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R编译丨简单的政府ICT信息能够助推公众健康行为吗？

编者按

助推(Nudge)是行为公共管理学中最为重要的观念之一，它指的是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使人们自发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从而实现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目标。在数字时代，信息通讯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能够以低成本轻松地接触到成千上万的公众。那么，通过 ICT 传递的信息是否会被公众接收并助推其行为的改变呢？在此，海外版块带来了 2022年8月发表于Public Management Review(PMR)的Receiving and engaging: can a simple ICT delivered government message change citizen health behavior? A field experiment（接收和参与:简单的信息通讯技术传递的政府信息能改变公众的健康行为吗?一项现场实验）一文，其通过对4880名公众进行的大规模实验测试了政府健康信息的效果。结果表明，ICT开展的小规模宣传活动可以有效改变公众的行为，这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助推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基础，也为政府数字技术的运用与治理范式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者简介

Morten Hjortskov

丹麦VIVE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Simon Zacher Kjeldsen

奥胡斯大学政治学硕士，Ramboll管理咨询公司经理

Emil Sydendal Hansen

奥胡斯大学政治学硕士，丹麦菲特列斯堡政府战略与数字化办公室主任

01引言

政府信息及其如何被接收和响应对政治家、公共管理者和公众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政府向公众传达信息的最佳方式是公共管理研究中的持久话题。电子政务给政府信息宣传活动的设计、执行及其成效带来了机遇——提供廉价、便捷的工具将信息推送至公众视野中，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如何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维持其参与状态。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在当今政府寻求告知和影响公众的方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旦被投入使用，就会对公众和组织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它们更易于操作、成本低廉且效率更高。在政府方面，较为传统的 ICT 应用方式是通过网站提供信息，相对积极且有能力的公众可以在网站上访问信息。但是，当代政府在使用ICT时可以将信息直接推送到公众的视线中，甚至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和引导参与的方式将他们拉入与政府的互动中。

随着信息的爆发式增长，公众普遍面临的信息环境日益复杂，政府通过 ICT 开展的信息宣传活动能否触及公众，以及公众是否随后参与到信息内容中成为最大的疑问。传统的政府信息宣传活动受到了大量的研究关注，但很少有研究去解决复杂信息环境中的ICT 使用是否可以影响行为的问题。本研究基于心理学和参与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接收-参与”模型，其中数字时代的政府信息必须关注公众所处的复杂信息环境，确保其具有接受和参与信息的动机和能力并在行为上作出改变。本文认为，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需要使用一系列既有策略，例如信息图表和信息推动，以简化信息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接收和参与的可能性。

为了检验理论模型，作者调查了以下研究问题：通过 ICT 提供的政府信息能否导致公众的行为改变，以及如何改变？研究通过与丹麦的一个大城市合作，在具有代表性的公众样本 (n = 4,880) 中进行实地实验，具体操作方式为利用ICT 传递健康传单，市政府通过新颖的 ICT 解决方案分发健康信息，信息内容旨在提高公众追求健康饮食习惯和增加身体活动的积极性与能力。

02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

政社沟通是一个存在已久且争论纷纭的议题。世界各国政府自然希望将决策和信息传达给公众，以确保其遵守法律和规则、保证政策被顺利实施和获得支持，并让信息受众程度最大化，以使公众普遍了解情况最典型的沟通类型可能是政府宣传活动，例如倡导健康生活、杜绝酒后驾车以及鼓励回收利用。

既往的政府传播研究存在一个共识：即使是很简单的信息，想要做到被广泛接受和理解也很困难，政府信息宣传活动的结果好坏参半。在当今信息密集的环境中，作者认为，政府的宣传活动要想引起行为改变，至少需要克服两个基本障碍：消息的即时接收和对信息内容的长期参与。

本文的论点基于两种主题的文献，将它们综合到一个理论模型中：心理学中关于个体的信息接收和沟通说服的文献（Cacioppo & Petty, 1984 ），以及政府倡议中的参与行为的文献（Thomsen &  Jakobsen, 2015）。本文建构的理论认为，成功的政府通知或信息战涉及两个方面：接收和参与，或两者的结合。

作者以合成方式构建理论。第一步，在接收过程中，信息需要引起注意甚至被考虑。第二步，接收消息可能行为改变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因此，消息需要足够强大，以引起对消息内容的一致参与，并激励行为发生改变。

综上，作者认为，公众对于政府信息的“接收-参与”是行为改变的先决条件，公众能力和动机是接收和参与部分的重要因素。图1为本文建构的行为改变的“接受-参与”模型。

图 1 行为改变的“接收-参与”模型

在数字时代，政府使用的传统信息宣传活动不足以确保公众行为的改变和政策目标的达成。许多公众生活在一个信息密集的世界中，这会导致政府信息石沉大海。避免这种情况一种方法是使用众所周知的简化策略，例如信息图表，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公众的能力和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接受度和参与度。信息图表是“数据和想法的可视化，试图以一种能快速获取和理解的方式向观众传达复杂的信息”，旨在减少接收障碍，例如时间限制和信息过载。尽管较为古老，但信息图表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

因此，在本文理论模型的接收部分，政府使用信息图表或使用较短的信息推送文本（物质载体如传单，数字载体如网站、微博）将复杂的政府信息简化并不失重点，或者作为传单、数字形式发布等等。对一些公众来说，政府信息难以理解，但信息形式的简化应该会增加促进了公众对信息的理解，参与的动机也可能会增加。因为这种形式的资料看起来不那么难以理解，也就更吸引人。

如果这种（或传统的）政府宣传活动成功地使信息被接收，下一步就是确保长期参与，也就是该模型的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中，能力是公众的知识、技能、工具和资源，它们是预期行为改变的前提。信息图表和信息推送都可以建立知识资本，保持公众追求行为改变的稳健性和持久性。如果信息中的设想可以实现，公众也可能会追寻个人利益而遵守信息。例如，勾画健康的前景可能会激励公众改变生活习惯。 

使用上述简化策略可能有助于 ICT 以简单和低成本的方式兑现其承诺并实现行为改变。下面是对案例的详细描述：通过一个新颖的丹麦 ICT 机制直接发送一份简单的健康信息传单，使丹麦政府机构能够直接联系公众。单张内的资料旨在改变公众的饮食习惯，让公众多运动。

图 2 研究的理论与假设

图 2中的推理强调了获得行为改变的两个先决条件：公众的能力和公众的动机。为了激励公众处理所提供的信息并据此采取行动，本文在社会利益和个人物质利益（例如公众自身利益）方面使用规范诉求。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H1a：信息发送提高了公众健康饮食的积极性。

H1b：信息发送提高了公众锻炼身体的积极性。

本研究中的信息推动提供了有关健康生活的简化信息，公众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信息。此外，该材料通过提供饮食建议和计划、具体的体育锻炼计划以及关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更积极地锻炼身体的建议，为公众提供了行动工具。因此，长期来看，参与的支持也应该发生。因此，接下来的两个假设是：

H2a：信息发送提高了公众健康饮食的能力。

H2b：信息发送提高了公众锻炼身体的能力。

有了上述提高公众参与更健康生活的动力和能力的期望，我们进一步期望公众在健康饮食和加强锻炼方面有实际行动。这导致以下行为改变假设：

H3a：信息发送将引导公众积极健康饮食。

H3b：信息发送将引导公众积极锻炼身体。

根据图2中的理论推理，最后一个假设涉及研究的最终结果：公众健康。已有研究发现，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可以改善身心健康。因此，最终假设为:

H4：信息发送将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

03研究设计与数据

该研究为开展于丹麦奥胡斯市、以代表性公众样本为对象的实地实验。该实验设计具有三个优点：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而具有的高内部效度、高代表性样本而具有的高外部效度，以及真实的公众参与环境带来的高生态效度。

实验分为两阶段。首先，研究者向参与实验者发送了一份简短的调查，其中包含实验干预和一些关于动机和能力（前提条件）的背景和直接结果问题。在这项调查中，如果公众开始调查，他们将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或对照组。首轮收到了1,679 个答案。在调查结束时，公众被问及我们是否可以向他们发送第二次跟进调查，有 1,585 名公众参与了第二轮的调查。

第二阶段在一个月后开始，向在第一轮调查中提供电子邮件地址的公民发送第二次调查问卷。第二项调查中的问题用于衡量公民在实验组接受干预一个月后的自我报告行为。两项调查设置允许实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起作用，同时还将实验组与最终结果测量分开，从而消除了共同方法偏差。

图 3 研究设计

3.1 实验与结果测量

该实验（助推信息）为一份两页的传单，旨在解决公民的积极性和能力问题。图片和文字主要关于体育锻炼、健康的饮食习惯及其积极影响，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这两者的建议和小提示。此外，实验干预中还包含一个 PDF 文件的链接，内含有关于健康饮食和锻炼的详细的、可靠的资料，如果市民需要更多信息，可以访问该文件。

图 4 健康信息传单（来源：原文附录）

传单分为两部分，每部分占传单的一页。第一部分旨在影响公民参与有关健康行为改变的动机。在方框 1 中，通过诸如“近三分之一的丹麦人患有慢性病”之类的信息，让公民了解饮食习惯和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从而解决了动机问题。提供此信息是为了强调健康生活对每个人的重要性，人们往往过于乐观，且认为疾病和早逝与自己无关，因此要首先强调重要性。

专栏 1 还介绍了可归因于不健康生活的社会损失、卫生系统和社会成本的沉重负担，在丹麦造成 26 亿美元的损失。这些成本被定义为损失，被人们所厌恶。

专栏 2 阐述了与丹麦缺乏健康生活相关的机会成本。通过三个例子（护士、医院和研究）来完成，这些例子说明了 26 亿美元的替代方式，以及关于健康对实现人类潜力的重要性的声明。原因是 26 亿美元的数额是难以捉摸和难以想象的，因此它被转化为其他更物质的实体，以说明不同规模的不健康生活的社会成本。

专栏 3 包含更积极的信息，即 18% 的丹麦人拥有健康饮食，并且 29% 的人每周都进行体育锻炼。同样，该信息源自丹麦卫生局，来源可靠。潜在的假设是人们会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他们将看到健康的生活是可行的。

传单的另一页旨在提高公民的能力。第一个方框列出了丹麦兽医和食品管理局的 10 条营养建议（例如“多吃鱼”和“选择全麦食品”)，这在处理的第二部分中有更全面的解释。第二个方框与运动相关，它提出了关于如何每天保持活跃的两点建议（每天 30 分钟，每周两次高强度体育锻炼）。最后一个方框给出了三个例子，说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上述锻炼建议：骑自行车上班、园艺和通过运动或健身进行锻炼。该实验干预还提供了有关健康生活的更多信息的链接。调查的设置方式使我们可以跟踪这部分实验干预的下载次数。

总之，本研究中的处理是一种低成本的政府信息，通过 ICT 直接传递给公民。消息中信息的简化旨在克服接收障碍，即为行为改变（能力和动机）创造前提条件，信息本身旨在确保知识的“资本存量”，再次希望促进公民能力和动力，以确保长期参与。

3.2 识别

使用两种不同的估计量分析现场实验：意向性分析 (ITT) 和依从者平均因果效应 (CACE)。意向性分析(ITT)估计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简单均值差异，不考虑非依从性。依从者平均因果效应 (CACE)通过仅估算合规者之间的影响来考虑违规行为。在这里，合规性以两种方式定义：在显示传单的在线调查页面上花费至少 15 秒或 60 秒，由此依从者平均因果效应 (CACE)限制在这两个接收定义。从理论上讲，这与本文的“接收-参与”模型的接收部分相匹配。估计的效果除以实验组中依从者的比例得出效应，假设单方面不依从（对照组中的应答者基本上无法获得实验效果），研究使用随机化变量（实验/控制）作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2SLS)中的工具。

04结果

表1展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估计量在结果测量中的结果。该表根据理论模型的三个不同部分划分：1）行为改变的先决条件（假设H1a、H1b、H2a和H3b），2）行为改变（假设H3a和H3b）和 3）公民的整体健康（假设H4 ），对应于图2中的理论推演。

表 1 主要实证结果

健康饮食和体育锻炼的动机和能力的先决条件仅在更多运动的能力方面发生了变化。意向性分析 (ITT)估计值为 3.52，并且在0-100 范围内的t检验中在95%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H1a、H1b和H2a不成立。换句话说，实验组的市民只感觉更能进行体育锻炼 ( H2b )。

在研究的第二阶段，本文评估市民在健康生活方式方面的变化。表1表明饮食习惯没有显著的变化，这拒绝了假设H3a。接下来的三个估计结果关于保持身体锻炼的H3b 。其中，每周进行 30 分钟或更长时间身体活动的天数的指标在95%水平上显著，0.31 的估计值表明政府宣传导致每周增加 0.31 天的中等或高强度活动，当控制协变量集时，结果相同。其他两项措施意义不大。因此，关于 H3b 的结果是喜忧参半的。

最后，H4涉及公民的总体健康状况。依据丹麦卫生局的指标，本文使用身心健康指数（0-100级）和一般自评健康问题（1-5级）报告结果。结果表明，对一般健康评估有显著影响。身体健康指数的结果表明影响不显著，然而，当控制了协变量时，估计值在 0.05 水平上变得显著。心理健康指数也很显著，但仅限于控制协变量时。

以上结果均为意向性分析（ITT）分析结果，未考虑市民收不到消息的可能。表格1中的第三列和第四列为当接收被定义为在页面上花费至少 15 或 60 秒时的结果，该页面显示调查中的干预信息并估计依从者平均因果效应 (CACE)。如方法部分所述，这相当于估计发送传单对依从者的影响。将遵守者定义为在显示接受传单的页面上花费至少 15 秒的人的结果与意向性分析（ITT）的结果非常相似。

将阈值设置为 60 秒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平均因果效应 (CACE) 估计，因为更多的受访者最终属于不合规者。正如预期的那样，各成立的假设中估计的影响更大，但显著性水平始终保持不变。

05讨论与结论

本文认为，电子政务和 ICT 是公共管理者和决策者越来越重要的工具，当通过信息通信技术进行信息宣传时，政府可能会发现信息简化会影响公民和实现行为改变。本文首先创建了一个综合的理论模型，解释ICT 传递的信息如何依赖于公民的接受和参与来创造行为改变。行为改变的“接受—参与”模型关注了信息的公民对信息的短期接受和长期参与，以及公民的积极性和能力，对电子政务、ICT 和政府信息获得相关研究做出了贡献。其次，我们强调信息图表和信息助推的有用性，以增加公民接受和参与的可能性。第三，我们通过在具有代表性的实地实验中进行因果测试来做出经验贡献，行为干预已被认为是公共管理和沟通治理研究的发展方向。最后，本文的证据表明，低成本的行为信息可用于在公民中创造行为改变，尽管结果还表明，如果目标对象的能力不受影响，我们就不能期望其行为发生改变。

这项研究结果对政府宣传活动中使用 ICT 发出一个警告。尽管电子信息在丹麦发展良好，但在第一次调查的样本中，研究者仅收到了1,679 名 (34%) 公民的答复。电子政务并未覆盖所有公民，要求几乎所有公民通过 ICT 接收政府信息的“默认数字化”战略让一些无法跨越数字鸿沟的公民可能被排除在数字化福利之外（Schou 和 Pors引用2019 年）。然而，本研究没有看到背景变量和实验干预之间的任何交互作用，这表明在我们的代表性调查中没有出现有特别反应的公民群体。同时，34% 可能是大多数传统政府宣传活动的较高初始覆盖率。有多少人看到那些使用邮件中的小册子、沿路张贴的海报或电视广告的传统活动？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寻求回答哪种类型的政府宣传活动可以最有效地接触公民的问题。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公共管理者和决策者在开始政府信息宣传活动之前应该考虑几个要点。首先，在数字时代，ICT 可能是接触公民的可选方案，比如像电子书这样的 ICT工具，以系统的方式让与几乎所有公民进行直接通信成为可能。其次，管理者应该在发起信息宣传活动之前评估公民的积极性和他们接收信息并参与其中的能力。最后，使用信息图表和信息提示代替纯文字可能更有效，可以更好地克服数字时代难以避免的的信息过载障碍，并提高公民的参与积极性和能力。当然，公共部门在尝试通过这种信息助推影响公民行为时，也应该将伦理道德纳入考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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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Hjortskov, M., Zacher Kjeldsen, S., & Sydendal Hansen, E. (2022). Receiving and engaging: can a simple ICT delivered government message change citizen health behavior? A field experiment.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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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校对：张斯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