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展览 | “海宇攸同”——来国博看广州秦汉考古中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
8月10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协办的“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展览海报
该展览是首个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广州考古成果专题展，共展出广州地区出土的秦汉时期精品文物332件（套），包括一级文物38件、二级文物43件、三级文物53件，另外还有广州地区近年出土的汉代金饼、陶胡人俑灯、珠串、汉代陶鸮形五联罐等尚未定级的精美文物。
展厅现场
本次展览通过丰富的出土文物反映出秦汉时期岭南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凸显了岭南社会多文化融合交流、兼容并蓄、和谐发展的时代特征，展现了岭南地区极富特色的古代饮食生活和丰富多元的礼仪文化内涵，为观众展现广州这颗南域明珠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呈现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格局。
广州从这里走来
广州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已有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先民已经通过陆、海路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先民进行交流互动，并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百越文化。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建南海、桂林、象三郡，筑蕃禺城，岭南正式纳入秦帝国版图，蕃禺城也是广州建城之始。
秦将赵佗建立南越国，实行“和辑百粤”政策，推动岭南地区进入跨越式发展。作为岭南中心的蕃禺，更是珍奇荟萃，成为大史学家司马迁笔下的九大“都会”之一。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多元文化并存，最后融入华夏文明体系。
观众参观展览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配合城市建设，广州拉开了大规模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序幕。秦汉考古是广州考古的重点工作。60余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区先后发现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及大量汉代臣民墓葬。
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三处南越国考古遗存组成的“南越国遗迹”于2006年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作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点”再次入选预备名单。除此以外，约2000座秦汉时期臣民墓葬的发现，为复原研究秦汉时期蕃禺的都市风貌、风俗民情及岭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宫苑、王陵、水闸和臣民墓葬，共同展示了秦汉时期广州（蕃禺）以至岭南地区的生动历史图景。
观众参观展览
本展览从中华文明的塑造构建、基因传承、融汇交流等视角，在秦汉时期统一盛世的历史背景下重塑和展示岭南地区辉煌的古代历史文化。展览分“南域明珠”“四宇同光”“美食美器”和“丝路序章”四大部分。
第一单元“南域明珠”，主要讲述秦拓南土、南越建国及帝国一统的历史进程，重点展品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印、玉印、组玉佩、铜勾鑃、丝缕玉衣以及南越王宫出土的木简、印文陶器等。
第一单元“南域明珠”
第二单元“四宇同光”，重点展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多元一体文化面貌的形成过程和基因构成，涵盖了汉、楚、越、胡等风格的器物，岭南地区博采众长而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艺术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史上辉煌的一章。重点展品包括南越王宫出土的印花大方砖、熊饰踏跺、“万岁瓦当”以及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龙带钩等。
第二单元“四宇同光”
第三单元“美食美器”，重点展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与饮食文化相关的日常生活、礼仪制度、艺术审美、精神信仰等内容。食在广州，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美食美器”，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岭南地区极具特色而又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内涵。本单元重点展品有鎏金铜壶、铜钫、铜鍪铜烤炉、铜鉴等。
第三单元“美食美器”
第四单元“丝路序章”，重点展示岭南地区与域外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开启了持续两千多年不断繁荣发展的悠久历史。本单元重点展品有陶船、铜提筒、四联体铜熏炉、陶俑座灯等。
第四单元“丝路序章”
罕见的发现宫苑、王陵、水利工程系列汉代遗存
在同一城区内同时发现保存较为完好的王宫及御苑、王陵和水利工程等系列汉代遗存，这在中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
南越国宫署遗址作为南越、南汉两代的都城，秦统一岭南以来历代郡、州、府官署所在，是广州作为岭南地区两千余年不变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的实物见证，也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发展和繁盛的重要历史见证。
南越宫苑遗址鸟瞰图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是世界上迄今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处木构水闸遗址，反映了汉代的高超水利技术。
南越国水闸遗址
1995年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内意外发现的南越国大型石构水池遗迹，和1997年在石构水池的南面揭露出残长约160米南越国曲流石渠遗迹，共同组成南越国人工园林水景。这两者组成的南越国宫苑，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中国宫苑实例，被誉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
南越国宫苑曲流石渠遗迹
2002-2007年间的科学考古工作，进一步发现了南越国宫殿和科学而完善的排水体系等重要遗迹，并在其中一口渗井中出土了百余枚南越国时期木简。这批木简是广东地区首次发现的秦汉时期木简，被誉为“岭南第一简”。木简内容实为南越王宫的纪实文书，反映出宫室管理、职官刑律、物品进贡和社会风俗等多方面内容，为南越国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展览现场展出南越国时期木简
2003年南越国二号宫殿基址出土南越王宫博物馆藏陶器盖残件，表面戳印“华音宫”三字。“华音宫”未见史籍记载，应是南越国自主设置的宫殿。有学者认为“华音宫”的寓意为华夏之音的宫殿，在春秋时代“诸华”与“诸夏”都表示文化、礼制较为先进的中原诸国，汉时“华”字代表的范围扩大，寓指汉朝的统治区域。这三个字或许寄托着南越国主赵佗对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
戳印“华音宫”的陶器盖残件 南越王宫博物馆藏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特大方砖，边长达96厘米，厚度16厘米，重达150公斤，堪称中国秦汉考古第一大砖。此次展出的一件大方砖边长也接近70厘米，厚12.5厘米，重达107.8公斤。这样大的方砖，一方面体现出南越国王室对宏阔建筑风格的追求，一方面也说明南越国的手工业生产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大方砖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万岁”文字瓦当数量众多，文字写法多样，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多变的艺术风格。“万岁”是欢呼祝颂的代语，寓意长寿吉祥。南越国都城是当时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宫殿建筑规模大、等级高，考古出土的“万岁”瓦当主要集中于南越国都城，代表了南越国时期瓦当艺术的最高水平。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万岁”文字瓦当
华南之最——南越文王墓
南越文王墓是中国华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墓主身份最高的汉代彩绘石室墓，被称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考古五大发现之一。墓中出土文物一千多件套，共万余件，集中反映了两千多年前南越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
南越文王墓
墓中出土4件汉式铜鼎和3个越式铜鼎的器身有“蕃禺”或“蕃”的铭文，说明广州建城至少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广州城市建设史的重要物证。
“蕃禺”铜鼎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墓中还出土了很多“迄今发现最大”或“世界唯一”的珍贵文物，刷新了人们对汉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已有认知。这些文物都在本次展览汇聚，与观众见面。
发现于墓主人胸部的“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金印的印面阴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刚健有力。根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的帝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至于诸侯王、外藩首领的印章，目前所见的材质多为金，边长介于2.2-2.4厘米，属于典型的“方寸之印”（汉代一寸约等于今2.3厘米）。这枚“文帝行玺”，印面长3.1、宽3厘米，材质为金，有别于秦汉帝玺和汉诸侯王的规制。
“文帝行玺”金印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丝缕玉衣是南越王的敛（殓）装。汉代流行玉衣制度，从西汉初年的文景时期便已开始。到东汉时期，古籍记载的玉衣已明确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种，按等级不同分级使用。南越王墓出土的这套丝缕玉衣是不见于记载，目前考古出土独一无二的玉衣形制。
丝缕玉衣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古人认为用玉敛（殓）葬能使尸体不朽，南越王除了身穿丝缕玉衣，还在玉衣内外上铺下垫了大大小小的几十块玉璧，在玉衣的头套顶端为一玉璧，手套各有一玉觽，脚套旁有一双连璧，这充分反映了南越国统治者的崇玉观念和厚葬习俗。
丝缕玉衣及玉觽、双连璧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南越王墓还发现了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印花织物工具——印花铜凸版。它出土于西耳室，由大小两件组成。小的印板应是印花时的定位纹板，大的一件为主面纹板。二者工序分先后，功能不同。说明汉代岭南地区丝织业已有较高水平。
印花铜凸版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都市风貌、风俗民情岭南社会经济发展达到新高度
广州汉墓出土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陶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形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西汉早中期，广州一带的房屋多呈干栏式，其平面呈长方形，下层多为圈栏。后出现上层平面呈曲尺形的陶屋，堂屋后侧的廊屋设有厕所，住房与厕所分离开来。
干栏式陶屋 南越国时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广州汉墓出土了大量陶屋、仓、囷、井、灶、车、马及牛羊等模型明器，表明当时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帝国一统的背景下，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岭南地区物质文化的地域特色逐步减弱，其整体面貌越来越与中原地区趋向一致。
陶牛、猪、鸡等模型明器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鸮形五联罐由四个大罐和中心一小罐组成，各罐以泥梁连接，不相通，均有盖，盖钮为鸟形。五罐造型为猫头鹰（鸮），盖为鸮首，作双眼、尖喙，罐身作出双翅及尾巴。通体叶脉纹以示羽毛。四个大罐底均有文字。造型独特而生动，广州发现仅此一件。
广州西汉晚期墓中开始出现陶质托灯俑，东汉墓有更多发现，这些或头顶，或手托灯盘的俑，体貌特征与汉人炯然有别，被称为“胡人”。俑的形象皆跣足，多数深目高鼻，捏出或划出络腮鬍须，也有的宽鼻厚唇，有的带耳环，有的缠头巾，外貌及装扮体现了不同族属、人种的特征。广州汉墓出土的俑座灯位于主人棺具的前后处，很可能是汉代达官富人来自海外的家奴的形象，为其主人掌灯。
陶俑座灯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海陆要冲，兼容并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始发地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对秦汉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交流的许多细节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两千年前的秦汉南域以其独特的位置占据着帝国版图上光辉璀璨的一角，两千年后的广州则延续包容开放的历史传统，继续书写发展复兴的全新篇章。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带釉砖瓦的釉呈青灰色，玻璃质感强，可有效防止雨水渗漏，是当时砖瓦烧制工艺的一大进步。这件青釉筒瓦釉质莹润透亮，属于钠钾玻璃釉,与公元前3世纪印度哈斯蒂纳珀地区的玻璃成分十分接近,其制作工艺可能从海外传入。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釉瓦实例，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秦汉时期的重要实物例证。
青釉筒瓦 南越王宫博物馆藏
在南越文王墓墓主的上胸发现珠襦饰物，其中有32枚焊珠金花泡，制作工艺十分精湛，印证了史书的记载：南越国时期，广州已经与部分海外地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并汇聚了大量奇珍异宝，金花泡很有可能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流传路线可能是以地中海为起点，途经波斯湾、印度洋，最终到达南海，自西向东而来。金花泡被输入岭南，也是南越国与中原地区、与海外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金花泡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广州两汉墓葬中出土大量珠饰，材质丰富，形状多样，色彩斑斓，除了本土制造以外，有些在制作工艺上吸收了海外元素，有的直接属于舶来品。
琥珀煤精玛瑙石榴石红玉髓费昂斯珠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据不完全统计，广州两汉墓葬出土的各类珠饰二万余颗。当时，人们多把玻璃珠与红玉髓、玛瑙、水晶、琥珀、金、银等珠饰穿串起来挂在项上，或戴在手腕上作为装饰。广州发现的大量玻璃珠子部分可能产自我国沿海地区。有的应与琥珀、紫水晶、蚀花红玉髓等珠子一样来自海外，是岭南与海外诸国交通贸易往来兴盛的重要物证。
广州位于中国的南大门，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两千年长盛不衰的重要港口城市，岭南文化兼收并蓄、勇于开拓、大胆革新、讲究务实的特点一直传承至今。正如展览名称“海宇攸同”所揭示的：地域文化是大一统文化的细节呈现。此次展览通过集中展现广州秦汉考古出土文物，揭示了大一统视角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过程。
本展览展期至2021年11月9日。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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