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被重视的口述历史——博物馆参与社会问题讨论的重要形式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博物院杂志 Author 侯春燕
口述历史的载体可谓丰富多样,诸如传记、日记、访谈、录音、影像、多媒体装置、歌曲和戏剧等。
尽管长期以来囿于以“物”为中心的专业传统,博物馆未将口述历史纳入收藏和展示的范畴,但在事实上早已开始尝试以“物”或是辅助设施的形式(如文献和影视记录等)将其收藏和展示。随着人们对博物馆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口述历史在博物馆中所扮演的角色渐被重视,甚至被视为参与社会问题讨论的重要形式。
在传统的博物馆展览中,由于展览理念未获实质突破,展览功能未被根本拓展,口述历史虽然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只可谓充当了配角,其重要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口述历史多以历史“见证物”的形式现身于历史类展览中,主要包括历史人物的口述、自传、回忆录或者是日记等。
“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用的绞刑架”
“李大钊被捕后的亲笔自述”
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在展示“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历史事件时,使用了“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用的绞刑架”和“李大钊被捕后的亲笔自述”两件实物的组合,同时还使用了“李大钊被捕后的亲笔自述”,亦称《狱中自述》,展示李大钊被残酷杀害的历史事实,彰显了李大钊国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为民族解放舍生取义的精神。该展览中的《李秀成亲供手迹》也同样起到了历史“见证物”的作用。
《李秀成亲供手迹》
在传统博物馆展览中,运用最为广泛的口述历史载体是影视资料,大多采用电视等设备播放相关访谈和影视作品剪辑,作为展览的辅助展示设施。
2017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陈家泠艺术大展”中,在展示陈家泠各类艺术作品的同时,在相关内容版块还配置了对陈家泠的访谈及其自述电视片,讲述其对艺术的认识和创作的过程,更为有效地强化观众对展品的感性认识。
西方许多历史博物馆将口述历史录音和抄本摘要整合到展览中。如,美国史密森学会中的绝大多数博物馆都成功收藏了为数不少的口述历史访谈,并以录音、录影和摘要抄本的方式展示给参观者,从而使口述历史成为展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的一些博物馆也在尝试以口述的方式策划展览。如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未名·辞——北京大学2017届毕业生主题展”中,每件展品和说明词均由毕业学生提供,以口述的形式记载了他们大学四年中从“遇见”“冲动”到“理想”和“分别”的某个重要时刻或重要事件。
传统博物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展示主题单调、内容偏枯、形式呆板和疏离社会热点等不容回避的缺失。由于社会变动的加速和文化价值的日趋多元,观众需求的多样化与博物馆功能的固定化之间的矛盾随之凸显。口述历史在展览中角色的强化,应该有益于博物馆功能的更新、拓展和对上述诸般缺失的弥缝。
传统博物馆的展览策划或以宏大历史事件为叙事主线,或根据馆藏文物的时代、材质、器型、用途等标准分类,或根据展览主题分类,选择相应器物予以布展。虽然突出了历史或文物的重要性,但无形中隐去了人的存在。为了弥补这一缺失,生动呈现人与历史、遗产的关系,一些机构尝试开展“历史记忆”“集体记忆”收藏项目。
荷兰的身份与文化想象中心是一个通过视觉元素展现移民及其文化的中心,是荷兰第一个从移民自身角度突出表现移民文化与身份的文化组织,通过举办各种活动,邀请人们讲述其历史与文化故事。这些故事常常被用来制成各种展览、视听节目和数字化产品,供新移民和当地居民欣赏。
美国华盛顿特区社区人文评议会曾开展了一项“街灯计划”,邀请波托马克花园社区人口占多数的非洲裔居民讲述其宗教传统、迁徙过程、家仆生涯、“大萧条”时期的生活和自己的奋斗故事。通过个体对其自身历史记忆的口述,居民们找到了可以共享的集体记忆,拉近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将个体与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阿那科斯蒂亚街坊博物馆的馆长也一直关注着该项活动,最终协助居民将其讲述整合为一项展览。
在上述案例中,口述历史已从传统的展览辅助设施转变为了展览内容的主要来源。
随着新博物馆学的发展,博物馆的展示场所开始突破围墙,走向与遗产和居民相关联的实地现场。这对已经习惯了静态展示的博物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勇于探索,不断革新博物馆观念。
2005年5月,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在温斯特堡周边地区开展了6种声频漫步的系列活动。该地区正处于转型时期,主要居民为蓝领阶层,社会问题严峻,并正进行着一场引人关注的大改革。博物馆通过6个与这一地区有密切联系的居民讲述自己的故事,使用6种语音导览游记录了这些变迁。他们的故事能被下载,而且mp3播放器也由位于同一地区的博物馆来提供。温斯特堡语音导览游使得故事讲述和客观事实相符相融,在15-40分钟的时间内,参观者沉浸在口述故事世界里(胡凯云:《对话在博物馆展览中的意义及运用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42-143页)。参观者听着故事在城市里漫步,宛若与熟知该城故事的人结伴旅行。在体验这些故事的过程中,人们能与城市的场所记忆形成新的亲密关系:一旦一个故事与一个地点相联系,该地就被赋予了某种新的意义,不再会被轻易地忽视或遗忘。
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出现,促使人们反思博物馆的本质和功能。人们希望博物馆成为能够提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论坛,尤其是那些存有争议的问题。为此,有些博物馆尝试通过口述历史元素的介入,广泛倾听社会公众的声音,从而将展示延伸为一次众声争鸣的公共讨论。
2009年,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主题为“进退两难:美国血汗工厂的历史,1820至现在”临时展览,讲述了1820年以来美国制衣产业血汗工厂的情况。展览的结尾处设置了一个“对话”版块,引导观众对展览发表自己的想法。“对话”版块占据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展览空间,放有来自制衣工厂和政府的六个人的巨幅照片,照片旁设有一些物件和文字,讲述他们自己对于血汗工厂的观点。还放有供观众留言的笔记本,印有一些引导问题,比如“关于血汗工厂,什么是美国人需要知道的?策展人邀请了六位演讲者在此解答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希望知道你的想法”。观众对此反应非常积极,留下自己的观点,阅读甚至是评论他人的评论。
在这里,博物馆的展览所关注的不仅是文物的证史功能及其艺术和科学价值,还有当事人或旁观者对“物”所要表达的社会与生活意义的个性化理解。于是,事物的结论似乎已经不再重要,而人对事物的不同态度则变得更有价值。
口述历史可以藉由必要的艺术形式运用于博物馆展览之中,引导人们关切现实人生,深刻揭示人们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的困惑和冲突。
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推出的“例外状态:中国境况与艺术考察2017”展中,展出了马海蛟创作的三屏影像《家庭分裂主义》。作者的创作源自于他偶尔收集到的一封反映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与困惑的家庭信件。马海蛟以信件的叙述为脚本,通过语言分析,还原了3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正在服役的青年士兵、患有眼疾的中年生意人和信仰基督教的老年知识分子。围绕家庭问题乃至社会变迁,通过摆拍、场景重现、画外音等手法,将信件内容融入剧情之中,诗意地展示和折射了3个代际的人在中国当代社会的真实生存状态。这种艺术博物馆中的艺术装置,将口述历史艺术化、全景化和形象化地呈现于展览中,促使人们去思考代际人群之间价值和行为的起承转合及实际生存状态。
口述历史的引入,可以弥补宏大叙事方式展示重大历史事件伴生出的说教痕迹过重、“物”与“人”分离的缺失,有助于充分展现生命个体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命运及其感悟,从而提升展览的生动性、感染力和说服力。
英国曼彻斯特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北方馆
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北方馆展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英国及其联邦国家关于战争与冲突的故事。该展览以个人叙述的方式整体铺开。展览序言引用了一位士兵在书信中所讲的一个凄婉故事,即1918年的大流感夺去了他深爱的妻子的生命:“那是真的一见钟情……她19岁我20岁。我们正经历的流感瘟疫在上个周日将她带走了,去了一个未知的地方。我现在是一个鳏夫了。战争成功画下了句点,但是我担心在和平来到世界的时候,我的心灵和思想永远不会再平静了。”而在“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单元的说明词中,则引入了英国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格雷于1914年8月3日所讲的一句话:“整个欧洲的灯都要熄灭了。”
上述口述历史元素在展览中的适当运用,显然使那些原本失之骨感和沉闷的宏大历史事项变得更加富于人情味、亲和力和历史现场感,从而营造出更能激发观众情感和引发观众思索的展览情境。
博物馆展览中的展品阐释,大多源自策展人的学识经验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往往视角单一、刻板乏味。为此,一些博物馆尝试引进观众观点,借以丰富展品解释视角,激发观众的参与热情和观展兴致。
2005年,英国伦敦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委员会组织开展了“重访藏品”的计划。博物馆邀请了不同文化和族群的代表,观察和讨论博物馆挑选出来的藏品,就藏品的历史背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文化象征、自身体验和想象的故事,以及藏品形状、纹理、设计、功能等物理性质的本能反应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讨论细节都会被工作人员记录下来,成为博物馆完善展览和策划新展览的基础。类似的活动还有曼彻斯特博物馆开展的名为“集体交谈”项目。
除了历史文化类的博物馆,艺术类的博物馆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
美国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联合组织实施了“史蒂夫博物馆”计划,通过网络收集、处理社会大众对博物馆艺术藏品的描述和阐释,希望藏品的描述性标签除了专业人士的语言之外,还能够呈现普通观众的语汇。
英国的利物浦博物馆开展的“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故事”项目,邀请本地居民表达对博物馆展览主题和展品的诠释,也可以向博物馆赠送或者借出物件。博物馆记录和整理居民的口述资料,逐渐将其观点和资料补充到常设展览中,或者将其策划为临时展览。任何属意该项目的观众,只需在问询台或网络上填写申请表格即可参与。此类项目通过对观众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评鉴和选用,一定程度上使展品阐释突破了专家和策展人的认知局限,同时也为博物馆展览资源的积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作为现代博物馆强化展览与观众之间互动关系的举措之一,口述历史的收集和运用较之在触摸屏上的简单知识链接更具有建构意义。
荷兰的阿姆斯格林博物馆位于阿姆斯特丹历史中心区,其前身是改建于1661年的秘密的罗马天主教堂(当时不准许荷兰公众信奉天主教),1888年改建为博物馆。2004年,该馆举办了一个主题为“从出生受洗到归于尘土——阁楼中的故事”的展览。展览期间,要求观众分享自己关于七种基督圣礼的个人经历。收集到的故事被公布到网站(ww.wha-eonpsolder.nl)上,与故事有关的实物都拍成照片登载在“故事圣坛”上。
旧金山探索馆甚至将收集到的观众口述故事直接植入展览现场之中。2016年,该馆举办了一个名为“真正重要的问题”的展览,旨在探索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人类之所以是人类的原因。在“爱情是什么?”的展区设计了“六字故事”项目,观众可以以爱情为主题写下他们的六字故事,并将其融入于展品之中。观众对此的回应非常积极且趣味盎然。策展人帕米拉·温弗莉称,这些问题非常复杂,业已历经了几个世纪的讨论。虽然语气是提问式的,但并不一定要解答,只是希望能够借此呈现人们看待这些问题的一些当代视角,以保持这些问题的活力,并希望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把这些讨论带回家,在餐桌前告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我们想将它变成围绕重要问题展开深度讨论的跳板。
可见,在博物馆展览中设置口述历史建构环节,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增强互动效果的探索。
在现代新博物馆运动的推动下,博物馆界在展览策划过程中对口述历史的“博物馆化”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我们应该在乐见其成的同时,敏锐地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在实践中认真反思,并积极筹谋应对之策。
口述历史元素在博物馆实践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运用,由此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也随之浮出了水面。由于多数口述历史信息并未以规范出版物的形式面世,难以获得知识产权法的应有保护。它们在为社会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常常因为“不能充分考虑到自身权利和利益,使得一些录像和其他可利用的资料,如传统歌曲或部落符号等,极易被第三者非法占有和滥用”。
2005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民族博物馆委员会组织了一个题为“口述传统的道德问题——知识产权与文化机构”的重要座谈会。会上委员会主席丹尼尔·帕普加(Daniel Papuga)谈到,包括《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在内的所有博物馆道德法规,均很少提及知识产权的问题。这就为博物馆中包括口述史资料在内的一些新型展品埋下了知识产权隐患。
如何使“博物馆化”的口述历史资料得到有效保护,以防其被不当乃至非法使用?这一问题需要博物馆界、法律界乃至政府和社会深长思之,且早出良策。
长期以来,博物馆一直被视为产生和传播权威知识和官方观点的文化机构。然而,口述历史所呈现的态度和认知,往往仅能代表讲述者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绪或一得之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给某些引入了口述历史元素的展览带来困扰。
随着新博物馆学的发展,博物馆的身份和职能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观念前瞻的博物馆已经不再囿于充当权威知识的传播机构,而是希望成为参与社会发展的公共论坛。但在博物馆不断探索口述历史运用新路径的语境下,由于某些观众对博物馆的认知和期待仍停留在固有层面上,难免会导致其对博物馆展览中口述历史元素的误读误判。
很多博物馆试图通过对口述历史元素的运用,丰富展览内容,活化展品展示形式,增强展览亲和力,扩展博物馆功能——这一努力得到了博物馆界越来越多的理解、肯定和鼓励。但是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让观众切实意识到,口述资料并不代表博物馆和官方的观点和立场,而是向观众提供“一个焦点镜头,仅仅展示给观众某一观点”。对于那些致力于口述历史元素开发和运用的博物馆而言,力避社会公众对其产生的种种误解和舆论谴责,应该成为其博物馆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博物馆的功能始终处于不断更新和拓展之中,而口述历史的方法、内容或相关元素在博物馆展览中的运用还处于筚路蓝缕之中。博物馆界应以“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平和态度,正确看待口述历史在博物馆展览中的角色和作用。我们要在秉承传统博物馆优势的同时,坦然面对并努力解决博物馆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既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因噎废食,一如既往地实践和省思口述历史元素在博物馆展览中所能扮演的多元角色。
本文改编自《口述历史在博物馆展览中的角色强化》,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8年第4期(总第10期)。作者:侯春燕 中国国家博物馆。
《博物院》杂志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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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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