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最新目录 | 2020年第6期

期刊介绍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是一本同行评审的国际性期刊（月刊），现任主编为爱丁堡大学的史蒂芬·奥斯本（Stephen P. Osborne）教授。期刊关注的主要议题有社会政策、跨部门关系、“新公共管理范式”评价与批判、治理机构和流程等。在2019年JCR最新的SSCI公共管理类收录期刊排名中，PMR位列第2名；在2020年谷歌学术最新的公共管理国际期刊排名中，PMR位列第2名。（下图为2019年该期刊影响因子趋势）

本期目录

1
Outsourcing and Insourcing of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The Role of Outsourcing Process Mechanisms 组织活动的外包与内包：外包流程机制的作用2
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 coordinated value propositions among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s 协作性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组织间的协同价值主张3
Explaining effort substitution in performance systems: the role of task demands and mission orientation 解释绩效系统中的努力替代：任务需求和任务导向的作用4
Brokering knowledge into the public sector: understanding improvement facilitators’ priorities in the redesign of hospital care 将知识引入公共部门：理解改进促进者在重新设计医院护理方面的优先事项
5
Organizing service delivery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Loosely organized networks, coopt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组织服务递送？松散组织的网络、合作和福利国家6
Bureaucratic structures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findings fro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20 European countries 官僚结构和组织承诺：20个欧洲国家的比较研究结果7
From events to personal histories: narrating change in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从事件到个人历史：叙述医疗机构的变革8
The impact of accountability deficit on agency performance: performance-accountability regime 问责缺失对机构绩效的影响：绩效问责制度

01

1. 题目：Outsourcing and Insourcing of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The Role of Outsourcing Process Mechanisms（组织活动的外包与内包：外包流程机制的作用）

2. 作者：Fariborz Damanpour（罗格斯大学管理学荣誉教授）；Catherine Magelssen（伦敦商学院战略与创业学助理教授）；Richard M. Walker（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系讲座教授）

3. 关键词：外包（Outsourcing）；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内包（Insourcing）

4. 研究背景：政府将其组织活动外包被视为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策略。随着管理改革浪潮的推进，改善决策、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反应能力承诺的趋势愈加明显，外包的势头也愈大。大部分学者对组织职能、运营和服务外包的决策进行了探究，而少部分学者则对其智慧（Wisdom）和有效性（Effectiveness）提出了质疑。学术研究主要立足于组织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逻辑，如交易成本经济学（TCE）、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和公共选择理论（PCT）。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将外包作为一种交易，将其作为一种二元选择（制造与购买）来衡量，并将金融属性、外包风险、合同设计（类型、复杂性和期限）作为外包及其后果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虽然管理外包过程被认为是一个挑战，但从组织行为角度对外包过程的研究却很少。作者针对这一研究需求，从组织层面关注外包过程，研究地方政府制定和实施外包决策的组织机制对这些决策可持续性的影响。外包决策是一种战略决策、管理决策，它反映了组织内部和外部的行为。但这种决策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从而变得不可持续。因此，组织可以改变其战略行动，将外包活动回归“内部”（ in-house）。这种逆转决策被称为 “回包”（ Backsourcing）、“逆向合同承包”（Reverse contracting）和 “内包”。此前的研究主要将外包决策作为事件而非过程进行研究，关于外包过程作为组织能力的理论论证和经验证据很少，与外包相关的内包研究也较少。

5. 研究内容与研究假设：本文借鉴组织行为和适应理论，将外包决策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并探讨组织机制对其可持续性的影响。由于外包活动的内包可以发生在组织的任何职能部门或单位中，因此本文认为外包战略的可持续性和内包的发生取决于公共机构管理外包决策过程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与制定和实施外包决策相关的组织机制，可以提高组织的决策能力和运营能力。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H1：非管理人员参与外包决策将提高外包的可持续性。

H2：在实施外包决策中逐步推行（H2a）和定期监控（H2b）将提高外包的可持续性。

6. 数据来源：本文使用来自国际城市管理协会（International City / 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的可决策服务提供（Alternative Service Delivery）相关数据检验研究假设。从1982年开始，ICMA每五年会就64种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如内部、外部）对美国地方政府进行一次调查。问卷被发送到分层的随机样本（基于人口），由城市管理人员或市县政府的首席行政官负责。回答每个调查的组织数量在1283至1777之间，答复率为24-32%。这些数据得到了美国人口普查以及Brown和Potoski对36个城市管理者或市长的专家调查的补充。

7. 研究结论：研究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本文的主要论点——有效管理外包过程的组织机制可能会影响外包的强度。更具体地说，本研究发现：（1）决策的分散化可能会影响外包决策，但可能对外包没有持久的影响；（2）实施机制是影响外包服务内包的重要过程因素。

02

1. 题目：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 coordinated value propositions among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s（协作性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组织间的协同价值主张）

2. 作者：Erik Eriksson（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技术管理与经济系研究员）；Thomas Andersson（瑞典舍夫德大学商学院教授）；Andreas Hellström（查尔姆斯科技大学技术管理和经济系高级讲师）；Christian Gadolin（瑞典舍夫德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Svante Lifvergren（查尔姆斯科技大学医疗保健改进中心科学联合主任）

3. 关键词：协作性公共管理；公共服务逻辑（Public service logic）；价值主张；服务系统；社会系统

4. 研究背景：当代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存和更加多元。因此，公共服务组织面临的挑战变得越来越复杂，常常需要解决社会乃至全球关注的问题，例如强迫移民、气候变化、贫困、恐怖主义、流行病或老龄化社会。这类问题不仅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而且仅靠公共服务组织也无法解决。相反，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组织间协作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处理。许多时候，比起解决复杂问题，目前主流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被证明为更适合于解决组织间事务。更具体地说，新公共管理改革的“生产式”模式强调了内部流程的输入和输出效率。与责任下放相结合，新公共管理的重点一直置于组织内限定单位的绩效评估上，这导致对整个系统的理解不充分，从而导致福利服务支离破碎。此外，当需要组织间的协作来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时，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市场化”模式强调竞争。然而，这种协作面临着许多挑战。有学者提出，公共服务逻辑的协作方法将成为新公共管理改革组织内部关注的重要平衡点。公共服务逻辑超越了单个公共服务组织，通过包含多个参与主体来强调更广泛的服务系统。协作的公共管理文献和重叠的概念强调了社会系统在协作中的重要性，这些概念很可能为公共服务逻辑提供重要启发。

5. 研究内容：本文中的实证案例描述了一种新的、奖励性的、针对患有多种慢性病老人的护理模式，该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急诊室就诊减少80%，病人群体住院天数减少92%）。这种模式先前是支离破碎，协调度极差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协作性公共管理社会方面的实证案例的分析，对公共服务逻辑做出贡献。更具体地说，公共服务逻辑关注的是价值主张（即在用户意识到真正价值之前的潜在价值），这是公共服务逻辑的一个欠发达的方向。本文对于实践或政策的贡献在于，突出发展协作的价值主张的潜力，使得能够从用户或公民的角度克服支离破碎的公共服务。

6. 研究方法：本文建立在一个先前执行的行动研究项目的案例研究基础上，该项目的先验知识对理解本案例非常重要，包括事件的验证和数据的获取。本文的研究是在该行动项目2000年至2012年之间进行的，从病人和医疗数据库中收集了大量实地记录、文件、报道、数据，包括定量和定性的数据。上述行动项目作为研究背景，而本研究的重点是项目的评估阶段。由于本文的三位作者没有直接参与该行动项目，并且在实证资料与理论之间反复考虑，因此采取了归纳式的研究方法。此外，本研究主要根据迈尔斯和休伯曼的三个步骤，即减少数据、显示数据和得出结论，对实证材料进行分析。

7. 研究结论：由于许多公共服务组织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复杂，因此，许多国家预防机制思想中以组织内部为重点的管理思想就越不适合。公共服务逻辑提供了一个很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因为多元行为者对公共服务用户价值创造的贡献的协作方式得到了承认。此外，发生在用户身上的事情成为核心，而不是发生在公共服务组织内部流程中的事情。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公共服务逻辑。首先，它强调了协调功能和支持结构对于保持协作的重要性；第二，协作中的困难可以通过相互信任来克服，这种信任来自于协作各方之间的关系，并在协作各方之间得到维持，尽管建立信任可能需要时间；第三，服务体系（如本案例中的老年人护理），总是嵌入到多种社会系统中，这就要求参与者提出各种规则和规范；第四，通过强调上述三点的重要性，“孤岛化”（ Siloisation）可能会因为协作开发共同和协调的价值主张而受到阻碍。

03

1. 题目：Explaining effort substitution in performance systems: the role of task demands and mission orientation（解释绩效系统中的努力替代：任务需求和任务导向的作用）

2. 作者：S. Lorenzo Benaine（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Alexander Kroll（佛罗里达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

3. 关键词：绩效管理；绩效信息使用；绩效博弈

4. 研究背景：许多公共组织正在进行绩效管理实践。绩效系统有望通过建立系统的度量、报告和分析程序来帮助组织提高效益。同时，绩效和改进之间的联系并不像通常预期的那样明确。组织因素和个人偏见制约了绩效信息在决策中的使用，而有目的的使用并不一定能在组织和社会成果中创造直接的改善。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绩效系统的功能失灵，具体而言为数据博弈（指在没有实现指标背后的实际目标的情况下生成积极的绩效数据，如在学校系统中倾向于以考试为导向进行教学）可能是有害的。虽然作者不认为博弈和作弊行为会在每个绩效系统中占主导地位，但这种现象在多个环境中发生得过于频繁，以至于其不能被视为是异常（Exceptions）或异常值（Outliers）。因此作者认为，大多数系统很可能都会经历某种程度的数据博弈。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博弈对于大多数绩效体系而言是一种真正的威胁，但缺乏组织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博弈比其他情况更容易发生。事实上，大多数理论都把系统本身作为解释变量来讨论。作者虽然同意系统配置塑造行为，但对于所有受统一绩效系统约束的组织的行为差异，还需要了解更多。也就是说，当保持激励结构不变时，该如何解释为什么有些组织比其他组织更可能参与博弈行为？

5. 研究内容与研究假设：本文研究一种被称为努力替代（Effort substitution）的博弈，即组织倾向于关注有回报的领域，而不是没有回报的领域。本文认为，努力替代是任务需求、任务导向以及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在任务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很难达到绩效目标，因此可能会将注意力和资源从未回报的的领域转移到有回报的领域。同时，强大的任务导向可能会阻止组织在多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减少任务需求对努力替代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H1：任务需求会增加努力替代。

H2：任务导向会减少努力替代。

H3：任务导向减轻了任务需求对努力替代的影响。

6. 研究方法：本文在美国学校的背景下研究这些假设。选择美国学校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学校系统与更广泛的公共组织和机构有着共同的重要特征，因此构成了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其次，美国学校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标准化测试和问责机制，因此研究绩效管理系统的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案例。本文采用了一个五年期的面板数据集，包括一个学区中的64所高中，从而保证了所有学校的绩效制度保持不变。通过建立变量来捕捉努力替代，这些变量将建立学校在奖励措施上的变现和未奖励措施上的表现之间的联系。一个努力替代变量基于概念上相互联系的奖励与未奖励措施，另一个变量则基于最小关联的变量。

7. 研究结论：研究发现，一致的证据表明任务需求增加努力替代，而有部分证据表明任务导向可以减轻任务需求及其对努力替代的影响。但是，根据有奖励和无奖励绩效指标在概念上是否相关，作者也看到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当风险很大时，本文的研究假设成立；但当决策争议较小时，任务需求和任务导向的影响力较小。

04

1. 题目：Brokering knowledge into the public sector: understanding improvement facilitators’ priorities in the redesign of hospital care（将知识引入公共部门：理解改进促进者在重新设计医院护理方面的优先事项）

2. 作者：Ian McLoughlin（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Prue Burns（莫纳什大学商学院研究员）；Evelyn Looi（莫纳什大学商学院研究员）；Amrik Sohal（莫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 Helena Teed（莫纳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实施中心主任）

3. 关键词：创新；医疗保健；澳大利亚；知识；服务再设计

4. 研究背景：公共管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采用在其他行业中被证明有效的创新做法，来改善公共服务供给。人们特别关注与“精益思想”（ Lean thinking）相关的思想和实践，以及它们对于重新设计公共服务的潜在益处。但是，公共服务“外来”（ foreign）的知识通常被证明为难以应用于医疗保健等领域。最近，公共管理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理解组织边界和其他边界的性质和意义，以及如何更有效地跨越这些边界以促进创新。因此，与知识代理人（Knowledge brokers）有关的活动和作用的重要性得到了强调。有人认为，知识代理人可以提供一个机构，使新的想法和实践得以流动。 因此，如果来自公共部门外部的知识能够驱动内部的服务再设计，那么理解如何更好地诠释和发展这一角色及其相关的活动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对于知识代理人如何体验这些挑战，或者他们对如何提高效率的看法，目前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5. 研究内容：本文通过探索知识代理人的观点来建立这种理解，实证研究重点是一个部门范围的、基于精益的干预，它将服务再设计和改进方法引入澳大利亚州管辖区的公立医院系统。该倡议的目的是“通过培训全系统的工作人员来领导项目、实施变革和培训同行，以及在整个系统内可测量地改进卫生服务流程和结果，从而提高重新设计的能力和能力”。这一目标的核心是通过在32个参与的医院组织中充分资助和培训指定的改善促进者，在公立医院内植入改进知识。

6. 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德尔菲调查（Delphi survey）和阶段性焦点小组（Focus groups）两种方式寻求改进促进者的回应。

7. 研究结论：总体而言，研究结果与以下观点一致：对于改善促进者而言，最重要的活动是合法并支持其执行组织角色能力的活动。本文认为，合法化是将外部的管理理念转化为公共部门组织的挑战的核心。

05

1. 题目：Organizing service delivery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Loosely organized networks, coopt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组织服务递送？松散组织的网络、合作和福利国家）

2. 作者：Jaakko Turunen（瑞典索德脱恩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Noomi Weinryb（公共管理学院副高级讲师）

3. 关键词：社交媒体；难民危机；福利服务提供；弹性政策（Resilience policy）；松散组织网络（Loosely organized networks, LONs）

4. 研究背景：二十多年来，研究人员们描述了这样一种政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广泛的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参与福利服务或其他公共事业的塑造和提供。公民社会行动者（Civil society actors）在这些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的治理文献有助于我们理解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在福利服务提供网络中的作用，但关于松散组织的个人网络在社会媒体的帮助下聚集起来提供福利服务的作用的研究却少得多。有关这种个人网络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个人化的抗议活动（Personalized protests）上，而不是集体组织（Collective organizing）福利服务。然而，近年来，本文所研究的松散组织的网络（LONs）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交媒体联合起来，参与公共服务的递送，即参与治理网络。关于这些类型的网络在如何组织方面的研究正在兴起，但我们对LONs在治理网络中的作用知之甚少，特别是在它们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对以社交媒体为媒介的抗议运动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赋权能力（Empowering capacity）在时间上可能仅限于抗议的早期阶段，并且需要更正式的组织结构来确保持续的活动。因此，更多地了解通过社交媒体联合起来的LONs如何组织和建立与国家的关系，以超越民众参与的初始阶段是很重要的。它们是否像其他治理网络行为体一样与国家互动？它们会消失不见吗？或者它们会发展成为抵抗和挑战国家的场所（Sites）吗？本文的实证背景是瑞典的弹性政策（Swedish resilience policy）及其在所谓欧洲“难民危机”中的应用。2015年，有超过16万难民在瑞典寻求庇护，其中大部分是在秋季抵达。2015年的寻求庇护者人数是前一年的两倍。此外，大量未登记的难民经过瑞典，目的是到其他北欧国家寻求庇护。难民的涌入出乎意料，让接收难民的瑞典当局感到紧张。这种情况被作为行政危机（Administrative crisis）处理。根据瑞典的弹性政策，瑞典公民应急机构（MSB）承担了不同公共机构（主要是移民局）与一些传统上被纳入瑞典弹性政策的公民社会组织（如瑞典红十字会和瑞典教会）之间的总体协调职能。除了现有的公民社会组织外，一些LONs还通过社交媒体，特别是Facebook组织起来。LONs接管了一些国家通常认为是其特权的中心任务，如为难民提供接待指导、医疗、临时住房、食物和衣服。在这样做的过程中，LONs体现了其组织能力相对于国家的迅速性，但其中一些LONs也带着直言不讳的政治信息进行服务，即国家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危机的主要国家审计中，LONs的相关性得到了承认，但LONs在瑞典抗灾政策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任何详细的审视和分析。

5. 研究内容：通过更仔细地审视在弹性政策背景下，对构成LONs的社交媒体的讨论。作者旨在了解这种组织类型的作用，并探究LONs如何与国家（State）合作（Co-opted）或是不合作。本文的研究问题是：LONs如何通过提供福利服务来协商要解决的政策问题，以及如何与国家协商服务递送？（此处所说的国家是指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

6. 研究方法：为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对瑞典两个LONs（一个在马尔默，另一个在斯德哥尔摩）的Facebook对话进行了解释主义政策分析。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15年9月至11月。此外，本文对松散组织的网络成立两年多后进行了一次实证性的回顾，考察它们的发展情况。

7. 研究结论：LONs不容易治理，然而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制度环境。研究结果指出了与LONs和治理有关的两个核心难题：（1）由谁以及如何管理参与LONs的个人?（2）LONs如何影响网络治理？另外，LONs的前景和威胁在于其高度的自给自足性，来自国家机构和治理网络中的其他伙伴，再加上其已被证明的提供服务的效率。个人愿意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这表明国家有必要考虑创新的方法来参与或潜在地参与此类社交网络倡议。在这方面，需要达成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国家需要维持LONs为提供福利服务而吸引大量个体参与的能力，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引导LONs走向其期望的政策结果。

06

1. 题目：Bureaucratic structures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findings fro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20 European countries（官僚结构和组织承诺：20个欧洲国家的比较研究结果）

2. 作者：Kohei Suzuki（荷兰莱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Hyunkang Hur（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商学院公共行政与环境事务系助理教授）

3. 关键词：官僚结构；公务员制度；韦伯官僚制；组织承诺；社会交换理论；比较公共行政与管理

4. 研究背景：过去二十年来，人们重新评估了韦伯式的官僚结构，以及官僚制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结果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大量的跨国家和次国家（Sub-national）的研究表明，政治自主和公正的官僚机构（即韦伯官僚机构），即通过绩效考核招聘公务员并享有终身制保护，与积极的宏观层面成果（包括社会经济发展、预防腐败、监管质量和创业精神、科学生产力、创新成果、公民行动、政治合法性、政府满意度、对民主的支持和行政效能）之间存在经验联系。虽然这一系列良好政府治理的文献大多以政治学为基础，增进了对韦伯官僚机构作用的理解，但从比较的角度看，我们对公务员个人以及他们的态度如何受到行政结构的影响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大量的公共管理文献从组织环境角度研究了个人态度的威慑力，而不是从跨国家的角度。尽管最近对公共管理中比较和环境因素的关注有所增加，但这一领域假设“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忽视了官僚机构的国家特征和对治理的广泛看法。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旨在将现有的良好政府治理的文献与公共管理文献联系起来，同时将个人层面的结果纳入研究范畴。

5. 研究内容和研究假设：本文探讨了国家官僚制的特征与高级公职人员组织承诺的程度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关注人事制度，特别是公职人员的招聘和晋升制度的开放或封闭程度。封闭系统的特点是公共服务的职业特殊性。公共服务职业通过正式考试加以限制，公职人员享有终身保护权，公共部门的雇员适用特殊的劳动条例。另一方面，开放系统的特点是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转换的官员的职业流动性，进入公共部门的机会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更小。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H1：封闭的官僚结构与公共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持续承诺呈正相关

H2：封闭的官僚结构与公共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规范承诺呈正相关

H3：封闭的官僚结构与公共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情感承诺呈正相关

6.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本文依赖组织承诺的概念来研究员工承诺。具体而言，本文采用社会交换理论作为理论框架。本研究将创新性的综合运用两个独特的跨国家数据集，第一个是COCOPS欧洲公共部门改革高管调查，其中包含来自21个欧洲国家的9333名高级公共部门高管的调查答案；第二个是政府质量（Quality of Government）专家调查数据集II，它捕捉了根据1200多名国家专家的意见构建的国家官僚结构的特征。本研究运用组织承诺变量作为COCOPS调查项目的指标，该变量旨在衡量公共经理的三种组织承诺形式；运用政府质量专家调查数据集II来获取就业系统的封闭程度。

7. 研究结论：多层次模型的结果表明，即便在控制了文化、行政条件和政治因素等国家层面的重要因素后，公务员雇佣制度的特征仍然对某些类型的组织承诺水平产生影响。封闭系统与更高水平的持续性和规范性承诺之间存在强烈的经验正相关，然而我们没有发现封闭系统与情感承诺之间存在任何经验联系。分析结果还提供了其他值得注意的重要结果，与男性官员相比，女性官员可能表现出较低的持续性和规范性承诺，但并没有发现性别与情感承诺之间有任何统计学意义的联系。

07

1. 题目：From events to personal histories: narrating change in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从事件到个人历史：叙述医疗机构的变革）

2. 作者：Kevin Morrell（英国杜伦大学商学院教授）；Alistair Hewison（英国伯明翰大学健康和社会护理领导力中心高级讲师）；Loizos Heracleous（英国华威大学商学院教授）

3. 关键词：叙事（Narratives）；管理者；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组织变革

4. 研究背景：奠基性的研究已确立了从叙事视角看组织的广泛相关性。此后，使用叙事的作品被应用于一些特定的理论领域，包括创新和修辞（Rhetoric）的传播、伦理和治理、组织中权力的来源和使用、作为实践的管理以及工作认同。叙事也被用于研究组织成员如何理解组织变革以及理解本身，因为“叙事并不简单地涉及变革，而是构成（Constitute）变革。”叙事经常出现在研究医疗组织变革的研究中，为研究医疗保健变革的研究引入新的结构和战略方法。另外，叙事是组织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它们帮助行为者解决复杂性和模糊性问题，将经验组织成熟悉的概念清单，并为推理和行动提供配方。它们可以加强对组织内社会学现象的理解，因为它们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手段。叙事支撑着中观和群体层面的过程（如变革、组织认同的形成和领导力）如何在微观层面得到解释和形成。虽然叙事和变革的一般联系已经确立，但个人如何从经历一个复杂的场景或一系列事件，转变成一个有序的叙事的过程，却不太为人所知。

5.研究内容：为了应对大规模的变化，管理者必须理解复杂的事件，但是对变化的描述从来都不是客观的、事实的，而是选择性反映。它们不是简单的编年史，而是个人历史。本文运用这个观点来分析公共部门医疗机构的变革。医疗保健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背景，因为它受到大规模政策驱动改革的影响。用一个明确的宏观背景来映射个人历史，虽然内容不同，但有共同的叙事模板，使其具有结构性。

6.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进行比较案例研究。作者分别在2009年、2011年和2012年访谈了127名医疗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期间进行了数字记录，逐字记录，并进行了主题分析。三波深度访谈是与三个信托基金（匿名）的工作人员进行的，他们是：绿地信托（Greenfield Trust）、棕地信托（Brownfield Trust）和大学信托（University Trust）。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在上述场所中观察NHS高级管理人员如何理解、管理和实施服务设计的变革。然而，在本文中，重点是对数据的检查，以分析个人历史如何在访谈中呈现。纵向设计（Longitudinal design）和连续的深度访谈，提供了一个异常丰富的机会来分析从经历复杂事件到创造关于正经历变革的个人历史的转变。

7.研究结论：本研究展示了如何理解叙事的基本结构，而不是对其内容进行主题分析，对于展示管理者如何应对医疗保健领域的复杂变革是非常重要的。在所有的历史中，都存在着插叙的特点，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纯粹地、无中介地接触到过去或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它们总是通过叙事的棱镜来看待。将这些个人历史作为自足的、连贯的叙事来分析，而不是仅仅关注其中的主题，这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可以补充定性研究中通常使用的内容分析策略。本文分析表明，受访者是如何通过使用熟悉的叙事模板来组织他们的经历来创造个人历史，从而解决复杂性问题的。作者努力展示这种分析方法是如何产生对管理者如何构架和“讲述 ”组织变革，以及他们在变革中的角色的见解。其认为存在着理解复杂事件的既有结构，这些结构表现为叙事情节或论证结构，这种想法是具有挑战性的。

08

1. 题目：The impact of accountability deficit on agency performance: performance-accountability regime（问责缺失对机构绩效的影响：绩效问责制度）

2. 作者：Yousueng Han（韩国延世大学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

3. 关键词：机构问责；问责缺失；机构绩效；官僚控制；政策实施过程

4. 研究背景：确保问责被认为是实现公共组织预期目标的一项基本原则。特别是自从“新公共管理”范式以来，各种问责机制被广泛应用于公共部门，以提高绩效和民主价值。然而，从具体的政策领域、政府整体改革到网络化治理，问责机制并不总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而是在很多情况下，公共部门的问责机制存在系统性缺陷（Systematically defective）。应用于机构设置的问责机制的缺陷，一直是公共部门研究中的有意义的问题。因此，问责缺失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其对公共部门绩效的影响。过去的三十年里，公共行政和管理研究在理解公共问责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大多数关于机构问责的实证研究都是通过案例研究进行的，或者不是将问责制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或因变量进行检验，而是将其作为一种隐含逻辑或修辞以解释核心变量。此外，以往研究问责缺失的文献主要集中在通过案例研究进行描述性论证，其对预期结果影响的实证检验还不成熟。因此，先前研究对公共部门的机构问责机制的理解是有限的。

5. 研究内容：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机构问责机制的缺失对机构绩效的影响，以增进对机构问责机制的理解。为了系统地衡量机构问责，本文应用了一个机构问责缺失的概念模型，该模型包括三个机制：信息提供、评估、后果。这个三维模型捕捉到了机构委托人和官僚控制下的代理人之间的问责缺失。

6. 研究方法：本研究借鉴委托-代理理论，考察官僚控制下的纵向层级问责关系，假设三种机制对代理绩效的预期结果。机构问责缺失的三个维度（信息提供、评估和后果）是自变量，而机构问责缺失是第四个自变量。因变量是代理绩效。所用数据来源于美国布什政府于2002年特别设立的绩效评估评级工具（PART）。

7. 研究结论：本研究发现，在绩效问责制度下，机构问责与机构绩效显著相关。测量结果表明，三种问责机制各不相同，显示了整个联邦机构的相对成功和失败。此外，三种问责机制对机构绩效有正向影响，而整体机构问责对机构绩效也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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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20年第6期

本期编辑：林煜茜 翁晨源

审核校对：杨铃 张晓会 梅宏 谢根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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