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衰落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通过OLS和工具变量等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了美国对世界银行发展融资分布的影响，发现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迅速变化，美国对世行的影响力在2007年之后逐渐减弱，特别是在贫穷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的经济利益减弱。其主要原因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影响力提升，制约了美国的干预力度；同时，国际发展融资市场的繁荣使世行发展融资的影响力有所削弱。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第一，促进发展融资市场繁荣和在机制上保护发展中国家对于保障多边体系的参与权和全球发展资金的公平、有效使用非常重要；第二，美国退出国际多边机制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通过多边机制实现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持续减弱；第三，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国际发展领域需要有更多的机构来补充和完善。霸权国与公共产品供给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由于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公共产品一直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霸权国则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提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无法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必须有能够并且愿意承担领导责任的大国发挥领导作用，提供维持体系稳定所需要的成本。[①]通过建立国际机制、授权国际组织等方式，霸权国家支付公共产品成本，承担大国义务，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追求绝对获益或相对获益。
国际发展融资体系是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赠款、免息或低息的发展融资以及配套的专业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持续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减贫。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中资格最老、全球覆盖面最广，是提供发展融资的旗舰机构。美国在世行的建立和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美国对世行的主导作用和通过世行实现美国利益是学界的普遍共识。罗伯特·弗莱克（Robert K. Fleck）和克里斯托弗·基尔伯（Christopher Kilby）等学者发现，美国对于世行具有较高的操控能力，能够显著影响世行包括发展融资分布在内的各种决策，通过世行实现其国际政治和经济利益。[②]斯科特·莫里斯（Scott Morris）和玛德琳·格里夫（Madeleine Gleave）曾指出，美国领导多边发展银行能够帮助其实现地缘战略利益、保障成本收益有效性、取得对目标国家的干预实效。[③]阿瑟·斯坦（Arthur A. Stein）认为，追求获益是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动力。[④]美国对世行的主导和影响是霸权国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完美案例。
近年来，美国对世行的影响受到两方面的挑战。第一，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发展中国家崛起和全球多极化趋势的制约；第二，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迅速发展对世行形成竞争压力。世界霸权的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放弃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国是否衰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罗伯特·瓦德（Robert H. Wade）认为，随着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相对经济权重已达到或超过七国集团中等经济体的水平，世界经济已从“单极”转向“多极”，不再由七国集团主导。这一变化给国际组织内部的权威和影响力分配带来显著影响。[⑤]约书亚·施夫荏森（Joshua R. Shifrinson）和迈克·贝克利（Michael Beckley）的讨论指出，中国在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力量迅速增强，这使其有能力在世界事务中维护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这种权力分配的持续变化会冲击美国霸权和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⑥]后发国家冲击既有霸权国家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影响力在历史上已有明证。丹尼尔·李（Daniel Lim）和詹姆斯·瑞兰（James Vreeland）就曾发现，日本在崛起阶段不断通过国际机构发挥杠杆作用，影响相关国家，实现自身国内和国际政策目标。其中，干预多边银行的发展融资分布是典型手段。[⑦]第二，国际发展融资体系迅速发展，发展融资的供给逐渐充裕，世行面临更多的国际竞争压力。拉格胡若姆·拉让(Raghuram G. Rajan)指出，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成立之初可以通过提供发展援助撬动受援国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今天这些机构仍然非常重要，但已经不再能通过撤资威胁受援国家，只能通过中立的问题分析促进国内改革讨论，在全球关键议题上主持对话，充当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伙伴，其影响力显著下降。[⑧]蒂亚戈·赫南德斯(Diego Hernandez)发现，中国、印度等新援助国的出现使得世行提供的发展援助遭遇竞争。世行对非洲进行发展援助的条件显著降低，这反映出世行通过提供发展资金约束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下降。[⑨]宋锦认为，随着国际发展融资市场的繁荣和各类智库的蓬勃发展，世行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地位遭到严峻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世行必须以更加中立的姿态发挥全球发展领导者的作用。[⑩]这两方面的挑战意味着，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用传统的方式理解美国对世行的影响并不可行。近年来美国对世行不满加剧。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质疑世行的发展融资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同发展议题中的分布等，体现出美国与其主导的世行机构和发展融资供给之间出现分歧。
美国霸权衰落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公共产品供给带来的影响是学界和政策界讨论的重要问题。按照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的基本逻辑，如果霸权缺位或者霸权国处于衰落之中，那么公共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短缺。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曾指出，在国际体系失衡的状况下，霸权国可能增加公共产品投入以维护霸权地位，也可能更少承担国际义务。[11]这种供给策略上的调整有很多例证。刘玮、邱晨曦发现，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条件恶化时（例如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会通过双边协议网络临时替代国际组织，收缩国际公共产品的惠及范围，增强国际公共产品的排他性，捍卫霸权利益。[12]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或者供给量会显著下降。另一方面，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认为，霸权衰落之后国际间的合作是可能的，最初由霸权国家建立的国际机制会在霸权国家衰落之后继续存在，并且持续对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发挥重要作用。[13]由于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国际机制自身的运行惯性，公共产品供给不会受到霸权衰落的影响。这些文献说明，关于霸权衰落对于国际公共产品的影响在理论上没有共识，在实践上也缺乏检验。
迈克·考克斯（Michael Cox）指出，权利的更迭以及美国影响力的衰退不是迅速完成的。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内，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仍然会长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新兴国家的崛起会面临诸多内部和外部障碍，权力结构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会有一个较长时期，必须重视这一时期所反映出的冲突、特点和问题。[14]结合当今时代背景，本文认为用静态的眼光去认识美国对世行的影响是不全面的，在霸权衰落、公共产品市场存在竞争的情况下讨论美国在世行的影响力变化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这一领域国际文献的发现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一些研究考察了世行的发展融资决策，发现世行的发展融资分布受到来自美国和受援国两方面的政治因素干扰。被干扰的议题领域包括贷款金额的多少、被资助项目的个数、贷款分配的速度等，其他国家的影响则不大。艾克赛·德拉赫(Axel Dreher)等发现，如果一个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席位，那么它被世行资助的项目数量会在下一年显著跃升。同时，这些项目的准备工作往往相对匆忙，准备时间显著低于其他项目，也即它们的融资申请被更快批准。[15]弗莱克和基尔伯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检验世行从1968到2002年的贷款数据，发现美国作为出资国可能会以撤资相威胁，要求援助机构提高对自己偏向的受援国的贷款比例。[16]当一个国家与美国的贸易水平比较高时，它得到世行贷款的比例显著提高。文章认为这明确反映了美国的“偏向”和美国对世行的影响。托马斯·安德森(Thomas B. Andersen)等专门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的IDA金额分布，发现在这一时期如果受援国在美国认为重要的事项上的联大投票立场接近美国，那么它获得的IDA贷款额就会较高，也就是说美国通过IDA的发放实现了向较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购买选票”的目的。[17]基尔伯检验了联大所有事项投票的结果（不区分美国的关注程度），发现美国的影响力要比预期弱得多，发展中国家收到的贷款金额也没有大的差别。[18]但是基尔伯也发现，如果受援国在联大投票中在美国认为重要的事项上与美国的立场相似、受援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或在世行执董会中拥有一席之位，那么它的世行贷款项目的准备时间会明显缩短，获得世行贷款的速度显著提升。[19]类似的发现也存在于双边援助中，例如易亚娜·库兹克(Ilyana Kuziemko)和艾瑞克·沃克尔(Eric Werker)以受援国是否担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为代理变量，考察了美国在提供双边援助的决策过程中是否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她们发现如果受援国担任非常任理事国，美国的双边援助会显著增加。[20]类似地，乔纳森·斯特兰德(Jonathan R. Strand)、庞珣和何枻焜发现了美国对美洲开发银行中的干预和影响，[21]基尔伯芭芭拉·安普顿(Barbara Upton)发现了美国对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22]德拉赫和熊爱宗发现了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23]其次，世行发展资金分配受到干扰的结果是其拨付的资金不能很好地完成推动发展中国家减贫和共享繁荣的任务。对于已批准的项目，基尔伯证明项目准备的质量对项目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影响，仓促行事将严重影响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24]德拉赫等检验了世行贷款项目的效果，发现如果以世行贷款项目的事后综合评分来衡量项目表现，经济脆弱的国家成为非常任理事国时获得批准的项目的 综合评分更低，也就是说由政治因素驱动的贷款更加低效，存在不能充分利用资金的问题。[25]考虑到由于受到美国的干扰，世行的发展资金在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分配（是否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支持以及支持的力度）中也存在低效率问题，美国对世行发展融资的公平和效率影响更大。世行作为国际发展融资机构，是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应该代表全球发展利益，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融资流向的公平和效率是保障世行促进发展、推动减贫和共享繁荣的基础。不能保障发展资金分配的公正和透明必然导致整个资金使用的低效，也导致世行自身影响力的衰退。国际文献已经发现了美国在世行发展融资决策中的影响，但是对于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期是否存在异质性，现有文献没有细致区分。随着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显著变化，美国霸权受到冲击、发展融资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世行作为一个多边发展融资机构面临更多挑战，遵从美国干预和维护美国利益的成本显著提高，目前尚没有文献进行深入地检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世行的影响力是否发生了变化。本文希望能够在这一方面加以分析，提供最新证据，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具体而言文章要检验的问题包括：第一，美国对世行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致力于通过世行发展融资实现哪些全球利益；第二，美国对世行的影响力在不同时期是否发生了变化；第三，发展中国家崛起和国际发展融资市场的繁荣对美国在世行影响力的下降具有多大解释力度。本文以两方面指标检验美国对世行发展融资分布的影响：第一，世行是否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资金支持；第二，如果支持，世行对一个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慷慨程度，即资金支持规模。为了考察美国是否影响了世行的发展融资决策，文章检验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利益两方面的考虑。美国在政治上的考虑被识别为潜在受援国在联大的投票与美国投票的立场相似度，美国在经济上的考虑被识别为美国与潜在受援国家的贸易总规模。文章的检验模型如下：
其中，Yesit表示世行在第t年是否对国家i提供了资金支持，如果提供则Yesit取值为1，如果未提供则Yesit取值为0；lnSPit表示世行在第t年对国家i提供的资金资助总额的对数；VTSMit表示该国第t年在联大投票中与美国投票的立场相似度，β1和ζ1分别为模型1和模型2中该变量的回归系数；lnTradeit表示美国在第t年与国家i的贸易总规模的对数，β2和ζ2分别为两个模型中该变量的回归系数。X为控制变量，代表发展中国家受到世行支持的常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根据文献设定，其目的在于减少世行发展融资决策中常规影响因素对关键变量估计的干扰。具体而言，控制变量包括国家i第t年在世行的投票权（votingpower）、是否具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位（unsc）、政体（polity）、取对数形式的人均GDP（lnperGDP）、取对数形式的人口总规模（lnpop）、该国除世行贷款外的债务总规模占国家GDP的比值（edebt）、国家当年发生显著冲突的次数（conflict），β是由这些控制变量的系数组成的向量，γt和ηt反映了所在年份的影响，εit和νit为随机误差。在理想状态下，世行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提供支持应当由该国的发展需求决定，美国与潜在受援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不应成为世行是否支持以及如何支持的影响因素，即β1、β2、ζ1和ζ2不应显著。考虑到在世行持股份额较高的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以下简称“其他五大国”）的潜在影响，我们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追加控制了国家i在第t年与其他五大国的投票相似度和贸易总额，检验控制其他主要国家的影响之后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紧密度对世行是否支持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模型如下所示：上标j的取值为集合J，包括英国（BR）、法国（FR）、德国（GR）、日本（JP）和中国（CN），例如VTSMitBR表示国家i第t年与英国的联大投票立场相似度，λ1BR是VTSMBR在模型3中的估计系数；lnTradeitGR表示国家i第t年与德国的贸易总规模，ρ2GR是lnTradeGR在模型4中的估计系数。
由于其他五大国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相关性以及它们对世行发展融资决策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模型1和2的估计系数综合体现了美国的影响以及其他五大国在与美国政治、经济利益存在相关性时的影响，它们共同属于广义上的美国影响，但可能高估了美国单个国家的作用。模型3和4的估计系数则是控制了其他五大国的影响之后的美国影响。由于其他五大国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相关性，这一估计方式可能由于共线性而使得美国影响的估计结果不显著，低估美国对世行资金分布的实际影响。模型1至4的估计可能由于两方面原因受到内生性干扰。第一，潜在的遗漏变量。例如美国与国家i的贸易规模以及世行对国家i的资金支持力度可能都受到该国参与国际市场和国际融资体系程度的影响。第二，互为因果关系。世行对国家i资助的力度可能是国家i对美开展贸易和同盟性投票的结果，也可能是其原因。这一相互影响在弗莱克和基尔伯以及马克·科帕洛维奇（Mark S. Copelovitch）的文献中早有提及。[26]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IV）的方法予以克服。工具变量法是计量经济学中估计因果关系的常用方法。在回归模型中，当解释变量与误差项存在内生性问题时，使用工具变量法能够得到一致的估计量。有效的工具变量应该满足“与内生解释变量存在相关性”以及“与误差项不相关或者说工具变量严格外生”这两个条件。[27]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包括美国当年对国家i的双边援助规模、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大投票中的异质性、国家i当年的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以及美国第t年在世行的投票权。根据已有经典文献，这四个变量的取值不会影响世行对国家i是否提供发展融资以及如何提供发展融资的判断，但是会影响美国通过世行实现自身政治经济利益从而影响它对世行为该国提供发展融资的态度，这样就满足了工具变量的要求。具体而言，美国当年对国家i的双边援助规模能够反映美国在世行融资之外对国家i的影响力度。相较于通过多边融资机构提供支持，双边援助是美国影响该国并保障其政治经济利益的更为直接的渠道。[28]双边援助的规模越大，美国对通过世行实现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倚重程度就越低；反之双边援助规模越小，美国对世行渠道的倚重程度就越高。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大投票中的异质性反映了美国对国家i联大投票立场的重视程度。美国与中俄在联大投票中的异质性外生于世行的发展融资决策，[29]然而当这种异质性程度较高时，美国会更为重视国家i与其投票的立场相似度，从而可能为此通过干预世行的发展融资决策对国家i施加影响。国家i当年的加权平均关税水平外生于世行的发展融资决策，但会影响美国与该国的贸易规模，从而影响美国与该国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30]美国当年在世行的投票权影响了它对世行融资决策的干预力度，它对世行是否以及如何资助国家i的唯一影响途径就是干预世行融资决策。[31]我们将模型1到4按照IV方法分别予以估计，并报告了IV估计的结果。文章考察的数据包括三部分。第一，世行分国别和年度的发展资金支持数据以及各国在世行的投票权统计，数据来源为世行官方网站；第二，各国的双边贸易数据来自IMF的贸易方向统计（DOTS），[32]各国历年的关税数据来自世界综合贸易方案（WITS），[33]各国历年的人均GDP、人口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第三，双边援助数据引用自AidData (2016)，[34]政体和非常任理事国数据引用自Dreher et al.(2009)，[35]各国各年度与美国的联大投票相似度数据引自Bailey et al.(2017)。[36]本文考察的时期为2003到2017年。图2反映了国际开发协会（IDA）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资金在考察期间的总资助金额和资助国家数的变化。从资助金额来看，IBRD资助的资金总规模超过IDA，但是2017年IDA超过IBRD成为世行内最大发展融资提供主体；IDA的资助在2003年至2017年间稳步增长，从2003年的48亿美元逐步增长到2017年的146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6%。IBRD的整体增幅与此类似，2008年至2010年间IBRD的总资助金额迅速上涨，但是此后三年中又迅速回落，2013年时已经降至128亿美元。我们将通过年份固定效应控制这种年度间差异。从被资助国家数量来看，IDA资助的国家数多于IBRD，且IDA资助的国家数表现出在波动中不断上升的趋势；IBRD资助的国家数在年度间变化较大，最近十年来基本维持在40个上下。
图2 世界银行提供的发展融资资金总额和资助国家数(2000–2017年)在考察美国影响的过程中，对世行发展融资按照提供主体加以区分十分重要。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是世行框架内提供发展融资的主要机构，[37]它们的发展融资有区别地提供给不同的发展中国家。IDA旨在向最贫困国家提供无息贷款、信贷和赠款，融资成本较低。IBRD则面向中等收入国家和信用良好的低收入国家，融资成本高于IDA。两个机构的发展融资共占世行提供的发展融资总额的近70%。[38]图3展示了IDA和IBRD的发展融资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分布情况，可以清晰地看到IDA资金更多地指向了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或者“贫穷国家”，为这些国家的发展融资提供了更好的“兜底”效果。IBRD的资金则基本排除了贫困国家，在其余国家中的分布也没有表现出明显偏好。
图3 IDA和IBRD为各国提供的贷款金额与其当年人均GDP的分布对IDA和IBRD进行区分检验的重要意义不在于考察不同发展融资机构的资金分配机制是否存在差别，而在于识别美国是否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影响策略。由于IDA和IBRD针对不同的目标国家，美国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很可能在IDA和IBRD的资金分布中体现出来。艾施文·卡伽(Ashwin Kaja)和沃克尔从委托代理的角度考察了执行董事在贷款分布中的作用，发现世行执董所在国家的IBRD贷款会增多，而IDA的资金分布则没有体现出这一特征。这说明IBRD的资金分配受到了更多的政治干扰，而指向最低收入国家的IDA资金的分配则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了公平性。[39]根据目标国家差别，按照IDA和IBRD分类检验美国的影响有其现实意义。使用OLS方法估计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联大投票相似度与世行是否以及如何对该国提供资金支持不相关，表现为VTSM的系数不显著。如果美国与它的贸易规模较大，则世行对其提供资金支持的概率和力度都会提高，表现为lnTrade的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如表1所示）。追加控制该国与其他五大国的投票相似度和贸易规模后（模型3和模型4的OLS估计结果），这两个变量的表现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如果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克服内生性影响，我们发现美国会基于政治考虑影响世行的发展融资分配。一个国家与美国的联大投票立场相似度越高，世行对其提供发展资金支持的概率就越高（系数为2.003***），同时获得资金支持的规模就越大（系数为60.192***）。美国与潜在贷款国扩大贸易也会显著提高世行为一国提供资金支持的可能。IV估计下lnTrade在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系数分别提高至0.208***和5.874***，规模为基准模型的三倍以上。IV估计下追加控制其他五大国的影响后（模型3和模型4），投票相似度的影响强度更大（系数分别提高至15.734***和440.079***）。贸易规模的影响则仍然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和其他五大国的贸易规模有较强的共线性。整体而言，一个国家与美国投票立场相似会显著提高世行对其提供发展融资的可能性和力度，说明美国对世行存在出于政治利益考虑的影响。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往来会提高世行为一国提供发展融资的概率和规模，但是加强美国与该国的经贸往来在获取世行支持方面没有额外帮助。用进口和出口数据分别代替lnTrade进行检验，得到的结论与此一致，但是对美国出口对获取世行资金支持的影响更为明显。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美出口以初级加工制成品、半成品或原材料为主，这说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原材料产地的重视程度高于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重视程度。发展中国家当年是否拥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政体、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除世行贷款外的债务状况、人口规模、发生严重冲突状况的影响都不稳定，其主要原因是IDA和IBRD的融资支持机制差异影响了世行资金整体分布的规律。下一节将提供更多分析。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模型还控制了一国当年的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状态（unsc）、政体（polity）、总人口（lnpop）、上年发生激烈冲突的次数（conflict）、以及年份固定效应。表2是IDA和IBRD融资分布的分别检验结果。与美国的投票立场相似度（VTSM）对两种融资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参见IV估计结果），即IDA和IBRD的融资分布都受到美国出于政治考虑的干预。从系数对比来看，IBRD受到投票相似度的影响明显大于IDA，表现为VTSM在IBRD方程中的估计系数高于IDA。由于IBRD的目标国家为相对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表2 的结果说明相对富裕国家从世行系统获得资金支持的过程更显著地受到美国政治考虑的影响。当这些国家与美国的投票立场不同时，它们从世行获得发展支持的概率更低，金额也更少。对于面向贫穷国家的IDA发展融资体系，美国政治考虑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但是程度上略微降低。这是因为IDA的发展融资分布受到定向支持贫穷国家这一机制的保障，[40]美国出于政治利益考虑对其施加的影响受到机制约束。对美贸易的影响在IDA和IBRD两个发展融资机制中的差别不明显，IV估计的结果显示不控制其他五大国的影响时对美贸易增加会提高IDA以及IBRD对一国的支持概率和力度，但是控制其他五大国的影响之后，lnTrade的作用不再显著。也就是说与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密切程度的确会影响世行为一国提供资金支持的决策，但是与美国的经贸往来没有额外的影响。用进口和出口数据分别检验得到的结论与此一致，其中对美国出口对于获取世行资金支持的影响更为明显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投票权对于它们争取IDA的资金支持起到了正向作用，表现为votingpower在IDA资金分布的IV模型检验结果中显著为正。但它对国家获得IBRD的资金支持没有明显影响，控制五大国之后votingpower的系数不显著。从系数规模来看，votingpower在IDA中的影响也高于IBRD。votingpower在IDA和IBRD两类资金分布中的影响差异再次说明对于贫穷国家而言，在制度上保障其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更有利于改善发展机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会显著降低该国获得IDA资金支持的概率，但是它对IBRD的资金支持没有显著影响，IV方法估计下lnperGDP的系数均不显著。国家的债务水平越高，获得IDA资金支持的概率越高，但获得IBRD资金支持的概率越低。这些发现说明IDA有偏向地流入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债务负担较重的国家，而IBRD的流向对国家的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偏好，国家债务负担较重时IBRD的融资支持率会下降。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模型还控制了国家当年的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状态、政体、ln总人口、上年发生激烈冲突的次数、以及年份固定效应。美国在世行融资分布中发挥的作用是否在不同时期间发生了变化、美国对世行的影响力有没有时期间差异、美国在世行运转中的地位有没有衰落是本文检验的重要议题。要考察时期间差异，一种可靠的方法是使用工具变量检验对美投票相似度（VTSM）和对美贸易（lnTrade）在不同时期对世行为一国提供资金支持的影响。具体的做法为将工具变量分别与年份虚拟变量交叉，之后重新使用两阶段模型估计TVSM和lnTrade在各年份的系数。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T为在2003年到2014之间取值的子集，上标D表示是在动态模型（跨年度考察）中的系数或残差项。表3梳理了对世行整体资金分布进行检验的主要估计结果。整体来看在2003年到2017之间的几乎所有年份，美国出于政治利益考虑都对世行发展资金分布施加了影响，这表现为一国与美国联大投票立场相似会提高世行对其提供资金支持的概率和力度。但是从规模来看，美国的影响在不同年份确实存在差异。不同模型的估计结果都显示与美国的投票立场相似对获得世行资金支持帮助最大的年份是2007年，帮助最小的年份为2003年和2013年。在多数年份，美国都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对世行发展资金分布施加了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世行是否对一国提供资金支持。在世行提供资金支持的力度上，美国影响力显著的年份有所减少但是数值上仍然为正。从对美贸易规模的系数来看，美国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对世行发展资金分布干预最多的年份是2003年，最少的则是2011年。[41]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模型还控制了国家当年在世行的投票权、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状态、政体、ln人均GDP、ln总人口、除世行贷款外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年发生激烈冲突的次数以及年份固定效应。图4反映了表3中VTSM和lnTrade的系数在不同年份的变动趋势。该图表现出两个突出特征。第一，从整体趋势来看，与美国的投票立场相似度VTSM对世行发展融资分布的影响在2003年到2008年间缓慢提高，2008年之后则逐渐下降，2013年到达底点。一国与美国政治利益的紧密度对其是否和多大程度获得世行发展融资支持的影响从2008年开始逐渐减弱，亦即通过世行实现的美国政治利益在下降。对美贸易lnTrade的影响在观测周期内有较强的年度间波动，在不控制潜在受援国与其他五大国政治经济紧密度的情况下，对美贸易的影响整体表现出减弱的趋势，亦即一国对美经贸关系的紧密度对其是否和多大程度获得世行资金支持的影响持续减弱。控制与其他五大国政治经济紧密度之后这种趋势有所放缓，这种放缓主要归因于潜在受援国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存在共线性，但这不应影响美国自身的直观感受，亦即通过世行实现的美国经济利益在2003到2014年间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第二，VTSM和lnTrade对世行是否对一国进行发展融资支持的影响似乎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政治影响增强而经济影响减弱的时期包括2003—2004年、2006—2007年、2010—2011年、2013—2014年，政治影响减弱而经济影响增强的时期包括2005—2006年、2007—2008年、2009—2010年以及2011—2013年。跟美国政治利益紧密度和经济利益紧密度对一国获得世行支持的影响没有同步变化，这是一个新的发现。理论上，在美国对世行影响上升的时期，其通过世行实现的政治经济利益都可能上升，而在美国对世行影响下降的时期，它通过世行实现的政治经济利益都会下降。本文对数据检验的结果与此相悖，美国通过世行融资分布实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多数是有所权衡的。VTSM和lnTrade对世行资金支持力度影响的趋势与是否受到世行资金支持基本一致，这里不再另外画图。
图4 VTSM和lnTrade对是否获取世行发展融资支持影响的变化
图5整理了检验IDA和IBRD数据得到的美国影响力年度变化趋势。总体而言，从IDA的资金分布来看，VTSM在IDA资金分配机制中的作用逐渐下降，2007年之后这种趋势非常显著，亦即与美国投票相似对于获取IDA资金支持的帮助迅速下降。lnTrade的影响在年度间变化比较平缓，趋势性特征不明显，亦即对美贸易对于一国获取IDA资金支持的影响在时期间没有显著变化。从IBRD来看，VTSM的年度间影响波动较大，整体趋势为先升后降。贸易的影响在共线性的作用下并不显著，但是从系数规模来看有下降的趋势。综合这些结果，可以判断前文发现的美国政治利益对世行资金分布的影响力整体下降的趋势主要存在于IDA的资金分布过程中。前文中发现的美国经济利益对世行资金分布的影响力有所下降的趋势主要体现在IBRD的资金分布上，亦即美国通过IBRD资金分布实现的经济利益下降。
图5 投票相似度和贸易对获取IDA和IBRD发展融资影响的变化为什么美国在世行发展融资分布中的影响力变弱，其背后的原因值得考察。本文检验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内忧”，二是“外患”。所谓“内忧”是指美国对世行的控制力减弱。近年来随着几轮改革性增资计划，中国等国家在世行的持股比例逐渐升高。虽然持股份额仍然与美国仍有巨大差距，但中国持股比例的上升可能稀释了美国的影响力，从而使世行不能充分维护美国利益。所谓“外患”是指国际发展融资市场的繁荣对世行发展融资形成冲击，此时可能出现美国对世行的影响力没有下降但是受援国对世行发展融资的依赖程度下降的情况，这导致世行融资对受援国的激励下降，它们因此也不再注意维护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亦即世行的“杠杆”作用降低。这两个机制都能在文献中找到依据。我们将用数据分别检验它们的解释力。对于机制一，由于中国是世行近年来持股比例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在经验方程中加入中国的投票权份额，考察控制中国的投票权之后VTSM和lnTrade对世行发展融资分布的跨年度影响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主要结果如表4所示。从VTSM和lnTrade的系数变化来看，控制中国的投票权之后VTSM对世行是否为一国提供资金支持的影响在多数年份有所增强（详见VTSM在模型3中的估计结果），即中国投票权的增加不会干扰美国出于政治考虑对世行资助哪些国家的影响。但是控制中国的投票权之后，VTSM对世行在各国的资助规模上的影响下降且基本不再显著（详见VTSM在模型4中的估计结果）。这反映出中国投票权的提高确实可以平衡世行资金在各国的投入规模，使得资金使用效率更少受到美国政治因素的干扰。控制中国的投票权之后，lnTrade的系数在各模型中都表现出系数规模下降同时显著性降低，这说明中国在世行影响力的提高可以制衡美国为谋求经济利益对世行投资的操纵。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模型还控制了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样本国当年在世行的投票权、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状态、政体、ln人均GDP、ln总人口、除世行贷款外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年发生激烈冲突的次数、以及年份固定效应。对于机制二，我们用国家i第t年收到的世行发展融资总额与收到的主要国家双边援助总额相比，得到该国当年世行贷款的重要性指标IMP。IMP取值越高，世行发展融资在该国当年的可替代性就越低，重要性就越高；反之IMP取值越低，世行发展融资在该国的可替代性就越高，重要性就越低。将IMP纳入回归方程，检验控制世行资金的相对重要程度之后，VTSM和lnTrade系数的年度间变化情况，结果如表5所示。与表3对比可知，如果控制世行资金相对重要性的影响，VTSM在世行资金分布中的作用还在但是效果显著降低。表现为VTSM在模型3和4中的系数仍然显著，但是数值迅速下降。lnTrade的系数在数值上大幅下降同时统计上不再显著，这说明美国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对世行资金分布的干扰不再有效。这些结果反映出丰富受援国的发展融资渠道会有效制衡美国出于经济考虑对世行的干扰。这也会削弱美国出于政治考虑对世行的干扰，但是不能被完全抵消。表5 控制世行贷款的重要性后检验美国影响的年度间变化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模型还控制了世行贷款的重要性指标IMP、样本国当年在世行的投票权、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状态、政体、ln人均GDP、ln总人口、除世行贷款外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年发生激烈冲突的次数、以及年份固定效应。结合对机制一和机制二的初步检验可以得到如下判断。第一，之所以美国对世行的影响力下降或者说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与世行的贷款分布逐渐脱节，既有中国持股比例提高这一“内忧”的影响，也有国际发展融资市场繁荣这一“外患”的影响。第二，“内忧”和“外患”都会使美国通过世行发展融资分布实现其经济利益的行为得到制衡，美国通过世行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能力的下降是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三，美国通过世行实现其政治利益的行为相对难以矫正，国际发展融资市场的繁荣只能使世行维护美国政治利益的能力下降，但是不能完全克服美国出于政治目的的干预。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上升目前可以部分纠正世行资金在各个受援国之间的分配，但是不能克服世行在选择受援国时受到的不当影响。第四，随着美国利用世行实现自身经济利益上的能力受到显著约束、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能力也被有效削弱，对于美国而言世行的“杠杆”作用明显下降，参与世行这一多边发展融资体系的成本收益对比发生显著变化。这解释了美国对世行在资金使用方面的不满及其试图对世行所做的改革。2017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多次提出要对世行减资甚至撤资、进行私有化改革等。2018年世行在美国的施压下承诺将中国等国划入一个贷款利率更高的新组别，直接提高了相关国家的发展融资成本。2019年特朗普的前经济顾问戴维德·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出任世行行长之后更多次批评“世行贷款并没有给予最需要的国家”，公开反对世行向中国贷款。这些信号意味着美国将重新加强对于世行发展融资分布的干预力度。但是新的调整和干预能够产生多大效果还很难说。本文研究表明，在因国际发展融资市场繁荣带来的外部竞争之下世行很难继续有效实现美国的经济利益，中国持股比例提高等内部因素还会加剧这一效果。即使世行通过新的改革对融资分布加强干预，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世行能够实现的美国利益会更多地体现在政治方面。第一，美国在主导世行发展融资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会干预世行发展融资的流向和力度，吸引贷款国在联大投票中采取与美国相似的立场、提高贷款国与美国的贸易规模，实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发展中国家与美国投票立场不同时，它们从世行获得发展支持的概率更低，金额也更少。但是在不同的世行融资机制中，美国的干预程度存在差异，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影响不同。由于世行框架内国际发展援助的资金流向受到定向支持贫穷国家这一政策设计的保障，更为贫穷的国家在接受世行资助的过程中虽然也会受到美国的政治干预，但是干预的会受到更多限制。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资金支持没有前者那样的机制保障，使得中等收入国家在从世行获得资金支持的过程中会更显著地受到美国出于政治目的的干预。另外，美国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对世行资金分布施加的干预在贫穷国家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并不明显。第二，从2003年到2017年间美国在世行的影响力有下降趋势。美国出于政治利益考虑对世行施加的干预在2003年到2007年间缓慢提高，在2007年到2014年间则逐渐降低。这种下降趋势主要存在于IDA的资金分布中，表明美国通过世行资助从最贫穷国家“购得”的同盟性联大投票减少了。这种特点在IBRD资金分布中没有发现。美国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对世行发展资金分布施加的影响在200年3到2014年期间表现出持续缓慢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一国的对美经贸关系与其获得世行资金支持的因果联系持续减弱。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IBRD的资金分布上，即中等收入国家的对美经贸关系与其获得世行贷款的规模逐渐脱钩。美国通过IDA资金分布实现的经济利益没有显著变化，这可能是因为最贫穷国家的可贸易品有限。第三，从影响机制来看，美国通过世行实现的政治经济利益下降，其原因既包括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影响力提升约束了美国，也包括国际发展融资市场繁荣对世行发展融资形成了竞争压力。这些因素使美国通过世行发展融资分布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得到制衡，但是在矫正美国通过世行实现其政治利益方面的效果相对较弱。国际发展融资市场的繁荣只能削弱美国的干预效果而不能完全消除，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上升目前可以使世行对各个被贷款国的资助金额少受美国干预，但是不能克服美国对于世行是否资助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干预。综合两个方面可知，世行对美国的价值势必减弱，且其经济价值将小于政治价值。第一，繁荣的发展融资市场对于保障全球发展资金使用的公平和效率非常重要，但是在机制上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多边体系中的参与权也不可忽略。中国等新兴国家参与世行治理后约束了美国对世行资金分布的政治干预，IDA的“贫穷国家指向”使其资金使用更少受到美国操纵，这些都体现了维护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价值。只有在制度上保障发展中国家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才能显著改善其发展机会、保证其发展权利。否则单靠国际发展援助市场的繁荣不能制衡美国的偏向性影响。第二，从世界银行的例子看，美国近一个时期接连退出多边机制有其深层原因。美国一直以来都高度关注自身利益、高度关注参与多边机构对美国利益的价值。在多边机构能够实现的美国利益下降的现实中，美国“退出多边”的行为不是因为某一届政府对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偏好下降，而是对参与多边治理的成本收益变化有了清晰认知。受制于国际发展融资市场的资金竞争和机制竞争，世行在全球发展资金供给体系中地位的逐渐衰落不可逆转，美国必然会通过“退出多边”或者“改革多边”来调整其成本收益。这种诉求不是短期的、试探性的，而是持续的、确定的。第三，对于世行自身来说，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背景下保持对全球发展事业的领导力变得十分困难。作为全球发展机构，世行应代表全球发展利益，同时还有其自身的机构利益，因此与美国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由于美国是世行的第一大股东国，在很长时期里美国利益内化为世行机构利益的一部分，这是世行维护美国利益的依据。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利益与全球发展利益日益偏离，此时美国可以明确把本国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上，但是世行却不能这么做。美国对此的反应是提出从世行撤资和改革世行，这会给世行的未来发展带来风险，直接威胁世行的机构利益。如果世行在过程中妥协，从此不再代表全球利益，那么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背景下，它在国际发展领域的角色将被更多的机构来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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