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微博高绩效实施何以实现——基于注意力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

摘要

当前，政务微博的发展正在影响和改变着舆论格局、社会治理结构，并成为区域影响力的重要元素。面对不同地区资源要素分布不均的情况，地方政府何以在有限的注意力下合理配置资源以促进政务微博发展、提升数字治理效能，是学界亟待回应的关键问题。为合理阐释各省政务微博实施绩效的生成逻辑，构建注意力基础观分析框架，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上述问题予以探讨。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政务微博的高绩效实施呈现条件协同、多重并发等特征，其生成逻辑可分为注意力驱动型、组织资源驱动型及经验－竞争驱动型三种模式，并体现出能动性与助推力两种生成机制在其中的渐进性分配与混合作用。与以往强技术性电子政务发展模式不同，充沛的财政资源并非推进政务微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核心因素，政府注意力和信息化水平是决定政务微博治理绩效的关键。然而，高强度的注意力虽可在短期内为资源欠发达地区的政务微博发展提供动力，但仍需警惕数字悬浮、技术治理锦标赛等负面结果产生。政务微博最终实施效果仍有赖于构建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以增强公众媒介素养为手段的长期发展布局。

作者简介

李红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新媒体治理、媒介文化；

唐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媒体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社交媒体技术开始进入政府工作场所，作为改善公共服务和增强公众参与的工具。“网络问政”时代，以政务新媒体为代表的线上政府兼具政府主体和传播媒介的特征，通过网络空间传递政府声音，在提高政府透明度、塑造政府形象、引导网络舆论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近年来，通过历次权威政策的发布，国家层面也不断强调政务新媒体的重要地位。早在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0号）中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应积极探索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各类权威政务信息”。2018年12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123号），明确提出2022年要建成整体协同、响应迅速的政务新媒体矩阵体系的目标。由此可见，发展政务新媒体已成为政府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政务微博是我国起步最早、发展最成熟、辐射力最广的政务新媒体形式，主要包括党政机构认证的微博和党政官员认证的微博。自2011年以来，政务微博在各地区形成了广泛的实践，并已成为我国政府机关利用社交媒体创新政务信息服务最具代表性的方式。《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9月，我国经新浪官方平台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数量已达14.1万个。近年来，政务微博在发布权威信息、办理民生业务、倾听社情民意、引导公共讨论等方面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2020年疫情防控过程中，政府机构官方微博和地方党政领导微博发挥各自特色，以矩阵式传播提升了舆论引导能力，产生了 “和声共振”的协同效应。可见，政务微博不仅是观测政民互动、政府网上履职能力的有效窗口，亦可视为检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切片。然而，就目前政务微博的发展情况看，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仍较为单一，信息透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有关公共服务的功能也有待完善。在政务微博发展十年之际，对各地政务微博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有效识别其运作逻辑与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根据近年来政务微博发展指数排名可知，各地区政务微博实施绩效并未完全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一致：一些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排名靠前（如四川、江西、云南），取得较为理想的政务微博绩效，而某些东部发达地区表现得差强人意。那么，究竟是何种关键因素导致不同地区政务微博发展差异？特别是考虑我国 不同地区间信息化水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等要素分布极不平衡的情况，多任务属性的地方政府何以在有限的注意力之下合理配置资源以促进政务微博发展、提升数字治理效能，是学界亟待回应的关键问题。

本文以31个省级政务微博实施情况为研究对象，借助“组态视角”对政务微博绩效水平的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进行研究。组态分析采取整体和系统的分析思路，认为多种要素相互依赖共同决定结果，即案例层面的组态而非单个自变量被用来分析结果。在政府治理的组织架构中，省级政府的政务微博作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衔接，不仅肩负着树立政府形象和引领下属机构与部门发展政务微博的重要责任，亦可直观反映该地区的行政理念和电子政务的建设水平，故本文以省级政务微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综上，本文从整体性视角出发，综合考察各地区内外部发展情况，识别影响政务微博高绩效实施的关键条件和协同效应，以期为不同要素禀赋的地方政府廓清具有适应性的改革路径。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随着政务新媒体在全球的广泛实践，政务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全球电子政府（E-Government）研究和实践的主要趋势之一。近年来，国外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此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基于政府治理的视角，以政府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在线政府在提升治理质量，尤其是推动开放政府、提升政府回应性和强化政治传播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对社会媒体的利用还有效改善了与公众的沟通方式，使得政府工作更加透明，并在促进法律法规更新、发展政府文化方面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基于公众参与的视角，Porumbescu等学者重点关注了政务社交媒体对公民态度的影响。相对于使用政府网站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政府使用社交媒体与公众互动更为有效地提升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基于媒介政治的视角，学者们研究了欧美国家和地区选举期间候选人使用Twitter等社交媒体对竞选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此种媒介互动不仅有效拉近了其与选民的距离，也显著影响了选民的投票行为。亦有学者基于批判反思的角度，认为当下政府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仍以分散态势呈现，新的信息传播形式并 未显著改进政府组织沟通过程的官僚主义特征。此外，在政府通过社交媒体加强与公众联系的过程中，可能会带来公民隐私保护、数据安全性、社会包容性等其他与信息政策相关的新挑战。

国内研究指出，政务新媒体作为政府机构和部门基于在线治理需求而在新媒体平台搭建的互 动工具，主要包括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网站、政务APP等。其中，政务微博是起步最早、发展最成熟、辐射力最广的政务新媒体。作为政府部门发布信息、传播形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政务微博在话语方式上糅合了政论模式、故事模式、信息模式，同时呈现日益强化的情感模式特征，具有正面宣传、民生服务和网络问政等多元功能。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务微博在舆论引导方面具有传统媒体和其他自媒体所不具备的权威性、时效性、互动性优势，可以有效扩大官方舆论场的影响力，缓解主流媒体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割裂。此外，政务微博还能以多种方式引导网络舆论，通过微博群实现圈群联动，发挥社会网络功能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近年来，学界关于影响政府采纳及实施政务微博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探 究。经验研究指出，政务微博在不同层级地方政府机构间的扩散受到政策资源支持、电子政务水平、相邻和上级单位采纳情况、技术能力、感知利益、社会影响、公众准备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在城市间的扩散则主要受城市经济状况、行政级别的 显著影响，而同级政府竞争、政府资源、府际学习、上级压力和公众压力等因素影响则不够明显。与政府采纳行为不同的是，学者通过回归模型对地级市的政务微博绩效进行评估后发现，政务微博的实施情况主要受地方政府规模、财政状况、信息化水平、城市级别、教育水平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亦有学者重点关注了微博具体回应内容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指出发布时间、话题类别、回应 语气、有无@和链接等内容构成微博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通过以上梳理，近年来学界对政务新媒体特别是政务微博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在政务微博发展路径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然而，该研究主题仍存在一定探索空间。一方面，学界集中对政务微博特点、优势及发展建议的定性讨论，缺乏对政务微博发展的现状与动因进行整体性的实证分析。并且，研究多反映的是其采纳状况，采纳后的实施情况却尚未得到足够关注。另一方面，关于政务微博实施效果的研究，多基于宏观外部环境的观察，缺乏基于不同地域和政府组织内部特征的横向比较。研究方法层面，关于政务微博实施效果的研究多采用案例分析或统计回归的方法，或在客观性和系统性方面存在一定缺憾，或无法深入阐释多种条件变量耦合何以影响地方政府的政务微博绩效。因此，关于政务微博何以有效的问题亟 待通过客观分析进行整体性的回应，以探索不同地区政务微博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注意力的概念最初源于心理学领域。在管理学及组织学领域，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作为最早研究注意力问题的学者，将“注意力”定义 为管理者选择性地关注某些信息而忽略其他部分的过程。正因为人们信息处理能力的有限性与情境结构的复杂性使得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西蒙认为，决策者基于注意力稀缺性做出选择的过程正是注意力分配与转移的过程，但西蒙在此只强调组织决策者对于计划实施的影响作用。随后，威廉·奥卡西奥（William Ocasio）基于组织管理角度提出了注意力基础观，正式开创管理学中注意力的研究。他指出：在组织决策过程中，决策不仅是决策者的注意力分配问题，其注意力的配置过程明显会受“情境”的影响，并且也与决策者所处的组织情况息息相关，进而促使决策者做出最 终的决策，即奥卡西奥更为强调个体、组织、环境等因素间的联动效应，这与组态分析视角的理念不谋而合。

本文以注意力基础观为理论基础的原因在于，以往有关电子政务的技术采纳和实施的研究多采用创新扩散理论、TOE框架等，主要强调新技术对组织应用情境的影响。然而，不同于客户端、大数据和区块链等强技术性应用，政务微博主要借助第三方平台进行运作，技术门槛较低且易操作实现。因此，已有研究中关于技术复杂性、试验性和兼容性等讨论并不适用于解释政府对该类新技术的实施过程。与此同时，政府的行为取决于其注意力分配的差异，即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政策议程以及政策执行。故本文引入注意力概念作为理解政府行为的视角，并以注意力基础观作为观察政府行为的理论依据。注意力基础观同时强调决策者、组织情况、特定环境在影响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该理论模型以注意力这一核心概念为基础，将各种影响组织行为的文化、社会、认知等因素融合在一起，为合理阐释政府决策和政策行为提供有效的路径。基于已有研究，结合中国政府的政策实践背景，本文构建出关于地方政府政务微博实施绩效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第一，注意力配置。组织的决策行为和政策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将有限的注意力配置于何处。一方面，研究证实，注意力配置在不同类型的事务间存在明显差异，决策者对某一项事务施加的注意力强度受到其他事务轻重缓急的排序影响。而地方政府对于某项中央政策的发布跟进速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决策者对于该项事务的重视程度。因此，本文拟以地方政策的跟进时间来测量决策者对政务微博的注意力强度。另一方面，决策者对某项事务的注意力配置还受到同类事务实施情况的影响。组织实施过某类事务积累的丰富经验，能够有效降低不确定性和成本上的消极影响，从而增强其实施同类事务的成功几率。故某地区已拥有的政务新媒体建设经验也直接影响其他新媒体形式的实施绩效。在此维度下设置注意力强度和同类事务经验两个二级指标。

第二，组织基础。奥卡西奥在研究中指出，注意力的分布不仅取决于决策者个人，还在很大程度上受组织内部的资源、社会地位、沟通渠道、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组织资源禀赋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支撑力量。其中，财政资金充足往往是组织管理者进行创新管理的物质基础和重要前提。而政府内部的信息数据管理及信息化建设不仅是电子政务发展的技术基础，也是保障政府政务系统更新和稳定的关键。该维度下具体包括财政资源禀赋和信息化水平两项指标。

第三，注意力情境。政府的注意力变化明显受外部环境改变的影响。为维持绩效和上级认可， 处于邻近区域的管理者彼此间会产生竞争行为，一方的政策活动会对周边造成压力。邻近政府间的府际竞争是影响政府注意力分配进而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同时，公众的普遍采纳是电子政务创新扩散与价值实现的必要前提。政务微博作为一种具有较强互动性、即时性的在线政务服务形式，其绩效的实现和影响力的发挥必定依赖于公众通过网络对政务微博进行持续关注和频繁互动。因此，公众信息需求是其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故在此维度下设置同侪竞争压力和公众信息需求两个二级指标。

三、研究方法、变量与数据处理

（一）研究方法

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作为一种将定量与定性有效结合的分析方法，主要基于整体论的视角关注定性结果，将研究对象（案例）视为变量构成的组态并进行系统比较。不同于基于变量间相关关系进行因果推断的方法（如多元回归、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QCA分析方法是基于条件集合和结果集合之间的集合关系进行因果推断。该分析方法较好地克服了传统计量分析只能考察大样本中单一变量间线性关系 缺点，并成为中小样本案例实证检验的有效工具。其中，fsQCA作为其中一种分析类别，其优势在于能够处理集合部分隶属的问题，保留案例重要的信息，并避免“有限多样性”问题。并且，fsQCA允许变量在0~1之间任意取值，更加符合实际分析过程中连续变量在程度和水平上的连续变化。考虑本研究选取的均为连续变量，更为适合采用隶属程度来进行模糊集的分析。因此，本文主要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来考察地方政府政务微博实施绩效的生成逻辑和执政模式，主要使用的软件为fsQCA3.0。

（二）变量设计

1.结果变量 

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为地方政府政务微博实施绩效。根据国务院最新发布的政策，政务微博应在信息发布、办事服务、互动交流、功能设计等多方面进行建设。对政务微博绩效的评估也应从这几方面考虑。基于此，本文依据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联合微博发布的《2019年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 数据报告》，选取31个省级政府政务微博的综合指数排名作为结果变量的测量指标。该评估报告主要依据传播力、服务力、互动力和认同度四个维度指标，这与国家最新提出的有关政务微博发展目标不谋而合。本文以该报告排名得分作为测量各省份政务微博绩效的依据较为合理。

2.条件变量

（1）注意力强度。中央政府的政策文件精神往往是地方贯彻落实某项政策的风向标。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贯彻跟进的时间间隔可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决策者对该项事务的注意力强度差异。2018 年12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123号）中 首次对政务新媒体发展做出系统性规划，标志着政务新媒体朝“精简高效”迈进。故本文以该文件发布日期为基准，以各省跟进贯彻该项政策的发文间隔时长衡量其注意力强度。在省级政府中，距离中央发文时间间隔越短，表示其将更多的注意力配置在政务新媒体发展中，即该议题排序越靠前。暂未发布相关政策的省份，以《2019年政务指 数·微博影响力报告》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9日为截止日期。

（2）同类事务经验。政务服务平台作为国家推进“互联网+政府服务”改革的较早举措之一，通过多年发展已成为衡量政府网上政务能力与经验积累的重要指标。故认为，地方政务网站作为同类事务，其发展经验亦可视为影响政务微博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2019）》中对各省政务服务网站的评估指数为依据衡量政务网站的建设经验对政务微博实施绩效的影响。

（3）财政资源禀赋。组织财政充分程度将直接影响组织采纳技术的积极性。某地的财政预算收入水平则是衡量组织资源充裕程度的直观指标。故在此主要借助2018年各省政府人均公共预算收入值来衡量，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19》。

（4）信息化水平。某地政府大数据发展情况将有效体现其信息化建设水平。故本文以《大数据蓝皮书：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No.3》中各省2018年政用大数据发展指数为依据，对该地政府的信息化实力进行测量。

（5）同侪竞争压力。对于同侪竞争压力的衡量，主要使用《2018年度人民日报·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中省级政府政务微博的指数排名，以各毗邻省份上年度政务微博平均得分来衡量该省政府所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即若2018年各毗邻省份的政务微博得分越高，则该省政府2019年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大。

（6）公众信息需求。由于微博平台本身具有的便捷性、即时性及互动性等使用特质，公众可以在随时随地使用移动互联网络的基础上广泛参与其中。因此，本文将移动网络覆盖程度作为考察其公众信息需求的重要指标。本文主要以各省2018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与该省人口数量的比值作为测 量依据，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19》。

（三）变量赋值与校准

按照fsQCA的方法要求，在分析之前需要对赋值后的变量进行校准并赋予其集合的隶属关系。变量的校准工作需充分结合相关理论与实际情况，在确定反映各变量中间程度取值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三个校准锚点。本文首先在充分掌握实际案例情况和各变量数据分布特征后，依次确定各个变量的中间取值（交叉点）。在此基础上，再按照以往研究惯例将样本数据在5%和95%的分位数设定为“完全不隶属”和“完全隶属”，进而得到各变量隶属度在0~1之间的校准值，变量校准的具体情况见表1。

四、基于fsQCA的数据分析

（一）必要条件检验：单变量分析 

在进行组合分析之前，需要对单一条件的必要性进行检验。本研究中，单变量分析即考查是否存在导致政务微博高绩效实施这一结果存在的必要条件。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是衡量必要条件的重要标准，当一致性水平大于0.9时，则可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表2所示，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的阈值，即并不存在构成解释政务微博高绩效实施的必要条件。故可认为，地方政府政务微博实施情况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产生的结果，需进一步对各变量间的联动匹配效应进行组合式的呈现。

（二）条件组态分析

1.条件组态分析结果检验

本部分主要对影响地方政府政务微博实施效果的条件组合进行分析。在构建真值表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案例分布特征及所得解在一致性与覆盖度上的平衡性，最终将一致性的阈值设置为0.83，案例数量阈值设置为1。通过对选定的6个条件变量进行标准化分析后，共得到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三种形式。一般来讲，复杂解是对样本案例所有条件组合的直接呈现；简单解包含了较多理论上存在的逻辑余项；中间解则介于二者之间，能够覆盖所有样本案例，包含部分重要的逻辑余项。本文结合各类解的优势及已有研究经验，主要以中间解进行组态的展现，并辅之参考简约解组态进行归类，以更好地利用案例信息进行发展模式的提炼。结果显示，能够解释政务微博高绩效的条件组态共有八个。其中，解的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为0.83，这说明纳入分析的所有条件组态对高绩效的政务微博这一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解的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为0.79，这代表着本研究所得出的条件组态结果能够解释79% 的案例结果。根据已有研究，解的一致性和覆盖度均高于临界值水平，故研究所选的条件变量为影响地方政府政务微博实施绩效的关键变量。同时，研究还得出注意力强度、信息化水平及同侪竞争力三个核心条件。即这三个条件同时存在于简约解和中间解，是导致结果出现的关键因素，其余的 边缘条件对结果的出现起到辅助性的作用。

2.地方政务微博高绩效实施的发展模式

为提升条件组态的解释力，基于布尔运算的基本原理，对推动高水平政务微博建设的八个条 件组态进行模式归纳（见表3），试图提炼出其中的共享条件或条件组合，以构建更具解释力的研究结论。最终，本文在结合简约解的基础上将政务微博的高绩效实施总结为三类驱动模式：

（1）注意力驱动型

注意力驱动型模式主要包含P1、P2、P3三个组态。从整体来看，由表3可知，这一模式下各组态的发展条件较为缺乏，仅在注意力配置这一维度呈现显著的特征，在政府组织内部及外部情境等维度均呈现较低的水平。该模式充分体现了地方决策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故将该模式定义为注意力驱动型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模式的代表性地区主要分布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如甘肃、云 南、广西、江西等，其本身在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网普及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短板和发展限制。然而，凭借当地政府对以政务微博为代表的政务媒体的高度重视，或结合一定的政务网站发展经验与较强的同侪竞争氛围，这些欠发达地区依然可取得高水平的政务微博绩效。其中，P1的原始覆盖度为0.351，代表着约有35%的高绩效案例能通过该组态得到解释，且其唯一覆盖度为0.044，意味着约有5%的案例仅能通过该组态 得到解释，在所有组态中保持最高的水平。因此， P1可视为注意力驱动模式中较为重要的路径。该组态代表着，一些地方在面临缺乏政务微博发展实地条件的情形下，如当地方政府并不具备较强的信息化水平、公众信息化需求不高且缺乏财政资金支持等约束，在决策者主观注意力的驱动下依然能够获得较为理想的政务微博实施绩效。如在中央发布《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123号）第74天后，甘肃省 即转发并发布了本省的贯彻通知；江西省也于中央文件发布后的第94天发布《江西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9〕8号）。这一方面也与前文提 到的观点相吻合，即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由于政务微博主要依靠第三方平台的运作支持，其日常运营并不需要较强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政府若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其较高的注意力配置，即可获得较为显著的政务微博实施绩效；另一方面，该组态也为探索欠发达地区在短期内提升电子政务治理能力、加强政民互动的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发展思路。

（2）组织资源驱动型

该模式主要包括P4、P5 两个条件组态。通过对比发现，该模式下的各组态均在信息化水平和财政资源禀赋方面保持较高的水平，即该类模式着重强调了政府组织充沛的技术支持和资金实力，故将该类发展模式命名为组织资源驱动型模式。其代表性地区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其中，P4的原始覆盖度为0.415，意味着其能够解释约42%的获得高水平政务微博绩效的案例，其唯一覆盖度为0.026，代表约有3%的案例仅能通过该组态得到解释。其在八个组态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意义，可视为政务微博发展产生高绩效的关键路径之一。该组态表明，地方政府组织本身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水平且在政务网站建 设方面拥有较为突出的成绩时，将结合其财政资 源及当地公众的信息需求，获得较高的政务微博发展绩效。一方面，该组态的代表性地区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其作为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重心，除拥有充沛的财政资金外，更为重要的是，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作为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最早的试验地区，在信息化技术和政府网站建设方面已积累了较为丰厚的实践经验，为政务微博的稳定运作和数据的更新提供了极大便利。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往往具有较强的互联网普及率，公众的网络媒体使用频繁且媒介素养更强，故从外界环境来看也具有较强的信息需求。就实践效果来看，近年来这些地方的政务新媒体发展已成为各地区的标杆和模范，如早在2011年，北京已建立政务新媒体集群平台“北京政务微博微信发布厅”，并在全国率先实现微博微信“双微”互通、政府机构微博和新闻发言人微博“双矩阵”，双微双矩阵共同发声，形成了“北京模式”。201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位列年度全国政务机构微博影响力排行榜第一，并已成为众多政务微博发展的标杆。故北上广等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对政务微博的重视更多地源于对本地公众信息需求的回应和政府治理方式创新的动机。因此，当地政府组织内部具有发展政务微博的优势资源，结合当地公众的信息化需求，即使决策者并未对政务微博的发展保持相对较高的关注度，但依然能够做出较为出色的政务微博业绩。

（3）经验－竞争驱动型

该模式下主要包括P6、P7和P8三个条件组态。通过对各组态进一步对比，发现其均强调了政府网站建设和同侪竞争压力在取得高水平政务微博绩效中的作用，故将该模式命名为经验－竞争驱动型模式。其代表性地区为安徽、江苏、重庆等地区。其中，P8的原始覆盖度为0.349，代表着约有 35%的高绩效案例能够通过该组态得到解释，其唯一覆盖度为0.037，约4%的案例仅能通过该组态得到解释，因而是该模式下较具代表性的发展路径。该组态表明，当地方政府具有突出的政务网站建设经验与信息基础实力，在较强的同侪竞争压力驱使下，将大力开展政务微博的建设。该组态的代表性地区为安徽。安徽省地处华东地区，与江 苏、浙江、湖北、河南、江西等政务微博发展优势省份毗邻，故在政务微博发展中面临着较强的竞争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安徽省在近几年的政务网站发展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于全国率先上线“7×24小时”政务服务地图，并出台首个关于政务服务“不打烊”服务大厅的地方标准。同时，依托“皖事通办”平台运行，安徽省还建立了线上线下多场景融合的政务办事大厅和自助终端。在2018年，安徽省政务服务网站服务能力取得全国第六名的成绩。近年来，安徽省政府在大数据方面也保持着国内中上游的水平，并积极出 台《安徽省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办法》来规范政务信息数据的使用。因此，在较为丰富的政务平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安徽省对政务微博保持了较高的关注，进而在同侪竞争压力的影响下，产生了较高的政务微博绩效。

此外，不同组态的条件间还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如通过对比P6和P7可看出，两个组态仅在一个条件方面存在差异，即当地方政府在政务新媒体建设方面保持较高的注意力且在政务网站建设方面具有经验，那么在较强的同侪竞争压力驱使下并结合当地公众需求，财政资源禀赋这一条件可以和信息化水平相互替代，同样可导致政务微博高绩效结果的产生。进一步分析可发现，若政府决策者本身对政务微博事务保持较高的关注，那么在较强的外部情境因素影响下，其发展情况则取决于组织内部的条件。然而，较强的财政资源禀赋并非必备的单一实现路径（如重庆、福建、江苏 等财政实力较强的地区），组织内部利用其较强的信息化水平依然可实现政务微博的向好发展。此种情况的代表性地区为贵州。作为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积极利用大数据优势融合政府治理、产业经济发展，于2015年率先成立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并积极筹备建设省级政务数据开放平台，先后出台《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等多项政策文件规范大数据的发展使用。2018 年，贵州还取得了全国政用大数据指数排名第一的成绩。因此，基于较强的信息化水平，贵州政府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仍可依托本地区大数 据优势，提升政务微博的发展水平。

（4）三种模式比较与生成机制分析

通过进一步比较三种政务微博高绩效发展模式，有以下三点发现：一是不同模式的主导核心条件存在一定差异。在注意力驱动型模式中，主要强调欠发达地区决策层高强度的注意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组织资源驱动型模式中，重点凸显了发达地区政府内部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在经验-竞争驱动型模式中，主要突出的是政府所感知到的高强度同侪竞争压力的推动作用。二是，尽管核心条件在不同模式扮演重要的地位，但仍需和其他边缘条件组合后协同发力，最终保证其高绩效的结果产生。在组织资源驱动型模式中，发达地区政府组织内部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往往需要在政府组 织充沛的财政资源或较高的公众信息需求基础上 才能发挥作用；在经验-竞争驱动型模式中，高强度的同侪竞争压力必须和同类事务的经验充分结合，最终才能推动政务微博的高绩效运行。三是，总体来看，推动地方政府政务微博高绩效的三种模式亦可根据内外部动力来源的差异，分为“能动性”和“助推力”两种生成机制。其中，“能动性”机制主要指当组织面临发展环境不佳的劣势情况，政府决策者为取得后发优势，凭借其主观意志对政务微博保持较高的重视程度，不断推进和督促政务微博的实施，从而取得理想的绩效。“助推力”机制则指的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在通过全面评估组织内外部所面临的优势、经验、需求与风险后，结合其现有资源情况进行决策施政，最终获 得高绩效的产生。与此同时，这两种主导机制在以 上三种模式的应用中存在一种渐进式的分配效果，如图2所示。其中，注意力驱动型主要强调了主观能动性机制在政府施政中的重要性，而组织资源驱动型凸显客观物质环境条件对发展政务微博起到的助推作用。经验-竞争驱动型模式则主要呈现一种混合动力型的生成机制：一方面，该类模式下的政府组织曾在同类事务方面积累了较为充分的实施经验，因而对政务微博也保持较高的关注；另一方面，经过理性的评估，组织在感知到较强的外部竞争压力和政治风险等后，在主观重视与客观环境压力的混合驱动下，保障了政务微博的良好实施。

3.稳健性检验

根据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稳健性判断标准，既要使分析结果在不同的拟合参数差异下仍得到 较为一致的分析结果，也要保证在不同条件组合下仍得到较为清晰的子集关系。对于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随机删除样本数据和调整一致性水平这两种方法来进行检验。首先，通过随机删除两个样本数据（海南、湖南），得到新的数据集合。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一致性阈值由0.83提高至 0.85，再次进行校准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新的数据集仍可得到与上文基本一致的组态分析结果，个别地区的归属存在一定的变动，但基本符合上述模式的分类。并且，新结果的覆盖度和一致性水平仍符合定性比较分析的阈值要求，变动不大。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近年来，政务微博的发展正在改变和影响着舆论格局、社会治理结构，并已经成为区域影响力 的重要元素。因此，探究政务微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态势和条件组合协同，有助于各级政府推进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电子政务治理绩效，并为不同区域的政务新媒体规划部署提供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本文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视角，在构建政务微博实施绩效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上述问题予以探讨，得出如下结论：

整体来看，我国地方政府政务微博的高绩效实施呈现出“条件协同”“多重并发”等特征，即单个因素无法构成高水平政务微博发展的必要条件，需考虑条件组合下的多重并发效应。结果显示，推动地方政府政务微博高绩效实施主要有八个组态、三类驱动模式，即注意力驱动型、组织资源驱动型及经验-竞争驱动型。其中，注意力驱动型模式主要突出了政府决策层对于政务微博的主 观重视程度，其代表性地区为甘肃、江西、云南等 经济欠发达地区；组织资源驱动型模式则主要突出了政府组织较强的资源基础，代表性地区为北京、广东、浙江等经济实力较强且政府资源充沛的 发达地区；而经验－竞争型模式主要凸显了政治竞争压力和政务网站建设经验在其中的双重作用，代表型地区有安徽和贵州。本文在三种驱动模 式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政务微博高绩效实施的两种生成机制——“能动性”与“助推力”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其他强技术性电子政务发展模式不同的是，充沛的财政资源并非为政府有效推进政务微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核心因素。综合 不同经济条件地区的发展路径与绩效情况，本文认为政府决策层的注意力在其中产生了相对重要的作用，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政务微博的实施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有关政务微博绩效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完全一致的悖论，并验证了注意力基础观理论，即在当下政府治理的格局中，政务新媒体的治理绩效仍与政府的重视程度高度相关。

（二）讨论 

以上三种驱动模式的提出，对我国各地区推 进政务微博的有效实践带来了重要启示。

首先，政务微博的高绩效实施存在多样化路径。为推进我国不同地区电子政务治理能力的平 衡发展，中央层面在政策制定和验收评估时，应遵循政务新媒体的多元化发展规律，重视其综合效应。地方政府在推进政务新媒体的过程中，也应善于综合运用当地的优势资源探索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政务新媒体发展模式。特别是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地方决策层可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来加强对政务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媒介平台的利用，对本地区电子政务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两微一端”等政务新媒体渠道，将其打造为短期内有效提升地方电子政务能力、实现政民良性互动的治理之道，进而实现后发优势和弯道超车。然而，从长期性的视角看，此种以注意力驱动型的政策执行机制仍存在一定的风险。尽管依靠决策层高强度注意力的“能动性”机制，可在短期内有效增强欠发达地区政务微博的行政效能， 但也可能因此产生“数字悬浮”与“眼睛向上”等问题，衍生出一种为创新技术应用场景而争的技术治理锦标赛现象。这显然不利于政务媒体持续性地发挥治理效应。因此，在技术采纳实施后，如何 政务新媒体的高绩效切实转化为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固化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仍是一种挑战。

其次，在“网络问政”时代，政府应树立全新政务理念，强化微博舆论引导，通过规范微博发布来增强政务微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政务微博应是一种以公众需求为中心，设置于民、服务于民的新型治理方式。但分析中发现，公众的信息需求并未成为地方政府发展政务微博的核心条件。这意味着，众多地方在实现政务微博高绩效的过程中更 地基于其政府本身情况、上级给予的信号压力等，公众能否有效获取信息并非其首要考虑因素。如前文所述，公众的积极响应与频繁互动理应被视为政务微博实现长期良性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政府在努力运用政务新媒体提升其治理绩效时，还应充分重视对公众诉求的关注和回应，通过配套的政策措施增强公众运用新媒体参与共享共治的媒介素养。特别是考虑我国城乡信息化的发展差异，在新媒体日益渗透乡村社会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务新媒体传播和构建国家话语体系，将此种政务新媒体形式与乡村居民的生活进行对接，是未来需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最后，本文还对完善中国情境下的注意力基础观应用提供一定的启发。奥卡西奥曾指出，组织计划的实施是一个同时受到决策者注意力、组织基础和环境等因素影响的系统过程，但并未指明这三种因素在组织具体行动过程中呈现何种配比及互动关系。而本文进一步得出，决策者、组织、环境三个维度在不同情况下作用的发挥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即三个维度的因素并非总是同时发挥作用。如在组态P1中，在注意力驱动型发展模式中，高强度的注意力配置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组织基础和外部环境等因素，仅依靠高强度注意力的欠发达地区依然能够获得高水平政务微博绩效，而组织基础和外部情境在其中并未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未来，需要结合具体的实践案例，并基于纵向时间维度，对政府注意力分配的影响因素与政策执行效果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编辑：蔡龚涛

审核：光 涵

往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