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博物馆与社区
AAM的博物馆与社区启动小组
从1984年“博物馆的新世纪”开始，美国博物馆协会(即美国博物馆联盟的前身，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就经常提出有关21世纪的博物馆问題，同时也做一些可能性的回答与反应。
最明显地是，1998年AAM在洛杉机开年会时，其执行长Rick在就职演说中提出成立博物馆与社区启动小组〈Museum & Community Initiative〉，其目标是期待在2010年时所有的博物馆都可以说：“我们学会了怎么去听，我们成为说话的代理人，我们揭示了社区的人文精神。”2000年在继任执行长尼古逊(Freda Nicholson)的监督下，由阿契柏(Robert R. Archibald)负责担任小組的主席，开始到六个非都会区的城市倾听他们的声音，这是博物馆与社区都可以学习的一种了不起的成功经验。很明显地，公民的期待有经常改变的取向，这也是博物馆必须要做的回应。其实这些对话与这项启动并不是有关博物馆应该如何发展新的活动节目、展览、收藏、诠释或市场，代之的是，这些活动是有关博物馆与社区共事的过程，现有博物馆应如何进行它的专业事务，它是为一般观众存在的？还是为特定的观众？或是为了推动艺术、历史、科学？或为了某一特定主题？
在对话当中博物馆与社区启动小组并沒有新配方，对每个博物馆必须补充的活动也沒有一个万能的套装，它仅是博物馆与社区可以透过这一过程来重新界定它们的相互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对于每个社区、每个博物馆来说都是不同的。
AAM的这项探测社区需求行动的主体是博物馆与社区启动小组和六个非都会区的城市，在普洛威顿斯(Providence)、坦帕(Tampa)、洛杉机(Los Angeles)、底特律(Detroit)、维契塔(Wichita)以及柏林罕(Bellingham)，做了六次对话之后，出版了《经营公民的参与：博物馆的挑战》(Mastering Civic Engagement: A Challenge to Museums)，同时也成立未来博物馆中心(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Museums)来接续这项社区需求持续调查的行动。2012年9月，AAM也回应社区的需求，与博物馆界有关的工商业界团体结盟，改组为美国博物馆联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这是外界不容易理解重组的原因，也是西方旧有的代议制度下的公民社会不可能产生的现象。为理解美国博物馆在他们公民社会中的定位，我们就要回溯到西方国家的代议制度，这也是美国代议制度的起源。
美国社会事业的建立
自文艺复兴时代就开始的的现代化，一个现代国家要在经济上工业化、政治上民主化、社会上理性化；为了社会理性化，西方国家也“制作出”博物馆机构来逐步的理性化社会，因为经济工业化很容易，但是政治上要民主化就先要培植有理性的公民，出现于西方社会的启蒙运动是学术上科学与理性的起动，但是社会民众却不一定都是可以辨別是非、有理性的公民，所以博物馆这种机构就成为启蒙运动的据点，是民众、工人学习理性、科学、知识的非正规教育空间。
我们从西方博物馆成立与发展的脚步就可以看清楚，这条公民理性化与成长的道路是与博物馆并行的。牛津大学的艾绪墨林博物馆是为知识的增进、大英博物馆是私人收藏捐赠为全民所有、卢浮宫博物馆是革命夺得的珍奇做为全民教育使用，虽然都由国家当做标榜民主化的工具，但是社会公民教育功能却是主要目标。与欧洲现代国家发展不同的是，美洲在18世纪独立革命尚未发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大学与博物馆，这类社会理性化教育配合着当时自我要求甚高的移民潮，在他们离开旧有的贵族、教会特权社会后，到新世界来的目的都是寻求自由、平等、平权，所以个人要存活于美国社会里，理性化成为他们做美国梦之前最重要的自我要求。至今，我们仍在美国社会可以看见这种现象。
在美国旧有公民社会的历史记载中，现代国家里的“社会责任”有很清楚地划分。私人部门工商业界在社会的责任是创造民众工作的机会与财富；公部门收取税金，它的责任是鉴定与执行公众应办事务的行事力，并提供公众利益，而美国的非营利部门的责任则是去鼓励并指导义工与慈善事业，这是一项全民的行动，无论你在工商业界还是公部门都是应该参与的。这种公民制的使用模式相当清楚。公民的责任是每两年参与一次负责在公部门推动的这些工作，而且要使之更好。这是美国所谓代表制的民主传统的意义，在那里选出代表民众的领袖，也让民众相信这些代表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事业与美国人生活的关系
在《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作者德托盖威〈Alexis de Tocqueville〉描述，从1831-1832年间他在美国旅行九个月的发现，令他特別惊奇的是他所说的“协会的生活”〈associational life〉，他写道：“所有的年龄层、所有的情况条件、所有的意向都经常会形成协会……，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琐碎的、一般的或对抗的、超大的或缩小的……为了娱乐、为了专题研究，要盖旅社、建教堂、推广书籍、安排传教士……。”美国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一个大家开心的基础议题上，那就是政府可能变得太强。
德托盖威注意到美国社会致力于发展的两个取向是：要限制政府绝对的权力，以及要在统治与问题的解决过程上有更直接的公民参与。[1]这种说法也是来自小罗斯福的事业旅程，他曾说过，在美国成立之初，他们的公民权在美国社会就已经是主力了。1894年，一群提倡世纪转换的改革者成立了全国公民联盟(National Civic League, NCL)，这些改革者也包括小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与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 1856-1927〉与他们的部署。1886年小罗斯福担任William McKinley的助理海军秘书(Assistant Navy Secretary)，他所做的就是一项在海军监督的工作；西班牙战争中，他服役于美国第一志愿骑兵军团(the First U.S. Volunteer Cavalry Regiment - Rough Rider)，之后该军团涉及古巴独立战争等等，都是由这些带有骑士精神的志愿者创造出来的传奇，也就是说，这股力量是来自公部门的志愿者机构。成立全国公民联盟之后，他们写了很多有关一个好的政府、公民权与社区概念的研究文章，他们要创造的美国社会的理念与当时英国国会的改革者相呼应，成为代议制度自动修正。罗斯福用这些概念在美国社区实际执行了他所谓的“自治”(self-government)。他的理论是：只有当我们社区的所有公民的潜力，不管是什么背景都可以发挥时，才能说公民扮演了让社会事务更好的角色。他也清楚的、谨慎的认定：当公民失去他们有意向要扮演的积极角色时，民主代议模式就已经超出其权力太远。
在这里要提到的另一本书就是2001年普南(Robert Putnam)的《独自滚动：美国社区的崩溃与再生》(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书中指出一百年前，美国人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经历过改变，包括从农村到城市生活形态的转变，雇用人员的性质从农业的转到工业的，以及大量移民的浪潮。这些改变减少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形成集体问题解决时， 方法与形式都老旧无用，因此强迫美国开发并建立了普南所谓的社会成本〈social capital〉的沟通与结合的新方法。例如，要想办法在与我们相同的人之间的结合，同时也要与跟我们不同的人之间的沟通，才能从中发展出社会的信托与互惠的关系。这些转换的结果有了公民行动的发明与活动的突破，这种情形很戏剧化的扩充开来，也就出现了六十年前法国德托盖威所提出的“协会的生活”，做为当时一些提倡好政府活动者正进行的清除政治的运作者，同时政府事业的其他改革者也正忙着建造机构，很多社区的活动都从小地方扩大到全国，以至于全球性。例如，美国大小联盟棒球赛、NBA篮球赛等等，如今都成为美国文化输出的大宗，当然AAM的专业组织、技术与知识这些文化输出也是全球性的，中国博协每年参与者至少会有百人之多。怀有这种理念的美国活动者也在寻求文化领域的改善，美国各州及地方历史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在1904年成立，AAM在1906年成立，而大专艺术协会〈the College Art Association〉在1911年成立，都是对这项公民运动的影响与扩大。
如何使社区真的拥有博物馆？
首先是这六场对话的态度，2000年博物馆与社区启动小组选定对话的对象着重于社区的代表，原因在于倾听社区的需求声音，不要由博物馆人来控制这项对话，这才能让博物馆成为对话、包容、多元价值、社区保育的空间。每次活动一半以上的参与者都是社区的领袖、教育人员、社会服务的代表、慈善家、政治人物与其他意见的领袖，他们都是乡镇城市基层代表。整个对话过程中，有人提到合作的想法时，这些社区代表者有的很牵强，有的很传统，但有的很有想像力与创造力，而且这些建议都需要紧密的集体合作；议题所牵涉到的不只是博物馆，而且还促成其他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来合作或配合，这些参与者都以不同互助利益的配合来考量，这是很明显的好现象，所以每次对话的结论都是和与会群体的想法与反应相联系的，博物馆可以成为解决人们所面临的，而且与社会基础有关的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
社区参与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我们什么做好了？什么没做好？我们怎么改善做得更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们怎么分辨？我们怎么发挥我们的潜力把它做的有所不同？这些回答都因社区、也因博物馆而不同。改变是一个过程，博物馆与社区启动小组是有关改变过程与包容过程，来让社区参与的一种方法。这些过程可以相当类似，但由于博物馆与社区的不同，所以其结果是多元的。
1. 博物馆做为公民事业，要从公民参与的取向去学习投入；
2. 要考量公民社会、建立社区，以及累积社会资本；
3. 博物馆专业团体(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南部分会) 强化并发展其他全国性的组织的关系，介入社区与公民社会的要求；
4. 支持并发展成功的博物馆策略，以追求扩充公民角色；
5. 采用社区培训的方式支持并发展博物馆专业人员对他们公民角色的了解；
6. 鼓励捐赠人与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在学习与经营公民参与的过程中支持博物馆。
无论博物馆采取以上哪个取向的策略，都面临的挑战就是博物馆要——走出来、到核心的中央、参与、合作、负起责任——这是完全正确的。
[1] 请参阅徐纯译，2003，《经营公民的参与：博物馆的挑战》(Mastering Civic Engagement: A Challenge to Museums)，台北：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页26-27。
作者：徐纯
编辑：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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