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文章精选 | 2020年11期&12期合辑
期刊介绍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是一本同行评审的国际性期刊（月刊），现任主编为爱丁堡大学的史蒂芬·奥斯本（Stephen P. Osborne）教授。期刊关注的主要议题有社会政策、跨部门关系、“新公共管理范式”评价与批判、治理制度和流程等。在2019年JCR最新的SSCI公共管理类收录期刊排名中，PMR位列第2名；在2020年谷歌学术最新的公共管理国际期刊排名中，PMR位列第2名。（下图为2019年该期刊影响因子趋势）
本期目录
1
Higher performance with increased risk of undesirable outcomes: the dilemma of U.S. child welfare services privatization
伴随不良后果风险增加的高绩效：美国儿童福利服务私有化的困境
2
The role of hybrid professionals in the public sector: a review and research synthesis
复合型专业人员在公共部门中的作用：一项研究综述
3
Public managers’ leadership identity: concep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公共管理者领导者身份：概念、成因和结果
4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to meta-governanc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从统治到治理…再到元治理：一个系统性文献综述
5
(Mis)tak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Implementing welfare state reform by private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不）承担社会责任？私人和非营利组织对福利国家政策改革的执行
6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d demographic context for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组织与人口学背景对公共组织实施创新的影响
1
1. 标题：Higher performance with increased risk of undesirable outcomes: the dilemma of U.S. child welfare services privatization 伴随不良后果风险增加的高绩效：美国儿童福利服务私有化的困境
2. 作者：Dallas J. Elgin（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 ；David P. Carter（美国犹他大学公共事务项目公共政策助理教授）
3. 研究问题：美国儿童福利服务系统中私有化对绩效的影响
4. 研究假设：
假设1：与政府或部分私有化系统中的同龄人相比，完全私有化的州儿童福利系统所服务的孩子更有可能实现预期的结果；
假设2：与政府或部分私有化系统中的同龄人相比，完全私有化的州儿童福利系统所服务的孩子更有可能遭受最不理想的结果；
假设3：与政府或部分私有化系统中的同龄人相比，完全私有化的州儿童福利系统所服务的安置困难的孩子更有可能遭受最不希望的结果。
5. 数据：研究数据包括2012年到2014年AFCARS的寄养文件。AFCARS是联邦政府授权的数据收集系统，提供州和地方儿童福利机构服务的所有儿童的具体信息。每个数据集包含在给定年份内输入、保留或退出照顾的全国儿童人口的记录。
6. 方法：我们使用一种准实验设计来评估完全私有化服务对脱离儿童福利的孩子的“治疗效果”。我们将接受完全私有化服务的堪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儿童的治疗组与私有化程度不同的对照组进行了对比。第一个比较组包括31个运行政府系统的州，在这些州中，私有化仅限于临时合同。第二个比较组由13个具有小规模私有化的州组成，仅限于特定地理区域。最终的比较组由五个州组成，这些州在较大的地理区域或关键服务领域实施了大规模私有化计划。
7. 结论：接受完全私有化服务的儿童与父母或主要看护者团聚的风险增加了20.4%至66.3%(分别为p < 0.05和p < 0.01)，这是参与儿童福利的孩子的首选结果，假设1得到支持。完全私有化系统所服务的儿童解放的风险比率比其他系统中的同龄人大79.6％（p <0.001）至136.4％（p <0.01），假设2得到支持。统计结果不支持假设3。
我们的私有化社会服务理论认为，面对资源限制，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管理者会为最大数量的客户分配最大利益。基于这一理论，我们认为完全私有化的儿童福利系统可能比政府和部分私有化的儿童福利系统表现出更高的整体绩效，同时使更多“代价高昂”的客户得到最不希望的结果。我们的研究发现总体上支持该理论。
2
1. 标题：The role of hybrid professionals in the public sector: a review and research synthesis 复合型专业人员在公共部门中的作用：一项研究综述
2. 作者：Giorgio Giacomelli（意大利SDA博科尼管理学院初级讲师）
3. 研究问题：
（1）在公共部门组织中，角色和身份混合的过程是如何构成和阐释的？
（2）专业人士在担任管理角色时追求什么目的，通过什么方式发挥作用？
（3）哪些条件可以有效地发挥混合角色的作用？
4. 方法：对1990年至2018年中发表的有关混合型专业人员在公共部门中的作用和身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系统的文献综述。由三名审稿人独立阅读文献，共享共同的评选标准；然后遵循五步法来识别和选择合格的论文，并在流程图中进行报告（图1）。
5. 研究结论：专业人士调解自上而下需求的能力在政策驱动型变革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公共管理浪潮在世界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程度，类似的混合主义也在不同领域和系统的力量上有所不同，其出现和发展的顺序也不同。对于概念化问题，要注意的是，混合性最终只是一个“笼统的术语”，用来涵盖“不再”是某种东西（例如，纯粹的专业精神）和“还不是”其他东西的现象（例如管理主义）。
另外，公共部门的宏观调整确实有可能影响专业人士的角色性质和行为方式；这些，反过来也可能有助于影响(积极或消极的)结果的变化。因此，研究制度复杂性的微观过程可能是另一种途径。
最后，定性方法的压倒性流行，尽管其与主题的性质相一致，也可能会受到质疑。混合方法设计目前在公共部门研究中越来越受欢迎，混合方法研究通常可以回答其他方法不能回答的研究问题，提供更好的推论。本综述中包括的一些研究实际上采用了混合方法，应该在这一领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
1. 标题：Public managers’ leadership identity: concep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公共管理者领导者身份：概念、成因和结果
2. 作者：Caroline Howard Grøn（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Louise Ladegaard Bro（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治理与管理系研究员）；Lotte Bøgh Andersen（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政治与政府系教授）
3. 研究问题：本文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他们的职业身份是否比领导身份更重要？一项具有代表性的调查表明，具有更多中心领导身份的管理者运用变革型领导力的比例更高，而具有平衡的领导职业身份的管理者更倾向于将职业发展领导力作为优选。如果职业身份占主导地位，则管理人员的领导力将下降。具有较高层级职位、更广泛的控制范围以及更多领导力培训的经理具有更多的中心领导身份。本文重要的研究问题就是领导者身份和中心领导力的相关性。
4. 研究假设：
假设1：与中心领导身份较低的公共管理者相比，具有较高中心领导身份的公共管理者将更多地使用变革型领导力。
假设2：具有平衡的领导职业身份的公共管理者将比一种身份占主导地位的公共管理者更多地使用职业发展领导力。
假设3：与控制范围狭窄的公共管理者相比，控制范围广泛的公共管理者具有更中心的领导身份。
假设4：与具有较低层级职位的公共管理者相比，具有较高层级职位的公共管理者具有更中心的领导身份。
假设5：与缺乏管理经验的管理者相比，具有更正式管理经验的管理者将具有更加中心的领导身份。
假设6：与接受较少领导训练的管理者相比，接受更多领导训练的管理者将具有更中心的领导身份。
5. 数据来源：为了检验我们的假设，我们使用具有正式人事责任的丹麦公共管理者的代表性样本。这项调查是由丹麦领导和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春季进行的，共有2179名公共管理者做出了回应。使用工资数据创建了所有丹麦公共管理者的完整列表，总计46,054名。其中，有4,000名随机选择的管理人员通过电子邮箱收到了问卷，其中51％的人对问卷进行了完全答复，而4％的人进行了部分答复。表1显示了研究中所有变量的描述。
6. 研究方法：我们的分析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我们将做一个基本的相关分析，看看所有变量之间的二元关系。其次，我们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来识别公共管理者领导身份的中心性作为自变量与两种领导行为作为因变量之间的关联，从而检验H1和H2。在此分析中，我们将在H3、H4、H5和H6中讨论的变量作为对照。第三，我们使用OLS以领导身份为因变量来检验H3到H6。
7. 研究结论：研究发现支持H1、H2、H3、H4、H5、H6。
4
1. 标题：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to meta-governanc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从统治到治理…再到元治理：一个系统性文献综述
2. 作者：Jonna Gjaltema（荷兰瓦格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员）；Robbert Biesbroek（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公共行政与政策小组副教授）；Katrien Termeer（荷兰瓦格宁根大学公共行政与政策教授）
3. 研究背景：近几年的治理文献中，元治理受到不少关注。总的说来，元治理被看作解决治理失败的一种方式。学者们认为我们对元治理牵涉的东西、在实践中真实的运作，知之甚少。治理的治理（governance of governance）、自组织的组织（organisation of self-organisation）等非常笼统的术语通常用来指代元治理。由于概念的模糊，元治理存在成为一个含义过广的短语，变成每个复杂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的风险。因此有必要让高度抽象的元治理概念更加具体。
4. 研究问题：这篇文章的核心问题是实证文献如何描述元治理概念。作者围绕四个方面或者说四个问题（who-what-why-how），包括文献中描绘的元治理者（meta-governor）、元治理的对象、元治理的基本原理（rationale）、元治理的手段（means），来勾勒现有文献描绘的元治理的详细图景，旨在理顺元治理概念。
5. 方法：本文使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作者从三个电子数据库Scopus，Web of Science，SocINDEX检索文献，最终选择出79篇文章；然后参考了Miles and Huberman的定量数据分析方法开展文献分析，这个方法包括演绎式的内部案例分析（a deductive within-case analysis），以及更具归纳性的跨案例比较（a more inductive cross-case comparison）两个阶段。
6. 研究发现：（1）文献中描述的多数案例分析了由公共行动者（public actor），如某个政府部门或者地方政府，执行（perform）的元治理活动；（2）元治理通常指向来自多个领域（即公共、市场和/或公民社会领域）的行动者组成的网络（networks），少数案例指向市场和等级治理（market and hierarchical governance）的元治理；（3）元治理旨在克服各种治理失败（governance failure），比如协调问题（coordination problems），民主合法性的缺乏（lack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无法实现某些实质性成果（failure to reach certain substantive outcomes）；（4）文献中揭示了多种元治理手段，比如工具使用（等级、经济、信息工具），网络管理方法（过程管理或过程设计）以及合作策略（转换模式 switching modes）
7. 讨论：根据以上四个发现，作者将元治理定义为主要由公共机构（public authorities）进行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涉及使用不同的工具、方法和策略，协调一种或多种治理模式（governance modes），从而克服治理失败。虽然这个定义比“治理的治理”具体一些，但是为了包含文献的丰富内容，这个概念依然很宽泛。作者进一步区分了元治理的四种理想类型：网络元治理（network meta-governance），多层级元治理（multilevel meta-governance），多重性元治理(meta-governance of multiplicity)和多形式元治理(meta-governance of modes)。网络元治理指公共元治理者（meta-governor）引领一个由来自多个领域的行动者组成的治理网络；多层级元治理涉及多个公共元治理者面向同一个公私网络（public-private network）的活动；多重性元治理指公共元治理者要引导多个元治理网络的合作；多形式元治理意味着公共元治理者试图平衡等级、市场和网络治理。见下图。最后作者将本文的研究发现同更广泛的治理文献联系起来，形成了三个论点：（1）元治理可以被视为“从统治到治理”相关辩论的综合；（2）在治理文献中，元治理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将文献的不同分支联系到一起的总体概念（umbrella concept）；（3）为了增加元治理的解释意义，未来的研究应当多关注元治理与民主合法性和治理失败的关系。
Four ideal types of meta-governance
5
1. 标题：(Mis)tak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Implementing welfare state reform by private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不）承担社会责任？私人和非营利组织对福利国家政策改革的执行
2. 作者：Nicolette Van Gestel（荷兰蒂尔堡大学TIAS商业与社会学院教授）；Susanne Boch Waldorff（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组织系副教授）；Jean-Louis Denis（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3. 研究问题：私人和非营利组织如何执行国家政策改革，将其与组织利益和活动联系起来？
4. 研究内容：组织并非被动接受某种想法，而是基于组织行动者对情境的理解，将环境刺激转化为实践。荷兰采取了一项旨在将病假的社会责任从国家转移给非国家组织的国家政策改革。本文以此为案例，将制度理论同组织合法性的概念联系起来，运用Suchman的合法性理论框架，从认知，道德和实际（pragmatic）三个维度，在访谈了52个组织的领导、管理者和专家基础上，分析这些组织如何理解和执行这项政策改革。其中制度理论试图解释制度——反映适当行为的更广泛社会期待的弹性社会结构——对组织行为的影响。文中合法性概念指组织不断进行调整，以保持组织内部的思想、规范与外部环境一致的结果。
5. 结论：复杂的制度压力被当地的管理者理解为要在组织中做出某些改变。国家对组织的政策关键要求并未付诸实践，比如平等对待低技能和高技能员工，促进劳动能力受限员工的社会融合。政策本身的要求与组织自身对组织合法性的看法有分歧。组织用短期和实际的利益计算来理解国家政策改革。组织接受国家政策改革的新认知框架，即疾病已从“状态“变成了”行为“，但在道德上将其理解为员工的责任而不是组织的责任，并积极将政策与最大化组织自身利益联系起来（实用合法性）。委托组织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劳动市场的社会责任，被组织理解为一种新的影响管理的风险，要尽可能回避。出于实际的理由，组织以符合员工相关的组织利益合理化（justify）这种行为，并倾向于将预防伤害和重返工作的组织责任转移给生病的员工。也就是说，组织执行福利国家政策改革，主要基于实际的理由，而用特定的道德和认知解释来合理化其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这项改革仅仅对小范围的行动者存在纪律影响（disciplinary effects），有点矛盾的是，受到限制的当地机构积极执行国家政策改革。
6
1. 标题：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d demographic context for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组织与人口学背景对公共组织实施创新的影响
2. 作者：Mehmet Akif Demircioglu（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
3. 研究问题：组织和人口学背景变量如何影响公共部门实施创新？
4. 研究假设：基于已有的研究分析和结果，作者提出七个研究假设。
组织背景与创新
H1a 组织规模与公共部门实施创新有关，影响方向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H1b 工作地方（work location，比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公共部门实施创新有关，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H1c 组织类型（监管机构regulatory agencies、专业机构specialist agencies、政策机构policy agencies与大型运营机构large operational agencies）与公共部门实施创新有关
人口学背景与创新
H2a 性别与公共部门实施创新有关，男性或女性都可能比对方更具创造能力
H2b 教育与公共部门实施创新呈正相关
H2c 任期（tenure）或者工龄（length of service）与公共部门实施创新有关，影响方向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H2d 职级（work classification）与公共部门实施创新呈正相关
5. 数据：本研究采用2012年和2017年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委员会（APSC）收集的代表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人口普查数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每个部委机构（ministries and agencies）至少20名雇员参与这项问卷调查。选择该数据有两个理由：（1）加拿大政府非常重视和鼓励创新，并一直在进行创新；（2）APSC的年度调查会询问关于创新活动的问题，尤其是雇员所在公共组织是否实施了创新。2012年是调查的第一年数据，2017年是可利用的最新数据，相隔五年的两期数据，可以考查结果的稳健性以及捕捉APS的政治和行政变化。
6. 方法：逻辑回归（logit model）
7. 结论：组织背景和人口学背景变量均与公共部门实施创新有关。具体来说，规模越大的组织雇员，政策机构的雇员创新较少；而男性，受过良好教育的雇员，经验更多的雇员以及组织的管理人员更具创造性；组织位置与创新的实施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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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王莉君 谢根瑞
审核校对：翁晨源 梅宏 林煜茜 张晓会 谭健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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