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博物馆建馆90周年：回顾创业之路，再续岭南之光
当光阴转过六百个轮回，镇海楼已然在越秀山巅看尽了古往今来的沧桑荣辱；当年轮写下第90圈，广州博物馆也迎来了建馆九十周年华诞。作为中国早期创建的博物馆之一，广州博物馆的前身广州市市立博物院以其领先时代的运营理念、服务社会与助力学术突出贡献，在中国近代博物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任广州市教育部长的陆幼刚的这份《请拨镇海楼筹设市立博物院》的提议拉开了筹备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序幕。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早在规划中的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已然被赋予了“助力学术”“启发民智”与“服务社会”的殷切期待。
助力学术研究
从1928年10月24日教育局局长请设博物馆的提议被讨论，到1929年2月11日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在镇海楼建成开馆，短短110天的建馆周期也刷新了当时建馆时间的记录。
10月24日
广州市第170次市政会议上讨论教育局局长陆幼刚“请拨镇海楼筹设市立博物院”的提议。
10月31日
广州市171次会议通过建博物馆的提议，并先设筹备追加预算案，筹备费六百七十五元。
11月6日
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成立。谢英伯、丁衍镛等为常务委员，顾颉刚、辛树帜、费鸿年、司徒槐等为委员。委员会确立了“供专门学者之研究，养成学生事物之观察，奋兴人民文化进展之感想”等为办院宗旨。
11月22日
文物征集工作开始。
1929年1月1日
镇海楼重修完成，举办竣工典礼。
重修后的镇海楼
2月5日
博物院筹备处入驻布展。
2月11日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在镇海楼举行开幕典礼，首日就迎来了2万余名观众。
开幕典礼盛况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身处我国近代革命策源地的广州——责无旁贷地将“开化民风”、“服务革命”内化在自身的机构使命中，秉承“收藏当下”的理念、收藏并展出革命文物无疑是博物院践行使命的重要体现。
不同于“三部一室”建制（“三部”是博物馆的业务部门，即保管部、展览部和教育部，“一室”指博物馆的行政部门，即负责行政事务与安全保卫的办公室），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在建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采用按照藏品类型划分的博物馆内部管理运营机制。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成立一周年时
管委会主要负责人的合影（居中者为谢英伯）
1929年2月26日，博物院筹委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议决通过将筹委会改名为“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并呈报教育局。管委会下设美术部、自然科学标本部、革命先烈遗物部、历史博物部。1936年底，管委会对院内机构进行了调整，改为古物、民族、自然科学、美术和总务五大部门，由市政府委任相当学历和资历之学者专家充任各部主任。这样的机构设置一方面与博物院的陈列布置相一致，每个部门分别负责一类藏品的保管与对应展厅的维护，另一方面也与这一时期“以藏品为主”的博物馆业务中心相适应。
90年前的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藏品管理系统，在藏品征集与保管等方面均走在时代前列。
1928年1月8日，博物院筹委会发表的《征集文物陈列品宣言》：
“窃维欧美各国繁盛市区，每有伟大博物院之设，以之类聚品物，征集文献，大有可为表率，足资垂法者。无论为何品物，尤必尽量搜罗，使申景仰，其所以实施民众教育，用意至深且远。乃者广州市市政府、市行政会议议决筹设市立博物院于粤秀山之镇海楼，兹值筹备期间，各类陈列品物，自非旁搜博采，难臻完善。我广东为革命策源之地，伏念总理手泽、先烈遗品与夫革命纪念品物，无一不可与民众观感，回顾缔造功勋，律以饮水思源之意，便当汇列院内，垂诸久远，谨拟征集类例，及奖励规程于后，所望邦人尽量捐送，或以廉价让出，俾臻完备，岂惟该院之光，实南中国文化所系，谨此宣言，伫候明教。”[1]
博物院征集藏品类型丰富，涉及古物、革命纪念品、工艺美术品、民俗物件与自然标本等。在筹备期间，筹委会面向各区县、海内外收藏机构与个人分别发布了藏品征集布告，并详细列出了适用于不同类型藏品的征集细则。
《征求革命纪念品布告》
（1）总理及先烈生前用品及手迹；
（2）镇南关革命时所制之军用票；
（3）革命军各役之军用票；
（4）海外筹饷之军债票；
（5）革命各役、军界同志足资纪念之器械；
（6）总理颁发革命军各役之军界同志之印信、委任状、手书等；
（7）总理颁发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海内外党部及主盟人之印信、委任状、手书等；
（8）各同志因革命入狱之手足拷镣等刑具；
（9）其他具有革命纪念价值之物品。
同时，为鼓励社会积极捐赠藏品，博物院筹委会拟定了《征集陈列品物奖励规程》，对永久性捐赠与借用有价值藏品或捐赠藏品达到一定数量的个人给予如下奖励：
①呈请市政府给奖、
②由本院发给奖章、
③悬本人肖像并将芳名勒碑院内永留纪念、
④赠本院出版物及纪念品、
⑤登报表扬。
为保证藏品征集的科学性，广州市教育局还聘请近代民主革命家谢英伯、历史学家顾颉刚、生物学家费鸿年、农史学家辛树帜、美术家司徒槐、地质学家朱庭祐、文物鉴藏家罗原觉等14位各学科领军人物为博物院筹委会委员，指导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工作。委员们不仅积极献言献策，更亲自向海内外名家、机构征集了广东地区古生物化石、古代及近代历史文物、书画及民俗等众多珍贵文物，为日后的陈列展示及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2]
为规范藏品征集管理，博物院还为各县设计了藏品征集记录表格。表格内容十分详细，涉及入藏地、入藏方式、捐赠者信息、物品类别、物品质量与形制、运输方式等。
正式开馆后，考虑到馆藏文物的安全，博物院还从广州市公安局调配枪弹特警2名，在博物院日夜守戒，还请来东方摄影公司对陈列物品按照美术、自然科学标本与历史博物三大类进行拍摄，并设色彩，留档保存。[3]
馆内藏品类别为划分依据，博物院的五层分别被打造成五个展厅：一楼陈列矿物、地质标本，二楼陈列鸟类及昆虫标木，三楼陈列哺乳类动物标本，四楼陈列民俗文物及工艺美术品，五楼陈列历史文物及革命文物[4]。与此同时，院方也对展陈进行持续探索，如时任院长谢英伯在《历史风俗部报告书》中将广州地区的历史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期，开创性地探索地方史的展陈模式。
博物馆展厅内景
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与黄绍雄在参观博物院后，这样评价道：
“各部之物品件，虽二、三月内仓卒之征集，而各部物品之精美，尚不失博物院之本旨， 尤以总理之遗物及武强玉印、刘师复之假手、七十二烈士之遗像等物……珍于万物。以在满清专制之下，各烈士宁愿牺牲鲜血头颅以行革命，今日全国民众之自由幸福，皆由此牺牲而换得之，其功勋之伟大，确为我国之革命历史增光不少。”[5]
博物馆展厅内景
传播岭南考古文化
“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是博物馆的两个重要职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筹建伊始，筹委会即确立“以学术修明，民智丕开”的办院宗旨，并以“美术、历史博物、自然科学”为博物院业务范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州市市立博物院不仅成为孕育岭南考古的摇篮，也成为公众了解考古的重要窗口。
1931年，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谢英伯以“中华考古学会”为基础，依托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组织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职业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
广州黄花考古学院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曾传轺、胡肇椿、蔡哲夫；后排左起：谢英伯、杨成志、朱庭祐）
黄花考古学院吸收了刚从国外学习考古、民族学归来的胡肇椿、杨成志等年轻学者以及蔡哲夫等为代表的传统金石学家，短短几年间相继发掘了广州东山猫儿岗汉墓、东郊木塘岗汉墓、西村大刀山晋墓、东山寺贝底朝汉台砖瓦遗址、东郊坟头岗汉晋墓群、北郊黎庄六朝墓群等墓葬遗址。
广州地区最早的较为系统的考古发掘可以追溯到1931年猫儿岗汉墓的发掘。1931年初，蔡守先生的学生得知邻居在建造房屋时发现墓葬并报告给蔡守夫妇。得知消息的蔡守夫妇在第一时间向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申请对墓葬进行发掘。田野发掘工作从1931年2月26日持续到3月5日，期间，蔡守夫妇采用相对严谨规范的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并每天坚持写发掘日志，保障了考古发掘的科学性。考古发掘结束后的第二天，猫儿岗汉墓的发掘报告已经初步完成，后发表于次年出版的《考古学杂志》（创刊号）中。
尽管蔡守夫妇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考古学训练，但从现有资料中我们发现，参加考古发掘的工人们都曾经或多或少从胡肇椿处接受了考古发掘的专业训练、考古发掘的出土物也部分转交给广州市市立博物院保管和研究。
蔡元培题《考古学杂志》（创刊号）
张继1931年10月所题《考古学杂志》（创刊号）卷首语
——“欲知中华民族之真精神，当向祖先之骨髓里去寻。”
《考古学杂志》（创刊号）刊载学术论文及发掘报告目录
在学术出版方面，黄花考古学院在1932年出版发行了我国最早的考古学专业期刊——《考古学杂志》（创刊号），刊载研究性论文与调查、发掘报告。较为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活动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出版，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广州已成为岭南地区乃至中国考古的重要阵地。
1933年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期间，广州市市立博物馆是市政馆的所在地。观众在这里可以了解到包括公务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卫生事业、土地行政等在内的广州市政建设的成就与未来的规划蓝图。
值得一提的是，在助力学术研究的同时，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积极发挥着“从学术到公众”的桥梁作用。比如在1933年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期间，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就首次展出了轰动一时的1916年东山东山龟岗南越木椁墓出土的铜器、陶器及刻字椁板。
服务社会公众
作为社会的公共文化空间，博物馆在近代传入以来就被赋予了“培育公共精神与公共道德”的时代责任。在与社会公众的对接方面，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始终与社会公众保持畅通的交流关系。当地公众通过报纸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博物院从筹备建馆到藏品征集、从开馆后的陈列展览到各类活动的相关信息。借助大众媒体，广州市立博物馆在开馆伊始就为自己在公众视野中做好了预热，也为今后更好地服务社会、融入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而且，以广州市市立博物院为代表的一批博物馆通过制定参观行为规则，培养了社会公众在“文明空间”中的自我监督与自我约束意识。[6]开馆两周后，为规范运营管理、向公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参观服务，广州市市立博物院拟定了《广州市立博物院参观规则》；同时，为统计入馆参观的观众数量，博物院还为个体观众发放铜牌作为凭证。[7]
《广州市立博物院参观规则》
一、参观时间，每日上午十时起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起至四时止。逢星期一、日休息。
二、凡有左侧情事之一者，不得入院参观：
（1）有恶疾者；
（２）衣履不整者；
（３）携带雨具或其他行李者；
（４）携带兽类或其他危险物者；
（５）携带食物者。
三、凡入院参观者不得违反下列各类：
（1）毁坏院内一切物件；
（2）不得手触玻端及陈列品；
（3）不得在院内便溺（小童须由家长或师长、保姆注意）；
（5）不得随地吐痰；
（6）不得在院内吸烟；
（7）不得喧哗杂沓 ；
（8）不得凌乱出入路线及在路口停留；
（9）不得摄影。
（按：原报纸第三条缺（４））[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博物院一景
如今，90年过去了，经历了几易其名、多次迁址和改制，广州博物馆已经发展成为集收藏、展示和研究广州历史文物为一体，立足广州、服务社会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馆舍也从最初的镇海楼逐渐发展为包括镇海楼展区、仲元楼展区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两个分馆的馆舍格局。2017年，广州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九十年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在建馆90年之际，回望初期的创业之路，重温当年的初心，方知未来的方向。
90年岁月沧海桑田，
广州博物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传承延续着岭南文化的精魂。
值此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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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广州博物馆建馆八十周年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第281页。
[2] 《广州市府呈拟筹设博物院请分各县市区采集品物迳送陈列案》，《广东省政府训令教字第二二七号》1928年12月8日，《广东省政府周报》教育第64/65合刊，第123页。
[3] 陈鸿钧：《广州市立博物馆建馆始末》，《中国博物馆》2018年第3期，64-69页。
[4] 黄兴刚：《广州解放前的博物馆》，《广州研究》1986年第8期，71-72页。
[5] 同[3]。
[6] 徐 玲：《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1840-194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第168页。
[7] 陆幼刚．提议设立广州市立博物院案［Ｍ］//广州市立博物院筹委会．广州市市立博物院成立概况．广州：天成印务局，1929。
[8] 同[3]。
参考文献：
广州博物馆 编：《广州博物馆建馆八十周年文集（镇海楼论稿之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徐 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徐 玲：《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1840-194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
黄兴刚：《广州解放前的博物馆》，《广州研究》1986年第8期。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考古世纪回顾》，《考古》2000年第6期。
张强祿：《抗战之前的广州考古》，《广州文博》2016年第6期。
陈鸿钧：《广州市立博物馆成建始末》，《中国博物馆》2018年第3期。
图文资料来源：广州博物馆
作者：豆纳&miyagi
编辑：Naranja#慢慢来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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