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 Road or Low Road”：公共服务动机会改变伦理决策过程吗？
编者按：
本期推送带来Edmund C. Stazyk及Randall S. Davis于2015年发布在Public Administration上的文章Taking the 'high road': doe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lter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该研究利用公共价值及公共服务动机理论探究公务员在面临伦理困境时的过程路径及影响因素，对公共服务动机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有进一步的理解。
作者信息：
Edmund C. Stazyk, 纽约州立大学公共行政与政策系教授；
Randall S. Davis, 南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
一、问题提出
当面临伦理困境的时候，公务员如何权衡信息？学者们认识到，在给定情况下公务员对其伦理义务的理解往往不尽相同。这种差异部分源于一个事实：多个竞争性的参考框架塑造了公务员的伦理义务观点。例如，美国的学术研究通常认为，个体受到源自个人价值的内在主观的道德感约束，同时也为镶嵌在原则、法律和规则中的外部客观的要求所约束。道德义务（obligation to virtue）和原则义务（obligation to principle）之间的区别被称为是high road和low road方法间的差异。虽然公共行政学者对促进政府伦理系统的相关因素（如组织设计、管理改革）有了很多见解，但是对影响员工决定参考根植于High road还是low road方法的伦理义务的机制，知之甚少。
Perry的公共服务动机过程模型提供了评估公务员在面对组织困境时，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偏向一种伦理义务而不是另一种的工具。该模型表明员工的社会历史背景（如教育、非职业社会化，关键生活事件），动机背景（如工作特征、工作环境）和个人特征（如能力、价值观、自我概念）共同塑造了他们的行为。Perry还认为，公共部门职业固有的种种价值观结合在一种实现共同利益（common good）的愿望上。换句话说，公务员的个人价值和自我概念包含了对共同利益的兴趣，并塑造他们的PSM，这又反过来改变公务员的行为和义务感。在PSM基于共同利益的意义上，与PSM相关的价值似乎与那些内在于high road的伦理义务直接相关，而不仅限于基于原则对现存规则和法律的遵守。
本文试图更全面地阐明一些公共价值，PSM与公务员在面对组织问题时、选择high还是low road伦理义务的决定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
基于Perry（2000）的公共服务动机过程理论，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总结公共价值、PSM和偏好high road伦理标准关系的概念图。如图所示：
1.公共价值与PSM实证证据表明特定的公共价值与PSM间存在强烈相关，并且理论认为公共价值塑造了PSM(Perry 2000; Perry and Vandenabeele 2008)。因此，作者提出：假设1：相信自己部门的决定是基于公共价值的员工，会显示出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动机。
2.PSM与high road伦理标准PSM与High road伦理之间存在价值联系（如下图）。鉴于PSM固有的价值观内在地激励着行动，而high road伦理义务源于强化内在道德、直觉和美德的价值观。作者提出：假设2：具有较高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的员工更有可能应用high road伦理标准。
3.公共价值与high road伦理标准因为制度价值通过社会化影响个人行为，公共价值与high road伦理之间也存在价值联系（如下图），作者提出：假设3：相信部门决策包含公共价值的员工更可能应用high road伦理标准。
4.PSM作为公共价值与high road伦理标准之间的中介变量基于对Perry的PSM过程模型和上述论断，作者提出最后一个假设。如果公共价值对PSM有积极影响（Perry 2000; Maesschalck et al. 2008; Andersen et al. 2013），并且PSM所固有的价值加强了与high road伦理相关的内在的、直觉性的反思（Perry and Wise 1990; Perry 1996; Svara 1997），那么公共价值也可能间接影响伦理决策标准。包含在PSM的价值和更广泛的价值集合可能共同作用，驱使某人对特定伦理义务的偏好(Maesschalck et al. 2008, pp. 162–63)。因此作者提出：假设4：当员工认为部门决策包含公共价值观时，通过增加公共服务动机间接增加了对high road伦理的应用。
三、研究设计
这项研究的数据来自Phase IV of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Studies Project (NASP-IV)。NASP对超过50,000名居民的美国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城市经理，助理城市经理 (assistant city managers) 和部门负责人进行的抽样调查。研究结束时，有1538个人参加，回复率为46.4％。1,538名受访者来自545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其中126个司法管辖区由一名受访者代表，130个司法管辖区由两名受访者代表，以及289个司法管辖区由三个及以上受访者。代表样本特征见文章表格。
除了考察high road偏好的项目外，所有其他的测量和概念都经常用于公共管理和PSM研究中。关于变量测量的详细说明见文章附录。
模型的控制变量为常见的社会人口因素。此外，为了捕捉高度专业化雇员和专业训练程度较低的雇员之间的区别，作者进行了两组模型的分析。第一组模型只考察学士及以下学位的员工，而第二个模型则考察拥有MPA、MPP或其他研究生高级学位的员工。
四、研究结果
研究使用Mplus V.7构建了两次验证性因子分析及两个关于员工专业化水平方面的结构方程模型。
表2中的结果表明，第一，在员工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模型中，假设1及假设3得以验证。第二，在员工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模型中，仅有假设1得到验证。
此外，在公共价值通过公共服务动机影响high road伦理的验证上，研究发现在员工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模型中，公共价值对伦理水平的间接影响是显著的，但在员工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模型中，该间接影响不显著。因此假设4仅在员工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模型中得以验证。
最后，在控制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上，在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模型中，组织任期的增长与公共服务动机增加有关；与非白人雇员相比，白人雇员倾向于认为其部门不太可能纳入公共价值观。在专业程度高的模型中，女性和白人雇员都倾向认为他们的部门在做出决策时会纳入公共价值观。此外，与男性专业雇员相比，女性雇员倾向于低职业道德标准。
五、讨论
第一，专业化程度水平不同的雇员间的差异或许说明了PSM和行为结果的关系比想象中复杂，受过更少公共管理专业培训的公共雇员，随着公共服务动机的增加，更倾向于high road。
第二，过去研究认为PSM总是会产生正面的个人及组织成果的结论可能错误的。如对于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员工，公共服务动机可能会导致偏爱high road，但却会牺牲low road。
第三，PSM与公共价值不尽相同但相关。
第四，研究结果表明对专业程度高的公共雇员而言，其对high road 和low road的偏好是一致的，但对于专业化程度低的公共雇员而言，他们更偏爱high road，因此应该鼓励这些雇员接受更多的在职道德培训。
文献来源:Stazyk, E. C. , & Davis, R. S. . (2015). Taking the 'high road': doe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lter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93(3), 627-645.声明：本期编译文章以增进学术交流为目的。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如有内容及格式错误请联系后台。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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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排版丨王莉君 张晓会
审阅丨邓甜 任媛媛 谭健翔 余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