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最新目录 | 2020年第8期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是一本同行评审的国际性期刊（月刊），现任主编为爱丁堡大学的史蒂芬·奥斯本（Stephen P. Osborne）教授。期刊关注的主要议题有社会政策、跨部门关系、“新公共管理范式”评价与批判、治理机构和流程等。在2019年JCR最新的SSCI公共管理类收录期刊排名中，PMR位列第2名；在2020年谷歌学术最新的公共管理国际期刊排名中，PMR位列第2名。（下图为2019年该期刊影响因子趋势）
本期目录
A regulatory disaster or a lack of skills? The ‘non-value for money’ of motorway concessions in Italy revealed after the Genoa bridge collapse监管灾难还是缺乏技术？热亚那大桥坍塌事件后意大利高速公路特许经营权的“低性价比”暴露无遗
2Determinant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olicies公私伙伴关系政策的决定因素3
Prosocial rule breaking at the street level: the roles of leaders, peers, and bureaucracy街头亲社会规则的破坏：领导、同僚和官僚机构的角色4
Enacted discre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services in Pakistan 制定自由裁量权：巴基斯坦的政策执行、地方政府改革和教育服务5
Bounded rationality, blame avoidance,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how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influences management quality有限理性，避责和政治责任：绩效信息如何影响管理质量
01 regulatory disaster or a lack of skills? The ‘non-value for money’ of motorway concessions in Italy revealed after the Genoa bridge collapse监管灾难还是缺乏技术？热亚那大桥坍塌事件后意大利高速公路特许经营权的“低性价比”暴露无遗
3.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了意大利自2007年以来签订的23份特许经营合同的财务计划，表1汇总了与高速公路合同相关的特许权合同特征。
数据利用AMADEUS数据库与特许公司网站获得的所有权数据。特别是收集了有关以下方面的数据：
（1）资本成本，即估计的WACC（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及其组成部分（债务成本– Kd，权益成本– Ke，杠杆值Beta），Kd源于Blanc-Brude和Strange （2007）的研究平均市场价差数据，Ke依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MP）计算，我们以Bloomberg数据库中欧洲收费公路投资方的 Beta值作为基准估算意大利特许经营公司的权益成本；
（2）和权益的内部收益率（IRR），是根据运营产生的现金流（考虑通行费收入、包括维护和人工费在内的运营成本以及投资收益）计算出的项目收益；
最终由于数据的缺失，本文仅对50%的特许经营公司进行了分析，同时重点放在Autostrade公司上，对其2007年至2017年（最新财务报表）中当年度特许经营财务计划预测的估计收入和股息与实际数据进行了比较。
4. 研究结论：本文提供了一种监管者可用的方法以评估意大利高速公路特许经营的超额盈利水平。热亚那大桥倒塌后所有财务计划均被公开，其提供的数据让这一分析得以实现。我们的分析表明尽管有法律要求特许经营公司向监管者提供其详细财务计划，其数据却总会缺失或与市场状况不一致，从而限制了政府协商（及再协商）特许合同价值。此外，这篇文章同样显示大型私有及公有特许经营公司享有超额收益。
最后，这篇文章针对高速公路的特许经营权提供了有效证据，证明缺乏技巧、模棱两可、监管中存在的利益矛盾、领导力和管理方面的弱点（如，无法从战略层面管控风险）是除监管灾难之外，导致灾难性事件的主要原因（Black 2014）。
（2）采购分数：包括过程的公平性，中立性和透明性，以及与安全竞争有关的特定要求；
（3）管理分数：衡量法规是否提供了适当的框架来促进PPP项目的实施，以及有关PPP合同修改和重新谈判，争议解决，出借人介入权以及合同终止的监管规定。
自变量：
（1）法律传统：借鉴La Porta等人（1999）的研究，将法律制度分为五类：英国普通法，法国商业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德国民法和斯堪的纳维亚法
（2）欧盟：欧盟在2004与2014对PPP模式均有做规定，规定内容不同，预期两个时间段对因变量的影响也不同
（3）透明度：使用国际通用的腐败感知指数（CPI）
（4）经济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与公共财政有关，使用政府债务和公共部门收入；另一种与宏观经济状况有关，包括人均GDP和通货膨胀
6. 研究结论：在准备阶段，只有斯堪的纳维亚法律传统对PPP准备分数产生负面影响（表3）。此外，是否是欧盟成员资格对准备分数没有影响。透明度始终对该阶段分数有正向影响。在公共财政方面，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政府公共收入增加对PPP得分有负面影响。在宏观经济方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准备分数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一个国家的PPP政策与其财富有关。
在采购阶段，欧盟国家与PPP得分有正向显著关系（表4），在法律传统影响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法规国家在采购分数上较低，透明度始终对该阶段分数有正向影响。在公共财政方面，较高的公共收入仅在0.01的显著水平上与较低的分数相关。在宏观经济变量上，只有人均GDP对经济指标具有积极影响。
最后，在管理阶段，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透明度对管理得分有积极影响。欧盟成员资格对PPP管理评分没有显著影响。在法律传统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PPP得分有负面影响，而法国法律则比英语法规国家具有更积极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公共收入增加对PPP管理评分产生负面影响，而通货膨胀在0.1的显著水平上得分有负面影响，只有人均GDP对得分产生积极影响。
1. 作者：Casey J. Fleming2. 摘要：规则和规则行为是理解现代组织的关键。该研究探讨了亲社会规则破坏行为（prosocial rule breaking , PSRB），与传统认为员工自利与最大化自身效能的观点不同，破坏亲社会规则的员工会违反组织规则来促进组织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本文使用儿童福利社工的调查数据，测量了领导，同僚及官僚机构对PSRB相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形式化和惩罚威胁削弱了员工为他人违反规则的意愿，而规则一致性和同事违反规则触发了PSRB。因此公共管理者必须同时了解组织属性中的正式与非正式方面，才能更好地了解前线员工的PSRB。3. 研究假设：H1：领导轮替（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与员工对PSRB的支持态度和PSRB行为正相关;
H2：同僚违反规则的强度与其对PSRB的支持态度和PSRB行为呈正相关。
H3：集中度与员工对PSRB的支持态度和PSRB行为负相关。
H4：形式化与对PSRB的支持态度以及PSRB行为负相关。
H5：规则的一致性与对PSRB的支持态度和PSRB行为负相关。
H6：感知的确定性与对PSRB的支持态度和PSRB行为负相关。
H7：惩罚的严重程度与对PSRB的支持态度和PSRB行为负相关。
4. 数据来源：数据摘自2015年8月对美国东南部某州的州政府儿童保护服务（CPS）社会工作者进行的在线原始调查，社会工作者在机构负责人的支持下完成调查问卷，最终共收到了288份完整的样本数据。5. 研究方法：因变量为PSRB，包括对员工在工作场所的支持态度是否恰当以及员工自我报告的行为。
自变量为领导（领导轮替）、同伴（同伴违反规则）、官僚机构（集权化、形式化、规则一致性、确定性及惩罚的严重程度）
（1）领导轮替（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用LMX-7量表（Graen and Uhl-Bien, 1995）进行衡量；（2）对同事违反规则的感知来源于员工对目睹同事违反这三种规则类型的频率；（3）集中度和形式化都借鉴了Aiken和Hage（1966）以及DeHart-Davis（2007，2009b）量表中的问题，用受访者对四个陈述的同意程度的平均值计算；规则一致性的衡量标准为“规则实际实践的不一致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您工作的困难”，确定性和惩罚严重性的问题改编于Hollinger和Clark（1983）以及Peace，Galletta和Thong（2003）的量表；（4）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少数族裔身份以及年龄。数据最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进行分析。
6. 研究结论：研究结果最终表明，H1、H3与H5不成立；H2成立，H7成立；H4和H6部分成立，H6部分成立，在控制变量中，只有年龄对员工的PSRB行为有显著影响.051. 作者：Seemab Farooqi & Tom Forbes
2. 摘要：本文研究了2001年至2009年间穆沙拉夫地方政府改革引入的巴基斯坦教育部门的政策实施情况。通过将行政和财政权力从省级下放给地方政府，这些改革试图解决地方政府现有规定中的弱点。我们的分析建立了政策实施的过程模型，该模型表明，尽管确实发生了广泛的结构性分权，但在实践中这种限制更为有限，这导致我们实施了管理自由裁量权，即地方管理者克服了组织能力薄弱、资源限制和来自更高层级省政府的官僚控制，来管理和提供教育服务。
3. 研究问题：地方管理人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行使新获得的决策权？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建立了一个三阶段的过程模型，该模型表明尽管权力下放确实将权力转移到了地方层面，但实际上，由于机构压力和较高层级的行为者对管理者的限制，谨慎性受到限制，这些行为者试图保持基于以前省级安排的权力。为了克服这些限制，管理人员进行了我们所谓的自由裁量权，即他们能够通过基于个体，组织和情境因素所支撑的自由裁量权来克服决策中的某些限制。4. 研究结论：本文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巴基斯坦的政策实施情况，该国在政策实施方面的经验性工作较少。本文通过关注管理者本身作为SLB的角色（这是一个尚未充分研究的领域），为文献做出了贡献。这些发现对理论和实践都有启示。从理论上讲，我们发展了现有的关于自由裁量权的文献，并强调了个人、组织和背景因素在行使管理自由裁量权方面的作用。通过流程模型，我们认为管理人员能够制定自由裁量权的程度取决于组织准备情况、政策采纳和实施实践的意愿。054.研究贡献：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以往的研究可能低估而不是高估了管理对绩效的影响。我们发现，绩效较低的组织更注重提高自身的管理素质。当然，管理质量的提高将反过来影响组织绩效，但这种影响可能需要时间来显示在数据中。那么，在设计不当的截面研究中，研究者可能会将低绩效误解为管理质量高(即提高了的)组织的特征，尽管事实恰恰相反。
此外，我们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拓宽行为公共行政的研究范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共管理者的行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环境;在有选举竞争的辖区内工作的管理者，推卸责任(即消极偏见)更强。这是一项独特的贡献，因为人们很少注意行为公共行政如何取决于政治特征。
最后，这项研究也可能有助于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辩论。在选举竞争地区的组织中，绩效反馈的影响更大，这表明绩效管理的有效性显著地依赖于政治环境。这一证据支持管理和政治问责机制相辅相成的观点。
5. 研究结论：我们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有关过去组织绩效的信息会极大地影响公共管理者提高管理系统质量的决策。但是，我们发现，公共管理者对正面和负面绩效信息的反应可能是不对称的，对低绩效的反应更强烈，这验证了绩效信息使用中的所谓消极倾向。绩效对管理的积极影响确实是由绩效较低的组织中的组织改进所驱动。其次，我们发现，如果公共组织在选举竞争的司法管辖内运作，则绩效对管理的影响更大。如果公共管理者的负责人面临竞争性选举，则他们进一步提高绩效的动力就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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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20年第8期
本期编辑：谢根瑞 张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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