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民族——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

2018-01-07 《博物院》杂志 弘博网

引言

从生态博物馆理论的最初（1986年）的引介算起，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其中，1995年到2005年是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实践期和发展期，开展了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活动。这一时期中挪合作贵州生态博物馆群落正式建成，而且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建成三个试点项目。

如何认识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早期实践

当前学术界普遍追溯的是苏东海提出的“代际划分”理论，即贵州与广西构成了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轨迹的“第一代”（民主化）和“第二代”（专业化）。在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基础上，苏东海提出了“贵州第一代生态博物馆”与“广西第二代生态博物馆”的代际之分概念。他认为，较之于贵州模式的民主化倾向，广西模式因为传统博物馆的介入而提升了专业化和博物馆化的色彩。

在笔者看来，这种划分是有失偏颇的，忽略了生态博物馆早期实践的“民族”色彩，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实际上是一个发现特异性文化的过程，是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出于不同诉求而共谋的结果。为此，笔者将重点分析贵州和广西生态博物馆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用“民族表征”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

十年磨一剑：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始末

一、第一阶段：梭戛生态博物馆

梭戛因其“完整的文化生态”和“世界性的遗产价值”而先拔头筹，获得了建立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特许权。1995年5月1日，《在贵州省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确定了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基本模式，即由苗族资料信息中心与陇戛苗寨的原状保护组成。梭戛生态博物馆所确立的生态博物馆实践模式一直影响至今，笔者最近所参与的山西平顺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和浙江松阳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基本延续了这一操作范式。

随着该项目的正式批准，社区文化调查与资料信息中心的选址工作随之进行。梭戛生态博物馆囊括六枝和织金的十二个村寨，面积共120 37 41219 37 15264 0 0 3019 0 0:00:13 0:00:05 0:00:08 3019平方千米，资料信息中心的选址经过了三次商讨，最终并未依照《报告》的建议选择建在梭戛乡，而是建在了陇戛村。最终定夺的苏东海认为“在乡政府附近选址不符合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实际，不如在陇戛好”。苏东海的这一决定考虑到了生态博物馆应该是一个文化保护事业，尽可能远离政府能够增加生态博物馆的村民认同和生活气息，然而，建在某个村落却造成了地方上的资源竞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将在后来的发展中得以体现。

同时进行的还有中挪合作项目的具体会谈与磋商。1997年6月10日，资料信息中心正式开工，陇戛寨的村民通过参与这项工作获得了实际的经济收入。在开馆之前，基本展览等工作也如期完成，场景复原、社区图以及生活文化展构成了资料信息中心的陈列。

梭戛生态博物馆

1998年10月31日，生态博物馆开馆仪式如期举行，盛大的场景在偏远的山区上演，生态博物馆在中国落地生根。

二、第二阶段：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

1999年12月，镇山生态博物馆建设获批。

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

2001年4月3日，镇山生态博物馆的资料信息中心正式动工，选择在西北200米的小山上，占地面积达5900平方米。

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焦点集中在社区文化调查与资料信息中心的陈列中。围绕的主题在于民族地区的生态博物馆实践应该采取的是区域化的遗产保护，还是民族化的文化展示。雨果·戴瓦兰认为生态博物馆可以演化为整个民族的研究中心，而苏东海则认为展示中心应该局限在本村或特定区域内。事实上，镇山布依族的陈列具有强烈的民族化倾向，发现地方的生态博物馆实践却成为了民族文化的表征。

2002年7月15日，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开馆，中挪文化合作项目第二阶段顺利完成。

三、第三阶段：隆里、堂安生态博物馆

1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

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

2002年中挪文化合作项目第三阶段正式启动，隆里在2000年保护规划的基础上开始了生态博物馆建设之路。

在隆里资料信息中心的选址过程中，出现了约翰·杰斯特龙（John Gjestrum）与达格·梅克勒伯斯特（Dag Myklebust）之争。杰斯特龙认为资料信息中心应作为一处文化景观远离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而达格则认为资料信息中心是村民的活动中心和精神家园，因此应进入村民生活。

最终隆里的资料信息中心选取了古城内的电影院旧址，2003年3月21日正式动工开建，资料信息中心的陈列提纲也同步进行。基本陈列透露着高端技术和先进理念，其中，“讲故事”园地对口头文化传承的展示是前所未有的。

2004年10月15日，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开馆，中国生态博物馆开始了古城保护的尝试。

2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

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

2002年，黎平县已经组织堂安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前期工作，包括文化遗产调查等内容。2002年9月开始进行资料信息中心的选点，经过几次反复讨论，将其确定在接待室上方，达格认为中心不远离村民生活即是为村民考虑，实际上村民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公共活动空间。中心的建设于2004年12月8日开工，占地990平方米，一律由堂安社区民间侗族工匠承担。

作为贵州国际论坛的活动内容之一，2005年6月6日，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顺利开馆。资料信息中心的陈列相对简单，包括一楼的自然环境和侗族文化展示、二楼的纺纱织布演示两部分。至此，中挪文化合作下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正式建成。

四、关于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总结

在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实践期间，2000年9月的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会上，达格先生起草了针对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并获得一致通过，直到现在，这一原则依然是我们在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时所奉行的纲领性文件。

除此之外，贵州还有一些其他形态的生态博物馆实践，比如地扪人文生态博物馆。笔者并不认为地扪的遗产保护实践属于生态博物馆范畴，更对“民间机构主导型生态博物馆”这样的称谓持保留态度。正如仁和昕自己所说：“生态文化保护社区比较贴切，但那时贵州政府正在搞生态博物馆，影响也很大，我们也就借用了。”表现为文化保护、社区发展、生态旅游的项目或行动有很多，但并不能因为与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有所相似就冠之以名，否则，这种行为只会缩减生态博物馆的生命力。

贵州的生态博物馆群在后来的运作与发展中陷入困境，一个个沦为所谓的“挂牌馆”而被遗忘在角落里，对比建设之初的热情，这一现状不免令人惋惜。

守望家园：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联合体

妥善处理境内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一直是中国政府关心的文化工程。广西因其少数民族特色继承了贵州生态博物馆实践的衣钵，并成为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第二站。

一、广西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

广西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受到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影响，2001年的实地考察为生态博物馆走进广西埋下了种子。2003年，广西民族博物馆建设与生态博物馆试点建设同步进行，前者是一座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省级博物馆，而后者的试点建设项目则包括了靖西旧州壮族、南丹县里湖白裤瑶和三江侗族自治县苗江侗族三个民族聚居区域。

广西民族博物馆

广西生态博物馆实践的动力与西方的文化自觉不同，当然也与贵州的偶然性不同。它的产生原因除了贵州模式的影响外，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少数民族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地方竞争与发展，非物质文化保护等文化政策，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无论是作为平台的广西民族博物馆，还是作为点的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它们所表征的民族特色与民族文化被纳入到地方政府的总体规划中，成为地方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关键要素。

广西生态博物馆建设充分吸取了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经验教训，但是在具体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模式上还是采纳了已有的基本结构，即生态博物馆区域由展示中心和文化保护区两部分组成。

2003年12月，广西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展示中心正式奠基，该生态博物馆由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展示中心和化图、化桥、蛮降三个白裤瑶自然村的原状保护组成，并于2004年11月正式开放。倪威亮（William Nitzky）通过研究发现，直到2008年，这一机构性的政府项目才在非政府组织的刺激下生成了一种良性的运作关系。遗憾的是这种有益的转型并不是一个普遍情况。

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

2004年底，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开始筹划，与之前在村落建立资料信息中心或展示中心不同，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将县城的博物馆作为生态博物馆展示点与资料收集中心，采取“馆村结合”“馆村互动”的方式。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利用已有的设施与资源，采取了展示中心与保护范围异地相结合的模式。这种具有“全县域生态博物馆群”模式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生态博物馆实践。

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

2004年3月，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奠基，2005年8月建成并对外开放。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展示中心建筑面积1006平方米，是一个综合性的建筑，旧州原地保护则局限于旧州村行政管理区内，保护壮族的建筑风格和民间传统工艺。

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

二、关于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联合体的总结

虽然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初衷在于保护民族文化、拉动地区经济，但是前期的试点工作却相当成功。选择的三个试点项目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有所区别，以此来检测地方经济差异对生态博物馆后期运作的影响。在建设模式上，三个示范项目也在尝试一些变化，比如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的展示中心采取的是异地管理模式，如上文所说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资源，实际的效果却不好。在“以展示中心为生态博物馆”的大背景下，村落没有建筑物的出现，很多村民都感觉不到生态博物馆的存在。后期的调查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并通过“社区博物馆”的方式弥补了原有尝试的不足。2005年，三个试点项目顺利建成，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制定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十一五规划”，正式实施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1+10工程”，即由广西民族博物馆与10座民族生态博物馆构成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联合体。随后的《项目建议书》从地域、民族、影响、辐射、效益等方面综合规划，又确定了其他7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后期的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根据不同的实地情况，在投资模式、民族文化展示、展示中心建设、管理模式、居民参与等方面有所创新，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联合体模式基本成型，这一模式与“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概念有所区别，其最大的不同在于10个生态博物馆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龙头，而且作为资源平台和网络顶端的广西民族博物馆在这一联合体中起到了管理、培训、业务、交流等方面的统领作用。从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各个生态博物馆之间的关系来看，广西民族博物馆以工作站、联络员的形式对各个生态博物馆进行长期跟踪调查研究，提高对外的宣传和资源的输入。从各个生态博物馆之间的关系来看，生态博物馆之间可以通过广西民族博物馆这一网络终端实现交流与互动，也可以直接进行考察与学习。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的超越还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生态博物馆理念的灵活利用，比如展示中心的建设，文化展示手段，这些新的尝试是贵州模式所没有的。其次是生态博物馆建设而引发的意义生成机制，比如近几年频繁出现的民族志影像作品。

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民族策略

博物馆是一个政治记忆和想象诉求积聚的天然场合，而且博物馆的想象与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民族认同的集体观念。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早期的生态博物馆实践在文化保护、地区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这些来自生态博物馆哲学理念的初衷是无法抹杀的。同时，如果细细回顾生态博物馆从贵州到广西的实践路径，尤其民族文化对西方学者所造成的文化震撼场景，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我们的实践是否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展示民族特色与差异的结果。“极端原始”“社会活化石”“原始民主”“鲜艳的色彩”“服饰项圈”“唱歌跳舞”“民族特色浓厚”“习俗古老”等描述频繁出现在当时的纪实文本中，同时这些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选址的重要考量标准。

总的来说，早期的生态博物馆实践实际是具有表征少数民族的性格气质。

一、过度强调传统和民族特色

早期生态博物馆实践通过对过去传统和民族特色的过度强调，来凸显生态博物馆的差异性、独特性与价值性。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民族属性比较典型，通过背水、梳头等民族特色的表演来强化自我民族的特异性，映衬出外来者的先进与现代属性。杜磊认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所构成的二元结构关系上具有等级性的互相论证的效用。

二、“地方价值”被民族取代

生态博物馆实践通过地域的选择将少数民族固态化与具体化，将不可见的文化形态转化成为可见的地域范围，以便于组织、管理与开发。镇山生态博物馆关于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之争即是这一关键策略的体现。生态博物馆的“地方价值”理念在民族地区的生态博物馆实践中被民族所取代，这既可以看作是民族国家表征民族的尝试，也可以看作是少数民族认同与意识觉醒的体现。民族作为一个认同不仅是民族国家书写少数民族，获得秩序化的治理方式，而且在一定的时期也可以成为地方少数民族以此来要求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筹码。

三、忽略民族文化内部的复杂性

无论是贵州生态博物馆群还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联合体，生态博物馆所倡导的“遗产概念”并未真正发挥。犹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对于“数值减少效力”的论述，“比例越小，对象全体似乎越容易对付，由于量的缩小，在我们看来，它似乎在质上也简化了。”以民族文化整体观保护为口号的实践实际上忽略了民族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出现了挑选、简化的文化修辞。比如梭戛的长角头饰、白裤瑶的铜鼓、旧州的绣球、龙脊的梯田。

四、民族文化商品化

民族地区的生态博物馆实践面临着保护与发展、守贫与致富的先天性的两难困境。中国特色的本土化之路也对此做出妥协，允许旅游业在不危害当地文化的前提下适度发展，通过经济刺激来带动当地人文化意识的觉醒。这一看似合理的应对之策，却导致民族文化商品化。这一发生在民族文化现场的商品化现象不仅仅是“以经济带动文化”那么简单，民族地区所上演的五彩斑斓、欢声笑语的文化展演与旅游活动实际上将少数民族形象商品化，少数民族的女性往往和该民族服饰一起，成为被消费的商品。

结语

虽然我们并不想赋予中国生态博物馆过多的民族建构与民族治理色彩，但是无可否认中国的早期生态博物馆实践确实发生在民族地区，而且一些主张、行为与技术确实具有表征民族的色彩。从生态博物馆的史学角度来看，这些实践在民族地区生产和制造着意义；从生态博物馆的政治学角度来看，这些实践却具有浓厚的民族国家色彩，充满着对少数民族的特异化与原始化的想象。

作为一种具有革命性和先锋性的“边缘叙事”，生态博物馆原本应该是对传统结构的一种反思与解构。然而，在中国语境下，生态博物馆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似乎延续了中国传统意义上民族类博物馆的逻辑，这不禁引起大家无限的深思。

本文已获得《博物院》杂志授权，改编自《表征民族——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原文刊载于《博物院》杂志2017年第2期。作者：尹凯，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博物院》杂志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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