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案例研究：文化如何塑造环境公众参与？
当今社会，环境治理已经受到了愈来愈多关注，而公众参与被视为是环境问题治理的重要路径。那么，在不同国家的文化熏陶下，民众是如何与政府进行政策制定的互动？形态各异的文化又是如何影响公众的环境呢？本期海外版块推送分享了一篇发表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的研究成果：How culture shape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case studies of China, the Netherlands, and Italy.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积极讨论！
本文使用文化理论(CT)，其在各个政策领域都具有较强的解释性。在过去，CT主要用于解释各种政策问题上的个人观点，并以其文化地图而闻名，它包含了不同文化类型中的四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目前，CT被发展为一种通用模型（见图1），可用于大多数情境(社会结构、社会实践和信仰系统)，并具有多个分析层次:个人、中观或宏观层次。它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生存理论，它结合了社会关系、实践和制度安排，以帮助确定人们自己的身份归属。
图1中的CT模型显示了四种生活方式(等级主义、平均主义、个人主义和宿命论)，分别沿网格和群体两个维度划分。“群体”的衡量取决于集体的凝聚力:个人认同一个社会群体(强)或在集体边界之外(弱)的程度。而 “网格”的衡量取决于个体遵守群体规则的程度。例如，处于低网格中的个人对于规则的遵守相对有限，高网格中的个体则更倾向于完全遵循社会群体规则。
这一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实际研究中。关于疫苗接种的研究表明，等级文化和平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支持强制性疫苗接种政策，但个人主义者更喜欢自己提出的疫苗接种政策，而不是根据政府的强制性标准。其他研究表明，等级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最有可能参与政策过程，而个人主义者的统计影响并不显著。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当研究现象比较复杂时，个案研究是一种较好的方法论选择。文化现象是复杂的，因而很难利用问卷调查或实验策略来探索现实生活中的因果关系。此外，基于文化因素的选择标准，不同国家的案例具有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历史环境。另外，案例选择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公众成功影响公共政策(备选方案:不影响)。类似的结果可能会引导我们探索什么因素可能导致某种现象。在研究环境公众参与方面，不同性质的问题有其内在的特点，使用类似的主题而不是不同的主题可以降低分析的复杂性。
具体就三个样本来看：荷兰政府以其合作民主而闻名，这意味着所有部门都会合作，公众有足够的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本文中的荷兰案例代表了典型的合作民主。意大利政治的一个特点是制度对公众不是很开放。此外，中央对环境影响评价的控制和渠道的限制，可能会迫使人们以其他方式表达反对意见。冲突后的环境协商和半公开的决策方式体现了意大利式的治理方式。中国的情况与其他两个国家有所区别，一些中国民众更喜欢通过集体行动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意见，比如请愿、抗议、示威等。因此，中国的案例研究显示了一种非常流行的公众参与方式，它包括个人和团体的维权行动。
中国：在这个案例中。起初，一名村民向企业提出投诉，但企业否认对其家庭的健康问题负有任何责任。他的拒绝直接导致了愤怒的村民自发的集体行动。在没有人提出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村民们又发起了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村民们试图向上级机关(国家信访局)请愿，这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注意，他们担心这样的抗议可能会对他们的政治生涯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地方官员干预了公众对国家信访局的投诉，但最终，由于社交媒体对丑闻的广泛关注，地方政府被迫妥协。
中国环境参与的形成可以用CT模型的以下文化因素及其特征来解释。多年来，中国佛教和道教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宗教。经过长期的转变，这些宗教教义所产生的哲学价值，连同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农耕文化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儒家思想强调忠诚、孝顺和正义等，这影响了中国人对待彼此的方式。
图2
荷兰：一般来说，荷兰有两个主要阶段让公众参与政策问题。第一阶段通过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组织研讨会来确定和讨论可行的替代方案。第二阶段包括公开会议，在那里共享信息并做出关于替代方案的最终决定。整个参与过程是一种分散的参与过程，其特点是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目标的研讨会。此外，环境专家也参与了早期阶段的讨论，就政策选择提供他们的技术反馈。在整个过程中，所有相关单位都参与决策过程。
权力分享的必要性得到了荷兰政治体制的广泛认同，因此，环境参与的每一个过程都遵循了本案所提出的共识逻辑。协商一致文化通过促进妥协以达成协议进一步影响决策过程。共识民主参与趋势的兴起并没有使荷兰保持不变。根据亨德里克斯的说法，荷兰人有一个共识体系，不是因为他们总是在所有事情上达成一致，而是因为他们经常意见相左。“达成政治共识需要给个人和不同政党在政治舞台上表达自己观点的平等机会，这种共识哲学让荷兰倾向于平等主义。”一方面，荷兰社会尊重经济自由和人权等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社会有不同的意见，需要在最终协议上达成共识。因此，荷兰人的生活方式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是平等主义的。在本文中，环境参与包括所有可能受到最终结果影响的人之间的公开辩论，过程是竞争性的(例如，对替代方案进行投票)。因此，平等主义文化与民主政治文化相结合，促进了公众参与和保护环境的努力。
图3
意大利：意大利的环境参与可以用以下文化因素及其对应的CT模型特征来解释。大多数意大利人(71.1%)属于罗马天主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信仰的成员可以超越社会差异，巩固整个群体的组织。尽管天主教会的影响在现代被削弱了，但天主教会的中心仍然位于梵蒂冈，继续主导着意大利的社会价值观，宗教价值观仍然支持政治忠诚。其政治制度的民主转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
与荷兰相比，意大利民主化历史更短。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文化并没有对环境参与产生强烈的影响。因此，较短时间的民主文化发展与罗马天主教价值观相结合，使意大利深受等级主义文化的影响。此外，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使意大利人的文化更加偏向宿命论。根据特鲁西特等人的说法，宿命论者负面地认为与参与政策过程的可能性有关，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意大利的案例中，公众参加随后会议的人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意大利的等级主义文化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专家和官员们会纠正备选方案，而不是设计一个开放的系统，让政府在项目开始前征询公众意见。
图4
综合分析表明，在荷兰，自由贸易精神、协商一致的民主文化鼓励荷兰人民合作，以便与许多行动者达成协议。中国集权决策的传统以及对快速经济发展的渴望影响着中国如何处理环境问题。由于其强烈的罗马天主教和较短的民主文化历史，意大利人的文化是趋向等级主义和宿命论的。中国和意大利都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历史，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导致了暴力冲突，希望参与政策进程的公民更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例如抗议和暴力；同样，意大利民众也因为自上而下的决策和对净化项目缺乏公众咨询而与当局发生冲突。荷兰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与民主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则促进了公众参与。
本文阐述了文化如何塑造环境公众参与。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考察了三个文化因素——宗教、民主和性别，并通过三个案例分析了环境参与。作者解释了在文化理论模型中，特定的文化因素如何按照一个国家的平等主义、宿命论、个人主义和等级主义对每个国家进行分类，以及每个国家的文化理论特征如何解释他们自己的环境参与。研究发现，中国和意大利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分层的，而荷兰人则更注重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本文的详细分析将有助于今后研究如何有效地将环境参与政策从一个国家(参与发达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参与发展中国家)。如果具有诸如文化因素和社会规范等不确定挑战的决策只涉及一种或两种生活方式，政策解决办法更有可能反映这些文化类型的脆弱性。因此，类似的政策实施可能在某些国家失败，但在其他国家成功。此外，意大利文化具有宿命论和等级论的特点，所以在参与的过程中会体现出“顺其自然”的感觉，因此作者建议对参与者的选择和克服搭便车的方法进行谨慎的设计。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可以有利于民主参与，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生来就有这些哲学，在一些国家，政治上的模糊性影响着环境行动。因此，在学习其他国家的政策经验之前，有必要评估各种形式的公众参与是如何与文化互动的。
Wenqi Dang. How culture shape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case studies of China, the Netherlands, and Italy[J].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2020,5(3).
声明：本期编译文章以增进学术交流为目的。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如有内容及格式错误请联系后台。
点击阅读原文，输入fp04，可获取全文哦~
⭐为体验而设计:数字化时代的公共服务设计方法
⭐PMR2020高被引文献！关于智慧城市的多案例研究⭐Alienative Commitment：政策异化如何影响街头官僚的心理健康？⭐治理的未来：前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主席Marc Holzer的主题演讲本期编辑 ：邢羿飞 殷启洋
审核校对 ：海外版块全体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