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基于20个城市1089个社区的调查数据

作者简介

吴子靖，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社区治理与综合评价方法；

张平，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心理学、社区民主建设、社区居民政治心理。

摘        要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是衡量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清晰识别其核心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对精准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果至关重要。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模型，深入揭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双重维度构成，即以党政引领社区治理为代表的主体因素和以社区治理资源投入为代表的条件因素。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双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可以发现现阶段城市社区治理网络结构显现多层次互动特点，其中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起到根本性作用的是基层党政对城市社区治理资源的投入力度。因此，应进一步夯实基层党政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加大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等治理资源的投入力度，有效统筹整合基层党政之外其他多方主体的治理功能，不断丰富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城市社区治理路径选择。

文章结构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2. 质性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维度结构

  2.1 质性研究设计: 扎根理论的运用

  2.2 质性研究过程

3. 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双因素假说

  3.1 假设因素1: 主体因素与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3.2 假设因素2: 条件因素与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3.3 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假说

4. 量化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关系验证

  4.1 量化研究设计: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4.2 量化研究过程

5. 结论与讨论

  5.1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作用机制的释义

  5.2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的策略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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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是指对有关社区的公共事务，由党和政府、社区自治组织、辖区单位、营利与非营利机构、社区居民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通过协商谈判、资源交换、协调互动等共同进行有效参与，以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实践活动结果。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不同于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城市社区治理成效、城市社区治理效益、城市社区治理效率等概念。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是指设定一个明确的治理目标，比较城市社区治理相关工作的完成程度; 城市社区治理成效是指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中有益的部分; 城市社区治理效益是以投入与产出的差值大小来衡量城市社区治理的收益程度; 城市社区治理效率是指城市社区治理任务工作的完成速度，测量的是城市社区治理工作开展的快慢程度。不同概念关注的核心内容不同， 影响因素内部互动机制差异大，需要进行深层次的作用机制剖析。尤其是社区治理效果作为检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关键环节， 直接关系到社区居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社会稳定程度以及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程度。鉴于此，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核心影响因素及其内部作用机制，对精准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社区项目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其一，社区可持续性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硬件设施改善项目，比如社区建筑、园林规划等，从近几年的研究趋势来看，研究重心逐步转向软件层面，比如社区成员期待对社区可持续发展影响程度的测量等 ; 其二，社区公共服务效果的影响因素，由于城市社区是公共服务的重要承接载体，因此该领域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子项目类群，尤其在社区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领域，社区作为公共卫生预防与防疫服务站点，承担了众多公共卫生医疗预防与干预项目，对实施成效影响要素的探析成为及时矫正与促进绩效提升的有效手段; 其三，社区公共参与效果的影响因素，密斯(Means R) 等学者认为公共参与至少在五个方面可以增强社区治理效果，即获得并增强自我人格认知、提高公共生活参与能力、理解并且表达利益诉求、宣扬自我价值认同、提升社区社会资本等，它们构成了社区公共参与效果的评估框架; 其四，社区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有学者认为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发展社区自组织，能够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因此，居民参与率的高低是社区有效治理与否的关键因素。

国内相关研究兴起于2000年以来民政部发起的一系列社区治理项目行动计划，比如和谐社区示范单位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等。国内学者为满足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测评工具开发的迫切需要，构建了不同主题的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 来探究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差异水平的影响要素，主要涉及: 其一，生态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从能源资源、低碳建筑、紧凑空间和生活环境等核心维度探讨低碳社区发展规划理论框架，实现了对社区可持续发展理论内容维度的拓展; 其二，安全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从工程学角度思考安全社区的核心要素，基本立足点是人的生命安全，更多聚焦于影响社区居民生命质量的关键因素，例如安全投入、地理环境、生产场所、促进项目等; 其三，和谐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包含硬件条件与软件条件两个方面，前者包括社区布局、社区环境、土地利用等，后者包括管理规范、社区参与、社区文化等; 其四，社区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多从社区治理能力结构的角度出发来探究社区治理能力的结构要素，包括主体要素、互动能力和社区动力，它们共同决定了社区治理能力水平的高低。

总之，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具体项目开发测评工具，缺乏从整体上考量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难以全面把握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一般规律; 而国内相关研究或基于质性方法进行理论探索，或基于数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无法完成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的密切关联与交互推进。鉴于此，本文力求突破以往理论构建或单纯依靠哲学思辨的研究方式，或依托有限经验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导致理论构建研究深度以及代表性不足等问题，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策略，力求识别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核心影响因素，包括作用方向、强度以及互动关系，清晰呈现其内在运行机理。由此确定研究思路为: 首先，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应用三级编码分析技术提炼并范畴化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子; 其次，基于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研究发现，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设立影响因素模型的相关理论假说; 再次，应用结构方程模型量化分析方法，探测不同影响因子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影响效应，包括方向、强度等，进而验证理论假设; 最后，根据质性和量化分析结果提炼基本命题，得出系统性机理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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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维度结构

城市社区治理系统由于其构成要素之间关系联结纷繁复杂，难以简洁而准确地厘清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核心影响因素的维度结构。因此，设计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质性研究方案，将概念类属、类属的特性以及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一层层地描述出来，通过细密的描述性分析有助于对理论构建进行清晰陈述。

2.1 质性研究设计: 扎根理论的运用

第一，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研究主要采用扎根理论质性分析方法，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核心内容与维度结构。理论探索过程是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分析，自然浮现蕴含在访谈文本中的意义单元，对零散存在的意义单元进行更高层次的提取，最终探索性地构建出核心主题的理论框架。

第二，在研究样本的获取上，本研究选取理论性抽样作为主要方法，遵循强度抽样的基本原则，抽取信息密度和强度较大的个案，以此满足扎根理论分析对于样本代表性的严苛要求，确保理论构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较强的解释力。因此，首先考虑社区治理主体覆盖的广泛性; 其次考虑社区类型的丰富性，包括老旧型社区、商业住宅型社区、单位型社区、混合型社区; 最后考虑研究样本地区分布特点，尽量兼顾不同行政区划样本，增强研究样本的总体代表性。从北京、天津、沈阳、吉林、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济南、郑州、武汉、重庆等12个城市中，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分别抽取2个、2个、8个、3个、2个、2个、3 个、2个、2个、2个、2个、2个， 共计32个社区样本，其中老旧型社区13个、商业住宅型社区9个、单位型社区4个、混合型社区6个。采取方便抽样方法从四种类型社区中抽取街道党政领导、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居民共101人，其中对20人进行一对一面访，对81人进行5次焦点小组访谈，共获得25个样本，满足扎根理论达到信息饱和的样本要求。

第三，在质性数据的采集上，事先跟受访者商定现场进行录音，便于访谈结束后输出文本，直接运用NVivo 12 Plu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最终形成1035分钟的访谈录音和10.2万字的访谈文本，为数据分析做准备。

2.2 质性研究过程

理论探索阶段采用典型的扎根理论三级编码分析流程，深度挖掘访谈资料所蕴含的意义单元，使其逐步涌现开放性编码。在此基础上提取高层次的概念范畴，将其凝练而成主轴编码，随之系统分析概念范畴之间潜在联结的机理脉络，进而揭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理论要素。

2.2.1 开放性编码

首先，运用NVivo 12 Plus软件完成备用访谈资料的序号编码，用于区分不同访谈对象的资料匹配，便于对不同访谈对象群体的分析比较。其次，采取开放的态度阅读访谈资料。避免事先预设的理论假设，严格循序资料文本所呈现的言语表达，力求自然浮现访谈文本所蕴含的意义单元。最后，遵循“逐步编码原则”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编码过程中围绕“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研究主题，对访谈资料进行逐词逐句的意义单元深度挖掘，对自动浮现的意义单元进行开放性编码，构成后续类属分析(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的基本单元，形成178个开放性编码(见表1) 。

2.2.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对开放性编码所呈现的意义单元进一步提取，对零散的意义单元进行不断的分析比较，探索不同概念类属之间的亲疏关系，形成更高层次相关概念范畴的性质和维度。重新审视并且比较分析零散化的178个意义单元，使散落的意义单元自然呈现更高层次的25个概念范畴(见表2) 。

2.2.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系统处理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厘清核心范畴与次要范畴之间的从属地位，为建立在范畴之上的理论构建打下基础。在25个主轴编码的基础上反复比较分析，浮现出8个不同概念范畴所构成的联结脉络，分别是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社区居民自治、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社区治理资源投入、社区治理整体氛围、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社区治理整体满意度等8个树状节点(见表3) ，探索不同概念范畴之间的联系，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其中，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区居民自治、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因素; 社区治理整体氛围、社区治理资源投入、社区居民满意度是社区治理的条件因素; 社区治理整体满意度是社区治理结果变量; 作用机理是社区治理主体因素与社区治理条件因素相结合得出社区治理结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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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的双因素假说

在质性研究阶段建构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双因素( 主体因素和条件因素) 模型，但是双因素模型仅能够说明主体因素和条件因素可能会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影响，究竟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是否产生显著性影响，影响方向和强度大小以及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都需要引入量化研究设计加以验证。因此，在质性研究所构建的双因素模型基础上提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双因素理论假说。在双因素理论假说中，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因素包含两个基本维度，即主体因素和条件因素，前一个因素包含4个影响变量，后一个因素包含3个影响变量。依据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模型，提出包含7个自变量和1个因变量的13条研究假设，以验证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双因素模型是否成立。

3.1 假设因素1: 主体因素与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主体因素1: 党政引领社区治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主导作用，促进城市社区治理全面健康发展。党政引领社区治理主要是通过分配治理资源、领导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社区建设，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正向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党政引领社区治理间接正向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主体因素2: 社区居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是指居民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以社区居民委员会为依托，结合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实行以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形式的自治活动。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能力还较弱，居民个体不足以直接对社区治理效果产生较大作用，往往通过加入社会组织来对社区治理产生一定的作用，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社区居民自治间接正向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主体因素3: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是指为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满足社区居民服务需求，打造以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为主体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其队伍打造水平直接关系到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高低，故提出如下假设: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直接正向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主体因素4: 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是指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层次特有的优势，积极引导驻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场域为社会组织提供较为常态化的运作载体，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场域内集聚共同价值认同、整合专业治理技术知识、无限激发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领域的能量，故提出如下假设: 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直接正向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3.2 假设因素2: 条件因素与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条件因素1: 社区治理资源投入。社区治理资源投入是指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党和政府为推动社区治理发展所投入财力和物力的总和，包括公共财政投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社区便民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等。以上资源投入程度直接影响社区治理效果，故提出如下假设: 社区治理资源投入直接正向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条件因素2: 社区治理整体氛围。社区治理整体氛围是指社区成员对社区持有的稳定心理认同与行为倾向，较高的社区凝聚力有助于形成积极的社区认同，能够以理性方式商讨问题的解决方案。为此，良好的社区治理氛围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积极影响，故提出如下假设: 社区治理整体氛围直接正向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条件因素3: 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是指居民在社区生活中对社区服务水平、政治参与水平以及社区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满意度。基于质性分析和已有文献，笔者认为居民对社区生活体验的个体评价直接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好坏，故提出如下假设: 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直接正向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3.3 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假说

为进一步探讨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内部作用机制，需要探讨核心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在质性研究和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以下6条关系假设，具体为:

互动关系1: 党政引领社区治理与社区治理资源投入。从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样态来看，城市社区治理资源投入主要依靠党和政府，无论是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还是社区社会组织办公经费方面，都主要依靠公共财政资金投入，故提出如下假设: 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直接正向影响社区治理资源投入。

互动关系2: 党政引领社区治理与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基层党政部门与社区工作者的互动较为紧密，直接影响社区工作者的来源、规模以及薪酬，故提出如下假设: 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直接正向影响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互动关系3: 党政引领社区治理与社区治理整体氛围。党政部门在营造社区治理整体氛围上发挥主要作用，调动各方面参与力量打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治理氛围，故提出如下假设: 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直接正向影响社区治理整体氛围。

互动关系4: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当前我国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水平一般，社区居民自治经验不足，在开展社区居民自治活动时需要基层党政部门进行指导，同时也需要基层党政部门为社区居民自治搭建平台，故提出如下假设: 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直接正向影响社区居民自治。

互动关系5: 社区治理整体氛围与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良好的社区治理整体氛围有利于社区治理问题的有效化解，获得较高的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故提出如下假设: 社区治理整体氛围直接正向影响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

互动关系6: 社区居民自治与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基于大量的实地调研发现，社区居民自治水平越高，组织开展社区活动的能力越强，越能够吸引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故提出如下假设: 社区居民自治直接正向影响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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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关系验证

为验证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假说是否成立，采用线性统计建模技术——结构方程模型(SEM) 进行假设检验，探寻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

4.1 量化研究设计: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采用量化研究的目的是验证双因素模型中主体因素和条件因素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影响效应，具体包括方向、强度、特征等内容。

4.1.1 问卷编制

依据构建的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模型，设计包括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等共计8个维度70道定量分析题目的预调查问卷。用拦截式访谈随机选取100名社区居民开展预调查。通过对预调查结果的分析，结合被试反应，删除部分信度较低的题目，并对表达晦涩或有歧义的题目进行调整和修正，得出8个维度46道定量分析题目的调查问卷，问卷信度水平超过0.9，通过构建效度和效标效度检验，问卷总体质量较好。

4.1.2 被试

本研究调查城市为20个、社区为1500个、居民为10000人，采取四阶段分层抽样方法。第一阶段，先按照我国各地区划分(东部、中部和西部) 进行抽取，按照人口比例抽取城市(地级市以上) 样本: 东部9个、中部6个、西部5个。第二阶段，在每一个地理分区中分别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确定城市名单。第三阶段，为抽取的城市按照人口比例匹配社区样本数量(东部704个、中部437个、西部359个) 和相应的城市社区居民人数(东部4693人、中部2914人、西部2393人) 。第四阶段，在照顾社区类型的基础上，以方便抽样方式抽取社区和居民样本。

根据研究设计，本次调查共发放1500份社区问卷和10000份居民问卷，利用SPSS 22.0软件做重复、异常个案分析，剔除无效样本，最终得到社区问卷1089, 份，有效率为72.6%，居民问卷9464份，有效率为94.6%，样本覆盖全国14个省级行政区的20个城市，符合多阶段分层抽样设计原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科学性。

4.1.3 数据处理

把有效问卷数据录入Excel，运用Mplus 8.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关系结构，验证构建的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模型。

4.2 量化研究过程

本研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进行路径分析，将城市社区治理样本数据随机分半 一份为545份，一份为 544份，对其中的一份545份被试数据(测定样本模型) 进行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另外一份544份被试数据(效度样本模型) 进行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究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可靠性，再以验证后的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为依据，利用1089份总体样本数据进行路径系数总效应分析，探究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之间的权重关系和互动机制，为提出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建议提供依据。应用Mplus 8.0软件分析数据， 采用带有稳健标准误差的极大似然估计(MLR) 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拟合度检验(见表4) 。

4.2.1 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

利用随机分半数据(测定样本数据) 进行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在测定样本模型中(见表4) ，X2=2160，df=990，其比值为2.182<5，表明量表能够很好地反映观察所得资料; CFI=0.911，TLI=0.902，均大于0.9，说明模型拟合良好;SRMR=0.072，小于0.08，残差很小，说明模型拟合很好; RMSEA=0.048，表明测定样本模型拟合良好; 总体来看，测定样本模型达到良好拟合的水平。此外，13条研究假设全部得到验证，获得理论上的支持，且P值都达到0.01以下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其效应并非由随机因素引起的，因此该模型能够支持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假设。

4.2.2 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

利用随机分半的另一份数据(效度样本数据) ，探求测定样本的稳定性和科学性。本研究采用宽松验证策略，即两样本只要维持相同的因素结构，参数无需进行任何等同设定。由两样本拟合指标对比可知(见表4) ，两模型自由度相同，表示两个模型的界定与因素结果完全相同。在效度样本模型中，X2=3298.897，df=990，其比值为3.332<5，CFI=0.919，TLI=0.906，SRMR=0.062，RMSEA=0.053，拟合指标均达到良好水平，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拟合良好，效度样本数据可以支持该模型。将效度样本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与测定样本模型相对照，可以得出模型验证结果，13条研究假设都通过了交叉验证，即效度样本的路径系数和测定样本的路径系数方向保持一致，且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总的来看，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经受住了效度样本数据的考验，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完全可以用于后文的相关分析。

4.2.3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路径系数总效应分析
利用1089份总数据进行模型拟合指标分析(见表4) ，X2=2634.281，df=990，其比值为2.661<5，CFI=0.924，TLI=0.918，SRMR=0.057，RMSEA=0.051，各个拟合指标均达到较好水平。总体来看，该模型已经达到较好的拟合水平。13条假设关系全部得到验证(见图1) ，且P<0.05，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该模型能够支持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关系假设。

此外，为深入探究影响因素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更为全面有效地指出其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作用及影响程度，将模型路径系数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进行比较分析(见表5) 。第一，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直接效应的因素中，按照路径系数大小排列，依次是社区治理资源投入(0.812)>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0.548)>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0.414) >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0.082) 。第二，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间接效应的因素中，按照路径系数大小排列，依次是党政引领社区治理(0.561)>社区治理整体氛围(0.396)>社区居民自治(0.013) 。第三，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总效应分析可知，社区治理资源投入(0.812) 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党政引领社区治理(0.561) 、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0.548) 、社区治理整体氛围(0.396)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0.141) 、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0.082) 分列2至6位，影响程度最小的因素是社区居民自治(0.013) 。

总效应不仅综合了各因素间的直接效应，还将间接效应融合在内，把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全部纳入，因此，本文将总效应比较得出的各个因素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程度大小作为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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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基于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所建构的理论模型以及应用结构方程模型量化研究方法发现的影响因素路径系数总效应结果，能够清晰展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而充分释义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的作用机制，为提升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政策选择。

5.1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作用机制的释义

揭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深刻剖析基层社区持续有效运转背后的支撑力量，对于不断完善基层社区治理格局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5.1.1 基层党政在多主体互动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

党政引领在主体因素中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多条路径直接或间接正向作用于其他主体，最终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其中，党政引领直接作用于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和社区居民自治，说明党政部门与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较为密切。此外，党政引领通过社区居民自治间接作用于社会协同力量，但是作用强度不是很大，说明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程度一般。除党政引领对其他主体因素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之外，其他各主体之间只有社区居民自治对社会协同力量产生直接正向影响，但作用强度一般， 说明社区居民与社会协同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一般。

5.1.2 城市社区建设仍以硬件资源投入为主

社区治理资源投入在条件因素中占据核心位置，且直接正向作用于城市社区治理效果，说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比较依赖资源投入，且更为偏重于基础设施方面的硬件资源投入，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居住社区还存在规模不够合理、设备不够完善、公共活动空间不足、物业服务管理覆盖不高等短板，距离完整的居住社区标准还存在一定差距 。相较于硬件资源投入，社区治理整体氛围和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等软件条件因素作用强度次之，且作用路径为社区治理整体氛围通过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这一中介间接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影响。

5.1.3 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中已经形成多层次互动

多层次互动关系围绕党政主体因素与条件因素展开，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条路径。其一，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直接正向影响社区治理资源投入。党政治理主体作为资源的重要分配者，尤其是在公共财政资源投入、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具有决定权，与社区治理资源投入联系最为密切，通过社区治理资源投入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其二，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直接正向影响社区治理整体氛围。党政主体通过主流价值观教育等多种手段，能够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治理整体氛围，形成居民稳定的心理认同与行为倾向，以理性方式商讨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达成较高水平的居民满意度最终形成良好的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5.2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的策略意蕴

基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场域提炼的双因素理论，能够深刻揭示城市社区治理运作机理的内在逻辑，为有效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提供策略选择。

5.2.1 进一步夯实基层党政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从双因素理论的主体因素来看，进一步加强党政引领社区治理，对提高现阶段城市社区治理效果至关重要。为此，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使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从根基上进行强化和巩固。在此基础上构建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简约高效的基层社区治理体制，切实履行基层政府引领社区治理的主导职责，加强对城市社区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财力物力保障和能力建设指导，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过程中给予指导规范，不断提高依法指导城乡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此外，还应继续加强其他治理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发挥，尤其是社区居民自治和社会协同力量，统筹整合多个主体的社区治理功能，追求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最大化。

5.2.2 进一步加大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的资源投入力度

从双因素理论的条件因素来看，在现阶段应继续加强城市社区治理的硬件资源投入，尤其是要加大社区便民服务设施方面的资源投入力度，探索建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综合利用机制，合理规划建设文化、体育、商业、物流等自助服务设施。此外，要重点加强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已有的政务信息化平台， 加快融入社区公共服务版块速度，将“一网通办”政府服务模式应用于社区服务，实现一体化信息服务站、社区信息自助服务终端等服务平台建设，将社区公共服务事项纳入政府信息化服务平台，切实为基层社区减负。同时，也要重视社区治理整体氛围等软件条件水平的提高，力求城市社区治理软硬件条件共同改善与均衡发展。

5.2.3 进一步统筹整合基层党政之外其他主体的治理功能

从双因素理论的主体因素和条件因素互动关系来看， 除了继续加强党政引领主体因素与条件因素的互动之外，更应加强其他主体与各条件因素的互动关系，采取一系列的方式方法有效统筹整合基层党政之外其他主体的治理功能，比如采取提升城市社区居民代表比例、创新社区居民自我组织方式等措施，以提升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公共参与程度。通过改善驻区单位社区共建状况、有效激发社会组织参与活力等，统筹发挥社会力量协同治理作用，从而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体系，形成治理主体因素与治理条件因素多层次良性互动的社区治理格局。

总之，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而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是衡量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指引着未来城市社区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方向。本研究立足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场域获取的一手资料，构建了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模型，又基于全国层面的大样本调查数据验证了该理论模型的科学性，完成了从理论构建到实证检验的科学逻辑研究过程，为理论构建的适用性和推广性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和严谨的机理解释，有助于夯实本土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理论基础，形成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经验，不断丰富城市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本期来源：《探索》2022年第4期

编辑：牛坤在

校审：蔡龚涛

审核：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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