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隽旸】 大国关系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

2016年以来，中俄继续进一步夯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关系维持竞争与合作的常态，俄美关系因既存在战略利益冲突又存在结构性矛盾而难以改变。已经积存一段时间的国家实力的量变引起了国际格局的量变，这种量变进而带来大国战略意图和双边关系的改变。积蓄的量变正在引发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质变，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缓慢的形成中。

2016年到2017年，世界主要大国的实力在发展，国际力量格局发生了新的改变，大国关系也相应有了新的发展。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对把握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的现状与走势至关重要：第一，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势；第二，对大国力量新格局做出评估，把握中国在其中的新地位；第三，研判大国集团多边平台的力量、发展和博弈。

一、大国双边关系的新问题、新趋势

（一）中俄：进一步夯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未来合作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2017年，中俄进一步夯实成熟稳定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主要原因是中国与俄罗斯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相同或类似，拥有高度一致的利益契合点。

第一，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和协调。高度的政治互信是双方在重大问题上能够进行协调的政治前提。从中国的“战略地缘”看，俄罗斯也是中国重要的战略外交伙伴，例如2017年7月，中俄就朝鲜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中俄在多边机构中也加强了协作，如在联合国保持了较为紧密的沟通与协作。

第二，中国与俄罗斯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丰硕成果，2015年5月中俄联合发表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两国决定对接各自发展战略。2017年6月，随着《关于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的联合声明》的签署，对接战略得到逐步落实。^[①]

第三，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投资、航空航天、互联互通等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首先，中国与俄罗斯能源合作大有前景。一方面，俄罗斯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在“石油-美元”体系中只能被动接收既定价格和规则。^[②]另一方面，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对西方国家的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中俄能源合作在贸易合同签署、油气工程技术服务、设备供应、下游油气精炼、与油气贸易相关的金融合作，以及中国企业参股俄罗斯能源企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③]2017年7月，中俄原油管道二线主题贯通，每年向中国运输的俄罗斯原油达到1500万吨。^[④]

其次，中国与俄罗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战略合作取得进展。在航空合作方面，2017年5月，中国商飞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共同投资成立中俄国际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⑤]落实了2014年中俄两国签署的政府间协议。2014年，中俄双方决定共同研制远征宽体客机及重型直升机等。在航天合作方面，中俄在国际空间站建设与运行、卫星系统数据共享、联合深空探测等领域，进一步展开实质性合作。中国与俄罗斯主张对外空进行和平利用，反对外空武力竞赛。^[⑥]

再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成为中俄发展战略对接的重要务实环节。远东开发已经成为俄罗斯的长期战略，^[⑦]而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也迎来振兴契机。中俄在该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因此迎来对接时机。一方面，中俄在交通、口岸及海关、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存在较大差距，存在互补空间。另一方面，2015年以来，在西方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吸引外国投资乏力。^[⑧]总的来说，中俄在建设基础设施方面既存在共同利益，也拥有互补条件。

总之，中俄合作的基本框架能够实现双方的利益共赢，发展战略能够互相对接，战略性大项目不断推进，两国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就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的协调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中俄双方在未来的合作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中俄关系只会向前，不会后退。

（二）中美：坚持互利合作大方向，战略互相仍存退化可能

2017年以来，中美关系虽然有波折，但两国仍努力坚持深化合作的大方向。2017年，中国与美国高层保持密切交往。2017年4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中美元首会晤，2017年7月8日双方领导人在G20汉堡峰会后进行会见。此外，双方领导人还多次通话，保持密切联系。^[⑨] 2017年11月特朗普实现首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2017年4月，两国元首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以及社会和人文对话等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2017年6月，首轮外交安全对话举行，双方达成包括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加强对话与合作、支持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半岛和平稳定、提升两军关系等多项共识。^[⑩] 2017年9月，首轮社会和人文对话举行，双方在教育、社会发展、科技、卫生、地方人文合作、文化、环保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2017年10月，首轮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举行，双方就反恐、禁毒、打击网络犯罪等问题达成广泛共识。^[11]

2017年，中美经贸合作更加务实，但也出现波折。中国对美国放宽牛肉、大豆等农产品进口，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美国对中国则放宽高新技术出口管制。为平衡中美贸易，双方应该取长补短、相向而行，尤其是加强在服务贸易、双向投资等领域的合作。^[12]2017年8月，美国宣布对华启动301调查，这对中美经贸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违背了互利共赢、相向而行的目标。

分歧和敏感问题的双边管控，需要中美双方“柔性”对待。^[13]中美双方应当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加强战略透明度与可预测性。在地区热点问题中，中美双方应当加强预案与沟通。就2017年的情况来看，频密的高层沟通，以及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及相关具体领域频繁召开的双边工作组会议，为中美双方沟通认识、协调方法等发挥了作用。

中美关系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第三方因素可能导致两国战略互信的退化。由于美国要对其盟友承担安全上的责任，所以第三方因素可能成为中美战略互信退化、引发冲突的潜在因素。2017年以来，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致使半岛局势急转直下。朝核问题成为最有可能影响中美战略互信的难题。在朝核问题上，中美双方保持了密切沟通、特别是高层沟通。在首轮外交安全对话中，双方重申致力于“全面、可核查、不可逆地”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14]但在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政策措施方面，中美的分歧则难以彻底消除。中国反对美国借机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15]但美国一直采取强硬态度并威胁要摧毁朝鲜。

为了尽量避免第三方因素引发战略互信退化、引发双边冲突，中美双方应当从结构和制度两个方面着手。从结构上来看，中美应当尽量将没有必要的第三方因素隔绝于双边关系议程^[16]例如中美双方不应当将朝核问题视为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从制度上来看，中美应当积极建立多层级的全面立体预防管控机制，例如中美海军合作有助于防止双方在南海擦枪走火。

（三）美俄：战略利益冲突与结构性矛盾导致两国关系难以改变

2016年美国新总统上任以后，美俄关系或许将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独特施政风格，而在表面上出现缓和。但是就长期而言，决定美国对俄政策的不是总统的施政风格，而是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国家利益以及民意。^[17]因此，美俄关系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俄关系的症结在于美俄之间既存在战略利益冲突，又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战略利益包括欧洲盟友的安全，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特别是乌克兰、叙利亚存在重要的战略利益。2017年以来，美国与俄罗斯在多个地区形成军事博弈。2017年4月，美军对叙利亚政府军进行武力打击，美俄军机多次形成紧急状态。^[18]美国与俄罗斯在许多地区争夺战略空间的大国博弈从来没有止息，美俄战略利益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没有改变。^[19]此外，美俄之间的战略利益冲突通过制裁等形式，还影响到美俄经贸关系，使战略利益冲突态势更为复杂。

同时，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在政治上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美国选择对俄罗斯采取对抗政策，有两重结构性考虑。从国际政治来看，对抗俄罗斯能够遏制一个潜在的战略对手，同时凝聚北约及亚太盟友，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对新兴大国形成整体震慑效应；^[20]填补独联体地区政治空白。就国内政治来看，对抗俄罗斯能够顺应美国民意。另一方面，俄罗斯选择对美国采取强硬政策，则是因为美国对北约的军事义务与俄罗斯所追求的欧洲安全新架构存在结构性矛盾。^[21]美国力图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俄罗斯希望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四）中美俄：美俄关系走向不会改变中美关系常态

美国作为中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俄关系对中美关系自会有一定影响。一方面，美国同时是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如果美俄战略利益冲突和结构性矛盾不能显著减轻，那么可以预见，中国与俄罗斯“有限反制”美国的态势将得以延续。^[22]另一方面，无论美俄关系有限回暖或是有限恶化，都不会改变中美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基本态势。

从中美俄三边关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作为中国的主要战略合作伙伴，对中国有正面影响，也可能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俄罗斯“能够增强中国对自身地缘战略能力的估计”，^[23]但中俄协作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也可能使双方外交政策因彼此形成掣肘。^[24]在与中国核心利益无涉的政策领域内，作为俄罗斯主要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应当加强判断，正视不必要协作可能带来的风险。^[25] 

二、大国力量新格局中的中国

2016年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主要大国实力和战略意图的变化也在使国际格局发生改变。中国从“有所作为”到“奋发有为”，在大国力量新格局中具有了新的地位、影响和责任。

（一）大国力量格局与大国战略意图的变化

  1.大国力量格局变化

本报告使用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军事能力三个大类的测算指标来衡量2017年世界主要大国国家实力的发展。^[26]在这三个大类测算指标中，资源禀赋一般变化不大，而经济水平、军事能力则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一定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国力量格局发生改变。

资源禀赋——包括人口、疆域及资源——是国家实力的物质基础。国家实力基于资源禀赋的变化主要来源于人口特别是劳动力人口与老龄化水平的变化，以及自然资源开发水平的年度变化。 

经济水平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发挥影响力的根本物质基础。GDP及相关数据是反映一国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能够通过年度变化来展现国家的发展态势。

军事能力是构成一国实力的极为重要的测算指标。军事实力是国力的最直接作用手段和最终表现形式。本报告通过军费总开支与核弹头数目来考察评估国家总体军事能力的发展。

  2. 大国战略意图变化

美国对外战略意图在2017年发生如下变化。第一，强调“权势政治”，借助军事实力和多边制度，试图继续维系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存在，继续维系美国在热点区域内的主导力和影响力。第二，突出“美国第一”，确保各项战略设置和对外政策全方位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第三，做好“义务瘦身”，重新审视美国参与国际政治各项制度安排的责任分配和义务支出，避免提供不必要的公共物品。

俄罗斯对外战略逐步东移，亚太外交成为俄罗斯国家崛起的承载道路。^[27]一方面，亚太地区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极和博弈地，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引起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转向。另一方面，俄罗斯较不发达的西伯利亚地区具有发展契机，而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外交困局亦促使俄罗斯将外交战略重点投向东方。但俄罗斯对其所倡议的欧亚发展战略，仍然存在一定疑虑。^[28]

印度的对外战略具有大国战略特征：印度将自身定位为南亚乃至印度洋地区大国，希望掌握该地区主导权，并发展为“全球领导大国”。^[29]这是由于一方面，印度人口资源禀赋本身就属于大国，这赋予印度以大国定位，另一方面，印度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分量加重，相应地其外交战略也定位于大国外交。

日本近年来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日趋强硬，二战结束以来的和平主义外交路线遭受考验。^[30]原因如下。首先，中日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是日本加强防务的首要借口之一。其次，美国孤立主义倾向浮现，日本等美国亚太盟友将有借口更倾向于加强自主防卫。是大国力量格局的变化造成了日本战略意图发生变化。

主要欧洲国家的战略意图也由于大国力量格局的改变而发生分化。一方面，西亚北非一些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引发欧洲难民危机，欧洲国家忙于应对，相关国家开始反思价值观外交，回归现实主义、重新衡量国家利益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大国力量格局变化使得主要欧洲国家战略目标出现分化。德国因为经济向好，国力得到增强，因此开始注重输出德国经验、承担国际责任，^[31]而英国选择脱欧，则是为了独立追求全球化政策，不受欧盟掣肘。

（二）中国在大国力量新格局中的新地位、新作为

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新地位首先来源于实力的量变。大国力量格局的新变化已经开始数年，并仍在持续发展中。大国力量格局的变化首先是一种量变。这种量变并非始自2017年。2010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升至世界第二，这是近年来大国力量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变更。这一重要变更的关键性意义正在逐渐展现。与这种新地位相伴而来的是新的利益、责任、期待与影响力。

首先是利益。大国力量格局的量变带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大国力量格局与利益分配的国际机制密切相关。随着中国企业与中国人不断走出去，中国海外利益逐渐向全球发展。其次是责任，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以更加务实积极的姿态投入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去。再次是期待与影响力，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拥有了新的地位，其他国家将对中国怀有新的期待，中国将对这些国家产生新的影响。

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开始转型，进入“‘奋发有为’新常态”。^[32]“积极有为”意味着积极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存量改革中去。一方面，中国还不是世界头号强国。另一方面，中国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制度性权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表达，制度权力滞后于国际力量格局的量变与质变。所以，中国外交不能再“韬光养晦”，至少需要“积极有为”。首先，中国保障国家利益，需要“积极有为”。只有“积极有为”，积极研判问题、创新方法，才能有效维护新形势下的国家利益。其次，在现有国际组织中提升制度话语权，在现有治理结构中提升制度话语权，同样需要“积极有为”。例如，在双边经贸往来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目前这个阶段，就具有存量改革的明显特征。^[33]而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则使得中国在现有的国际金融多边治理结构中话语权得到了提升。

“奋发有为”意味着积极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增量改革中去。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转型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发生改变。“你强我弱”需要“韬光养晦”战略，而新的国际格局与国际地位则呼唤“奋发有为”战略。^[34]“奋发有为”也意味着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新制度，创设新机构，贡献新理念，提倡新风格。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有别于以往纯粹服务于经济目标的计划，是全新的治理理念造就的合作与建设方案。中国出资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这些新的多边金融机构，不仅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的公共产品，^[35]同时，作为一种增量改革方案，也将倒逼现有治理机制进行改革。^[36]

从存量改革到增量改革，是从“积极有为”到“奋发有为”的进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断向制度层面扩展、深入。

三、大国集团：力量、发展、博弈

（一）七国集团：分量不如以前，实力不可小觑

2017年5月，G7峰会在意大利举行。G7仍然是最发达国家俱乐部，体现了原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G7面临问题与挑战。

首先，随着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发展及部分G7成员国经济相对阻滞，G7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有所下降。其次，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逆全球化趋势，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趋势与发达国家的内部困难互为因果。逆全球化使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展与改革迟滞延缓。再次，G7内部发展逐渐不均，核心关切彼此不同，政策步调难以一致。

因为以上种种问题，G7的分量不如以前，国际影响力逐渐衰落，治理功能中的一部分被新兴经济体的对话平台及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共同参与的对话平台所代替。

（二）金砖国家：分量更重，影响扩大

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在厦门召开。会晤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五国领导人决定“打造更紧密、更广泛、更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37]金砖国家合作得到良好发展，金砖合作分量更重，成色更足，影响更大。

十年来，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分量更重，份额更大。五国经济在世界占比从12%上升到23%，贸易额在世界占比从7%上升到12%。^[38]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五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过去十年超过50%。^[39]金砖五国涵盖了世界上重要的人口大国，享受发展成果、生活条件改善的人口数目庞大。

此外，金砖五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对调整与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产生了推动作用。金砖五国都是资源禀赋条件可观的发展中大国，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愿望强烈、能力突出。在金砖五国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了月6%的份额，同时，金砖银行等新型多边合作机制又提升了金砖五国在整个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制度话语权。

但金砖机制也面临挑战。其一，2016年以来，国际贸易增长持续低迷，逆全球化挑战日益加剧，五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分化，中国和印度发展势头强劲，俄罗斯和巴西则陷入衰退。^[40]其二，金砖五国内部关于对话平台的战略目标仍然存在不少分歧，合作意愿受到一定影响。其三，以目前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对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所提出的改革要求仍然抗拒。例如，金砖国家与G7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相当接近，但这两个大国集团各自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却有天壤之别。^[41]

目前，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国贡献的方案，主要是对接成员国发展政策以及提供多边治理公共产品这两方面。一方面，在双边关系中，如前所述，中国积极主动对接成员国发展政策。另一方面，在多边平台上，中国积极提供多边治理的公共产品。中国倡议建立金砖银行，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契机，促进金砖国家本币结算业务规模增长，预防并规避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出现的风险。^[42]

（三）G20：应对全球经济治理和框架机制改革两个方面的挑战

G20涵盖当今世界三分之二人口，五分之三国土，五分之四国内生产总值，五分之四贸易额。^[43]G20是国际经济的重要治理机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话的重要平台。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杭州峰会上指出，G20“应该根据世界经济需要，……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发挥领导作用，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开拓路径。”^[44]

G20面临的挑战来自国际经济治理和自身的机制转型建设两个方面。首先，G20要与时俱进，应对全球经济的综合治理。在2013年第八次峰会以后，G20峰会的议题和成果日益趋向综合经济治理。^[45]在不同的政策领域，G20机制的处理能力并不完全相同，^[46]因此G20的全方位能力建设仍大有可为。其次，G20必须转型，从应对危机的临时机制转型为长效治理机制。^[47]就汉堡峰会来看，会议构架已经难以继续处理多样议题，难以进行多元协同。^[48]最后，G20还必须与其他国际组织密切发展合作。^[49]

与G20所面临的两重挑战相应，中国在G20框架下的作为也可以分为全球经济治理和框架机制改革这两个层次。

第一，中国促进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加强有力的作用。2016年以来，逆全球化趋势显现，多边合作机制发展遭遇困难，中国通过G20框架传达守护全球化的决心与声音。习近平主席出席汉堡峰会，释放中国深化伙伴关系、坚持多边主义、开启全球经济治理新动能的正面信号。^[50]具体做法包括为G20带来“包容”“共享”“共赢”等新治理理念，促进货币政策、国际再平衡体系系统风险评估、金融市场监管、气候变化等重大治理问题讨论，引领新兴经济体逐步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治理主体，催生一系列补充性的多边合作机制。^[51]例如，2016年杭州峰会上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就以全新的“中国方案”，弥补了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的缺失，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52]

第二，中国积极帮助G20早日转型为长效治理机制。一方面，G20目前尚未成为长效治理机制，机制体制建设尚不健全，为中国参与制度设计与创新、提升制度话语权提供了全新的机会。另一方面，G20本身即是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平分秋色的对话平台，反映了中国对于国际新秩序的基本诉求，被认为是中国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有效平台。^[53]在推动G20机制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中国在提高自身实力、积极参与多边规则制定、提升制度话语权^[54]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综本节所述，G7所代表的发达国家实力仍不可小觑，但与此同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所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在不断发展。作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话平台的G20体现了大国集团在2017年的力量、发展与博弈。

四、结语：评估与预测

通过对2016-2017年世界主要大国实力的评估，本报告发现：

第一，从国家实力的量变看，自2010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在国际力量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地位意味着新的利益和责任，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新期待、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新影响力。这些变化逐渐改变了中国与主要大国双边关系的基本样态。

第二，从国际格局的量变看， “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仍然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但在第二梯队中，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都出现了分化与波折。一方面，发达国家表现不尽如人意，且内部出现分化。德国等国家发展良好，基本维持了现有的国际格局地位。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表现延续了上一年的特点，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表现强劲，不断上升的经济份额和国际影响力正逐渐改写着国际格局的地图。

第三，重要国家力量对比和双边关系将缓慢发生质变。首先，中国实力不断上升，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仍然稳固，因此中美关系将成为以竞争与合作交织为主线的双边关系类型，其中竞争主线甚至更加明显。其次，中国实力不断上升，俄罗斯战略与发展重点东移，中国与俄罗斯将继续建设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发展战略对接。长期来看，在美国“一超”地位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中俄关系将成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支撑力量。

第四，随着重要国家双边关系缓慢质变，国际格局将朝更加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日益趋于竞争的中美关系、更加紧密全面的中俄协作，实力不断增强的新兴经济体及其多边协作平台，将是国际格局民主化的重要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新机构、新制度、新理念，将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要素。而国际政治新秩序与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如何共存、互补、竞争乃至此消彼长，则取决于国家实力的发展，因此还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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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俄签署《关于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的联合声明》”，2017年7月4日，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707/20170702604249.shtml。

^[②]富景筠、张中元：《世界能源体系中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2期，第50页。

^[③]徐洪峰：《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中俄能源合作新进展及潜在障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1-125页。

^[④]《中俄原油管道二线主体贯通国内油气市场化加速》，《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7月14日第17版。

^[⑤]《中俄联合研制远程宽体科技项目合资公司挂牌成立》，《电子世界》2017年第11期，第3页。

^[⑥]《外交部：中国政府主张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武器化》，2016年5月11日，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511/c1002-28343273.html。

^[⑦]杨莉：《俄罗斯新一轮远东开发进程及影响》，《当代世界》2017年第8期，第68页。

^[⑧]于小琴：《西方制裁背景下俄罗斯远东投资环境及吸引外资前景》，《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4期，第113页。

^[⑨] 2017年9月6日，8月12日，7月3日，4月24日，4月12日，2月10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信息来源，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

^[⑩]《中美双方在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期间达成的有关共识》，2017年6月23日，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t1472819.shtm。

^[11]《解读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2017年10月7日，国防部网站：http://www.mod.gov.cn/jmsd/2017-10/07/content_4794078.htm。

^[12]《中美经贸合作更趋务实》，《国际商报》2017年4月12日第A1版。

^[13]马方方：《亚太地区秩序重塑与中美分歧“柔性”管控》，《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4期，第56页。

^[14]《中美双方在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期间达成的有关共识》，2017年6月23日，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t1472819.shtml。

^[15]《王毅介绍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情况》，2017年4月8日，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52259.shtml。

^[16]李开盛：《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及其管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106页。

^[17]韩克敌：《特朗普的对俄政策与美俄关系的四个维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4期，第57页。

^[18]董栓柱：《美俄关系为何难以重启》，《中国国防报》2017年7月7日第22版。

^[19]樊吉社：《冷战博弈能否终结：美俄关系的发展与变数》，《学术前沿》2017年3月下，第47页。

^[20]董栓柱：《美俄关系为何难以重启》，《中国国防报》2017年7月7日第22版。

^[21]陈宇、孙成昊：《俄美关系的虚幻与真实，《世界知识》2017年第15期，第34页。

^[22]柳丰华：《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中俄美三角关系：调整与走势》，《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4期，第114页。

^[23]许勤华、时殷弘：《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俄罗斯：显著意义与潜在负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2期，第7页。

^[24]孙兴杰：《中美俄战略三角即将重建？》，《同舟共进》2017年第4期，第40页。

^[25]许勤华、时殷弘：《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俄罗斯：显著意义与潜在负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2期，第8页。

^[26]李隽旸：《主要国家国力与影响力变化及评价（2015-2016年）》，张宇燕主编：《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7）》，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27]李勇慧：《普京东北亚政策解析》，《东北亚学刊》2017年5月，第34页。

^[28][俄]A·布拉捷尔斯基、P·法利亚霍夫：《俄罗斯对外关系与国家发展——来自不热津斯基与格拉济耶夫的观点》，《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4期，第80-88页。

^[29]王晓文：《印度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5期，第33页。

^[30]张勇：《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外交评论》2016年第6期，第45页。

^[31]朱瑞清、张健：《默克尔的“德式”风格外交》，《人民论坛》2016年8月下，第105页。

^[32]徐进：《中国外交进入“奋发有为”新常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12月，第40页。

^[33]胡海峰、王爱萍：《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基于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视角》，《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96页。

^[34]徐进：《中国外交进入“奋发有为”新常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12月，第42页。

^[35]曹德军：《中国外交转型与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5期，第34页。

^[36]胡海峰、王爱萍：《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基于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视角》，《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96页。

^[37]《习近平会见中外记者》，2017年9月5日，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jzgj_682158/xgxw_682164/t1490092.shtml。

^[38]《金砖十年成色十足》，《人民日报》2017年9月3日第5版。

^[39]《金砖十年成色十足》，《人民日报》2017年9月3日第5版。

^[40]李隽旸：《主要国家国力与影响力变化及评价（2015-2016年）》，张宇燕主编：《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7）》，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2-43页。

^[41]刘轶、江时学：《国际上对金砖国家合作的评论》，《亚太经济》2017年第3期，第177页。

^[42]徐秀军：《逆全球化挑战下金砖国家经济合作的增长点》，《亚太经济》2017年第3期，第91页。

^[43]贺丹、张许颖、黄匡时：《G20的人口与经济版图研究》，《西北人口》2017年第3期，第12页。

^[44]《习近平在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全文）》，2016年9月4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4/c_129268987.htm。

^[45]关于第一次峰会到第十次峰会的成果，参见东艳、张琳：《G20与全球经济治理：杭州峰会成果评估及发展展望》，《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第15页，表1，及第19页。

^[46]关于G20在不同领域的不同治理能力，详情可以参见项南月、刘宏松：《G20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122页。

^[47]《习近平在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全文）》，2016年9月4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4/c_129268987.htm。

^[48]杨清清：《从杭州到汉堡，G20的关注点有哪些变化？》，《财经界》2017年7月上，第80页。

^[49]东艳、张琳：“G20与全球经济治理：杭州峰会成果评估及发展展望”，《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第20页。

^[50]“屹然砥柱立中流——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德国并出席G20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2017年7月9日，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ershiguojituan_。

^[51]东艳、张琳：《G20与全球经济治理：杭州峰会成果评估及发展展望》，《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第17-19页。

^[52]詹晓宁、欧阳永福：《《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第3页。

^[53]徐凡：《G20机制化建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小集团视域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探析》，《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6期，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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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与数据库：

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

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中国国防部网站：http://www.mod.gov.cn。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官网：http://www.beidou.gov.cn/。

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3/0908/c64094-22843712.html。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4/c_129268987.htm。

世界银行数据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

美国能源信息局网站：https://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网站：http://fas.org/issues/nuclear-weapons/status-world-nuclear-forces/。

延伸阅读：

（本文选自《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8》，张宇燕主编，李东燕、邹治波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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