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问责”的控权机理何以生成——基于抖音36起“涉官”舆情事件的扎根研究

编者按

网络“舆情问责”正成为民众监督官僚公权力的重要手段，短视频作为民众参与公权力控权问责的新渠道，为民众提供了一个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限制的“脱域”平台。本文通过扎根理论，通过对抖音中“涉官”舆情事件的研究，同时借鉴共情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原理，构建了“社会责任共情→在线社会支持→合意集体行动”网络“舆情问责”的控权机理模型。对于新时代从严治党、治吏的政治过程中讨论网络“舆情问责”具有重要意义。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积极讨论！

# 作者简介 #

刘滨，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许玉镇，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理论与方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摘要

在大数据和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舆情问责”正成为民众监督官僚公权力的重要手段。研究网络“舆情问责”可以为政府及纪检监察部门提供问责参考，从而更好地提升政民良性互动与政府公信力。使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以抖音中“涉官”舆情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定向采集网民的评论数据进行编码，构建了“社会责任共情→在线社会支持→合意集体行动”的网络“舆情问责”控权机理模型。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共情是发生网络“舆情问责”的重要前提，民众可以通过抖音等社交媒体来增强社会共情水平，并在线上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下形成合意集体行动，共同塑造舆情问责的压力场，倒逼涉事官员或部门的问责实现，以达到对公权力的监督与约束。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确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求国家治理体系能够积极、迅速、有效地回应人民诉求。近年来，问责制的推进已成为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体现出民声主导的鲜明特色，迸发出西方学者难以想象的制度功效。

自媒体时代的网络平台成为网民集体参与“涉官”舆情事件问责的重要媒介，尤其是短视频的兴起使得公共传播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短视频正在成为民众直接发声的重要舆情传播工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18亿，占网民整体的87.0%，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共开通政务抖音号25313个。短视频的出现使网民对事件的评论和传播更加直观，网民对“涉官”舆情事件的集体点赞、评论和传播会造成涉事政府单位的网络舆情危机。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明确了政府对政务舆情回应的主体责任，之后分别于2018、2019年印发的《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中提出建立政务舆情回应问责制度，进一步强化政务舆情回应意识。网络“舆情问责”已成为政务舆情回应的重要工作，一旦在“涉官”舆情事件中存在政府回应敷衍、甩锅避责，不但不能平息网络舆情，反而容易激发新一轮的舆情爆点，造成事态的扩大与升级，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风险也随之加大。因此，网络“舆情问责”对于提升政府回应效率、完善政民互动沟通渠道以及强化责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网络“舆情问责”：分析视角与问题提出

网络舆情是指民众通过互联网表达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认知、情绪、态度和行为倾向的集合。问责涉及回应和担责两个方面，要求涉事官员就其行为承担责任的过程。网络“涉官”舆情是以涉事官员为对象并以其所存在问题为核心的网络舆情事件，而涉官网络“舆情问责”是指相关部门对涉官舆情事件的回应和对涉事官员的责任追究，回应表现为对涉官舆情事件进行的通报、释疑和表态；问责则是对涉事官员所采取的惩戒措施和手段。网络“舆情问责”是回应社会诉求的产物，要求政府积极回应公众质疑并告知问责结果，它将公众舆论与政府内部问责相结合。当前，关于网络“舆情问责”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分析视角：

一是技术赋能。网络“舆情问责”是由下至上发生的，是民众借助网络传播平台集体参与官员问责的方式。短视频是“众媒时代”舆情传播的新载体，对公共事件的舆情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短视频的出现导致公共传播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抖音短视频在舆情传播力方面凸显巨大潜能，一条典型涉官事件短视频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百万次的点赞量和关注度，超出当前其他所有应用的传播力，因此抖音舆情问责是对微信、微博问责的不断迭代。

短视频作为民众参与公权力控权问责的新渠道，为民众提供了一个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限制的“脱域”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政治信息沟通中的科层制结构，推动我国政治结构加速进入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社会联动的新时代。抖音短视频问责的价值在于：其一，民众通过抖音平台提供舆情事件问责的线索，并为此搭建起政民互动的桥梁；其二，舆情事件在抖音持续发酵并引发公众集体共情，为公众与媒体创造了舆论空间，并对其不断跟进质疑，倒逼涉官舆情事件中的政府回应。抖音等短视频社交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为民众参与“舆情问责”提供技术支持，其实质是对民众参与问责的一种技术赋能。

二是控权问责。对公权力的监督与控制是政治发展中的关键议题，能否对公权力实施有效监督，直接决定着一个政治体兴衰，而网络“舆情问责”就是一种监督控制公权力乱用的有效手段。“压力-回应”模型强调为提升政府回应水平需要建立多维问责机制，包括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压力。在现代治理体系下，公共问责超越了传统自上而下的政治问责制，倡导通过自下而上问责来控制官僚。网络“舆情问责”便是一种“以下问上”的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在复杂社会治理的新时期，行政权力在不断向社会各领域延伸和扩张，权力的扩张必然带来权力的腐败，而网络“舆情问责”的发展正是对权力无限扩张的约束，可以有效控制官员自由裁量权，从而减少政府腐败行为。网络“舆情问责”的发展拓宽了问责渠道，显著提升了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政民互动水平。如果政府部门显失公允，网络舆论会施加强大舆情压力，推动行政问责更加趋于公平和公正。当然，也不能任凭网络舆情主宰官员问责行为，如果政府被舆情过度“绑架”，那么将会失去问责理性与合法性，对现代政府和法治社会亦是一种破坏。

上述分析视角并未对网络“舆情问责”现象进行很好的概括，对这种现象的控权机理和中间机制也缺少深入探讨，且尚未有基于新兴社交媒体抖音中涉官事件“舆情问责”的研究。基于此，本文着眼于公共传播媒介的新发展，以抖音36起“涉官”舆情事件为研究对象，提取网民在抖音平台的评论内容作为数据样本，通过扎根理论构建出网络“舆情问责”的控权机理模型。将共情理论引入问责研究领域，旨在呈现体制外情感要素在网络“舆情问责”中的驱动作用与促发功效，从而对以下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如何对网络“舆情问责”进行理论性诠释？民众是怎样对基层官僚公权力的行使进行控权问责的，中间机制是什么？网络“舆情问责”的控权效应如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试图重新解读网络“舆情问责”置于新时代从严治党政治过程中的政民互动意义，以更好地应对“涉官”网络舆情事件，并为问责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依据。

三、基于扎根理论的实证研究：以36起“设官”舆情事件为例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本文旨在探讨网络“舆情问责”的控权机理，对该问题的思考属于探索性研究的范畴，我们综合采用了归纳性多案例研究法和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方法。归纳性研究要求研究者放弃研究假设，只需要根据现有的文献梳理出相关的理论以及文献综述中涉及的重要因素，在研究过程中从搜集的数据资料中不断探索、挖掘新的范畴和构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其逻辑关系，从而构建出新理论。具体研究思路为：首次，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法中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探索引发民众通过抖音平台对官员问责行为的多层面影响因素。在这一阶段，为了保证与前人研究的连贯性，采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编码方式，与现有理论进行分析对照以明确主范畴的划分与概念界定。其次，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法中选择性编码构建影响网络“舆情问责”的微观心理及控权行为的理论模型。再次，呈现网络“舆情问责”控权行为的影响机制，与现有理论对话，讲出网络“舆情问责”控权机理的生成线索。最后，通过使用编码软件MAXQDA2020的迭代分析过程来检查评论数据。为了避免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偏见和编码处理偏差，由两位合作者分别对抖音平台中民众的评论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并将各自的编码结果进行讨论整合。

（二）数据采集与样本选择

本文尝试选择抖音平台的评论数据作为研究数据集，而不是微博或者其他平台，原因在于，现今民众对“涉官”事件的举报及舆论场发生了转移，即使是在其他平台首发，但也大多“火”于抖音平台。我们对相同的A类30个“涉官”舆情事件（参见表1）在微博和抖音两大主流平台中的关注度进行比较分析，从信息发布的点赞量、转发量、单条“爆点”信息和评论文本几个方面探讨社交媒体中“舆情问责”的控权机理及其效应。其中微博数据使用后羿采集器爬取，抖音数据主要采集点赞量超过1万以上的短视频数据，如果遇到某一涉官事件数据不足的情况，可酌情降低到5000以上的点赞量，低于5000的短视频由于达不到舆情集聚效应和推广机制暂不纳入统计。根据分析结果可知，抖音无论在关注总值，还是在点赞量均远超微博，而微博仅在个别案例的评论和转发略显优势，这说明在涉官舆情的传播力方面，抖音已“完爆”微博。涉官“舆情问责”案例代表着民众维权诉求，这也表明在维权平台选择方面，现今民众更加青睐于抖音平台。但是，目前大多研究仍然聚焦在微博，而舆情“发酵场”却已转移到抖音，这也是本文要聚焦于抖音研究的原因所在。

“涉官”事件往往更能引发民众的点赞、转发和评论行为，而这些评论信息则充分表达了民众对“涉官”事件的真实想法和情感状态。窥其本质，实则反映的是民众对“涉官”事件因果关系的判断和推理逻辑，这为我们研究网络“舆情问责”的控权机理提供了大量真实的原始数据。本文以理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抖音平台上2020年3-8月期间发生的36起典型的“涉官”舆情案例作为数据分析资料，B类案例作为理论饱和度检验使用。由于抖音目前仅提供手机端登录，给数据采集和爬取带来了一定难度，因此本文选择人工采集的方式对抖音涉官舆情事件信息进行数据采集。之所以选择上述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些涉官事件在网络上影响较大、舆情传播迅速，很快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广泛关注。考虑到网络舆情传播具有“七天效应”和“长尾效应”，为保证评论数据采集的完整性，将数据采集的时间范围限定为事件发布15天内，共采集到54134条原始评论数据，符合扎根理论对原始资料的要求。通过对具有相似背景的多重案例比较分析可以更好地检验理论的有效性，有助于克服单一案例检验的缺陷。

四、编码过程与模型构建：

网络“舆情问责”控权机理模型生成

本文以抖音中发生的A类30起“涉官”舆情事件作为分析样本，对民众评论的舆情信息数据开展扎根研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借助质性研究工具MAXQDA2020对所收集材料进行开放式、主轴和选择性编码，从而不断地提炼概念并予以范畴化，随后根据各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联系构建网络“舆情问责”的控权机理模型，最后用B类6起案例中的评论数据对理论的饱和度及模型的一般性进行验证。

（一）开放式编码及其范畴化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资料概念化和范畴化并定义现象的过程，本文开放式编码遵循三个步骤：一是对相关评论语句中能够反映“涉官”舆情事件中官员问责词句的摘录；二是探究摘录评论语句所蕴含的情感思想，并简化和挖掘初始概念；三是进一步归纳总结、提炼初始概念，将概念范畴化。经过对原始评论数据的甄选、概念化、概念范畴化等步骤共提取出44个概念和13个范畴（参见表2）。编码规则：以“A2-13看到心痛，越看越流泪（2.7w）”为例，A2-13代表A类中第2个案例中的第13个网民评论语句位置，2.7w表示此网民的评论有2.7万个点赞量，而不带w的表示点赞量不过万的具体点赞个数。

（二）主轴编码和范畴形成

主轴编码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挖掘范畴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如因果关系、结构关系、情境关系、过程关系以及策略关系等，进一步提炼、比较、归类和组合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以确定主范畴和副范畴。

此外，在对概念类属进行关联性分析时，还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以及他们当时所处的具体情境来探寻被研究者的具体意图和情感表达动机。借助施特劳斯和科宾的模型工具，对开放性编码得到的13个具体范畴进行主轴编码，最终形成4个主范畴，即社会责任共情、在线社会支持、合意集体行动、舆情问责结果（参见表3）。

（三）选择性编码与模型构建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精炼和整合，以从中挖掘出核心范畴，并按照原始资料的故事线，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阐述整体的行为现象和脉络背景及与正在成形的理论互动来构建理论框架。本研究确定的核心范畴为“网络‘舆情问责’的控权机理”，并形成以下故事线：网络“舆情问责”的发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责任共情是导致网络“舆情问责”发生的前因变量，没有社会责任共情的形成很难让民众对事件产生共鸣，也就不会产生社会认同。如社会认同难以达成，就不会得到很好的线上社会支持，那么合意集体行动的力量更无法聚集，也就失去了“舆情问责”的根基。所以，合意集体行动是导致社会责任共情到网络舆情问责的重要中介因素，而线上社会支持又在社会责任共情到合意集体行动以及合意集体行动到“舆情问责”的双路径过程中进行不断调节，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网络“舆情问责”控权的结构过程。主范畴典型关系结构如表4所示，根据得到的范畴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网络“舆情问责”的控权机理模型。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理论饱和度，根据扎根理论流程的理论饱和度检验要求，基于开放式编码中预留的B类“涉官”舆情案例依次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检验结果表明：经过重复比较分析，数据仍然能够反映网络“涉官”事件中“舆情问责”控权机理模型，且选取的原始评论数据不再能挖掘出新的范畴，每个主范畴内部也没有产生新的概念和新的典型关系。此外，笔者将研究结果反馈给两位关注本研究领域的学者，他们的看法总体上和笔者得出的结论一致。由此可以认为，本研究形成的网络“涉官”事件中“舆情问责”控权机理模型的理论饱和度较好，可以停止采样。

五、 从社会共情到集体行动：

网络“舆情问责“控权机理发生路径

基于抖音36起“涉官”舆情事件的扎根研究，本文归纳出网络“舆情问责”控权机理的生成模型（参见图1），从“社会责任共情→在线社会支持→合意集体行动”三个过程解析网络“舆情问责”的控权机理及动因，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哪些因素触发了官员问责，从而揭示网络“舆情问责”控权机理背后的因果机制。

（一）从社会责任共情到合意集体行动：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助推”过程

共情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也被称为“移情”或“同理心”，是指“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并对此作出反应的能力”。共情的产生包含情绪感染、共情关注和观点采择三种成分或三个阶段，而共情行为直接指向的是亲社会行为和利他主义行动。

共情视角的引入为本文解释抖音短视频平台为何有如此集聚的点赞行为以及问责控权提供了研究视角。共情并不一定会引发合意集体行动，也并不一定导致对涉事官员的问责，因为对于网络“舆情问责”来说，仅有共情是不充分的，个体共情也不足以实现社会正义。共情需要转化为社会责任共情才更容易产生亲社会行为，比如对官员侵权违法行为的监督问责、利他主义以及帮助他人来促进积极的社会互动等。Pancer和Pratt将社会责任定义为与“家人、朋友圈子和圈子之外的人的联系感，帮助社区、国家或整个社会中有需要的人的义务”。社会责任反映了亲社会的个人观点，有助于改善更大的社会领域。社会责任共情可以理解为个人共情、对社会的理解和社会责任三个要素的结合，通过准确的共情认知能够加深对社会问题根本原因的正确看法或理解，对社会不平等、不公平现象感到社会责任并参与社会活动。

网民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将涉事官员的言行即声音、表情、动作拍摄曝光，这种直接呈现的方式成为传递情绪刺激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在事件聚焦和情绪表达中形成了极强的共情张力和感染力。比如在A29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事件中网友评价为“她说的流泪了，我看的也流泪了（9879）”，点赞量达到9879次，说明了大部分“抖友”与其产生共情并形成共情感染；而之后有“抖友”对陈春秀进行安慰“别哭，该还你的总会还的，正义迟早会到来（7896）”引发群众共情关注；在此氛围和情绪下大多“抖友”会感同身受“说到十六年前的一幕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可见当时有多崩溃（11.1w）”产生观点采择的共情认知；观点采择形成后便会有问责涉事官员为“弱者撑腰”的共情行为“转发，守卫正义的公权力不该继续沉睡，一起加油（1676）”。至此，为守望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责任共情形成。从民众集体参与官员问责的动力机制来看，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责任共情是合意集体行动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责任共情使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实现改善社会福祉的愿望，在推动社会行动和社会正义的同时促进了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共情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共同塑造的产物，“涉官”舆情事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公共事件，更容易引发民众公共舆论并形成情感共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是以社会责任为基础的共情，而只是为了发泄情绪，不对自己言论负责的话，那对于基层官僚公权力的控制与对涉事官员的责任追究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被冠以“乌合之众”之名。当然，社会责任共情除了将个体责任共情转化为集体责任共情之外，还受到在线社会支持的驱使，抖音平台恰好成了“涉官”舆情事件中民众集体共情的舆论场和获得在线社会支持的渠道。

（二）从社会支持到在线社会支持：一段持续“灌能”的调节过程

目前，学界对社会支持的界定尚未达成一致，在笼统的含义上把社会支持表述为各种社会形态对社会脆弱群体所提供的无偿救助和服务。在线社会支持是社会支持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如Finfgeld认为在线社会支持是对传统社会支持在功能、时间与空间上的重要补充。

在线社会支持是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重要场域助力因子，民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的点赞、评论、转发和分享功能来表达社会支持的不同类型。抖音上的点赞、评论和转发功能充当了传递社会支持的桥梁，增加了寻求多种社会支持的可能性。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优势群体不会对劣势、弱势群体形成认同，而观点群体（其社会身份是由共同观点定义的）概念的提出，恰好解释了为何现实中一些优势群体也会基于共同观点行动起来支持弱势群体的现象，即使行动可能会损害到所属优势群体的地位或利益。抖音中会有很多官方权威媒体（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以及其他地方政府会对涉事官员也提出问责要求，比如“A26-82我也是官方，不要推卸责任；A28-79一问三不知，典型的懒政，请严肃处理”等。参与“涉官”舆情问责的抖音群体并不依附于某个特定的组织，只是基于共同问责观点而聚集在一起的庞大社会网络，这样便可以获得大量的网络社会支持。抖音短视频提供了信息需要、情绪调节和社会支持，个人寻求帮助行为的趋势已逐渐从离线转移到在线。当共情感染被激活后，个体更能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感受，而抖音为个体分享自我的情绪体验提供了最佳场域，能够使个体获得和感知更多的在线社会支持，如情报支持中提供对涉事官员的问责建议“A12-160特意网上查了一下法律，可能就是行政处罚，支持被打者起诉（1004）”等。情感支持中提供对权益被侵害者的关心、祈福和理解等，如“A11-110一个老人自己种的菜，能有几块钱（321）”。尊重支持中为民众的维权行为点赞、表示认可和肯定，如“A26举双手赞成支持，你说的是实际情况（1.5w）”等。个体获得线上社会支持的鼓励，更容易激发自身的同理心和亲社会动机，并表现出利他主义的社会行为倾向。在线社会支持在个体共情和利他行为之间作为部分中介调节变量存在。社会责任共情对网络“舆情问责”的影响正是由在线社会支持介导的，可以将社会责任共情有效地转化为合意集体行动。VanZomeren等发现，基于群体愤怒情绪的社会责任共情和基于群体效能的情感社会支持是影响集体行动参与的两条相互补充但彼此独立的路径。也就是说，合意集体行动的发生需要社会责任共情和在线社会支持共同起作用，诸如对不公平的共情认知（A29-83他们偷的是别人一生的前途人生，必须严惩涉事官员等）和社会情感支持（A29-79争斗......她凭什么忍呢；A7-85人在做天在看，孩子加油等）能够促进合意集体行动。在线社会支持被视为潜在的动员资源，因为它暗示了参与集体行动的实际意愿，个人通过在线社会支持可以获得对其他网络成员愿意采取集体行动的感知。在线社会支持通过向相对无力的个体“灌能”，影响群体成员在群体不公和群体效能上的体验，进而对人们集体行动意愿产生影响。当感知对涉事官员问责的社会支持较高时，人们的群体效能也会增加，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就会越强，促进网络舆情问责控权行为发生概率就会越高。概言之，更高水平的社会支持与提高社会共情水平和群体效能感正相关。在线社会支持只是间接引发合意集体行动的一种方式，在此过程中更多的是起到了调节作用。

（三）从合意集体行动到网络舆情问责：一场无“硝烟”的控权过程

功利主义认为有着共同利益目标的群体才有集体行动的可能，但个体理性选择即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收益分析会使集体行动陷入困境。事实上，由社会责任共情引致的合意集体行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集体行动困境中理性选择带来的不良影响。与传统社会抗争组织形式不同的是，网络“舆情问责”是基于共同问责目标的观点群体，利用网络技术赋能超越地域界限汇聚群际情绪，通过群体效能和共意动员的方式实现自发的、非暴乱的网络问责，是一种合意集体行动。“合意”可以理解为一种情况，即以对他人行为期待为导向的行动，而这些期待可以看作是已被满足了的，尽管有可能没有协议，但其他人还是会在实际上认为这种期待对他们的行为就意义上来说是“有效的”，因此，合意行动是一种“不具有目的理性的秩序，却仿佛有序运作”。根据扎根内容结合网络集体行动特点，挖掘出群际情绪、群体效能、共意动员和技术赋能四个导致合意集体行动问责发生的关键变量。

⒈社会责任共情扩散的群际情绪

“群际情绪的主要特征就是个人会对那些没有对自身带来任何影响，但对群体其他成员或群体带来影响的事件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泰德·格尔认为，如果社会变迁使得社会中资源分配、阶级区分、社会流动等安排或秩序无法满足人们的价值期望，这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当群体成员感知到群际不平等或公平被剥夺时就会产生相应的群体愤怒情绪，继而对该为此现状负责的官员进行问责。比如在抖音涉官舆情事件中民众评论体现出的群体愤怒情绪（A29-75不严查严惩，不足以体现公平）以及结构性不平等产生的相对剥夺感（A29-80“寒门难出贵子”在这次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等。群体愤怒对集体行动有普遍的促进作用，群体愤怒情绪是集体行动的准备状态，特别是涉及官员、警察等公职人员的舆情事件更易引发群体愤怒。实际上，群际情绪是长期积压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反映。新时代从严治党、治吏，对公职人员的权力行使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但有些基层公职人员却存在脱离人民群众、不以人民为中心以及官本位的情形，如“A26-122其实这些年官员已经从群众中分离出去了；A5-55这样的人还能为父母官？”虽然舆情事件中民众情绪持续的时间短暂，却可以在即时性的社会互动中引发群际间的情感共鸣，这种强烈的共情联接构成了合意集体行动问责的基础。

⒉在线社会支持提升的群体效能

个体效能指的是个体如何看待自己的能力，对自身行为能够带来预期改变的判断，以成功地实现集体目标或贡献的期望感知。群体效能主要是指团体成员在某一情境中完成特定目标的集体信念，即可以通过群体努力来解决与集体有关的问题，是对是否有足够数量的人能够被动员起来去完成集体目标的感知。虽然群体效能是一个群体层面的概念，但它必须通过个体效能来实现，依赖组成群体的个体在参与集体行动过程中产生合力。当人们感受到一种来自群体的相关情绪，如感知到不公正的群体愤怒，并且他们相信自己的行为会对现状有所改变时，便会采取集体行动，如民众评论“A1-33顶上去，没有结果不放弃（3.8w）；A29-82一起加油，严惩违法乱纪人员（3.1w）”。当然，这种群体效能更多来自新时代从严治党的直接感受，民众普遍认识到在当下全面从严问责体制下官员要严格依法行使公权力，如“A26-127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严查（140）不再是以前的社会了（109）”。因此，在从严治党的政治过程中民众对涉事官员问责的群体效能也会增长。“群际情绪”和“群体效能”已经成为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民众通过社会共情形成群际情绪来表达诉求，并且民众认为通过对抖音“涉官”舆情事件的点赞、评论和转发等行为可以扩大舆情的影响力，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从而对涉事官员进行问责。

⒊网络社会支持达成的共意动员

“共意”可理解为意见达成一致，倾向于共同愿望、诉求的表达。本文所指的共意动员意指民众共同意识到应凭借抖音赋予的强大舆情压力要求相关部门对涉事官员问责。共意动员具有维护正义的特征，因此情感认同或价值认同较高，通常会获得广泛的网络社会支持，而较少受到有组织的持续反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体制内的支持。比如抖音中民众一起动员“官抖”帮助“A11-87大家跟我一起艾特它@央视新闻（5.7w）”以及动员群众点赞和转发“A26-126转发·让他们红起来，送他们上头条（1680）；A29-181为公平、为正义，一起努力（2.3w）”等集体问责行动。作为个体行动者的网民虽各有其利益归属，但对“涉官”舆情事件中的涉事官员进行控权问责的群体效能，构成了共意动员的群众基础。“涉官”舆情事件借助官媒、官抖报道可以得到广泛的网络社会支持和媒体关注，能够迅速凝聚网络社会支持唤起民众的社会责任共情。民众基于社会责任共情自发形成对“涉官”舆情事件问责的共意动员，最直接的表现是通过抖音媒介点赞、评论、转发与关注，从舆论上对涉事官员施加舆情问责压力。只要明确了问责对象，拥有共同价值取向和情感倾向的民众便可以超越地域限制自发地组成观点群体，要求党和政府彻查舆情事件当事人、作出表态并向社会公众予以回应。

⒋抖音短视频提供的技术赋能

网络“涉官”舆情事件的大量涌现并非源于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社会怨恨的增强，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民众集体参与问责可资利用的动员方式更为丰富。民众普遍感知到抖音对于基层官僚公权力控权问责的力量，如“A24-128抖音平台真好，尽显人性，更彰显公正（180）帮助普通人以公道（722）；A1-18抖音改变生活，专治不服（470）；A24-120我发现了抖音的力量，赞（2471）”等。新技术提供了新的动员方案，短视频有着更好的共情启动效果，民众在共情作用下容易产生聚拢和围观效应。现今以抖音为主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在我国具有娱乐功能与政治功能双重交汇的功效，其产生和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民意表达舆论场，正赋予民众参与监督维权和控权问责新的力量。抖音短视频激活了民众参与问责的热情，为舆情聚焦和问责意见表达提供了技术支持，以前所未有的传播技术优势形塑了新的舆情问责场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技术赋权。抖音中的重复暴露机制不仅实现了群体共情激励，还对涉事单位施加了舆情问责压力。传统媒体入驻抖音适应了新旧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表现出合力制造舆论压力的优势，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媒体吸引关注难的问题，构建起意见群体的舆论统一战线，进一步提升了舆情问责的影响力。

整体链条为“社会责任共情→在线社会支持→合意集体行动→在线社会支持→网络‘舆情问责’”控权机理生成。权力在运行过程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幅度，一旦这种幅度控制不好就有可能致使权力作用对象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此，在权力运行过程中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对官员行使权力的全程进行监督、控制，以减少权力异化对公众利益造成的损害，而这一控权方式即网络“舆情问责”。网络“舆情问责”控权机理的发生需要民众或是媒体把官员违法行为上传到抖音平台，当民众看到官员的暴力执法、公权私用、用权欺民等脱离群众路线的情景时会经过共情感染、共情关注、观点采择以及共情行为四个不断动态演化的过程形成社会责任共情。社会责任共情在线上社会支持不断“灌能”的条件下加速达成合意集体行动，也就是说需要在抖音中不断对“弱者”或是权益受损者进行鼓励与帮助（这包括给予情感支持、信息支持、网络支持以及尊重支持）。合意集体行动是社会责任共情扩散的群际情绪、在线社会支持提升的群体效能、网络社会支持达成的共意动员以及抖音短视频提供的技术赋能之间不断深化互动的结果。当然，合意集体行动转化为网络“舆情问责”控权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在线社会支持的不断调节，而整个链条就是网络“舆情问责”控权机理生成过程。网络“舆情问责”的控权机制是为了确保官员能够负责任地履行本职工作并对权力行使造成不良后果的官员进行责任追究，通过建立一种由社会外部舆情问责引致的政府内部行政问责的控权机制，从而促使官员的行政效率和服务效果能够符合公众期待。此外，网络“舆情问责”的控权机制还具有警示性作用，通过“舆情问责”导致大量的涉官被追责可以对责任主体的外在行为进行约束，能对权力的扩张性进行有效控制，即用网络“舆情问责”的收缩性消减权力的扩张性。

文章来源：《电子政务》2021年第4期

本期编辑：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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