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撬活社区社会资本的行动模式研究——基于C市社区总体营造典型案例的类型学分析

摘要

撬动社区社会资本的可持续性自主发育是新时代社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依循类型学思路，借鉴自主治理理论和公民参与阶梯理论，深度考察四个社区营造实践个案，比较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营造的多元行动策略模式。研究发现，在社群组织力与议题复杂性交叉形塑的社区情境下，社会组织形成了引资建渠—倡导激励、吸引联动—志愿培植、陪伴启迪、自组织组建—孵化引导四种社区社会资本培育模式；社会组织以柔性间接的行动策略，自下而上地驱动了社区社会资本在结构—认知双元维度的自主性可持续发育，充分盘活了社区主体能动性；社会组织综合运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共同议题营造、社区共识建构等行动策略，推动自主式深度社区参与样态生成。研究不仅提出了社会组织激活社区参与的效率改进机制，还拓展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理论内涵。

作者简介

杨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陈旭清，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文章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党领社会型培育：社区营造中社区社会资本的生成逻辑

三、社会组织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行动模式分析框架

（一）社群组织力

（二）议题复杂性

四、社会组织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行动模式的案例比较分析

（一）生态可持续多元共治营造

（二）食文化国际化社区营造

（三）众筹自媒体社区提案营造

（四）公共空间营造

五、结论与讨论

1 问题的提出

无论是构建“党建引领、社会协同、政府负责、公民参与”的社区治理体系，还是践行“社区自治、基层民主”的治理原则，都要求居民深度的社区参与。从确立“以人为本”社区建设原则，到推进社区服务和社区协商，再到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政策变迁对社区参与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不断加码，对居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然而，实践观之，在治理重心下移的循序转向中，一些社区成功实现了居民的深度参与和自主治理，而另一些社区的居民参与行动却“高开低走”，基层政府、社区党组织还是业委会等对居民的行政性、政治性或维权性再组织化，都未能有效改变社区参与的原子化、非制度化和非居民权利性倾向。在新的时代要求下，如何撬动居民从 “被动式”、“配合式”的“弱参与”走向“自主式”的深度参与，从而形成互动有序、合作充分的社区集体行动网络，促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良性循环，实现社区的善治之道？

社会资本理论为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提供了一种包容的“治体”性思路。社区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概念，信任、网络和规范是其核心要素。社区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应当从制度、认知、动力、网络等多个方面促进社区参与提质增效，形成社区自主治理的良好基础。实际上，我国社区治理正是在面对社区社会资本流失问题并致力于对其进行重建过程中逐渐演进的。已有研究发现，构成社会资本的不同内涵要素对社区治理具有不同程度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培育积极性社区社会资本，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理念和“治术”。但是，相关研究却十分薄弱，仅涌现出少量对其培育机制的探究，却也仍依循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传统，将基层政府、党组织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必要直接培育者”。然而，正如福山所言，国家力量的强势，往往会造成对社会的过度介入，从而削弱人们自我协作和自组织的能力。因此，依托刚性的制度化力量编织而生的社区社会资本对于推动居民的自主式深度参与和社区自主治理显然力不从心。

近来社会组织在满足差异化社区需求，弥合原子化个体与社区集体行动鸿沟，驱动社区社会资本发育中发挥了创造性功能。本研究将结合C市围绕社区营造进行社区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探究社会组织作为直接培育者对社区社会资本培育实现了怎样的效率改进。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社会组织面对不同的社区情境，介入社区营造、撬动社区社会资本自主发育，使社区“活起来”的差异化行动模式，进而归纳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多元模式与路径机理。

2 党领社会型培育：社区营造中社区社会资本的生成逻辑

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居民参与、法治保障的社区治理体系”等要求。社区的本质属性被定义为居民生活共同体，随着城市化、信息化、社会化进程的加速，社区治理创新和精细化治理时代即将到来，社会组织的行为优势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国家对社会资本的直接培育角色已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议。沃尔夫对福利国家的研究发现国家的过多介入对社会资本造成了排挤效应。福山指出国家的作用最好是间接的，对社会资本的培育方法最好是提供教育和必要的公共物品。社会资本理论已意识到国家刚性力量对社区非正式关系的破坏性影响，但究竟如何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实现培育效果的改进仍然是一个“黑箱”。

作为一种新理念和新路径，社区营造（Community Revitalization）是从国家与市之外寻求社会内部自我驱动发展的一种技术和制度，其以“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和意识为目标，围绕社区参与与社区自组织体系培育，通过以生活文化为中心改善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激发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推动社区自主运转的达致。从社区建设到社区治理再到社区营造的发展中，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经历了从政府一元型、政府主导型向党领社会型的制度演变。政府逐渐从直接培育者角色中脱离，而脱胎于民间的社会组织则幻化为制度建构的间接培育者，日益成长为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活性枢纽。

社区营造治理实践对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党领社会型培育模式。表现在以下三点：其一，行政体制改革与向社会“还权”同步深化。社区营造遵循“治理试点”的路径，确立行动原则后通过成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以还权、赋能、归位的理念进一步激活和强化社区自治属性。其二，党建引领作用更为凸显。党建引领在社区营造中发挥了“政治建设”与“社会构建”的双重功能，实现了对社会的“链接”与“整合”，弥合了政社合作的行动鸿沟，以组织化撬动了社区发展，使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逐渐从“隐身”走向“前台”。其三，党建引领对社会的整合功能更加依靠社会组织实现，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社会组织具有避免分配约束、创新服务供给、生产社会资本等优势，长期承担政府“公共服务助手”的角色，而党组织则看重其吸纳社会力量、动员社会的功能，将其视为强化自身执政基础、扩大社会辐射的重要依托。通过“区域化党建”或“城市大党建”引导社会组织进入地方治理网络，并大力扶持其发展，使社会组织成为创造性激活社会，孵育社区自组织从而自下而上地化解社会资本发育阻滞的重要主体。

考察现有关于社区社会资本培育路径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仍有待完善：一是尽管已指出政府或政党的国家力量对社会资本培育存在失灵，强调社会力量介入更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改进，但如何实现社会资本培育的效率改进尚需深入探究；二是社区社会资本的类型研究未对异质性社区的差异化发育路径作细致区分；三是对社会组织在社区场域策略性行动的微观勾勒，均从政社关系视角出发探讨社会组织对制度情境的策略化应对，缺乏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多元行动策略模式的分析。实际上，随着新时代社区本位意识的空前提升，社会组织在城市更新中获得了多样性与自主性持续生长的空间，已然成为回应当下社区治理精细化、情感化、均衡化时代诉求的有效主体。本研究将以社区营造为场域，立足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方位，期冀勾勒出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与社区情境之间因果机理的同时，探索社会组织驱动社会资本结构与认知双维增生以促进社区自治的多元模式。

3 社会组织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行动模式分析框架

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为反思社区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培育模式提供了新的线索。基于自主治理理论，本文进一步将社区社会资本界定为：在特定的社区生活共同体中形成的，能够增强居民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共识、理解、规则、期望、信任，和开放性、包容性的关系网络，即在增进社区能力的基础上促进社区可持续性自主治理的社会要素。作为一种中观层次的集体性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包含结构性与认知性两个对立统一的维度。由于不同类型社区的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不同，对其培育需要因况施策。针对差异化的社区参与度和社区治理情境，多元治理主体需要采取多元化的培育模式，以精细化的策略和机制，共同促进邻里之间的深度社区参与，从而使积极性社会资本在自组织成长和反复的治理互动中发育，以达成自主治理意义上的可持续集体合作。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党组织倾向于以正式制度途径间接影响社区参与，而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弹性力量则直接指向社区公民参与网络和自组织建构，自下而上地撬活社区社会资本。本研究将建构一个理论模型对社会组织撬活社区社会资本的行动模式进行分类讨论。

首先，社区参与度的差异决定了社会组织培育手段和目标的过程性差异。为深入剖析行动过程，采用谢莉·安斯汀（Sherry R. Arnstein）两阶段公民参与阶梯——象征性参与和权力性参与——作为分析的过程框架。在居民社区参与处于弱组织化、被动性、配合性的象征性参与阶段，社会组织采取居民参与网络和社区自组织建构的行动策略，着眼于结构性社区社会资本的发育。其次，社区自治的前提依托于社区居民深度的权力性参与，社会组织需要进一步培育认知性社会资本，并致力于促进社会资本的自主性生产。此外，正如普特南所言，“能够有效规避各种投机行为的链合型社会资本，其形成有赖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社会组织通过培育自组织撬动社区参与进阶、升级社区会资本的行为，社会组织正是这“广阔社会背景”中链接社区与外部资源的桥梁。因此，为区分社会资本培育所面临的差异化治理情境，选取“社群组织力”和“议题复杂性”两个关键属性进行刻画。前者从社区动员度上衡量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特征；后者从社区议题导向上衡量社区的资源禀赋和系统能力。

（一）社群组织力

社群(community)，从近代社群关系看，马克思认为它是基于利益机制而形成的社会交往形式，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流变看，俞可平认为它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政治哲学体系下的概念，从嵌入信息技术的现代社会看，其内涵已拓展为一切具有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社群至少涵盖人群与纽带两个方面的要素。本文则在社区的特定地域范围内讨论“社群”概念，将其定义为社区范围内由一定关系纽带联结的群体。质言之，社区就是集聚在其地域范围内的社群集合体，这些社群既包括由制度体系建立的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等正式组织，也包括由情感、兴趣、爱好和需要等粘连的非正式组织。两类组织的效力合力构成社群的“组织力”。由于不同社区的成立年限、人口规模、纽带数量及关系强弱存在差异，社区的社群组织力不同。本文认为“社群组织力”应囊括在社区辖域范围内对外部原子化个体的“吸纳力”和对社群内部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导向力。具体包括三项指标：（1）社群中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丰富度和活跃度，即内在生命力；（2）是否有能力将其他“生力军”纳入社群体系以形成对接到每户乃至每个个体的关系网，即向外辐射力；（3）对内开展宣传、教育、文娱等活动的组织与协调能力，即向内整合力。社群组织力越强，存量社会资本越多，驱动权力性社区参与的基础越佳。

（二）议题复杂性

依据当代科学对“复杂性”的系统剖析，议题复杂性指的是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被理解与运用于解决社区议题的困难程度。区别于西方对社区的简单化理解，中国的社区，实际上是一个微型的复杂社会系统，社区治理的内涵不仅在于对人民所向往的美好幸福生活的建构，而且也在于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底层建构。尽管随着全球化、市场化趋势与国家治理转型在全国城乡范围的进一步渗透，整体而言，城乡社区议题的复杂性程度较以往均有大幅提升。但由于国家权力和市场化两股力量在具体某一社区的实际作用体现有所差异，所以不同的社区类型在 “人”、“文”、“地”、“产”、“景”等某一方面所面临具体问题的严重性与迫切性程度并不相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要选取社区居民最迫切解决或最普遍关心的公共问题作为议题切入，才能撬动居民的社区参与阶梯提升，从而激活社会。而解决这些议题所需要的信息、知识、资源、技术、程序等要素在社区系统内部存在多大程度上的不足，决定了该议题的复杂性。换言之，社区系统的资源禀赋越高，解决成员生活所需的能力越强，则对外部资源的需求越少，议题的复杂性越低。

（三）分类模型

综合上述两个分析维度和相关假设，可以构建一个分类框架，将社区社会资本培育模式分成4种基本类型。社群组织力与议题复杂性程度两两交叉，形成四种模式分布在表1的四个象限内，每种模式中，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和社区社会资本培育模式不同。需要说明的是，两个变量都是相对的概念，实践中并不存在绝对的标准。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效应是一种多元主体的综合作用，这里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是在国家在场，社会组织作为直接培育者的情境下实现的。

1.引资建渠-倡导激励模式

象征性参与：面对高复杂性议题时，社区的资源禀赋和系统能力存在不足，社区议题的治理需要外部资源、知识、技术和关系网络等的嵌入。同时，由于社区的社群组织力较强，社区参与的动员基础较佳，社会组织采取资源引入和多元参与渠道建设的行动策略，在现有社群体系基础上建构更加广阔的社区参与网络，驱动象征性社区参与的蝶变，进而撬动社区社会资本生产。

权力性参与：建立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关系网络后，社会组织第二阶段的行动目标指向权力性社区参与，和社区社会资本的自主性发育。由于社群组织力较强，社区的存量社会资本较多，社会组织采取倡导加激励的行动策略。通过倡导社区意识、社区价值与共治理念，激励居民进行自主治理，在提升社区自组织的共同体意识和治理能力基础上，激发积极性社会资本的可持续增长。

2.吸引联动-志愿培植模式

象征性参与：社区议题复杂性高，社群组织力弱，议题的治理不仅需要外部资源嵌入，且更为首要的是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社会组织此时的行动策略是兴趣吸引和资源联动。围绕居民感兴趣的话题，联动多方资源搭建公共交往空间，吸引居民参与，建立以兴趣、爱好等为纽带的社区参与网络，从而撬动社区社会资本的发育。

权力性参与：由于基于兴趣形成的关系网络，内在结构较为松散，韧性较差，居民个体不参与的自由度仍较高。因此，第二阶段社会组织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行动策略为志愿培植，承接兴趣吸引机制作进一步弹性处理，通过在社区弘扬志愿精神，形成志愿参与社区治理的文化氛围，并通过赋能培育志愿者队伍，形成较为稳定的社区自组织，以增强社会资本发育的可持续性。

3.陪伴启迪模式

象征性参与：社区议题复杂性低，社群组织力强，不需要借助外部资源依托社区系统，即可实现议题的治理。此类社区通常运转良好，社区参与水平较好，资源禀赋和系统能力较高，存量社会资本丰富，是最为接近实现自治目标的社区类型。社会组织直接面对如何推进权力性社区参与以升级社区社会资本的问题。

权力性参与：由于社群组织力强，社区资源禀赋和系统能力较高，社会组织采取陪伴启迪的行动策略，充分发挥社区主体性，弹性式启发居民以社区主人身份，参与社区共治，形成自主治理，从而实现社区社会资本的自我发育。

4.自组织组建-孵化引导模式

象征性参与：议题复杂性与社群组织力双弱，社区的资源禀赋和系统能力足以应对议题的治理，但社会资本的发育程度还很低。社会组织第一阶段的行动策略是组建自组织，通过挖掘关键群体，树立自主治理的榜样和典范，带动居民社区参与进阶，激活社区社会资本的生产。

权力性参与：建立自组织后，社会组织则采取孵化和引导策略，通过引导自组织参与社区共治，提升其治理参与能力，形成权力性社区参与，以使社区社会资本产出可持续。

4 社会组织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行动模式的案例比较分析

为细致分析社区社会资本培育模式的多元类型，本研究选取国内C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营造、撬活社区社会资本的多案例，比较分析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行动策略模式。社区营造是围绕某项社区议题发动社区居民，以社会正义、参与、公平、学习、合作、环境正义等价值为向导，以提升社区意识和社区能力、实现社区自治为目的，以形成持续有效的集体合作为目标，对社区进行系统更新的过程。由于过渡期城乡社区异质性与复杂性凸显，社区营造呈现出多样性、复合性的纷繁样貌。其中，政府、党组织、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运用多样化的路径和机制共同推进社区社会资本的积极增长。作为直接培育者的社会组织，其行动策略具有阶段化、精细化、弹性化等特征，进而形塑出多元化的具体培育模式。

C市为全国社区治理创新的典型，其社区总体营造行动自2016年1月拉开序幕，全市目前己有90%的城乡社区开展了总体营造行动。通过吸引社会组织参与，鼓励社会组织主动介入社区，为社区发展治理定制个性化、适切化的营造方案，C市探索出了一套能够有效破解社区治理痼疾，提升社区社会资本，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区参与与认同需求的成功经验。为深入窥探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角色与功能，总结社区社会资本提升的机制和逻辑，本研究于2021年4至5月走访了C市10个代表性社区，考察了10项社区营造案例，并基于代表性、多样性、完整性原则，从中筛选出4个典型案例作为比较研究对象。通过运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法，对4个社区营造案例所涉社会组织负责人、项目组员、社区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居民进行访谈和交流，收集了C市社区发展治理的政策文本、宣传材料等文本资料，保证从不同角度判断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的内在一致性和机制论述的完备性。比较案例研究的设计方案如表2所示。

（一）生态可持续多元共治营造

C市S街道H社区成立于2011年8月，是一个由8个社区拆迁居民集中安置、总人数超过2万的城中村社区。由于社区原有的村治秩序被打破，新的治理秩序尚未建立，呈现出城乡地域交叉、农民和市民生活交叉、街乡行政治理交叉的“三交叉”样貌，治理秩序混乱。加上社区体量庞大、环境卫生差、基础设施存在隐患、补偿款遗留问题久拖不解，导致社区居民认同低、矛盾纠纷多。社区议题复杂性高，技术性强且利益矛盾十分复杂，无法单靠社区内部力量解决。但此类社区社群组织力较强，由于其内含城市和农村双重治理体系和与之伴生的多层非正式关系网络，且这些网络内在结构紧密，内部信任与规范体系牢固，凝聚力和影响力较高，所以社群体系的内在生命力、向外辐射力和向内整合力较强。

由于社区环境恶劣，土壤劣质且垃圾乱扔乱堆问题突出，C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积极申请政府购买，与社区两委共同商定社区营造主题为生态可持续多元共治。在社区营造前期，C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党建互动方式，围绕“垃圾分类及减量”、“花园建设”、“环保宣传”等引入相关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进行生态社区建设。与社区两委共同构建了多个不同的参与渠道，如三社联动共创机制、家校互动机制、企业社会责任通道、区域化生态文化建设服务团队联动机制等，引导多元主体可持续参与社区生态共建，将社区内包含中老年、青年、中小学生等各年龄阶段及各种职业的居民组织起来，推动居民广泛参与到社区生态共建中。

为推动权力性社区参与，C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一步采取宣传倡导的方法，提升居民的社区主人翁意识和社区自组织的治理能力。通过倡导“生态共建”“环保共治”等理念，鼓励居民承担社区志愿服务、对外宣传社区建设故事，改造社区景观，对其予以嘉奖，提升了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荣誉感。并在对骨干力量的持续赋能中形成了可持续运转的社区环保自组织。实现了对社区环境问题解决的同时，也围绕环保形成了社区自主治理的新局面。正如社区居民所言：“经过他们（C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小孩、大人、老人都积极参与到社区环保中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现在社区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大家的凝聚力增强了。”（访谈资料，编号SHY1-20210405）

（二）食文化国际化社区营造

C市J街道B社区成立于2001年12月，是一个居住着大量外籍居民的城市社区，具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此类外国人集中社区的议题复杂性较强、社群组织力较弱。其一，由于居民结构复杂，存在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信息缺乏等，政府的干预和介入向来较少，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低，居民对社区综合环境和生活条件改善的诉求很大且异质性很强，故而议题的技术性强且难以形成共识，亟需外部力量和智慧的介入。其二，由于外国居民流动性大，注重个人隐私和自我意识，社区认同感低，社区的关系纽带较少，难以自发形成自组织，社群组织力很弱。

以J街道政府开展国际化社区创建工作为契机，Z社会企业主动“请缨”当地两委，利用“环球食育”专长和丰富的国际资源，对该社区开展“食生态到食文化”营造行动。营造前期，为展现异国风情和中国文化魅力，吸引国内外居民广泛参与，Z社会企业联动英国、日本和国内多所高校的社区营造和食育可食地景专家，进行现场调研测绘，在当地共同建设了食育可食地景。并通过“食育”课程，文化游戏、食物制作与品尝、才艺展示等活动，促进了居民之间的人际往来和关系建立，搭建了国际化社区的居民参与网络。

为推动权力性社区参与，Z社会企业采取培育志愿性社区自组织的策略，扩展营造内容，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以项目为引擎，通过联动高校志愿者协会，搭建“国际化社区社校共建合作伙伴”， 吸引15位本土居民和外籍人士加入，组建了环球食育国际志愿者服务队伍社区分队。同时，对其进行培训赋能，使成员承担社区外教、翻译、文化传播、美食分享、食育国际推广等社区服务，并将其制度化、常态化，增强其服务能力和对其他社区成员的吸纳能力，使其能够可持续运转，推进了居民参与的纵深发展，驱动了社区的自主治理。正如Z 社会企业负责人所言，“社区营造为我们进入社区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国外友人普遍对我们的饮食文化很感兴趣，对国际化社区的营造以食文化的交流会比较容易吸引到社区参与的兴趣，那我们就结合团队的资源和社区一起建立可食地景作为社区居民交流的公共空间。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国际上对社会的动员，运用volunteer（志愿者）的概念会比较好做。那我们通过培育稳定的社区志愿者希望可以让社区有能力可持续的解决自身需求。”（访谈资料，编号JBL12-20210407）

（三）众筹自媒体社区提案营造

C市X街道Q社区成立于2003年9月，由单位制改革后两个相邻的传统街区合并而成。街区内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服务完备，辖11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是一种从传统机关大院发展而来的现代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种类繁多且活跃度较高，已形成一定程度的组织化社区参与。此类社区运转生态较好，社区治理体系较完善，内在关系纽带较多，社群系统发育较充分，社群组织力较高。此外，社区社保就业、低保救助、食品安全、法律咨询、医疗健康、治安防范、环境卫生等服务功能较完善，社区的资源禀赋和系统能力较强，议题复杂性较弱。

由于此社区已形成象征性参与，为进一步推动权力性参与，以实现社区自治，问题的核心便聚焦于社区参与水平和参与能力的提升。针对社区参与存在的青年人“失声”问题，Q社区两委决定购买J社会服务中心服务，对社区进行众筹自媒体社区提案营造。通过向上级争取项目资助，设置社区提案工作办公室，搭建提案顾问团、公共议事专委会和小区提案议事小组，社区两委为J中心的营造工作打下了制度基础。

为提质社区参与，J社会服务中心以自媒体社区提案为题，面向边区单位和居民，尤其是青年群体，采取启发式能力建设和陪伴式成长辅导的方法，提升其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在提案收集期间，J中心通过宣传动员，收集居民、驻区单位、商家等感兴趣的议题，启发青年建立有价值的议案。在提案审议和立案期间，采用提案大赛、路演等形式，调动青年参与积极性，并协助其从个人利益、个人经验向公共利益思考，陪伴青年成长。在提案实施和监督、评估期间，辅导居民通过社区小报方式，及时报导执行进展和成效，并对多方贡献加以记录和宣传。J中心在有效提升青年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基础上，驱动了社区自主治理的可持续运转。正如社区工作者所言“我们通过购买社工机构的服务，和他们一起做社区提案营造这个项目，一开始的目的是主要是想调动我们社区青年参与的积极性，因为我们这个有固定的组织架构，稳定的制度设计，居民有问题可以向我们的提案办公室反映，他们会号召开会讨论是否建立议案，怎样解决，大家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居民满意度有很大提高。”（访谈资料，编号XQZ10-20210408）

（四）公共空间营造

C市S街道X社区建成于2016年，入住率现为80%左右，社区内交通发达、商贸市场兴旺、生态环境优美，配有党建、文化、教育、残疾人活动、图书阅览等完备的现代化功能，属于典型的新建商品房社区。由于社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功能齐全，居民素质较高，社区资源禀赋和系统能力较强，议题复杂性较弱。但由于成立时间短，邻里关系疏远、关系纽带少、自组织匮乏，社群组织力弱。

C社工服务中心在申请政府购买之前，对该社区进行了大量走访和调研，通过邀请社区工作人员、党员代表、辖区商家、物业公司负责人等参加联席会议，决定从公共空间营造入手激发居民社区参与。经社区两委同意，C社工服务中心于2018年10月开始介入社区。C社工服务中心首先通过党员带头、推荐自荐、入户访谈等方式，挖掘出一批有意愿、有能力参与社区治理的居民骨干，组建了社区公共空间规划自组织队伍。

接下来，C社工中心采取孵化引导策略，对该组织进行持续赋能，以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综合水平。通过说明会、研讨会、专家督导的形式培育自组织，帮助其在社区建立公共交流空间。然后，以可持续性发展为理念，引导社区自组织对内完善组织管理制度，建立空间管理、开放时间、志愿者服务、协商自治等制度；对外完善吸纳动员制度，以培养居民骨干树立榜样，引领、动员其他居民参与，扩大组织规模，提升自主治理能力。从而以间接性的行动策略，实现了围绕公共空间管理自主治理的可持续运转。

正如自组织成员所言“我们这个社区大家都是新近住进来的，都不认识，他们（C社工中心）之前组织我们10个人，一起设计规划社区的公共空间，我们10个人都很积极，毕竟自己的家园，那通过合作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友谊，然后他们孵化成立了一个社区组织，解决我们自己还有邻里朋友的一些生活问题，大家都觉得很有必要。现在组织的成员也在不断扩大，大家也都希望充分发挥我们社区内部的各种资源互帮互助，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力量是有限的，大家通过我们的公共空间相互认识、熟悉、互帮互助，大家的生活体验感有很大提高。”（访谈资料，编号SXW12-20210502）

通过上述四个社区营造的经验材料，可以分析得出4组社会组织的差异化行动策略组合，由此也构成了4种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模式。表3是四个案例中与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相关的社区属性小结，可以发现社群组织力与议题复杂性的交叉形态，构成了升级社区社会资本的治理情境，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选择，塑造了多元化的社区社会资本培育模式。

从社区社会资本的蝶变看，（1）在生态可持续多元共治营造中，社会组织通过引入外部资源、建立参与渠道的策略，围绕社区生态建设，建立广泛的社区参与网络，推动社区居民走向象征性参与；并通过对共治的倡导和激励，使社区参与进阶至权力性参与，以组织赋能形式，自下而上驱动了结构性与认知性社区社会资本的可持续发育。（2）在食文化国际化社区营造中，社会组织在推动象征性参与阶段，采取吸引居民兴趣、联动多方资源等策略，建立社区关系网络；在推进权力性参与阶段，采取志愿培植方法，以国际化志愿者队伍为形式，培育社区“自组织”，从而撬动了以志愿精神为内核的国际化社区社会资本的持续发展。（3）在众筹自媒体社区提案营造中，社会组织则通过陪伴启迪的行动策略，推动居民象征性参与向权力性参与深度变迁，有效提高了自组织的治理能力，实现了社区社会资本的自主性升级。（4）在公共空间营造中，社会组织则采取骨干挖掘、自组织组建的策略，先建构结构性社会资本；再通过孵化引导，提高自组织的社区参与水平和治理能力，撬动社区社会资本尤其是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持续增长。总之，以居民深度参与、社区自组织可持续运转、居民社区认同强为标志，四个社区均形成了良好的自我治理，和社会资本的可持续升级。

5 结论与讨论

社区社会资本作为社区治理的根本遵循，使其能够在积极意义上可持续发育是实现社区自治与善治之道的元问题。本文通过多案例比较，展示了社会组织在面对由差异化的社群组织力和议题复杂性形塑的多样化社区样貌时，采取精细化、弹性化、间接性的多元行动策略组合，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共同议题营造、社区共识建构等行动策略自下而上地驱动社区社会资本生产自主循环的过程，展现了“党建引领、社会协同、政府负责、公民参与”社区治理体系的微观样貌。研究对提高社会组织成长与社会发展契合度，破除社区治理“痼疾”，推动社区参与迈向“政府负责、社会搭台、公民主场”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理论层面，第一，探索了社区参与程度与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内在联系，从社区无参与到象征性参与至权力性参与的提质，意味着结构与认知社区社会资本发育的持续蝶变；第二，提出了影响社会组织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行动策略选择的两个关键社区属性：“社群组织力”和“议题复杂性”，换言之，二者构成了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情境变量；第三，提出了4种社会组织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具体模式：引资建渠—倡导激励模式、吸引联动—志愿培植模式、陪伴启迪模式和自组织组建—孵化引导模式。从微观层面揭示了社区社会资本提升的内在机理，进而审视当下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和作用。研究以社区为本体，以居民为本位，以尊重社会主体性为中心，尝试打破国家中心视角从行政逻辑和党建逻辑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导致的主体性发展悖论，生发一种自下而上建构社区社会资本的社会内循环模式。

实证层面，通过多案例比较证明了社群组织力与议题复杂性交叉形成的差异社区情境对培育路径选择的影响作用，为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导思路。质言之，尽管针对不同的社区类型，社会组织采取了差异化的行动策略模式，但其行动逻辑实际上均体现为柔性治理的特征。从社区价值需求出发，以陪伴式、间接式的弹性手段孵育社区自组织，自下而上地发育开放性、包容性的社区社会资本，从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促进社区主体性的可持续发展，并使人们所向往的“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得以落地。这也构成了当下党领社会型社区社会资本培育模式的精神内核。

在政策意涵层面，政府部门要清晰把握社区社会资本对推行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支撑性意义，针对社区治理的政策导向应更多转向积极搭建社会组织合作平台，运用社区场景营造等创新模式，不同类型社区运用差异化的治理方法，以精细、弹性的手段培育自组织，鼓励式启发社区深度参与和自主治理，从而在发展社区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共治。

需要指出的是，受条件限制，本研究还有尚待精进之处。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中国城乡社区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必然导致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百花齐放，社区社会结构、居民关系、资源禀赋及社会组织的主观功能定位等原因也将使社会组织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撬活路径呈现更多差异。后续研究还可在社会资本培育上探讨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与职能划分，以尽可能地补全社区治理创新的拼图。

本期来源：《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5期

编辑：王丹杨

校审：牛坤在

审核：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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