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配合”竟能让文物“开口说话”
作为研究社会历史的实物资料，文物虽然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人们改造世界的历史状况，但是其反映的状况深度和其所体现的研究价值，必须依靠专业人员解读。利用好文化资源，让文物活起来，说到底就是如何发掘文物内涵并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广而告之”。如何做到“广而告之”继而让文物“活”起来？这成为新时期专业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针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博物馆首先需要打破壁垒，做到文物展示与复制品相配合、博物馆宣教部门与其他科室部门相配合、文博单位与私营企业相配合的三个“相配合”。
Cultural Relic
毋容置疑，博物馆研究之首要是文物。文物的珍贵性使得实际工作中博物馆人必须始终将文物安全放在首位，而将“安全问题”作为工作的准则，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拉远了博物馆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出于文物安全等现实的考虑下，博物馆无法通过“不设界”方式拉近观众与文物的距离。但在面对“走了半天路，花了老多钱，就看了一群泥娃娃！”类似评价时，博物馆是否也应该有所反思？是否应该积极寻求出路？借用复制品来配合藏品宣传，是在博物馆宣传中并不应该处于副线的手段。那博物馆能否将这种复制品展示经验推广并用于配合博物馆的展览工作呢？
2015年9月，笔者在北京忆空间的儿童暑期实践活动设计中，尝试将观众在博物馆所不能直观感受的文物价值转移到复制品活动体验中去。这次活动以复制彩俑为主题，用以弥补秦俑彩绘由于保护难度等原因在展示上的不足，让小朋友们能够亲眼见证“秦俑”的色彩斑斓。
具体活动环节包括四个步骤：
让小朋友在复制陶俑的脚面、衣角等隐秘处刻字，以了解秦代“物勒工名，以考其诚”手工管理制度，讲述因陶俑采取的原位陈列方式而常常被忽略的“秘密”。
对于秦俑破坏焚烧之谜，项目设计在家长的配合下，以项羽、章邯的故事为铺垫，让孩子们一阵砍砸，将复制陶俑打破，模拟秦末战火对俑坑肆意破坏的情景。
有了前面环节的铺垫之后再前往博物馆，迎面而来的庞大俑群不仅给小朋友们带来心理上的震撼，也让小朋友自觉纠正了秦俑“灰突突的”的直观感受。
参与修复是这次活动的最后环节和升华。这个环节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复制品的价值，二是可以让小朋友们亲身体验从发掘到陈列展示环节中考古工作的科学性，最重要的是其中穿插很多知识点。
儿童暑期实践活动设计
在这次活动中，如果原位展示的陶俑是这场博物馆教育课的主讲师，那么复制品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助教。在原大的复制彩俑、博物馆俑坑中的秦俑军阵相结合的环境中，小朋友们可以轻松地理解那些生涩难懂的专业知识。
宣教部门是博物馆的文化传播使者，其使命是向公众准确而全面地传播文化。但在文化建设的大潮中，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更应该锐意创新。这种创新体现之一就是宣教部门与其他科室部门的配合，宣教工作不应限制于博物馆宣教部门等个别部门间。
文物的发掘发现、收藏保护、宣传教育、陈列展示等是环环相扣的。博物馆若想全面深度地发掘藏品内涵、提升博物馆发展能力，也应该各个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种配合在现阶段看来，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主要做法是由其他部门相关专业人员对宣教部门进行不定期的业务培训，例如考古部门说明最新发掘进展，保管部门介绍文物保护技术及藏品收藏现状。宣教部门在接受集中培训说明后，再完成信息整合和最终的成果输出。这种做法在现阶段比较常见，在提高工作人员素质、推进业务交流方面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同时，宣教人员要避免陷入“复读机”的尴尬。
让文物“活”起来，绝不可能仅依靠博物馆宣教部门唱“独角戏”，还应该有多部门联动的形式。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来说，已经有了多部门相结合的宣教形式。因遗址不可移动的特性，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展出宣传与考古发掘一直都保持着同步进行的模式。这种同步模式下，非专业人士如果不借助说明牌或讲解想要看懂现场丰富的遗迹、遗物、工作程序信息是十分困难的。以炭迹为例，黑色的炭灰既代表其为建筑结构之一，也是俑坑被焚毁事件的物证，更是 “俑坑曾遭焚烧”的考古研究结论的证据。观众很难了解和联想这些遗迹的含义。
事实上，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举办的《考古札记》特展中，文物保护人员走出库房和实验室，展示彩绘保护技术、讲述文物修复故事；考古部门拿出发掘人员的工作笔记，再现秦俑重生的艰难过程，这些都是“宣教”的内容。甚至陈列部门布展中的展牌，也可以加入一些设计理念的介绍，这些辅助陈列，一方面是陈列人员为表达展览主题而设计，一方面在宣教人员的解说下达到观者和设计者间接的交流，让观者在看懂文物陈列的内涵的同时也看懂设计艺术的内容。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尽管博物馆陈列设计方式的专业讨论如《“真彩秦俑”展览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之类的文章已日益受到重视，但囿于学术刊物的传播范围，其影响力还是有一定的局限。
另一方面，在保证博物馆日常工作的同时，博物馆应鼓励各个部门走上一线，承担让文物“活”起来的时代责任。多部门联动的中高级层次合作模式，虽然在实际操作中还可能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但其在深度探索藏品内涵、提升博物馆发展能力、整合博物馆资源、充分发挥博物馆创造力等方面的优势都使得这个问题在“术业有专攻”的背景下有了值得推敲和实践的空间。
收藏、研究、教育是博物馆最基本的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学科领域的不断完善，博物馆工作中的教育功能愈加受到重视和推崇。在这种大背景下，博物馆也越来越意识到公众教育对于发掘藏品内涵、提升博物馆发展能力的重要性，并据此做出了很多积极有益的尝试，例如开展考古夏令营、根据馆藏设计体验活动、规划专门的活动室等。然而在积极向上、健康发展的大趋势下，博物馆在开展具体工作时，也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
这种问题首先表现在专业人员不足上。不同于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专职安排公众活动策划、负责人的做法，我国博物馆的宣教工作主要由博物馆工作人员兼任。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在完成自己本身讲解等常规工作的同时，兼而负责必要的博物馆活动设计、策划。这一方面加大了他们的日常工作量，另一方面也使得博物馆人员的专业素养得不到持之有效的培养和提高。
其次，场地问题也是一大阻碍。近年来，我国博物馆事业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期，年均增速达到10％左右。而根据《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从40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发展到25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然而在博物馆类型丰富化、博物馆体制完善化，以及各省级博物馆单位营造新馆区的背景下，部分传统的国家级、省市级博物馆遇到了场地空间方面的巨大挑战。
其位于西安大雁塔的西北侧，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博物馆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里程。近年其每每登上新闻头条，不是因为它“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唐风建筑群，亦或珍贵馆藏，而是盛名之下日接待量与接待能力的不对称。根据中国旅游新闻网的报道，陕西历史博物馆门前人头攒动，远超出其3000人的正常日接待能力。每当游客的接待量达到饱和状态时，为确保游客和文物的安全，博物馆不得不采取暂停发售、限制入馆人流的方式来缓解接待压力。这样的现实情况为开展博物馆公众活动，深度挖掘藏品价值增添了不少难度。
陕西历史博物馆
最后一点困难体现在物料准备和磨合上。
在公众考古、博物馆宣教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就是物料的准备。物料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根据活动本身所需专门订制，二是使用普通可寻的物料完成宣教活动。前者的活动效果以及与之对应的活动成本都要远高于后者。而后者虽选择普通物料，但由于在挖掘文物价值、设计活动方案过程中的摸索创新，博物馆在活动效果风险增加的前提下能付出最低的活动成本。在博物馆非营利性的大背景和有限的经费安排下，如何选取、获得最切合的物料，并据此设计出最能够帮助文物“活”起来的项目，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与其他私营机构的合作也许可为博物馆解决人员、场地、物料这三方面问题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
人员方面，可以和文化类私营机构进行合作，在引入竞争机制的情况下，鼓励私营企业自发培养相关专业负责人，提高其文博工作素质和活动运行能力。
场地方面，博物馆也可以积极寻找馆外活动场地，在相关私营企业的配合下丰富博物馆活动类型、扩展活动规模、增强博物馆活动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
物料方面也不妨在把控活动方案、保证活动质量的前提下，与私营企业或是物料生产厂家合作，由其提供最切合的活动产品，以省去馆内不必要的物料找寻、磨合环节。
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不囿于这几种，博物馆应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探寻适合自身的方法。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博机构、单位需要一种观念上的转变，从全盘掌控转向以我为主、协作发展的新阶段。在牢牢把握住博物馆国有体制下核心资源的同时，积极与各方、特别是私营企业展开人员、场地、物料、甚至于活动方案等多角度、深层次的合作，协力推动博物馆藏品内涵的发掘、促进博物馆发展能力的提升。
文物展示与复制品相配合，需要博物馆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作风，从观众的角度出发来拉近文物与公众间的距离，增强文物宣教工作的活力；博物馆宣教部门与其他科室部门相配合，需要博物馆培养作为文博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各展所长，充分发挥部门专业优势，积极投身到相关工作中来；博物馆与私营企业相配合，需要博物馆建立对心怀文博事业的社会人的信心，看到共同利益、共商可行方案，才能长远发展。
所以博物馆应时刻谨记“以人为本”的理念，才能做到科学发展。因为历史文化创造的主体是人，博物馆工作运行的基础是人，博物馆的建设目的更是以“人”为核心。走进文物、了解历史是每个人的权利，共同发掘、留存、探究文物内涵价值是每个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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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申坤
编辑：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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