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博物馆如何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5年这个概念就涉及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以下简称广西馆）——在四年内让凤立村68家贫困农民脱贫。临危授命，任务艰巨。但是在馆长吴伟峰的带领下，广西馆以博物馆的方式，使“精准扶贫”这项工作扬名自治区，引得一些同样肩负重任的中西部博物馆前去取经，如今精准扶贫工作渐上正轨，有序推进。
广西馆扶贫在国家精准扶贫任务之前。2012年，广西馆就启动了百色田东县的织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培训。非遗与博物馆，往往是被保护与保护的关系，偶尔进行活态或依托物品具体展示。吴伟峰想要探索有更大实际效用的做法，传承非遗和扶贫相结合的做法由此而生。实践证明，颇有成效，如今已成为广西馆一项日常业务工作。
吴伟峰出身民族学，1983年到广西馆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出于工作需要，“云游”广西，机缘巧合还曾做过乡镇管理工作；后来到博物馆兼顾管理和研究，后者涉及广西少数民族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化展示、旅游、美食、民族工艺品等。在博物馆工作期间，吴伟峰一方面为馆内精美的民族织绣藏品而感到自豪，一方面又为这些只藏于博物馆中而于生活中濒临失传的民族工艺感到焦虑。
早期织绣培训班，带孩子来学习的村民。
2016年文化技能扶贫暨广西民族传统织绣培训班结业作品展览开幕式
联想起以前在乡镇工作时的农村问题，壮年男子外出，老弱妇幼留守，劳动力弱又缺乏渠道，土地的生产价值低，生活困苦，吴伟峰开始思考能否将博物馆与民族工艺结合？博物馆发挥专业和资源优势，对村民（指女性）进行织绣技能的培训，使之在原生环境拥有一技之长，并同时促进民间工艺的传承。加之当时广西旅游市场面临纯民族手工织品缺乏的状况，以及国家近年来对博物馆及其文创的重视等后天优势。有所想法的吴伟峰立即开始实施，并选择广西金壮锦投资公司（以下简称金壮锦）和广西织绣发展研究会开展跨界合作。
金壮锦是广西一家以壮锦产品为主的广西民族文化企业，2007年广西馆在文物苑内开办非遗展示馆时开始与之合作，进行民族类非遗项目的展示及相关产品的销售。金壮锦长期致力于民族文化挖掘、人才培训、创意设计、生产销售等，现已形成了产业化，在非遗扶贫项目的市场转化方面比博物馆更有经验和优势；广西织绣发展研究会则汇聚了广西各种民族民间织绣工艺师和织绣从业人员，希望通过有效的产、学、研、展和市场营销手段，带动广西全区尤其是老、少、边、山、穷地区的妇女通过织绣解决就业和致富问题。
金壮锦董事长贺定英认为，民族的东西必须有出处、有源头，“民族织绣来源于农村，来源于少数民族，在这些地方培训能够发挥织绣的原生优势。”每次培训结束，金壮锦有偿回收学员的织绣作品，并与优秀学员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定购织绣产品，找到了更多稳定的产品来源。当下，非遗展示馆中就陈列着非遗培训后广西民间工艺大师周建江等人的作品，其他销售的产品也有不少来自培训班学员。作为织绣扶贫重要的一环，金壮锦在前期为项目赞助必要经费，后期沟通农户与市场，保证产品最终化为收益。
如今，广西馆非遗扶贫培训项目运作成熟，每年进行一次，已经分别在百色田东县组织两次，贺州黄姚古镇一次，崇左龙州县金龙镇一次，南宁市（面向周边待业妇女）两次。上月18日，首次面向社会招生的非遗培训（堆绣）在广西馆广西传统工艺展示馆开班。广西少数民族聚集，每个地区每个民族传统的织绣工艺都不一样，培训也非机械复制，而是与博物馆织绣研究业务相结合，寻找相应的有此织绣文化的村落开展。在技艺培训的同时，博物馆的专家也会对学员进行广西历史文化的教授，让学员认识到织绣技艺的价值和意义。织绣非遗培训成了广西馆非遗业务的一大特色，研究和传承并举，让传统技艺重返民间，再发活力。
2017年10月18日，“广西民族传统织绣培训计划之堆绣培训班” 的学员，来自辽宁、湖南、河南、湖北等全国10个省市，年龄跨度从60后到00后，学历跨度从小学到硕士研究生，有公司高管、教师、个体经营者、设计师、全职妈妈、手工艺人、硕士研究生等。
培训现场，认真学习的学员们
对于国家的精准扶贫任务，吴伟峰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此，吴伟峰亲自带队去凤立村考察。由于现代化的冲击，凤立村已成为老弱妇幼留守村，贫穷、原生态成为其标签。
为从根本解决凤立村的贫困问题，首先，吴伟峰决定仍采用织绣培训复苏当地传统技艺的方法，给妇女一技之长。培训班选在历史名镇黄姚古镇进行，周边村落感兴趣的妇女都可以参加。如此，织绣可以以古镇为主题，并长期在景区销售，确保了直接的销售渠道。黄姚古镇是中国第三批历史文化名镇，是当地重要的景区，但景区最重要的旅游纪念品90%以上是食品，少数是地方土特产，特色文化纪念品基本没有。学员的织绣作品则可以弥补当地特色民族旅游产品的空白，形成长期有效互动，并逐步辐射与带动相关文化产业，真正做到精准扶贫中所要求的“因地制宜”。
随后，广西馆在馆外开设精准扶贫商店，鼓励村民通过博物馆销售自家农副产品，从而打通村中农副产品的销售渠道。扶贫店现已营运近一年，由广西馆办公室派专人统一经营管理，不断根据市场和经营内容来调整店内商品，扩大商店规模，比如从直接售卖农产品到对农产品进行加工出售，获取更大效益。同时，扶贫店也积极展开合作，以带来更具吸引力的产品。例如今年端午节广西馆和台湾花莲乡合作举办“壮锦太鲁阁锦历史文化展”，在非遗项目交流方面，便用花莲乡特产的茶叶和煮茶叶蛋配方，对广西乡村自产的土鸡蛋进行烹饪，制作并销售台版茶叶蛋。除了食品，博物馆扶贫店也进行传统手工艺品的销售，由馆内壮锦青年研究人员于明凤负责经营，她将自己研究设计新的织绣纹饰，在培训时教授给手工艺人，再在精准扶贫店进行销售。
风立村精准扶贫特产专营店
扶贫店的农产品，原生态红薯和它的宝宝们红薯干烤红薯，货真价实的乡村土鸡蛋和大米，拍照当天刚好下午4点刚过，米箱又见底了，4.5元一斤的大米，是扶贫店bestsellers之一。
扶贫店手工艺品，壮锦便携式烟灰，小铜镜，蓝牙音箱。
凤立村精准扶贫店让扶贫从博物馆走向普通市民。由于商品物美价廉（低于超市有机蔬菜价格），又都是日常生活所需，周边不少居民专门前来购买，不少还是长期回头客，店里的营业额在持续增加。同时商店所产生的供应链也吸引一些青壮年人回村生产，产品运输由村民负责，各个环节村民都能受益，商店盈利再次用于扶贫。目前精准扶贫实施近两年，博物馆扶贫创收（商店和非遗展示馆产品销售分成）已让博物馆启动了“凤立村六盏屯黄姓遗孤的房屋重建工作。”
馆长吴伟峰和博物馆工作人员一起对六盏屯黄姓遗孤新房子建设规划进行讨论。
近年来生态传统村落旅游的兴盛，让不少深埋在“大山里”的村落走向世人，凤立村毗邻黄姚古镇，拥有大量的古建筑遗存。而吴伟峰在广西馆任职期间，曾经借调到广西民族博物馆三年，主持博物馆的建设工作，恰逢广西生态博物馆“1+10”模式中的广西南丹白裤瑶族、广西靖西壮族、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建设工作。
织绣画面
因此，当他看到古老的村寨建筑和原生态的村民生活，丝毫没有沾染旅游的商业化气息，便想到了利用博物馆的方式保护这份古朴。向自治区文化厅申请修缮、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作为村史展示地；建立绣坊，让经过培训技艺娴熟的绣娘集中在绣坊织绣，同时展示销售成品和织绣过程；策划具有当地特色的节日活动，恢复日渐没落的传统民俗风情，唤醒村民对他们过去传统的记忆和认识。广西馆也将在之后对生态博物馆进行业务指导。
副馆长熊昭明赴责任帮扶点黄姚镇凤立村开展扶贫工作，实地调研拟筹建的织绣坊、凤立村委壮族生态博物馆的工作进展情况。
对于博物馆，文化服务是其最为重要的职能。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水平的原因，村民总是在博物馆之外，难以认识并享受这份共享的社会资源。为此，广西馆每年与村里小学开展合作，让村里的少年儿童走进博物馆；邀请村干部外出座谈，参观城市现代化的博物馆与商业活动，拓宽视野。
此外，广西馆还将文化服务送达驻边部队、老少边区，同时帮助广西三区（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的博物馆开展人才培养活动。
博物馆送文化服务到驻边海警部队，现场做拓片。
扶贫，在一些博物馆看来，可能是不专业的机构做不专业的事儿。与其探索不熟悉的领域，不如举办一些优质的展览与教育活动，发挥博物馆的优势功能。然而，扶贫何尝不比办展更有意义和价值呢？
博物馆界从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提出后，便开始关注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问题。1974年“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被写入国际博协大会新修订章程中关于博物馆的新定义。此后，博物馆不再是提倡精英至上的教育者，而成为更加亲民的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服务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博物馆不再曲高寡和，而是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交流平台，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性论坛。
在欧美，博物馆不仅可以展示古文明与毕加索，也可以讨论种族歧视与社会稳定。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博物馆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国内，博物馆整体依然处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国家买单的精神文化殿堂的地位。如今，部分中西部博物馆被赋予承担政府扶贫的职责，中国博物馆也开始着力于解决现实问题。而广西馆作为第一批践行者，也确实让公众看到博物馆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巨大作用。
未来，我们是否可以尝试在博物馆讨论更多诸如社会公平、基本教育、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在此，我们期待中国博物馆在解决社会问题中迈出更大的一步。
图片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作者：九儿
编辑：Doubl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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