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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与性别:来自澳大利亚的批评

2017-07-12 国际博物馆杂志 弘博网


进入 90 年代,公众参与博物馆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准则,而全球化趋势带来的挑战促使博物馆和学者们将关注重点放在了管理和社会融合等问题上,本文由玛格丽特 • 安德森和凯丽 • 温克沃斯于1991年撰写,共同探讨了澳大利亚博物馆中女性角度的缺失。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参与度与地位不断提高,但如何从女性角度出发彰显于博物馆展陈之中还是有待研究与探讨。


不论在哪里,博物馆总是在多种层面上与承载它们的文化发生着互动。博物馆参与了文化的建构、并解析所脱胎的文化。但在澳大利亚博物馆,更普遍的情形是对外来文化的研究。同一所博物馆在以巴布亚村落的等级制结构,或是狩猎—采集社会里的性别分野为重点展题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如果展览意在检视当代社会的阶级或性别问题时,便会持有审慎和怀疑的态度。澳大利亚博物馆多为文化肯定型,所呈现的是对过去及现在的观察,很少去挑战代表了多数人看法的公众视域。


然而是谁构成了“多数人”?谁又不在其中?这对于所谓“普遍”“民族”或“多数人”关注的一个结果,便是对某些文化群体的完全排除,这些群体原可以在某些方面分享民族文化,而现在要么背离,要么以意味深远的形式遭到拒斥。



直至最近,澳大利亚博物馆内被排斥或边缘化的群体还包括:澳大利亚原住民,展览活动鲜能以他们的自身方式展现其历史;大多数非盎格鲁—撒克逊澳洲人(据估计约占人口的 25%);大多数劳动阶级人民;以及几乎所有的女性。很少有人去尝试诠释女性生活,同时各种展会对于作为特定分析范畴的性别也知之甚少。除极少的特例之外,澳大利亚博物馆所反映的为占绝对优势的盎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男性文化——他们的工作、技术、政治及娱乐。



无计划收藏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澳大利亚的公共人士才意识到有必要通过收藏机构来建设特定的澳大利亚身份。但实际情况是,通常与早期拓疆者、探险家及其他澳洲历史上的英雄有关的、孤立的“历史性”展品,被杂乱无章地充填在公共博物馆、艺术馆及图书馆里。


当其他澳大利亚博物馆最初有兴趣举办历史展览时,会很自然地想到那些收集来并随意堆放在地下室里的东西。这些显然带有偏颇眼光的集藏,建立起了展览的内容指标。令人毫不惊讶的是,女性在这些展出中的存在时常限定于服饰或家庭生活形象的展示,而且几乎总是温良的样子,通常都有孩子围绕左右。


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初,女性、原住民、季节工等群体的权利诉求,对他们的历史的认同也变得日益重要,于是展品大杂烩中又增添了关于他们的内容。妇女的选举权在此发挥了作用:这在男性主导的政治体制内是不难安置的,前提是我们不去细究对公民权及参与性民主制度的整体考量。但即便如此,对总体展会策略的重新评价仍然是空缺的。


家园的博物馆?


澳大利亚的展览并不乏散见于藏品之中的理想素材,然而却没有能够努力捕捉到,存在于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之中,关于家园或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也没能捕捉到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之中,有关家园或家庭生活的材料。



家园和家庭的观念在不断变迁,并一直处于澳大利亚社会与政治意识以及普通澳洲人生活经验的核心。在19世纪,与英美一样,澳洲人关于政治性公民身份的概念都是围绕着男性家长而演化的。独立的劳动男子凭一己之力支撑着“他的”家庭,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也一直是受着如此想法的左右,直至今日在劳资仲裁法庭上关于家庭薪酬的判决仍遵奉着同样的观念。


19世纪的澳大利亚语言修辞将妇女与家庭描绘为社会秩序不可分割的基础,这一形象可谓长盛不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澳大利亚,模糊但又广泛流布的“澳式生活”开始围绕着市郊生活与居者有其屋等强有力的形象展开。


在其他国家,博物馆通过保护并展示民俗文化,在培育民族身份意识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澳大利亚,用来彰显本土文化的是约1000家本地民俗博物馆以及历史博物馆网络。然而,这些机构并没有传递出任何借助家园来建立和表达民族文化的意识。在这些博物馆里,女性是通过杂陈的家具物来展现的,充其量也处于很边缘的位置,展品并不能体现女性劳动的复杂性与价值。很多此类小型博物馆仍然聚焦于边疆的开拓者来展示过去。这一观念大男子主义意味十足:既不承认女性的积极贡献,又无视男女在丛林里的劳动协作关系。



处于边缘地带

尽管女性在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里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在澳大利亚的博物馆文化中仍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博物馆的政策制定并没有去解决平衡、平等或资源同享等根本问题。1975 年的《澳大利亚博物馆皮戈特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其发布后的十年里一直主导着国家博物馆发展方针,仍着眼于已然根深蒂固的收藏兴趣。该《报告》对国家海事、航空及铁路相关的博物馆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问题,但对女性,或是家园,或家居生活则绝口不提。颇具讽刺的是,《报告》是在“国际女性年”里提交的。


《报告》令人遗憾地落在了时代的后面,然而它仍是澳大利亚制定政策的参考文件。过去的收藏价值观与模式无可避免地影响着现在的工作,极大地左右着展览的优先顺序。再者,博物馆及遗产业态内有形的和无形的权力结构都在资金上对所谓“男孩子的玩具”给予不断支持。另外,虽然绝大多数博物馆自诩为“招工一视同仁的雇主”,但用人政策对实际操作的影响微乎其微:澳大利亚博物馆的高级管理人员几乎为清一色的男性。


缺乏对于我们博物馆的基本性别平衡状况的批判,便难于将妇女文化融入传统的展出形式中,例如在技术类及应用艺术类的博物馆中,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有关物质进步的概念,与女性生活的连续性并不兼容。与之类似的情形是,占主导的艺术鉴赏准则、艺术品收集活动及应用艺术历史所传承的内在结构,都成为确定与诠释女性艺术品的特定难题。


我们如何来呈现各种家务的交叠,以及妇女的应接不暇呢?我们如何把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展示给现代观众呢?另一条解释妇女劳动无法显现的线索则是家务劳动的重复性,及其劳动产品短暂的“货架期”。辛劳一辈子洗刷烧煮也留不下什么纪念碑。


然而如想在结尾乐观一些的话,我们可以说澳大利亚的博物馆已经开始重估优先选题虽然尚无迹象表明具有女性主义批评意味的激进变革已经展开,但通往重新评价的探索之路已经打通。博物馆经营者和社会历史学家已经开始用更有批判精神的目光看待藏品,下一个十年里,可以期待在最宽泛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物质文化研究的前沿拓展,而所有迹象都表明,性别作为一种分析范畴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个焦点,而我们的博物馆所呈现的关于澳洲社会和妇女的形象将发生深远的改变。


转载自公众号:国际博物馆杂志

作者:玛格丽特 • 安德森、凯丽 • 温克沃斯

编辑: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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