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引51046次！再访铁笼：组织领域的制度同构与集体理性

编者按

是什么使各种各样的组织如此相似？DiMaggio与Powell（1983）认为，合理化和官僚化的引擎已经从竞争性市场转移到国家和行业。一旦一个组织出现在某个领域，就会产生如下悖论：理性的行动者在试图改变他们的组织时，却使其变得越来越相似。他们在Meyer和Rowan的基础上从组织和领域层面探讨了导致这种结果的三个同构过程——强制、模仿和规范。

DiMaggio和Powell分别是纽约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其合著作品对组织理论中新制度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们1983年发表在ASR上的文章《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在谷歌学术上被引高达51046次，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引言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提出，由禁欲主义所带来的理性主义精神已经取得了其自身的动力。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理性主义的秩序已经成为了铁笼，在这个铁笼中，人性已经被囚禁。除非先知复生，否则“也许直到最后一吨煤被烧尽”（Weber，1952，181－182），这一现状也难以改变。在有关科层制的论述中，韦伯又回到这一主题，认为科层制是理性精神在组织行为上的表现，这是一种高效且强大的控制手段，这种科层化的势头一旦形成，将是不可逆转的（Weber，1968）。随着科层化进程的加快，“铁笼”的形象困扰着很多社会学家。但是当科层化的趋势在韦伯提出这一概念后的八十年中广泛传播时，我们认为，组织合理化的动力已经改变。在韦伯看来，引起科层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资本主义企业在市场中竞争的需要；国家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统治者需要控制他们的公职人员和公民；资产阶级对获得法律平等保护的需要。在这三点中，最重要的就是竞争性的市场。

我们认为，形成科层制与理性化的原因已经改变。公司和国家的科层化均已实现，组织机构依然越来越同质，科层制仍然是最常见的组织形态。然而今天，组织结构的变化似乎越来越不受竞争或效率的影响，相反的，我们认为，科层化和其他形式的组织变迁之所以发生，更多地是组织变得更加类似的过程的结果，而这些过程并不必然使组织变得更加有效。我们认为科层化和其他形式的组织同质化产生于组织领域的结构化过程（structuration）（Giddens，1979）。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和行业的影响，后者则是20世纪后半叶最强大的理性化力量。高度结构化的组织领域提供了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理性处理不确定性和相关约束的个体努力，会在集合意义上导致组织在结构、文化以及产出上的同质性。

二、组织理论与组织多样性

很多当代组织理论都假设，存在一个多样而分化的组织世界，并力图解释组织机构在结构和行为上的多样性。汉南和弗里曼（Hannan and Freeman，1977）的一篇重要理论文章开篇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存在种类如此众多的组织？”甚至我们的调查技术，也是更多的用来解释多样性而不是其缺失。 正相反，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组织的形式和实践中存在着如此惊人的同质性？我们试图解释的正是这种相似，而不是多样性。

科瑟、卡杜欣和鲍威尔（Coser，Kadushin＆Powell，1982）描绘了美国高校教材出版的变革过程，也就是从最初的多样化到现在的只有两种主要出版模式——大型科层制综合出版社和小型专业出版社。罗思曼（Rothman，1980）描绘了法律教育从数种相互竞争的模式转变为两种支配模式的过程。

 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组织领域产生和结构化的过程是一组多样化的组织活动的结果。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组织的同质化过程，当组织领域一旦确立，那些新进入的组织也会经历这个同质化过程。 

我们所说的“组织领域”（ Organizational Fields），是指的这样一些组织，它们在总体上构成了一种制度生活的公认领域。这些组织包括关键的供应者、资源和产品消费者、管理机构以及其他的提供类似服务或产品的组织。这样分类的好处是，它不仅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竞争的市场，也不只关注组织网络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是相关行动者所构成的一个整体。通过这样的分析，领域理论包含了组织间的连通性和结构等效性（White，Boorman＆ Breiger，1976）这两个重要的方面。 

组织领域的结构无法被先验地推断，但是可以通过经验调查的方式来确定。领域仅仅在其制度轮廓形成的情况下才会存在。制度形成的过程，或称为“结构化”（structuration），是由四部分组成的：领域中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断增大；组织之间明确的支配结构和联盟的出现；领域中的组织必须竞争以得到不断增长的信息；在一个共同的组织序列中参与者之间的共同意识得以发展（DiMaggio，1982）。 一旦同一商业阵营中的不同组织被建构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中（正如我们所讨论的，由于竞争、国家、行业等多重因素所致），强大的力量会出现并引领这些组织变得越来越相似。这些组织也许会改变它们的目标或者建立新的方向，同时新的组织会进入这个领域。但是，从长远来看，组织中的行动者不断作出的理性决定，会在他们身边构建出一个环境，这个环境限制了他们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更多地进行改变的能力。

尽管组织可能试图不断地改变；但是在达到组织领域建构过程中一个特定点（即临界点）之后，由单个组织变化带来的聚合效应会减少这个领域中的多样性程度。用谢林（Schelling，1978，14）的话来说，在一个结构化的领域中的组织会对环境作出反应，而这种环境又是由那些会对其所处环境作出反应的组织构成的。

同构（isomorphism）这个概念最能体现同质化过程。在霍利（Hawley，1968）的描述中，“同构”是一个强制性的过程，它使得总体中的个体与其他个体类似，以应对相同的环境条件。在总体层面上，这样的方式表明组织特性发生改变，以增强对环境特性的适应。一个总体中的组织数量是受环境容量影响的。同时，组织的多样性与环境的多样性是同构的。汉南和弗里曼（1977）拓展了霍利的观点，他们认为同构化得以产生是因为非优化的组织形式被淘汰，或者因为组织决策者学会了适度反应，并调整他们的行为。汉南和弗里曼的关注点仅仅在第一步：优胜劣汰。 依循迈耶（Meyer，1979）和芬内尔（Fennell，1980）的说法，我们进一步认为，有两种同构化的形式：竞争同构和制度同构。汉南和弗里曼的经典研究（1977）以及他们近期的许多研究，关注的都是竞争同构，假设存在一种系统理性，强调市场竞争、生存空间的变化和适宜的手段。这样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十分适合用来解释自由、开放的竞争领域。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韦伯提到的科层化过程，同时也适用于早期的创新接纳过程，但它并没有呈现出有关当代世界组织形式的全面图景。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必须补充由坎特（Kanter，1972，152－154）在讨论迫使组织社群与外部世界相一致的因素时提出的制度同构的观点。正如阿尔德里希（Aldrich，1979，265）所谈到的那样“组织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其他组织的存在”。组织间的竞争不仅仅是为了资源和客户，也是为了政治权力和制度合法性，以同时获得社会和经济的正当性。“制度同构”的概念对于理解政治和仪式在当前组织领域中的重要作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三、制度同构的三种变迁机制

我们确立了制度同构变迁得以发生的三种机制，每种都有自己的前身：（1）源于政治影响和合法性问题的强制性同构；（2）对于不确定性的标准反应模式所引起的模仿性同构；（3）与专业化相关的规范性同构。这样的区分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因为这几种类型并不是总能被经验地区分的。虽然这三种形式在经验情境中互相交融，但是它们却各自源于不同的条件，并且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1强制性同构（Coercive isomorphism）

强制性同构主要是来自组织所依赖的其他组织向它所施加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压力，和它所处社会中的文化期待对它的压力。在某些情境下，组织变迁是对于政府法令的直接反应：厂商引入新的污染控制技术以遵守环境条例；非营利性的组织坚持会计核算并雇用会计，以遵守税法的要求等。事实上，这些变迁很大程度上是仪式性的，但并不意味它们无关紧要。

共同法律环境的存在影响了组织行为结构的很多方面。韦伯曾指出，一个复杂且理性的合同法体系的影响深远，这个法律体系要求必要的组织控制以倡导法律承诺。政府的其他法律和技术的要求，也会以相似的方式对组织产生影响。

在理性化了的国家和其他大型理性组织将它们的支配力扩展到更多社会生活的领域中时，组织结构就会越来越体现被国家制度化与合法化了的规则（见Meyer and Hannan，1979）。由此组织会越来越趋于同构，并且越来越依照与更广泛制度一致的仪式来组织自身。同时，组织在结构上会越来越不被技术性活动产生的束缚所决定，也越来越不会被产出控制凝聚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会利用群体成员资格和群体团结来实施仪式化的控制。对组织直接施加标准操作程序、合法化规则与结构的压力的情况，在政府领域之外也时有发生。例如随着公司集团规模和运营范围的增长，母公司不一定会将标准的绩效评估标准强加给子公司，但是子公司仍然通常会遵从标准的报告机制。

中央政府的扩张、资本的集中化、慈善机构的协调，都通过直接权威关系而促进组织模式的同构化。 目前为止，我们仅仅提到了组织模式在从属组织中被直接且明显推行的情况。然而强制性同构比起上述例子来说，是更为微妙且模糊的。

2模仿性同构（Mimetic processes）

不确定性也是促进同构产生的一项强大推动力。当某组织的技术没有被人们很好地理解时（March and Olsen，1976），或者当目标含混不清，或者当环境中出现了象征符号等方面的不确定时，组织就会以其他组织作为自身的模板，对其制度进行模仿。

“模仿”——正是对于不确定性的响应。被模仿的组织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模仿的过程，或者并没有想被他人复制的想法；它们仅仅作为一种方便的可利用的资源，被其他组织借来使用。典型的模式可能是雇员在无意识中传播的，或者明确地被组织传播，例如咨询公司和商贸协会。

最具戏剧性的模仿例子之一，便是日本的现代化推动者（维新派）在19世纪末，模仿西方明显成功的政府首创的模式。日本帝国的政府派遣他们的官员去学习法国的司法、军事、警察系统，英国的海军、邮政系统，以及美国的银行业和艺术教育制度（见Westney，1987）。然而现在，美国的企业反过来凭借贯彻日本模式，来解决本国企业内部棘手的生产和人事问题，而重新获得赞誉。这些进步同时也有仪式性的一面，即公司接纳了这些“革新”来强化它们的合法性，来展示它们至少在试图改善工作环境。更一般地来说，一个组织雇用的员工越多，或者服务的顾客越多，它便会面临越紧迫的压力，来提供由其他组织所提供的项目和服务。如此一来，无论是技术高超的劳动力，还是广阔的消费者基础都会促进模仿性同构。

 许多组织结构的同质化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存在有大量对组织多样性的探寻，但事实上只有相对很少的几类变化可供选择。组织倾向于模仿同领域中它们感觉更合理或者成功的类似组织。特定结构安排的普遍存在似乎更应该归功于模仿过程的普遍性，而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指出这些模型能够提升效率。

3规范性同构（Normative pressures）

组织的同构化变迁的第三个来源是规范化，并且起源于专业化。根据拉森（Larson，1977）和科林斯（Collins，1979）的理论，我们把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理解为某一职业内成员的集体斗争，以界定他们工作的条件和方法，控制“生产者的生产”，并且建立他们职业自治的认知基础和合法性。正如拉森指出的，这种专业化计划很少能够取得全面成功。专业人士必须向外行的顾客、老板以及监管者妥协。

 专业化有两个方面是同构化的重要来源。一是正规教育的测试和大学专家提供的认知基础的合法化；二是跨组织并使得新模型迅速扩散的职业网络的发展和完善。大学以及职业培训机构，在职业经理人和他们的员工间的组织规范形成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专业和行业协会是定义和传播组织与职业行为的规范化条例的又一手段。这样的机制创造了一群几乎可互相代替的个体，这些个体在大量的组织中占据类似的地位，并且拥有类似的目标和特性，这些相似的目标和特性可能超越那些本来可以形塑组织行为的传统与控制的多样性（Perrow，1974）。 

 鼓励规范化同构的一项重要机制是“职员过滤”。在许多组织领域中，过滤产生于雇用那些从同行企业中来的员工；或者在小范围的培训机构中进行的快速人员招募；或者通过常见的升迁惯例，例如总是从财务或法律部门雇用高端管理者；以及通过选择具有特定技能水平的职业人员。

管理的专业化与组织领域的结构化总是并驾齐驱的。专业人士间的信息交换有助于建立一个被普遍认同的地位等级，以及中心和边缘的等级，而这个等级就成为了组织间信息流动和人事变动的社会环境。这种地位的排序会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方面都得到体现。一个行业中，几个大型企业如果在与工会管理层进行协商时担任关键的议价代表，那么这同样会给这些企业带来其他方面的核心地位。这样的核心组织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他们的政策和结构将会被整个领域复制，他们的核心性会不断强化。

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是很重要的：每个机构的同构化过程，都可能不会增加组织的经济效率，一旦组织的绩效增强，就经常是因为组织与其所处领域中的其他组织同构化的回报。这种相似性可以使机构间的交易更加便利，以吸引有职业心的职员，以使机构获得合法性和声誉，更能契合行政性的范畴，而这些范畴决定了公有或私人资助与合同的资格条件。然而，以上任何一项皆不能保证因循守旧的组织比那些特立独行的不遵从制度性压力的同行，在生产绩效方面更有效率。

这些结果可归纳出一个较为普遍的模式。一个包含大批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的组织领域，主要是被地位竞争所驱动的。组织的威望和资源是吸引专业人士的核心要素。当机构试图保证它们能够提供与其他竞争者一样的福利和服务时，这个过程便促进了同构化。

      四、同构变迁的预测    

A、组织层面的预测

1、某一组织对于另一组织的依赖性越强，在结构、氛围和行为重心上就越可能趋近于后者。

2、组织A的资源供应集中程度越高，它向资源提供者同构化变迁的程度就越深。

3、手段与结果之间的不确定性越强，某一组织向其视为成功的组织模仿的程度就越深。

4、某一组织的目标越模糊，它向其视为成功的组织模仿的程度就越深。

5、一个组织在选择管理者或员工时，对于学历文凭的依赖程度越高，该组织与领域中其他组织的相似程度就越大。

6、组织管理者对于同业公会和专业协会的参与程度越高，组织与领域内其他组织相同或者趋同的可能性就越高。

B、领域层面的预测

1、一个组织领域对于某一（或者几个相似的）关键资源支持来源依赖程度越深，该领域中组织同构化的程度就越高。

2、某一领域中的组织与政府机构的交易程度越深，整个领域中组织同构化的程度越高。

3、一个领域中可见的替代性组织模型越少，该领域中组织同构化的速度越快。

4、某一领域中技术不确定性越高、目标模糊的程度越深，组织同构化变迁的速度越快。

5、某一领域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发生制度性同构化变迁的组织就越多。

6、某一领域结构化的程度越高，组织同构化的程度越深。

    五、对社会理论的启示  

将功能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宏观社会理论，与组织研究领域的理论或实证研究进行比较，就会得出一个吊诡的结论：社会（或者精英）看上去似乎是聪明的，而组织看起来是愚笨的。我们发现，很难使现有的关于组织研究的文献和宏观社会理论保持一致。困惑的、争执的、沉浸于组织个案研究和理论故纸堆中的笨口拙舌者，怎么可能联合起来去建构宏观理论家所勾勒的精密、匀称的社会大厦？

对于这一矛盾常见的回答是，某种自然选择的机制在其中起作用，这一机制淘汰了那些适应能力不佳的组织形式。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这样的观点很难符合组织现实，因为现实中效率相对较低的组织形式仍然能够存在下去。

解决宏观理论与组织研究矛盾的第二条途径，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理论家，他们断言，关键精英通过操控大型组织（如支配垄断资本的金融机构）中的核心位置来引导和控制社会体系。但是佩罗（Perrow，1976，21）发现，即使拥有优越的资源和制裁的权力，组织精英仍然经常无法最大程度地满足他们的偏好，因为“现代组织的复杂性使得控制十分困难”。

我们并不会立即拒绝自然选择假设或精英控制理论。精英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确有非常大的影响，超出常规的或者低效率的组织也的确被淘汰了。但是我们认为，以上两者均不能充分地解释组织在结构上日益相似的原因。我们认为，制度同构化理论可能会有助于解释组织日益同质化，以及精英们常常能实现他们的目的等发现；同时，让我们理解非理性、权力受挫、创新缺失在组织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且，与功能主义或精英理论对于组织变迁的研究相比，我们的方法与民族志和其他理论文献在组织运作上的研究更为一致。

关注制度同构化，还可以为围绕组织权力和生存进行的政治斗争提供一个急需的视角，这一视角正是群体生态学所忽视的。最后，一个更为成熟的组织同构化理论，可能还要为一些场域中的社会政策提供重要的启示。

我们相信，同时注意组织间的相似性和多样性将会获益良多，尤其是同质化或分化随时间变化的程度。我们的研究路径试图同时研究渐进的变迁和自然选择。我们重视组织理论家关于变迁、模糊性和限制在组织中扮演角色的观察，强调这些组织特性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的启示。我们认为，自韦伯时代至今，科层化（或者更广泛地说，一般的同质化）的焦点和原动力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理解这种由韦伯所提出的趋势的重要性，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过。

END

文献来源：DiMaggio, P. and Powell,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4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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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译：谭健翔

审核校对：梅宏  王莉君  翁晨源  张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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