更弱的推断，预测在某一特定类型情景中很可能或不太可能出现的结果模式。例如，在实验室实验中，给予受试者在公共物品或共同资源情情景中交流的机会通常会增加他们取得的共同成果。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区分一个行动情景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个人从家庭到市场工作，生活不断进行，似一张无缝的网。此外，在情景中，相比未来规则的选择，在一套规则内的行动选择往往没有意识到行动水平已经改变。（三）评估结果除了预测结果外，制度分析者可以评估取得的结果以及在其他制度安排下可能取得的一系列结果。评估的标准既适用于结果也适用于实现结果的过程。虽然分析者可能运用很多评估标准，我们简要聚焦6个标准（1）经济效率、（2）财政平衡式公平（equity through fiscal equivalence）、（3）再分配公平、（4）问责（accountability）、（5）对当场行动者价值的遵从（conformance to values of local Actors）、（6）可持续性。经济效率取决于资源配置有关的净收益大小。财政平衡式公平认为从服务中获益的人应承担为该服务提供资金的责任，这是交换经济的基础；评估公平的两种主要手段是：（1)基于个人的贡献与其所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平等；(2）基于不同的支付能力。再分配强调资源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配置，为有特别需要的人群提供设施和服务，在某些情况下，再分配目标可能与实现财政等值目标相冲突，也可能会削弱效率目标。问责意味着在民主政体中，官员应就公共设施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对公民负责。除了问责之外，有人还希望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有关各方的道德原则，如信任、诚实和遵守诺言等。最后，除非体制安排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否则情景的可持续性很可能遭受影响。在使用业绩标准作为选择可供替代的体制安排的基础时，权衡往往有必要。四、行动情景部分取决于规则行动情景又受到三个外部变量的影响：生物物理属性(biophysical conditions)、共同体属性（attributes of community）和规则（rules）(见图1左半部分)。一些研究者对这些变量的作用不感兴趣，仅仅关注给定结构下的特定情景。而一些分析者则对影响情景结构的其中一个因素更感兴趣。比如政治学家可能会更关注制度对于行动情景的结构化影响，而社会学家可能会对共同体属性感兴趣，环境学家则对生物物理属性更感兴趣。考虑到政策分析规则的重要性，我们将深入挖掘这组重要的变量。规则是参与者共同理解的，哪些行动被要求、禁止或允许的可实施规范的指称。所有规则是通过创造不同等级的人(职位-positions），然后这些人被要求、允许或禁止采取与所要求的有关的行动，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和可预测性而作出的隐性或显性努力的结果。在一个开放和民主的治理体系中，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规则和规范有许多来源。深入的制度分析首先要试图理解个体决策中使用的工作规则和规范（working rules and norms）。工作规则就是当某个参与者被要求向其他人解释和说明其行动的理由时，他将参考的规则。虽然遵循一条规则可能会成为一种“社会习惯”，但有可能让参与者有意识地注意他们用来安排人际关系的规则。个体可以有意识地决定采用不同的规则，改变他们的行为以符合这样的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符合新规则的行为也可能成为习惯性行为。哪些规则对于制度分析很重要？IAD框架根据规则对行动情景因素的影响来对规则进行分类，以避险学者在构建复杂的行动情景时，被无数的具体规则所困。如图3，工作规则可以分为七种：边界规则（boundary rules）、位置规则（position rules）、范围规则（scope rules）、选择规则（choice rules）、聚合规则（aggregation rules）、信息规则（information rules）和收益规则（payoff rules），它们共同影响行动情景。边界规则影响参与者的数量、属性和资源，是否可以自由进入，以及他们面临的离开条件。位置规则中确立了行动情景中的职位。选择规则分配在某个职位上的行动者在特定节点（nodes）可以、必须或禁止采取的行动。范围规则界定了可能受到影响的潜在结果，以及与具体结果相关的行动。选择规则，结合科学规律，确定了行动与结果相联系的决策树的形状。聚合规则影响职位上的参与者在某一节点上进行行为选择时，所能运用的控制水平（level of control）。信息规则影响参与者的信息集。收益规则影响分配给特定行动和结果组合的利益和成本，建立了对行动的激励和威慑。五、世界的属性影响行动情景

     多年对资源治理的研究让奥斯特罗姆意识到许多生态学家认为IAD与他们的工作无关。他们发现，与社会世界有关的许多变量很难被拆开，但与分析生态系统有关的所有多个变量都被打包成一个术语-“生物物理世界（the biophysical world）。”经过一系列的研究，IAD框架最终整合到了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Social-Ecological Systems，SESs）。如图四所示，行动者在行动情景中互动，产生受资源系统、资源单位、治理系统影响的相互作用和结果，这些互动和结果也会反过来影响这些资源，然后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及相关生态系统的相互影响。

     对于特定研究最重要的SES变量取决于研究问题。目前已确认了来自不同领域研究的10个变量，影响使用者为克服公共池塘资源困境而自我组织（self-organizing）的可能性。这些变量包括：资源系统的规模、生产力和可预测性；资源单位的流动性程度；使用者为改变操作规则可采用的集体选择规则的存在；以及行为者的四个属性（人数、领导能力的存在、有关SES的知识以及SES对行动者的重要性）。六、未来的挑战

     《政策研究杂志》（Policy Studies Journal）这一期的文章和本文引用的许多文章和书籍总结了IAD学者现已积累的充分的基础，以进一步解决对政策世界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开发研究行动情景随时间演变的方法，将是一个有趣的挑战。目前，人们可以描述地处理生态条件或更广泛的文化和/或政治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特定行动情景的结构和结果的问题。然而，开发形式方法（formal methods）来考察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变化的不同过程，对于已经掌握了从遗传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一些新技术的学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下一步。

    未来研究的另一挑战是，基于现有研究工作的基础，开展实验室或田野实验，探索更复杂的生态或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影响。

     这些只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未来研究领域中的少数几个。随着IAD学者探索新的问题、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分析模式，未来会有大量的研究项目！

END
文献来源：Ostrom, E. (2011). Background on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Policy Studies Journal, 39(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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