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中的考古工地：矢志不渝的法国考古！
战地中的考古学基地
2017年4月初的一天，当我结束巴米扬石窟遗址的调查，辞别尊敬的向导和忠诚的护卫后，风尘仆仆的赶回了喀布尔，行李还未收拾放下，就抄近路赶赴了喀布尔市中心的法国考古学中心(DAFA)。去这个研究历史悠久的考古学中心访问，一直是我的梦想，富歇、哈金、贝纳尔都曾在此工作奋斗数年，从佛教考古到希腊化考古，先后发掘了贝格拉姆和阿伊哈努姆两座城市，前赴后继。
防弹车一路提心吊胆的开进DAFA，经过3层防爆门后，被警觉的看守引进了院落。这是坚守在战乱中的阿富汗最后一个考古机构，在铁丝网密布的墙体包围之下，应对着周围潜伏的各种威胁，小院子安静幽幽的，几只懵懂的鸟儿在歌唱。
被战争打坏的阿富汗，政令不出首都喀布尔，大多数文化机构瘫痪的情况下，国内的考古调查发掘主要依靠DAFA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来做。但这些外国人机构担当重任的同时，也是遭受恐怖袭击重灾区，因为外国人更容易引起新闻热点和高关注度，针对外国人的绑架袭击已经成为近期治安事件的焦点。
接待我们的是现任DAFA主任胡里奥和副主任奥利维，他们坐在院落里树荫下喝着咖啡商量着公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考古学家也就一些手续等着解答，整个中心有序不紊的进行着工作，这与外面紧张的世界是不同的。
流水账的寒暄过后，他们似乎习惯了接待惊魂未定的客人,也习惯用大手拍打着我的肩膀和捶打着我的胸膛，边疆混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礼节，而我还是那福懵懂的样子，但生活中某些珍贵的片段，也许其实来自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胡里奥嘱托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拍摄外部建筑照片，因为一旦被恐怖份子知道内部建筑空间布局，他们就会定位爆破。这些警告我经常在喀布尔各处文化机构都会听到，面对这些严肃话题，我也相信他们所经受的艰难考验。但同时，他们也知道对于我来说机会的宝贵，也愿意让拍摄一些照片用来纪念和传播。
因为，他们工作的艰辛和危险处境，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那么简单，理想和情怀都是需要以生命危险作为代价，一人一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与悲伤，但这些学人选择了这条道路，就会为之奋斗实践履行任务。
考古学对于现在的阿富汗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奢侈品，因为大多数人还在为温饱和生存而奋斗。DAFA内部还有几位阿富汗年轻学人在工作，他们来自巴米扬大学和喀布尔大学，正在努力的整理以往的考古发掘品，学习着先进的考古学知识。那些从遗迹中发掘出的多达好几吨的陶瓷片和壁画碎片都急需整理、修复，他们的任务很重。
这些阿富汗学人和我们交谈时略带腼腆，在绝望中长大的他们很感恩的努力工作，目光坚毅，这是属于他们国家的文物，他们的感情更深刻真挚。更其实，他们有些人也和我们外貌类似，也是蒙古族后裔，但看外表我们是一样的族群。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考古学竞争研究
1922年开始，法国的考古学人开始30年的考古垄断单独发掘权利，设立考古学中心，虽然考古协定中规定法国要派遣至少10人的田野工作团队，但是法国人数始终未达到这个标准，只有少量东方情怀激烈的人自愿前来阿富汗考古。阿富汗方面虽然也想配备相同人数，但是人才缺乏也一直没有实现。这种愿望与现实的尴尬也一直遭受欧洲其他国家的责难，但是没有办法。在伊斯兰地区进行考古学调查，恶劣的自然气候，潜伏的种族主义地区冲突，可供田野考古的短暂的时间对于当时进入阿富汗的法国学人充满挑战，也为考古事业的遗憾埋下伏笔。
1936年贝格拉姆城市考古开始后，相继出土大量珍宝，学界遂长期将关注目光凝视在贝格拉姆宝藏上，却很少关注贝格拉姆城市遗址本身，都以为珍宝是该城市遗址的全部。但是殊不知，遗宝只是城市考古的一小部分。但是该遗址是解决阿富汗希腊化和贵霜时代城市考古的重要资料，但是二战部分学人的罹难打乱了法国队原有的规划，让法国逐渐忽视了对这个遗址的整理报告。
贝格拉姆城曾经出土过什么东西？这些出土物品为什么都没被写进考古报告？
尽管贝格拉姆旧城遗址也是属于希腊化时代的城址，有可能会有丰富的历史信息。但法国学人还没有时间充分回答这个问题，法国的独占考古权利已经面临威胁，一些地区考古优势渐渐被其他国家蚕食。
1952年，法国的考古独占正式结束了，意大利、日本、前苏联等国家也获得了考古工作许可，各国考古学家被积压许久的热情迸发出来。
最早进入阿富汗考古的意大利、日本考古领队都是熟悉中国的图齐和水野清一，他们考古重心和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躲着法国、绕开法国考古势力范围。日本刚开始继承了法国的研究思想对佛教遗址开始，逐渐扩大到历史考古学的各个领域；意大利则跑到法国控制薄弱的东南地区加茲尼进行长期发掘；美国人还保持着西部牛仔式样的浪漫，在广阔的北部地区进行着新石器考古实践，同样也是因为没有找到希腊化遗址。这是新一轮的考古学竞争，学人们挥舞着考古铲挺进了阿富汗，也有人称为是阿富汗考古学的“奥运会”。
在这种新的竞争环境下，法国考古学家决定继续寻找幻影般存在的“千城之国”巴克特利亚，这也是“奥运会”的源头——希腊精神的最直接体现，从1922年法国队进驻阿富汗到处寻找希腊城邦一直未有结果，这是让法国考古“蒙羞”几十年的考古工作，法国学人绝不会轻言放弃。考古领队希鲁姆伯格（Daniel Schlumberger，1904－1972）、贝纳尔（Paul Bernard，1929－2015）接力式奋力开拓，因为他们不想在这场学术竞争角逐中轻言放弃。为何西方文献中记载丰富的希腊化城市却始终找不到任何踪迹，这的确让人难以解释和理解。
那些象征建筑永恒的石头哪里去了，莫非希腊人在东方也是使用粘土建筑吗？是希腊化城市像梦一样完全消失了吗？或者西方文献存在巨大的谎言？
那个时代的欧洲学人，对于希腊和亚力山大都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情节，这些光辉的古代文明，决定着他们的欧洲文明中心论点，寻找希腊化城市已经成了法国学人心中重要的一块影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天下万般诸事，用尽一生寻找，长剑诗书，皆不会负。
1952年希鲁姆伯格在苏尔科考塔尔（Surk Kotal）出土了希腊钱币、碑铭等重要证据，象征希腊文明代表的希腊文字被发现了。这个遗址中希腊化式样建筑和雕塑碎片似乎可以看到希腊化佛教（犍陀罗艺术）的源头，但是这些出土品却也有希腊文明和西亚文明结合的特征，而非原来早期富歇认为的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结合。
1961年，希鲁姆伯格在伦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自信满满的向世界宣布，法国学人找到希腊遗址只会是时间问题。言外之意，DAFA所追寻的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王国不是幻影、更不是海市蜃楼，这将会是法国考古的新纪元，也将会揭示出希腊文明融合西亚文明的新形式。
在消息公布后的几个月，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打猎时“神奇”发现了阿伊哈努姆城，不是各国考古学家发现，而是英明的阿富汗国王发现了希腊化城邦。历史真是如此巧合吗？或者说是法国面临考古权利危机的一个谋略，这或许是一个永久的未解之谜。
随后的1965年—1979年阿伊哈努姆城的发掘改变着世界对于希腊化、阿富汗考古学的印象，这两个遗址所发现的新的资料是关于阿富汗早期宗教物质资料的重要补充，希腊化艺术在远东更多的西亚元素被解读出来。
但是阿伊哈努姆城的发掘结果和积累的资料越来越多，又给法国考古学家的热情泼了更多的冷水，因为从该城的建筑规模和出土文物观察，这个城址有可能是一个陪都，或者是副城，真正的巴克特里亚城还是没有发现！
1971年阿伊哈努姆的发掘资料便在喀布尔博物馆开始展示，各国专家在观看展览后，越来越多的质疑产生了，法国考古学家的焦虑又开始增多起来。那如果是陪都，那真正的巴克特里亚都城在哪里？在哪里？？？
贝格拉姆遗址已无人问津，仅仅只有在1970年联合国编修中亚历史时，几位历史学家去瞻仰怀旧了一番，这个时期也是法国考古学重心从佛教考古转向希腊化考古的真正开始。
法国考古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
1967年阿富汗考古局成立，整个国家的考古活动得到规范，也是其国家文化觉醒的一个标志。苏联作为阿富汗的邻国，1964年开始和阿富汗合作进行考古，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治军事影响力，也想在阿富汗文化事业上有所作为。在看到法国人从阿富汗人手中获得遗址情报信息的便利后，苏联人开始了秘密制定自己的考古计划—那就是团结阿富汗人跟踪法国！
这一时期，法国考古队多了一条尾巴，法国考古踏查队走到哪里，相距不远的地区总会有苏联考古人的身影，甩也甩不掉，因为苏联人心里清晰，法国的经验丰富，跟随必然会有收获。
果然不久，苏联就发掘出一大批有价值的考古遗址，著名的黄金之丘蒂拉丘地的发现背景也是如此，尽管这种跟踪尾随有些不光彩，但的确是那个时代的苏联特色。
阿富汗考古美术研究格局悄然发生着变化。
樋口隆康在继任考古领队后，日本似乎一改之前初期的低调，开始活跃起来。这一时期法国人在阿富汗考古、历史、宗教美术的研究上都遭到了日本学人各种挑战，更多的日本大学和科研机构蜂涌般进入阿富汗，各种西方学术会议上都会出现日本人的身影，一些日本式的英语词汇被创造出来。那个时代日本国内电视收视率高峰都是阿富汗创造，翻拍的中国《西游记》的主题曲都会取名为《GANDHARA》，还有更多的作家、画家和旅行团都活跃在阿富汗境内。
一位诞生于法国属摩洛哥的日本女士，先后留学法国和美国，一生热爱着阿富汗考古学 。其丈夫是阿富汗考古学家，后来担任阿富汗国立博物馆馆长，这个日本的女婿也给日本学人的带来很多研究便利，而一些保管于博物馆的其他国家的考古发掘资料，日本学人也总会获得稀少的研究调查机会，提前发表一些研究简报。
日本的阿富汗研究似乎真的崛起了，他们的皇太子夫妇也到了喀布尔博物馆为日本学人助阵，鼓舞着日本学人的士气。
在阿富汗，斯坦因和富歇代表的英法佛教考古竞争，改变成了日本和法国的宗教考古美术竞争，法国人似乎也明白了日本学人为何到达阿富汗要首先去给斯坦因扫墓的习惯，失败的英雄在东方人的心理习惯中更受人尊敬。
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阿富汗的特产的青金石一直在给人们讲述这个道理，日本学人师从法国，现在似乎要超过老师了，日本学人会超越成功吗？
1974年日本考古队与阿富汗签订10年的喀布尔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计划，也包含一些考古独占内容，其中就包括贝格拉姆城址的重新发掘。
当日本和法国就阿富汗考古美术研究白热化时，忽然间一无所有了。因为1979年苏联的入侵，中止了一切外国人的考古工作，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混战，红色铁流下文化的保护无济于事。
据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苏联某些学人也曾在军队保护下阿伊哈努姆进行秘密调查发掘，但没有人知道他们曾出土过什么东西，做过哪些具体研究，随后的军阀混战和盗掘让这个希腊化城就此荒废了。
阿富汗作为东西方冷战的牺牲品，开始了自己颠沛流离的命运。
尽管战争期间世界考古学家都没有机会进入阿富汗，但DAFA并没有真正忽略阿富汗，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机会。1989年苏联解体后，DAFA迅速进入阿富汗和塔吉克、乌兹别克斯坦的边境地区进行考古调查，进行紧急考古发掘，因为古代的希腊王国的统治疆域也包含这些地区。
阿富汗内战中，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了，过去考古学家无法发现的东西，被难民和盗墓者发现。
一批巴克特利亚文书在1990年代被发现。1990年在巴尔赫的Tepe Zargaran也发现了希腊建筑柱头，希腊建筑柱头！又被发现了，历史会重演吗？这会是真正的巴克特里亚首都吗？
DAFA在2004年对该位置进行考古发掘，这些建筑文物被挪离原位置，早期被修建水坝，似乎是发现了真正巴克特利亚的首都之城。富歇曾在1920年代在附近位置进行过发掘，但是与遗址擦肩而过。
在故宫这个展览序列中，策展人执意要将一件该遗址出土的文物放进展览清单，称为隐形的第“5”个遗址的展品，对法国的考古工作表示敬意和期待。
因为，做考古，5年、10年、50年都有可能劳而无获，需要一直等待，一直摸索，考古允许失败、意外的存在，也允许长期失落的不断侵袭，但考古人不可忘记最初的梦想和初心。
苏联人在阿富汗忙着打仗的时候，很多考古学家开始转移到阿富汗的周边国家进行继续的研究工作，因为古代国家的疆域概念和民族迁徙移动于现在的观念是不同的。
日本学人也没有闲着，樋口隆康跑到了叙利亚的帕尔米拉继续考古，这曾是安息帝国的最西端，而东端则是阿富汗。日本学人在DAFA第三任考古领队希鲁姆伯格原考古工作的地区进行发掘，樋口隆康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法国人研究阿富汗思想转变的源头，看看影响希鲁姆伯格思维变化的痕迹，也为日本学界积累新的资料。
日本人在叙利亚工作了很久，尽管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但一直想超越法国的、这群倔强的日本学人，从阿富汗不可能进行考古的情况下转移到的叙利亚，继续旁敲侧击着不肯言败，这种倔强的精神的确很令人尊敬和佩服。考古学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因为都深深切切的真爱了，但胜负未分明的情况，想有胜算，必须要有胜利者才有的意志。
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政治动荡、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中法、中阿、中日关系也潮起潮落。1976年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学人开始奋力研究，但1979年开始混乱的阿富汗让中国学人失去了研究西进的可能，造成了我们对这个地区的陌生和荒芜感觉，擦肩而过的两个国家研究，也期待谋略者和有志者的关注。
决战巴米扬！
时间也许会改变一切，持续20年的阿富汗内战混乱，似乎消磨掉了日法两国学人的研究竞争心理，2000年DAFA的贝纳尔在日本东京开会主动给日本学人倾诉了自己多年困扰的研究问题，日法之间的学人也开始惺惺相惜，因为当事者多半已经英雄迟暮。
再之后，2001年的塔利班灭佛事件，再次刺激到了这些已经步入暮年的考古学家，被恐怖行径唤醒的不仅是愤怒、还有斗志。
2002年美国刚把塔利班赶走，喀布尔大学迎来了两位日本青年考古学家学习当地语言，准备日后去进行考古学调查和发掘。百废待兴的阿富汗，考古美术也等待着复兴，但机会只待有心人，这些日本考古学家带着秘密使命再次进入阿富汗。
1年之后，在著名的巴米扬山谷日本和法国两支考古队狭路相逢，阿富汗考古学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多国考古队一起在同一个区域作业的场景。但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日法两国，一边是希鲁姆伯格的学生法裔阿富汗人塔里兹带领的法国考古队，一边是刚从大学接受完语言培训的日本人，此外还有德国、意大利的考古修复小组在一旁虎视眈眈的看着这些工作。
虽然大家都没有挑明，但相互之间的目光都充满着最后决战意味。
巴米扬山谷尘土飞扬，这里是是日法竞争的焦点，也是希腊化和犍陀罗文化的接触点，也是链接贝格拉姆和阿伊哈努姆两座城池的必经通道，也有人说这是亚历山大与玄奘后人的一次文化较量。
日本在70年代阿富汗佛教考古美术世界领先的局面想要保持下去，而法国人似乎也不会允许这个局面继续持续，又是一代人的青春注定要倾注在这片热土上。
2009年地区局势恶化，很多考古工地中居然被人临时埋入地雷，这些邪恶的事情都在考古每日工作收工后的一夜完成...面对恐怖分子的外部侵袭，考古学家还可以躲避，但是自己人心散了，这是最让人绝望的事情。地雷和恶化的治安环境逼退了各国的考古队，阿富汗战后的和平局面基本结束。
2012年，美国宣布撤军阿富汗，世界各国考古机构陆续撤离。但是DAFA决定继续坚守阿富汗，并且决定配合阿富汗、联合国再进行20年的考古合作。
2013年阿伊哈努姆最后的一本官方考古报告发表了，报告反思了1964年到1978年之间15年的考古工作得失，关于城市中的各种建筑空间得到更多解释，关于城市建筑的复原也进行了尝试讨论，但里面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和未完成的研究。尽管还有学人愿意继续出版小书进行回忆和纪念，但这些零散的碎片化信息整理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2015年叙利亚的帕尔米拉也被恐怖组织炸毁，那些轰隆隆的爆炸声音也宣告了日法竞争的再次结束，而非终结。
阿富汗的夕阳
DAFA的考古仓库分成了很多小房间，里面放着各个遗址出土的资料，这些小房间内的东西记载了上个世纪考古学人的悲欢离合，也有大量的未整理、未发表的资料在里面，就像贝格拉姆遗址的珍宝室一样。
在廊道上我也看到了富歇、哈金、格利斯曼、希鲁姆伯格、贝纳尔、菲利普的照片墙，还有他们生前使用的各种工具，这些前赴后继的研究学人鼓舞着现在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些满满的图书。转了一圈后，天色快接近黄昏，城郊边的天空中还飞舞着几只风筝，暖红色的夕阳将大地铺成了金黄色。
我想起了那些令人怀念追寻这些先贤研究脚步的日子，那些曾想过只作为单纯过客的犹豫，阿富汗的研究为何会闯入我的生活。喀布尔也有如此美丽的夕阳啊，胡里奥半开玩笑的问我，你走进了我们的基地，看到了能看到的一切，这也是你多年的心愿，你还有什么心愿吗？我正要回答时，头顶上一架武装直升机快速呼啸而过，巨大的声音和风浪让我的声音消失不见，我只好微笑着摇了摇头，因为大家都知道又有地方出事了，和平在这里只是假象。
我想让人们知道现在坚守在阿富汗进行考古美术研究的意义，在这个渐渐灰暗的年代，还有人秉烛前行，用研究持续消逝的古代文化来对抗当今恐怖主义，文物研究不间断、文化传承就不会中止。
胡里奥笑了，也忽然严肃起来。
胡里奥已经规划了新的前往巴尔赫进行考古的计划，那是法国人一直努力找寻的希腊化巴克特里亚，他知道这些计划的危险系数和执行难度，因为要与死亡赛跑、要与盗墓贼比拼......
胡里奥说完这些计划，皱纹浮现出来，但眼中浮现出永不逝去的热爱。
一个月后，我的另外一个心愿完成了。
当世界不再年轻的时候，当宝藏不再沉睡的时候，故宫迎来了这次展览。这些年发生的恐怖事件和文明倒退，让我们知道了中亚研究和外国考古的不容易。在故宫的一次报告会议上，在师友们的帮助下，我终于有机会在故宫讲述自己多年学习历程和等待，追寻阿富汗考古和法国学人的故事，他们的中国情结、中国考古的故事，他们在战火中纷飞、无数的生死体验故事，他们曾构建的中法合作愿望......
不想复制自己，却总是自己的影子。那天的报告结束之后，走出故宫的那一刻，一些东西模糊住了双眼，怕被人看见笑话，每次都一样，一部分的自我遗落在热爱的土地上和感谢的人身上，就像游子的忧愁般散发出来毫无边际。我只好抬起头来仰视天空，北京的天空在春季也有人在放着风筝，天空中的风筝渐渐带走了我的思绪。阿富汗会是只断线的风筝吗？断了的线还会接上吗？我也想化身风筝，线轴放尽，只留影子在人世间散步。
文章图文主要来源于DAFA,Kabul National Museum，NHK,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何平、刘拓、蒋瑞霞等机构个人
转载自公众号：丝绸之路与阿富汗宗教考古美术
作者：邵学成
编辑：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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