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海：新中国博物馆研究的拓荒者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国家文物局 Author 王歧丰
在北京老前门火车站的东面，有一栋孤独的塔楼。今年92岁的博物馆学泰斗苏东海先生就住在这里。这栋建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高楼，在当年属于前三门地区的标志物之一。苏先生一家搬进来时，中国正迎来博物馆大发展时期，博物馆学研究也刚刚起步。苏先生对中国博物馆研究的拓荒之旅便从这里开始，又走向世界。他“借”来域外之火，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为中国博物馆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当年的明星楼已沧桑，苏先生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把喧嚣关在了门外。面对前来探访的中国文物报记者，苏先生的眼里闪起了光彩。他说：祝贺你们，祝贺全国的文博工作者，我们已经走进了文化中枢的新世界。
摄影：李让
初识博物馆
参与革博创建
苏东海先生祖籍徐州，1927年出生在北京。在那个“无处安放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他辗转南京、徐州和北平多地才读完小学。从初中到高中，他又先后在北平、重庆、贵阳和昆明等地就读。回到北平上大学时，他有幸听到了胡适先生的课。现在提及此事，他会不由得感慨：听过胡适先生课的人，现在在世的还有几个人啊。
新中国成立前苏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就坚信了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1949年2月，苏先生带着十几个大中学生参加了华北野战军，后来又踏上抗美援朝战场，历时4年5个月，经受了残酷的血与火的考验，为祖国立了功。10年军旅生涯，他多次徘徊于生死之间，不止一次目睹战友在身边倒下，磨炼出了超人的坚强意志。
1959年2月，苏先生服从组织安排，到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报到。
“我们要在国庆十周年前把陈列搞出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苏先生说，那时大家的工作热情都非常高涨，但博物馆陈列该怎么搞却不知道。他所在的陈列部只有两个人之前接触过博物馆和展览。大家伙就按照苏联陈列模式，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拟定了主题，构建了陈列大纲。
陈列制作开始后，苏先生负责的木工组任务很重，大至陈列屏风，小到说明牌，都是木工活。白天黑夜跟木头打交道，后来他风趣地对人说，自己研究博物馆就是从木材开始的。
1959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落成，苏先生和同事们进驻现场开始展览布置，那是真正的大会战和攻坚战。苏先生还清楚地记得，人们在现场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夜里仍灯火通明。终于，赶在“十一”之前完成了陈列施工。后中央研究决定革命史陈列暂不开放，又经过二次重大陈列修改，于1961年7月1日建党40周年之际正式对社会开放。
深入研究博物馆
国际交流中找灵感
中国革命博物馆开馆后，全馆工作的重点逐步向保管工作转移。最初可以说是从零开始，苏东海先生接受了建立藏品目录卡的任务。一本《苏联博物馆学基础》成了他的重点参考书。除学习苏联经验外，他还向了解美国博物馆的同行取经。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视野，他又去了北京图书馆了解图书分类卡的办法，甚至还去了协和医院病案室，参阅了检索卡片的设立方法。
经过一系列努力，《革命博物馆藏品卡片目录系统》终于制作完成，包括顺序卡、来源卡、物名卡、人名卡、事件卡、单位卡、时期卡及库藏卡八套卡片，为每件藏品提供了基本信息。在这项工作中，与文物藏品更深入的亲密接触，让苏先生感到自己对博物馆职业的情感越来越深了。后来，苏先生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写给年轻博物馆同行们的一封信，里面写到“要在博物馆持久工作下去是要有一种行业的吸引力才行。我是从亲近文物中奠定行业感情的。从亲近文物到传播文物越做越有味道。”
可惜“十年动荡”的到来，让他不得不离开自己喜爱的博物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才得以重回革博陈列部。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千家万户，也将博物馆内的阴霾一扫而光。1981年10月，“中国共产党60周年”展览在南斯拉夫展出，苏先生接受了这个首次出国办展的任务。这也让他有机会看到国外博物馆的高水平展陈设计，一些细节让他印象深刻，比如在展品说明牌上设置馆章。他对博物馆的功能开始深入思考和研究。
随着博物馆界国际交流越来越多，苏先生感受到了大量的文化碰撞，这些外来的文化也影响了他对国内博物馆建设的思考。“只有理解自己才能吸收外来的有益的东西，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他认为，从文化角度看，博物馆最终应该达到收藏珍品、科学研究和社会教育三种职能复合的形态。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博物馆经历了大发展到理论繁荣的阶段，为了提高中国博物馆学会的学术水平以适应博物馆建设的需要，苏先生又主持创办了《中国博物馆》和《中国博物馆通讯》两本会刊，让更多博物馆研究工作有了交流和推进的平台。
从宣传到实践
创建首个生态博物馆
在不断的国际交流中，苏东海先生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博物馆概念——生态博物馆。访问挪威时，他发现一座生态博物馆就是一个农村社区文化中心，档案室存放着社区的档案和私人寄放的纪念品。这个社区就是一个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是“活”的，它保存着一种鲜活的文化。这让他感到震撼，于是他决定在国内做生态博物馆实践。这时的苏先生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经过反复考察，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选址在了贵州梭嘎苗族山寨。苏先生回忆说，梭嘎苗寨在深山老林之中，与外界隔离。他们至今仍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活，在这里建立生态博物馆，对传统文化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都具有典型意义。从1997年动工到1998年10月建成开馆，在苏先生的多方奔走之下，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诞生了。博物馆主体建筑与村寨浑然一体，村民可以在这里活动，展示各种文化产品，游客也可以在这里参观。
苏先生认为，在国内建设生态博物馆，要把国际化的种子，种在中国的土壤里。既要符合生态博物馆的国际化标准，也要有本土特色。生态博物馆要保护环境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要保持村寨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要树立村民的主人意识，提高村寨文化水平。
在苏先生的推动和指导下，贵州又成功续建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隆里生态博物馆等，内蒙古、广西和云南也相继创建了各自的生态博物馆，并逐渐建设成为生态博物馆群，为保护各地区的特色文化和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奉献一生心血
多年随身物品全部捐献
苏东海先生是过惯了简朴生活的，走进他的寓所，除了老旧的桌椅外，见不到一件名贵的物品，完全不像一位文博界大家的家。
2014年5月的时候，他就和老伴王迪一起，把他们一生收藏的108件（套）记录历史风云的老物件捐赠给了首都博物馆。这些文物，记录了他们精彩的人生，也见证了历史的风雨。
王迪老师是苏东海先生的革命伴侣，两人一起参军，一起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她的弟弟也是志愿军战士，牺牲在了朝鲜，年仅20岁。转业到地方后，王迪进入北京日报社工作，是《北京晚报》创刊元老之一。1958年3月15日，《北京晚报》创刊号上头版头条“赵堂子居民开怀大鸣放”就是王迪老师采写的。
王迪老师一直帮助苏先生写作，苏先生每天写2000字，王迪老师就帮他打字录入2000字。2014年在首都博物馆的捐赠现场，苏东海先生和王迪老师最后一次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可惜，2016年3月10日早上，王迪老师在苏东海先生身边溘然长逝。
回想起老伴儿，苏先生的眼里又闪起了光。“我们没有办过像样的婚礼，也走过了钻石婚。结婚几十年没有自己的房子，前三门这套房是我们第一套房，当初搬进来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布置这个家，像布置新房一样，可开心了。”回忆到这里，苏先生忍不住抬起了头，墙上挂着王迪老师的照片。
2016年9月，《苏东海思想自传》出版，书中记录了苏东海先生作为一名新中国博物馆事业拓荒者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严肃执着研究博物馆各种问题的历史脚步和思想轨迹，也有他和老伴儿生活中的甜蜜点滴。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最后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文博界我的同辈人和后来人，献给刚去世的我的妻子，以告慰她在天之灵。”
心系中国文物报
关注报纸的内容和质量
苏东海先生是《中国文物报》的老作者、老读者、老先生、老朋友了。《中国文物报》创刊34年来，苏先生为报纸写来数不清的好文章，其中很多是饱含他思想智慧的精品力作，在文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苏先生也非常关注《中国文物报》的内容和质量，一般出报当天他就能在家看到报纸，每期报纸都看得很细、很认真，如果收不到报纸，他往往当天就会打电话来问能不能补给他一张，很多时候，他还会针对报纸刊发文章的内容优劣，打电话给报社有关领导说说他的看法和意见。
谈到后来，苏先生的状态越来越好。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文物报》“工艺专刊”和“文旅专刊”的创刊，说他读了柳士发社长写的创刊致辞，感觉非常好，祝贺报社拓展了新的领域。
今年是《中国文物报》迁京30周年。苏先生祝愿《中国文物报》越办越好。
临别时，他紧紧握住他的“小朋友”李让副总编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本文作者：王歧丰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9年7月30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